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藏书楼的精神空间及其四重维度——观《南湖藏书楼纪事》所感

刘芳



南湖藏书楼的精神空间及其四重维度——观《南湖藏书楼纪事》所感

刘芳

刚拿到《南湖藏书楼纪事》（余三定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我便兴奋地翻看到深夜，看完之后便是幸福地安睡。可是，其后的十几日，我却日日不得安眠。我开始思索“南湖藏书楼”这座楼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维度及其人文内涵。

关于南湖藏书楼的基本情况，笔者想要先行隐去，以便读者可以将目光更好地聚焦在本文所要揭示的精神层面当中，对南湖藏书楼的基本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在《南湖藏书楼纪事》的姊妹著作《南湖藏书楼》（余三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1月第1版）寻得更为详细的记载。

南湖连洞庭，文脉承千古，邀得后来者，共品宝书香。南湖藏书楼楼主余三定先生以书为媒，曾在此举办过各类活动，诸如学术交流、座谈、阅读会等，这些雅聚换一个名字，便是沙龙。南湖沙龙虽没有欧式沙龙客厅、酒会的形式，但却发挥着欧式沙龙的功效，思想交流、学术碰撞的火花为南湖藏书楼增温。余先生不藏金、不藏娇，唯爱藏书，实书癖、书痴也。余先生自许“快乐书生”，可旁人眼里，余先生绅士无疑。

办一个沙龙，象征绅士文化；修一座藏书楼，则代表士绅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南湖藏书楼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关于这些，读者可从《南湖藏书楼纪事》中获得更多的体悟，书内讲话稿如李元洛先生的讲话稿，楼主文章如《藏宝不若藏书》，文友文章如黄维樑博士的《万卷藏书皆自得》，还有会议发言中的文章、访谈记录、活动报道，一并墨宝题签，如叶朗题词、卢永磷书联，正可谓众声合唱，多声共鸣。读者可从不同的人、不同的视角走进南湖藏书楼。可是，如您依然感觉无法全然把握南湖藏书楼的全部，这个遗憾倒令想象有更为广阔的发挥空间。

总之，如果说《南湖藏书楼》是从共时的层面呈现了南湖藏书楼的面貌，那么这本《南湖藏书楼纪事》则通过历时的层面向读者展示了南湖藏书楼的成长过程及其精神维度。余秋雨先生认为藏书实乃忧虑之事，然而却又令人向往，“有时，窗外朔风呼啸，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帘，坐拥书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详。是的，有时我确实想到了古代的隐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余秋雨《千年文化》，中国盲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25页。）那么，南湖藏书楼又隐藏了怎样的精神空间呢？接下来，不妨通过南湖藏书楼所呈现出的四个精神维度进入其中蕴藏的精神空间。

一、南湖藏书楼的四个精神维度

南湖藏书楼所营造的精神空间令人向往，综合来看，其精神空间是基于四条文化主脉而形成的，分别是：南湖藏书楼所体现出来的具有绅士文化内涵的精神维度，具有中国传统士绅文化实质的精神维度，具有湖湘文化传承的精神维度以及南湖藏书楼所具未名情怀的精神维度。

（一）绅士文化与南湖藏书楼

余三定先生读书用力甚勤，尤其酷爱藏书，并以书会友作为人生第一乐趣。他自许“快乐书生”，可是，旁人看来，余先生绅士无疑。南湖边上，书香佳丽处，南湖藏书楼里，能无君子、绅士乎？绅士者，谈吐举止，风雅有礼。余先生雅藏、雅赠、雅会、风雅并儒雅，怎一个“雅”字了得。

