梁凤仪小说新解——财经外衣下的女性成长小说

盛开莉（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梁凤仪小说新解——财经外衣下的女性成长小说

盛开莉
（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摘要］脱去财经小说的外衣，梁凤仪的小说从一定意义上更像是女性成长小说。小说中的女性大都从被父权文化强行塑造的“懵懂幼稚期”走向女性的成熟，其中总是伴随着来自父权制内部的强有力的打击，以此唤醒女性觉醒。她们经受了成长中的困厄，从而对父权制意识形态形成自觉疏离甚至反叛，最终在富于勇气的挣扎和奋斗中重新建构了性别自我。从女性幼稚期的依附性存在，到经历困厄后借助商战成功来获得命运翻转，在小说中呈现为情节和结构的标准化。

［关键词］梁凤仪小说；女性成长；成长困厄

回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坛，不能不提到梁凤仪，她的创作不仅曾在香港引起轰动，就是在内地，读者市场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在出版界史无前例的盛况都使得梁凤仪备受瞩目。这其中，梁凤仪小说有个公认的标签，就是所谓财经小说。更多人关注其对于商业和文学的融汇、雅和俗的包容，少有人从性别的角度去研究她的小说。陈思和曾指出，梁凤仪小说具有固定的三部曲式叙事模式，“我觉得这个模式是千篇一律地描述了女人的三部曲A:女人依附男人生活；B男人变心，女人遭遗弃；C女性自立，与男人处于平等地位”[1]。这样的总结是中肯的，而且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一点，女性所遭遇的家庭、社会境遇以及给女人最终带来的改变是梁凤仪小说始终关注的主题。脱去财经小说的外衣，梁凤仪的小说从一定意义上更像是女性成长小说。梁凤仪的全部小说几乎都在写都市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在精神上情感上的觉醒、成长和成熟，几乎每一篇都在曲折艰难的生活和事业或爱情的变化中展示主人公的命运、性格和抉择。女性“他者”的性别境遇决定了女性的成长与男性的成长迥然相异。这也就决定了女性成长小说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特指男性的成长小说。

一、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女性幼稚懵懂期”

说到成长，是主人公从最初的幼稚走向最终成熟的过程。对于女性成长来讲，最初的幼稚除去和男性成长一致的一面，即童年期身心的懵懂以外，主要应该是指女性对于父权文化强行塑造的女性气质和女性角色的完全认同与全盘接受。由此，女性的幼稚比之男性的幼稚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意味。通常，把阳刚、坚强和理性赋予男性，将阴柔、软弱和驯顺天然地和女性联系在一起，这种截然对立、褒贬鲜明的性别气质划分，显然来自父权制意识形态。而自觉认同这种既定的女性气质，同时自觉承担这种女性气质所规定的性别角色的女性，在女性主义者的视野里，无疑是处于女性最初的幼稚期。

梁凤仪小说里始终有一位主要的女性角色担纲全篇，而这位主人公在经历一场精神上特别是情爱上的危机之前，通常处于这种精神上的“幼稚懵懂期”。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誓不言悔》中许曼明出身于金融世家，豪门名媛的身份让她轻松获得了门当户对的婚姻，过着优渥闲适的阔太生活。对于丈夫、孩子、家庭以外的世界，许曼明全然不用也不必关心。因为富足安稳的生活，她的才华早已被慵懒的生活所消磨。正如她所述:“我一直以为人生是一面如平镜似的大海，只有在漫暖的阳光下嬉戏调笑的弄潮儿，只有在清风朗月之间寄情湖海的泛舟人。”[2]在丈夫和家族的荫庇下，许曼明不需要承担任何生存的焦虑和紧张。《风云变》中的家庭主妇段郁雯，最初安分守己、随遇而安，永远都是“慢条斯理、无所谓、无所谓又过一天”，总是辛劳，却得不到亲人的认可和理解。丈夫和家人把她作为家庭中一件有用的物品。好友把她当作一个随时可以唤来唤去的谈话对象，只用来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段郁雯的她面临的生活境遇中，沦为一个完全失去存在感的人。本来，将软弱、驯顺、阴柔等的性别气质赋予女性，将勇敢、坚强、理性等的性别气质赋予男性，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给两性生理上生产出的代表男性利益的社会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却使女性自然而然地接受进而内化成认识自我、评价自我的文化心理的一部分。《花魁劫》的女主角容璧怡温柔怯懦，缺乏主见。作为小妾，理所当然地仰仗着巨富贺敬生的照顾。即便受到正妻的侮辱，也自觉满足:“这些年来，自问最大的喜悦，就是备受敬生的爱宠，因此，就直觉地认定女人至大的幸福，无非建筑在阴阳协调、鹣鲽情浓之上”[3]。容璧怡将顺从与依赖作为女性自处的唯一要求。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人公均处于精神上的“幼稚懵懂期”，即自觉地认可和扮演了父权制规定的女性角色。女性成长历程中的性别境遇，正如波伏娃所言，是成为男人世界的“他者”。而所谓的“他者”，“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4]女性这种“他者”的性别境遇是在男性主体确立自我的过程中被强制性给定的。这些女性角色通过男性、家庭、婚姻得以确立，一旦丢开，就轰然溃散，不知所终。

