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诗的丝路元素与乌托邦化中国形象

卿琛， 曾繁健， 林婷

（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 赣州341000）

“丝路”一词最早来源于德国学者斐迪南·冯·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著作 《中国》:“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1]随着时代的发展，丝绸之路渐为世人所知并广为传播，成为丝绸、漆器和玉石等对外物资的输送要道，同时也扮演着东西方文化、思想交流的枢纽角色。英诗中很早就有关于丝路的品评，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丝路形象，虽风格迥异，但范式特征明显，主要包括：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褒贬并生的中国形象，其中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结构范式最具稳定性，堪称英诗中有关中国形象呈现和阐释得最为鲜明的代表。基于此，当代探究英诗的丝路乌托邦中国形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意在为丝绸之路的复兴和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渐传播提供更好的媒介和软体实力的支撑，从而更好地提升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舞台上唱响“中国好声音”。

一、丝路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相关研究

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在卫青、霍去病大退匈奴后，当时国家繁荣富强，百姓安居乐业，艺术和科技等领域辉煌灿烂。《汉书·食货志》：“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2]为宣扬国威，汉武帝刘彻命张骞二度出使西域，并将随行携带的丝绸、玉石、瓷器等物品赠予沿途诸国，以示友好。于是质量上乘、轻薄柔顺的丝绸，迅速成了欧洲上层人士手中的香饽饽，享受着价比黄金的追捧，被誉为 “东方绚丽的朝霞”。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古代的西方学者主要通过“丝路”这个磅礴的传说来认识遥远的“丝绸国度”——中国。

Utopia（乌托邦），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首次提出，它是一个音译词，较好地融合了汉语言文化背景，可理解为“不存在的，可寄托期望的国家”。乌托邦的精神内核在于它不受现实范围的约束，亦不受参照对象的局限，从古至今，自内而外。在幻象丛生的跨文化交流中，西方现代思想中的“中国”，处于西方现代性的社会期望与审美期望之间，与其说是一个现实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表达特定文化批判立场的乌托邦[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了不少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著作。这些著作发掘史料、描述现象、介绍西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观念领域、不同文本中的中国形象[4]。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搜索查询，发现目前国内学界大多聚焦于分析中国文学中的丝路形象，而针对以丝路为切入点，探讨西方人对乌托邦中国形象及其内置的丝路元素和丝路印象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大致来说，现阶段国内外学界对英诗中国形象的研究偏少，且大多与英语文学、意识形态、他者形象等方向捆绑在一起。基于前期对丝路相关的英诗和英国文学作品的大量研读，借助Poetry Foundation、Poetrysoup、Poetry Hunter、Australian Poetry Library等网站和数据库，并结合谷歌学术搜索引擎，以“silk road”“silk routes”“the road of jade”“the road of silk”等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搜索，抽取其中30首丝路英诗作为样本，以跨文化形象学为理论指导，内容分析为方法论，对英诗内含的丝路元素及其代表的乌托邦中国形象进行质性分析。

根据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理论，中国形象在两个极点游动，即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它们帮助西方人确定了他们自己存在的位置、意义以及他们历史的起点和终点[5]。按此推论，丝路英诗应该存在一些乌托邦中国形象，它是国外中国形象塑造的文学范式。通过对样本英诗的分析，结果发现：丝路乌托邦中国形象集中表现为以下三个特质，即治愈圣地、异国情调、中西交流。而这些中国形象，从来都不是真实的中国形象，它们是被美化的、乌托邦化的集体想象物，从“西方现代性自我构建的乌托邦化他者”意义上说，它们是西方自我的“他者”的镜像[3]。由此可见，乌托邦化中国形象，不过是西方为了自我改良和革命的参照物，是一种欲望的精神幻想。及至具体的英诗内容，上述丝路符码大量存在，诗人们或含蓄、或张扬表达着对中国的称赞，有些恰如其分，有些则是西方在自我失落的情境下，展现对中国“他者”近乎幻想的褒扬和神往，其中大多可归为乌托邦化的中国器物形象及乌托邦化的中国精神形象两大方面。 比如“Seres”(赛里斯人）是个语调缠绵的单词，是古希腊、罗马帝国对古代中国人的美称，其词源来自顺柔适体，轻薄滑爽的“silk”（丝绸）。公元前5世纪，希腊学者克泰西亚斯（Ctesias of Cnidus)的作品中就曾出现过赛里斯人的踪影。在罗马帝国“黄金时代”诗人的笔下，维吉尔(Virgil）不禁发问“赛里斯人是如何从树叶上采下纤细的羊毛的呢?”贺拉斯（Horace）和奥维德（Ovid）也提及“赛里斯人的坐垫”和“赛里斯人的面纱”，诗人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更是直接使用“赛里斯织物”(serica)来命名丝绸[6]。