“绅士”的称谓，早在希腊时期便存在，那时候专指长相俊美出生高贵的人，而后罗马时期，绅士成为责任心贵族的代称。绅士的英文单词“gentleman”是法语词“gentilhomme”的派生词。英国的绅士文化一方面继承了希腊、罗马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成为了具有自己民族特征的文化。从15世纪开始，社会阶层开始流动，一些贫民跻身成为了绅士，到19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绅士化运动，对全世界各国城市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其身份特征和文化品格上来说，绅士文化是一种以贵族精神为基础，融合了各社会阶层价值观的文化形态。绅士是个人气度的呈现，也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定位。绅士文化则是依托于这个独特的群体所形成的审美文化的外在表现。它不仅包括一种气质、一种风度、一种价值取向，更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审美生活方式。传统的绅士文化是强调阶级的，现代社会绅士化的背景下，绅士文化基于贵族精神，一方面是对传统的维护，另一方面也包含社会各阶层对贵族精神的修改。最后，以一种行为方式的模式和标准替代了出生本身，也就是说，只要你的行为方式符合绅士的标准便可成为绅士。总之，现代绅士文化是在工业文明和基督教新教伦理的背景下产生的，是经由社会各阶层共同认可的一种理想人格范式。

随着绅士文化产生的便是各种类型的沙龙、聚会。中国近现代，也有一些著名的学术沙龙。例如，林徽因家的沙龙，还有著名文学史家、“北大中文四老”之一的王瑶先生的家庭式沙龙和学生“学术聊天”。王瑶先生的弟子陈平原教授曾在文章《听君一席话》（《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5日）中深情回忆了自己跟王瑶先生“神聊”的情形。他感言跟王瑶先生学习，最大的收获并非具体的知识传授，而是对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的“神聊”，陈平原先生由此学会了与书对话。上述都可以称为这种文化的独特代表。余先生以书为媒，曾在南湖藏书楼举办过各类活动。南湖沙龙虽没有欧式沙龙那般豪华的客厅、浮夸的装饰、繁盛的宴会，但她装饰得无华质朴，她严整的书架、墙上的字画以及透过泛黄的蓑纸散溢着的墨香，能为智者的思想交流、严谨的学术碰撞和寻找静谧而不得的、高傲的灵魂，提供一处宁静的港湾。

（二）士绅传统与南湖藏书楼

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当中，士绅传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整体进程，尤其是敢开风气之先的湖湘士绅们。现今社会，士绅阶层存在的土壤消逝了，但是士绅传统、士绅理想、士绅文化却依然存在着。

虽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可藏千书拥万籍，不啻为阅读提供了便利，且拥千书藏万籍总是令学人艳慕的。事实上，拥书万卷，一旦上升到了“藏”的层面，文化象征的意义势必超越实际使用的功能。纵观中国古代藏书楼，无论官藏、私藏都是如此，《永乐大典》便是极好的例子。明朝初期，《永乐大典》编撰完成，并未对世人开放，反倒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私藏“天一阁”为了更好地保护图书，进出天一阁要由多人分别来打开一道一道的锁，程序如此复杂，管理如此森严，阅读总是不便的。所以中国古代藏书楼，一般不对公众开放或者对公众开放得很有限，这就注定了中国的藏书楼从建立伊始，并不注重书的实用功能，如此，倒是突显了书的神秘性、神圣性。在中国历史上，民众对书向来视若珍宝，

藏书确实令书更神秘神圣，“藏”字保藏爱意，是一个人趣味与兴趣的体现，也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的表征。这一切可以从《南湖藏书楼纪事》的字里行间中觉察出来，也可以从余君三定与朱平珍女士的身上直观地体悟到。

余君谦逊，平珍女士淑慧，好客令人温暖，待客使人心怡。一座城因此更添了几分灵韵与豪迈。

（三）湖湘文化与南湖藏书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塑造一方人。湖湘文化源于战国时期的楚越文化，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神秘、热烈和奔放。南湖连洞庭，湖湘文化深入自然，深入南湖之中。近代以来，湖湘文化异军突起，乡贤崇拜和对乡邦文化的整理，使湖湘文化构建起一个完整严密自成体系的多层次文化系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子弟、湖湘精英。王夫之、曾国藩便是这一地域文化精神特质所熏陶孕育的精英人物。至今，湖湘文化俨然成为了对社会行为仍然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