二、成长困厄——否定后的重生

女性的成长势必要求女性从“懵懂幼稚期”走向女性的成熟。而“女性的成熟则是对父权意识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清醒认识和自觉疏离，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女性的成长之路”[5]。这个过程是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追求精神人格的自由与独立、保持女性自我和实现自我的一大前提。然而，父权制体系以自身的强大优势，为女性界定了自我概念，完全淹没了女性本身的自我力量，使得女性很难获得对于父权意识形态的清醒认识。而对于父权意识形态的自觉疏离，就意味着女性必须具备追求精神自由和完善自我人格的意识。“父权制文化意识总是以强有力的主体姿态破除女性保存自我的壁垒，将女性排挤至客体和边缘的位置”[5]，最终，女性很难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全部可能性，也就很容易处于失败的境地。故此，相较于男性，女性的成长总是伴随着不可战胜的困厄。

女性如何才能战胜困厄，能够对父权意识形态及其运作机制获得清醒认识并自觉疏离呢？梁凤仪在她的小说里试图给出答案。那就是通过来自父权制内部的强有力的打击唤醒她的女性人物。经过命运突如其来的转折和遭遇，女性走向自身的觉醒，在自我审视和发现中重新认识自己在都市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位置。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如果不想成为“他者”，“将意味着要放弃同男人这个优越等级结盟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男君主会为女臣仆提供物质保障，会为她的生存进行道德上的辩护。”[4]女性个体之所以无法拒绝“他者”诱惑，是因为她可以借此逃避风险，比如来自经济方面的风险以及获得抽象自由后的风险，用波伏娃的话来讲，即逃避“真正生存所包含的极度紧张”[4]。如果不作“他者”的话，自由的目的与目标都必须由自己来设计。“由于热衷于扮演他者角色，女人也可能不要求有主体地位。”[4]对于女性而言，往往因为资源占有的匮乏与不确定性，而自动放弃获取主体地位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跋涉于成长之途的女性很容易在十字路口陷入彷徨，在两种选择的冲突当中，内心也不时被两种意识撕扯着：对于父权意识强塑的女性气质与女性角色，要么隐忍顺从，换取物质保障和生存庇护；要么勇敢抵制，但必须承担主体性生存全部的坎坷与挫折。很多时候，为了回避主体性生存带来的艰辛与苦痛，女性选择借助男性的力量来获得庇佑，甘愿扮演服从、依附性的角色，比如通过男性主导的婚姻和家庭规避风险，在获得保护与安全的同时，也出让了女性的自我与个体的自由。梁凤仪小说似乎在嘲讽这样的选择，她的小说里的女性在一开始统统做了这样的选择，却无一例外地面临了突如其来的变故和灾难，这种灾难要求她们必须走出来，直面主体性生存全部的坎坷与挫折。