二、英诗乌托邦化的中国器物形象

印度诗人拉迦·南迪（Raj Nandy）在诗作《丝路故事》（A Story of the Silk Road）的开篇就将中国的丝绸与苏美尔人（Sumerians）的楔形文字（cuneiform writing script）相提并论，高度称赞“丝绸”是让后世叹为观止的伟大奇迹。全诗气势恢宏，尘封的历史扑面而来，包含诸多丝绸、玉器、漆器、瓷器、纸张、火药等丝路元素和意象，谱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丝路史诗。诗人将丝绸之路的命名归因于丝绸是早期运载史上最珍贵的商品。诗中描绘了罗马人对中国丝绸的疯狂迷恋，罗马贵族不仅钟情于丝绸的丝质滑感、轻柔飘逸，更将其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作为奢侈品市场中最高端、最具影响力的商品，当时的丝绸衣服单价高达300银币(silver denari），相当于一个罗马士兵辛苦工作一整年的薪水，名副其实的“价比黄金”。据罗马学者普林尼估算，当时每年约有一亿枚罗马金币随着丝绸之路贸易流入赛里斯国、印度等东方国家[6]。正如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自然史》中记载：“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7]丝绸，作为古时中国手工业乌托邦形象的杰出代表，无论从其质感和花样来说，都令其他纺织品望尘莫及，因此得以世界闻名。

美国诗人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在《舞蹈》（Dancing）一诗中写到“火药是在两千年前的中国发明的”，“12世纪中期，火药武器——火枪（firelance）的最早绘图出现在丝绸之路（敦煌）的丝绸旗帜上”。在诗人笔下，从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中，西方人认识到在有限的空间内火和矿物 （mineral）能够产生能量，随后在充分利用水火之力的基础上，希腊的数学家发明了蒸汽动力涡轮发动机，而后逐渐发明了大炮、步枪、机枪等武器。诗人在讴歌中国发明造福于世界的同时，也描写了西方国家大肆使用枪药发动战争，进行殖民扩张，给世界人民带来的负面影响，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耶利米·李卓成（Jeremiah Cho Shing Lee）在他的诗歌《丝路传说》（The Tale of the Silk Road）中将丝绸之路比喻成是有史以来最长、最伟大的画廊，丝绸、瓷器等中国的奢侈品成为荣耀的象征，同时，胡椒、黄瓜、葡萄、石榴等大量的食物和香料流入中国；赞美造纸术和印刷术改变了世界，尤其是纸张的问世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促进了古人讯息的快速共享。在纸张出现之前，普遍的文字载体不是造价昂贵就是工序繁琐，且刻录效果并不理想，极大地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关于中国印刷术的“东学西传”在历史上亦有迹可循，如波斯的仿“至元宝钞”纸币，历史学家拉施德的《世界史》和巴纳卡地的《智者之园林》作品中对雕版印刷术一路记述、一路传播 。随着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西欧在14世纪普遍改用纸张抄书，在15世纪初开始采用雕版印刷。可以说，以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乌托邦形象，极大推动了人类知识信息的传播，促进了欧洲的思想解放和丝路沿线地区的社会文化交流。