湖湘文化具有强烈的变革意识和忧患意识。正如刘纲纪先生在《南湖藏书楼纪事》序言当中指出的：南湖藏书楼的修建在我看来，这部书绝不只同他所创立的南湖藏书楼有关，更重要的是同我们全社会都应予以充分关注的藏书、读书问题有关。的确如此，修建南湖藏书楼是余先生的个人兴趣爱好不假，可是另一方面，又包含着余先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湖湘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贯融精神。历史上，湖湘文化曾与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不同地域文化之间、不同学派文化进行融合，具有强烈的包容性。可以说，这一点也是湖湘文化颇为突出的特点。余先生所修建的南湖藏书楼兼有绅士文化与士绅文化的特点，并融合未名文化与南湖文化，正体现了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这一特点。

（四）未名文化与南湖藏书楼

爱不爱一所学校，一来图书馆便知；爱不爱一座城市，有藏书楼你如何不爱。在南湖边上，有南湖藏书楼，南湖藏书楼有楼主，楼主余三定，《云梦学刊》主编是也。未名湖边，《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快乐的忘年交，皆因书香结缘。谈到南湖与未名湖，都是如此富有灵性，充满激情，二者从来都不缺乏追求……这些，走进便可感知。北大的心胸历来博大宽阔，而年长者也不拒年轻的朋友，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在近代历史当中充满力量的字眼，在《云梦学刊》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这段“忘年交”的身上恰寻得了宝贵的身影。另外，余先生与北大有着不解的情缘，余先生和平珍女士先后在北大访问学习，余先生曾跟从叶郎先生学习。平珍女士回忆，现在藏书楼还珍藏有北大中文系卢永粼老师当年为她批改过的作业。

藏书楼具有两大特色:一是余先生专门设置了作者题签本的藏书室；二是余老师一家出于对北大的那份真挚厚爱而设置了北大版的藏书室。我还留意到，这两个特色藏书室门前都是北大资深教授、著名美学家杨辛先生的题词，分别是“墨缘书香”与“燕园翰墨”。未名湖原本是平凡的，南湖原本也是平凡的，未名湖的不平凡和南湖的不平凡源自于未名社、南湖学人引领新潮、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源于蔡元培先生和北大历代学子所铸造的北大精神以及历代湖湘学人的努力和执着。藏书楼里，昂扬的人文精神矗立着，由此来看，余先生的藏书楼不啻为中国传统仕人精神的一次悲怆的招魂。

总之，遭遇南湖藏书楼是一场难得的精神之旅。不同的维度，便是不同的风景。

二、南湖藏书楼四个精神维度之间的关系

南湖藏书楼的精神空间由以上四重维度构成，这四重维度相互衔接构成了南湖藏书楼更为重要的三层文化肌质。纵观历史上著名的藏书楼，“世学楼”“淡生堂”和“天一阁”之所以能够享誉海外，不只是其在器物层面上保留的珍本、善本，更在于这些藏书楼透过历史的长河所散发出的文化气质和感召力。不断影响着、感染着无数的读书人，成为了无数文人学者的精神殿堂。当代藏书楼要发展，必然要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建构自身独有的文化品格。

（一）在绅士文化与士绅文化之间

绅士文化源于西方，士绅文化本土所生。绅士文化和士绅文化，都是从民间发展而来的，并渐成主流。绅士文化一方面是贵族文化推行过程中去身份化的运动；一方面又是贫民精神、文化、生活方式提升的过程。近代以来，绅士化的运动是对贵族文化与贫民文化之间的调和。士绅文化则不然，士绅文化是对皇权文化的补充，在皇权难以发挥作用的乡土之地，士绅便是当地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一方具有精神凝聚力的人物。无论是绅士文化还是士绅文化，都受到社会普遍的推崇。