丈夫的情变如同突然袭来的狂风，吹走了一直保护着许曼明的家庭婚姻屏障。不等她细想，生活便把她抛到了怒海狂涛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许曼明得以重新审视自我（《誓不言悔》）。慵懒封闭的少奶奶生活已然麻痹了许曼明本该扇动的翅膀，而当狂风袭来之时，她才明白，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依靠的还是自己。痛定思痛，她打算重新做起，如同那些白手起家、勤苦劳作的职业女性一样，早起晚归，重新开拓一种生活。无独有偶，从加拿大回到香港的段郁雯经历了一个女人人生中有可能经历到的全部惨痛——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欺骗、母亲的逃跑、好友的冷漠，使得段郁雯的人际世界轰然崩塌（《风云变》）。一直都默默付出的段郁雯收获到的竟是众叛亲离，符合父权制对女性气质全部想像的段郁雯，即便拿出所有的温顺和服从也没有办法来应对和解释这一切，唯一的选择是和过去的自我告别，挺身而出，以战斗的姿态来走上自我成就之路。同样，当丈夫撒手归西，留下理不清的生意、财产，正妻和其子女们的重重刁难蜂拥而至时，容璧怡才得以在这种窘迫的状态下重新回首一直以来自己的角色（《花魁劫》）。梁凤仪小说里的这些女性统统都是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而被迫去面对她们之前或者逃避、或者惧怕、或者轻视的生存真相和焦虑，在一番前所未有的痛楚中，慢慢清醒过来，在对之前的自我角色的重新审视中，获得发现，乃至怀疑，最终走向否定，带来重生般的喜悦。女性面对成长中的困厄，只有遭受这种来自外界的重创之后，才能够更加清醒地审视被父权制意识形态固化了的某些性别角色圈套，似乎才能主动抵制父权制文化意识对女性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有力强塑，对父权制意识形态形成自觉疏离甚至反叛。

三、重构性别自我——女性主体性生成

梁凤仪的小说后半部至结尾，多数呈现了女性在富于勇气的挣扎和奋斗中重新建构了性别自我，在情节上多表现为将男性对手彻底击败，挑战父权制强塑的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干练独立，强势精明的女性在精神独立的先导下获得经济上的主导权，完成了女性主体性生成的过程。梁凤仪借助财经的外衣，将走向精神自觉的女性人物放置于商战大背景下，塑造出了一批商界巾帼。

女性成长的终极目标是建构“女性个人”。一方面必须尊重性别身份所带有的独属于女性的特有的自然标识，一方面则是把自己从生物存在的唯一价值中解放出来，实现其人的社会存在价值，最终实现自由人的目的，自由选择自己的存在，掌握确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价值。这样女性才能将做女人与做“个人”统一起来“成为自我”。而女性的性别身份的社会性给女人做“个人”带来的障碍，使得女性在做女人与做“个人”之间，必然会存在冲突，如何调和与解决这种冲突也是女性成长中不可绕过的问题。“只有当女性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她会去尝试认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与她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利相关的责任。”[4]女性被父权意识形态认定为“他者”，同时又不能抹杀其主观性，因此女性也就把自己既当作客体，也当作主体，这种具有荒谬性的自我认知使女性在积极争取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为自己的依附性、被动性寻找借口。追索女性成长之路是一次艰辛之旅，只有大胆地丢弃传统父权文化压在自己肩上的种种负累，鼓起全部的勇气，冲破云层，让自己尽可能地展翅高飞，才有可能在某个时刻最终抵达。这其中，除了经济独立，更需要女性个体的精神独立和心灵自由。

许曼明在经历了女性“懵懂幼稚期”，又经历了丈夫的背叛，家庭庇佑所的倒塌之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之路。没有了可依附之物的许曼明在备尝生活独立的艰辛之时，也得到了从来没有拥有过的满足与快乐。当她脱离丈夫的妻子、大家族的儿媳等等这样的功能角色以后，获得了独立于功能角色的身份，女性作为人的存在首次得到肯定，把自己从生物存在的唯一价值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个人的需要，实现了人的社会存在价值。段郁雯在亲情、爱情、友情全部断裂之后，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投入了自我实现之路。果敢地和丈夫离婚，并且清理家产偿还了巨额债务。继而重返加拿大开创段氏食品企业，最终成了企业明星。当年懒散无知、平庸被动的家庭主妇摇身变为叱咤风云的商界巨子。《风云变》中容璧怡一改天真与懦弱，亲自接手丈夫遗下的生意。面临家族危机而力挽狂澜。最后不但赢得了贺敬生正妻一干人的感恩与敬重，还收获了新的爱情。《花魁劫》中虽然女主人公不无神话般的成功，但是却看到了女性由软弱、被动、迷惘的“他者”成为勇敢、坚定、自信的“此者”的过程，女性由被动服从的客体到完成建构性别自我的主体性生成过程，这一主体性生成的过程就是女性成长的真正价值所指。