无论是绅士还是士绅，都是社会当中理想的人格范式，具有典范作用，和强烈的社会影响力。一方面，绅士文化是浪漫的，具有儒雅和礼乐的风度与气质。余先生是浪漫的，办藏书楼是浪漫的，余先生和平珍女士结于读书时，现如今余先生和平珍女士的浪漫便是幸福地生活在共筑的藏书楼中。见过三定先生和平珍女士，许多人的印象都是三定先生真诚，平珍女士温暖，夫妇二人温雅有礼。另一方面，绅士文化在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是代表中产阶级的，相对封建社会的贵族而言，是社会发展的新兴力量和未来的主流。甚至在西方城市化的过程中，绅士对贫民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费孝通所研究的乡土社会当中，便发现了这一点。“有人说中国虽没有政治民主，却有社会民主。也有人说中国政治结构可分为两层，不是民主的一层压在民主的一层上边。这些看法都有一部分近似，说近似而不说确当是因为这里还有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的，又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质的权力，或是说爸爸式的，英文里是Paternalism。”（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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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绅士文化沙龙所具有的开放性弥补了中国传统藏书楼文化封闭性、私密性的不足，同时，又保留了中国传统藏书楼所具有的神圣性特质及其文化象征的意味。总之，士绅文化作为中国士文化的呈现方式，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仕人的理想。而绅士文化又符合现代人的生存和交流的方式，当南湖藏书楼将这两种对立的精神维度融合于南湖藏书楼这个物质实体当中时，便获得了实在的存在方式。绅士文化到士绅文化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外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传统价值观的维护，另一方面，也包含社会各阶层对贵族精神的修改。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当中，士绅传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整体进程，尤其是敢开风气之先的湖湘士绅们。现今社会，士绅阶层存在的土壤消逝了，但是士绅传统、士绅理想、士绅文化却依然存在着。

南湖藏书楼一方面从历时的层面承接着中国传统的士绅文化，另一方面，南湖藏书楼从共时的层面为当代藏书楼加入了新的文化内涵，那便是西方绅士文化的精神。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南湖藏书楼早已成为了一种文化精神的表征。

（二）在湖湘文化与未名文化之间

谈到湖湘文化和未名文化，无论是英国的“湖畔诗人”、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还是我国的“江湖诗派”“湖湘文化”和“未名湖文化”，都是将湖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来研究的。比较来看，“湖文化”作为中国文化逻辑中的重要节点，具有着显著的特征：首先，“湖文化”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文化；其次，“湖文化”的发展需要以地方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作为支撑；再次，“湖文化”本身具有着很强的包容性。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无论是燕赵悲歌，还是杭州的莺声暖语；无论是学士的铜琵琶、铁绰板，还是三闾的巫鬼神女，都表现出了很强的地方文化品格。由此来看，正是“湖文化”在不断地建构着中国大河文化的架构和肌理，才使得中华文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仍然能够保持着独特的文化品格，或许，这就是中华文化历经千古和无数的浩劫，却未曾断绝过的原因吧。

五四传统与湖湘仕人的精神一脉相承，崛起于救亡图存之时，都敢为天下先，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追求。这些精神在当今社会当中依然不落后，事实上，是我们当今社会缺乏的。“大多数藏书楼创立的初衷是为了在科举竞争出奇制胜，而开放性则与之冲突，实际上是苛求藏书者资助竞争对手。在读书求仕的观念下，封闭性几乎成了古代藏书楼的本质属性。”（方嘉珍、史芳树《古代藏书楼封闭性的思想根源探析》，新世纪图书馆2013年第8期，第57页。）正如刘纪纲先生在《南湖藏书楼纪事》序言当中所写到的：余先生的藏书楼并不只是为了藏书，而是为正社会读书之风气。笔者十分赞同，而且认为，余前辈修南湖藏书楼多为后人，为青年学子而修。

（三）在平淡与超越之间

南湖藏书楼的这四个维度是各自成立的，亦是相容共存的，且融合得自然完整，这便是平淡的玄妙之处。因其平淡，所以美才得以如此清晰地显现。因其平淡，南湖藏书楼才会在不同的平台之间自由地切换；因其平淡，南湖藏书楼才更富生命力；也因其平淡，南湖藏书楼更富有了诗的意味。

无论我们从南湖藏书楼身上感受到的余先生是怎样的，而余先生称自己为“快乐书生”，一份平淡的回归，是暖心的质朴。或者说，余先生和朱平珍女士历来都是平淡、谦和的。这份平淡是因为他们对生活保持了一份难得的真诚，因此，两位楼主可以如此本真活着。

现如今，南湖藏书楼更是多了两位小楼主：三岁多的童心和九个多月的童乐。童心在藏书楼里快乐地玩耍，童乐在藏书楼里不时地发出“呵呵”笑声……

南湖藏书楼静静地融合在周围的环境里，没有人来的时候，她平平淡淡，有人来的时候，她快快乐乐。读书人的生活，就是这样，颇能享得众乐乐，也能安于独乐乐。无论是绅士文化还是士绅文化，亦或本土的湖湘文化和岳阳、南湖的地理人文，都融合在余先生和平珍女士的这份平淡里，而其在社会生活中，又不经意地发挥着自己文化的影响力。

南湖边上藏书楼，隐匿在周围的屋舍之间，但是她又是显现的，书香四溢，闻香可识楼。我常把南湖藏书楼看作一个艺术品，一个生活化了的装置艺术品。因为南湖藏书楼在隐匿与显现之间张力地存在着。时而，南湖藏书楼生活化地存在其间，与周围的风土民情融为一体；时而，南湖藏书楼又将自己与周边完全地区别开来了。可他们却就这样实然地存在着。

如若将南湖藏书楼的精神维度从其肉身之中剥离开来，那么，南湖藏书楼既有绅士文化的精神维度，又有士绅文化的精神维度；既有湖湘文化的精神维度，又有未名文化的精神维度。可是，事实上，南湖藏书楼的精神维度与其肉身又张力地存在的。南湖藏书楼充满张力的存在方式，使得南湖藏书楼如此艺术地存在着。

最后，笔者要谈一下余先生对“读书”“藏书”的理解，“我讲的读书，广义上应该包括读书、藏书、著书，藏书里还包括购书和赠书。我要通过这样三个途径来实现快乐读书。”（余三定《我的快乐读书观》，《云梦学刊》2009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11期转载。）读书、藏书原本平常事，而当它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对人生的理解时，便获得了内在的超越性。

三、结论

南湖连洞庭，文思接千载，余君三定与平珍，共筑藏书楼。南湖藏书楼16岁了，这些年来，文人墨客多登楼留字，多登楼而著文。影响较大的有龙协涛先生的《南湖藏书楼记》，文字典雅优美，可谓一赋赛千文。另外，因着南湖藏书楼的因缘，余先生与平珍女士所举办的各种读书会、研讨会、讲座，吸引了不少优秀年轻的学者，也影响了不少优秀的年轻学者，为学者更好地交流提供了一个愉快的平台。

在我的意识里，“藏书楼”这个词汇只存在于历史小说里，如今，读完《南湖藏书楼纪事》，一座私人藏书楼就这样蹦蹦跳跳地钻到了我的意识里，且她就在美丽的南湖边上。我知这藏书楼平淡却不冷清，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学者，书法家、画家，这样热热闹闹地许多年。接下来的一周，我陆陆续续地把脑子里关于南湖藏书楼所想到的搬到了纸上，昨日，又因回乡看望老家的人、老家的宅和老家的地，触景生情。不管城市的生活如何日新月益，在山里的宁静中依然操守着一份执着的守候，我便有了这份精神层面的感悟。

我想，土地，是让一个农民安心的根本；书籍，则是一个文人、一个知识分子最好的家园，一座藏书楼更是文人最好的灵魂栖息地。斯楼并非你所看到的那样，只有当你完全地放空自己，放下自己的姿态，谦卑地走进她的时候，你才能听到冥冥中那与时代脉搏共同的颤动、呼应着的声音，或许，这就是繁杂的社会中一座藏书楼的担当，这也便是读完南湖藏书楼我安然入睡的原因吧。

（刘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