梁凤仪借助了财经这一神奇的外衣，将这些成长路上的女性变换成商战中所向披靡的女英雄，似乎女性要在经济社会获得最终成熟，成为商界女强人是获胜的不二法门。所以，那些遭遇变故及灾难的女人们最终都以成为成功的女企业家为胜利的标志。在梁凤仪这里，女性主体性生成的过程就是女性在风云变幻的商战中披甲上阵的过程。男性在与这些女英雄的交战中，最终都败下阵来。将男性的失败来反衬女性的成功，是惯用的手段。在梁凤仪的小说里，男性成为女性成长路上变相的助推力和映衬背景。易祖训、易君如败给汉至谊，洋行大老板列基富成为女强人孙凝的对手（《世纪末的童话》）；容璧怡令贺少聪一败涂地，随后又显出大度，网开一面，放人一马《花魁劫》；曾经受尽杨慕天欺骗和出卖的庄竞之，在复仇之路上越战越勇，直至把杨慕天玩弄于股掌之上。对女性形象的英雄主义处理，男性形象的简单化、程式化的处理，使得小说女性成长叙事在审美效果上不免显得肤浅与生硬。这种明显的矫枉过正、抑男扬女的作法也从侧面隐喻了女性成长历程的艰难性与复杂性，似乎只有在女作家异想天开的文本建构中，女性成长才能够成立。

总的来说，梁凤仪小说中的女性成长具有鲜明的模式化倾向，女性人物命运的相似性规定了小说发展的方向和基本路径，从女性幼稚期的依附性存在到家庭及人际危机带来的困厄，以及借助商战成功来获得命运翻转，在小说中呈现为情节和结构的标准化。究其动因，模式的标准化减少了读者阅读时的障碍，能在短时间内集中满足读者的审美欲求，作为商业性的策略最大限度地争取读者。梁凤仪小说从写作到出版发行，到读者反馈，曾经成为一个商品时代的成功案例。当年的“梁旋风”奇迹也在于梁凤仪区别于传统作家的全新创作方式以及营销包装手段。梁凤仪本就是商业社会实践中的成功女性，她的身份早就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她善于在自己确定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契合点上制造产品。大量快速地生产作为自己的思想、情感、经历翻版的小说，顽强地表现自己。比如，因为自身的成功，她对小说中的女性过于自信，导致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性生成的过程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却并不影响她失去女性读者，恰恰相反，这样更容易为女性读者带来精神寄托。

[参考文献]

[1]陈思和.现代社会与读物兼谈梁凤仪的作品[C]//程乃珊,周清霖.上海人眼中的梁凤仪——梁凤仪作品评论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23.

[2]梁凤仪.誓不言悔[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52.

[3]梁凤仪.花魁劫[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46.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 ].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5,16,17,771.

[5]高小弘.“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清理与界定[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4-55.

[6]高小弘.成长如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梁凤仪.梁凤仪财经小说文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1-30.

（责任编辑：任屹立）

New Interpretation of Liang Fengyi's Fem ale Bildungsrom an Novels in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e and Econom ics

SHENG Kai-Li
(School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Lanzhou 730030，Gansu,China)

Abstract:Taken off financial novel coat，Liang Fengyi's novels in a certain sense is more like Female Bildungsroman novels .Women in the novel are mostly from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force shaping“ignorant childhood”to mature women, which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a powerful blow from the patriarchal system，in order to awaken female characters.They experienced growth in distress, thus forming a consciously alienated and rebellion of patriarchal ideology.Finally，in the struggle and struggle of courage to reconstructed their gender.The attachment of female juvenile stage to overcome distress and the life overturn through business success reveal a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lot and structure.

Key words:Liang Fengyi's novels；female growth；growth disorders

［作者简介］盛开莉（1980-)，女，甘肃武威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女性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6-25［网络出版时间］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6)01-01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