《丝路之旅》（Silk Road Journey）由查尔斯·伍（CharlesWoo）所作，他以心灵之旅的方式，刻画了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丝路文化景观遗产。诗人描绘了孤漠大雁似军队般栖息在秦朝的城墙之上，置身其中，一眼千年，不禁赞叹嘉峪古关的坚固雄伟和建筑工匠的巧思慧智与精湛技艺；古老的黄河水上，往来的皮筏如扁舟般随波漂荡，抒发了诗人“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情怀；除此之外，沙丘倒影、月泉映出、敦煌壁画 （Dun-huang frescoes）、火焰山、山顶湖等丝路景观在诗中皆有体现。大卫·道林(David Dowling)在诗歌《万里长城》（GreatWall）里浓墨重彩地介绍了长城的历史由来和功能作用，称其为传说中的奇迹，“天下第一要塞”（The First Fortress under Heaven），“沿着丝绸之路蜿蜒延伸，从嘉峪关一路西行直至龙首”（Journey the silk road and watch it stretch/westward of Jiayuguan to the dragon’s head）。 诗人以西方人的认知思维，惊叹于长城的雄伟浩大和绵延起伏，感慨于这座跨越千年的伟大奇迹，它是丝路兴衰的历史见证者。“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长城作为丝路文化景观和中国建筑乌托邦形象的代表，一直以来都是丝路得以千年不息的忠诚捍卫者和守护者。

美国诗人利安·埃尔（Leigh Ann E Heil）借助诗歌《丝绸之路》（Silk Road）提到了东方美丽的夜晚以及那里无尽的珍宝；奥斯卡·汉森（Oskar Hansen）也在诗歌《丝绸之路》（Silk Road）中称赞中国璀璨辉煌的玉石文化；爱普·蕾妮·泰勒（April Renee Taylor）在诗歌中则以“丝路”为题，想象爱人身着丝衣、佩戴珠宝的模样，将融融的爱意与归乡之心切娓娓道来；诗人艾琳·谢恩（Aileen F Shane） 更是在诗歌 《丝路幻想》（Silk Road Fantasies）中表示想要驰骋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用自己带去的精油和香水去交换翡翠等稀有珍宝。西方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充分展现了对中国珍宝的浓厚兴趣。《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契丹国，繁荣昌盛，物产富饶，盛产五谷和美酒，有数不尽的丝绸和遍地黄金。“那个国家里，大汗有着世界上最雄伟的宫殿，宫殿的大厅有着24根金柱，最上头的宝座由宝石和珍珠做成，就连登上宝座的台阶也是用各种宝石铺就，镶嵌着金边。”[8]珍宝、玉石等中国繁华乌托邦形象，激起了整个欧洲的无限想象，诱惑着欧洲人不畏艰险，誓死踏上前往东方探险的路途。

结合英诗中出现的诸多丝路乌托邦化的中国器物形象可见，西方诗人将“举世无双的荣誉”让给一种遥远的异教文明，这种明智与勇气在西方文化历史上具有多重意义[4]。从中折射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最初的岁月中基本上是被美化的、乌托邦化的。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的桥梁，丝路由沿线多民族共同创造，各种文化产品、科技成果和奇珍异宝在此互通有无，不仅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繁荣和兴旺，也体现了和平开放、共享甘甜的友谊精神。

三、英诗乌托邦化的中国精神形象

乌托邦化的中国精神形象大部分以中国人爱好和平、崇尚自由、勤劳智慧、自强不息等良好品性为主体。在西方人的认知思维里，中国人民遵循儒释道的教义，将这片沃腴之地变为闻名遐迩的礼仪之邦。中华民族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得益于中国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早在罗马帝国时期，著名史学家马塞里努斯在《历史》中赞美中国人热爱和平：“赛里斯人完全不懂得进行战争和使用武器；相比较冲突与矛盾，赛里斯人更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领悟禅道茶道，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和睦相处的邻居。”[9]诚然中国人有着一种混同于宇宙的悲悯，他们不嗜好战争，是人类中最有教养，最能自爱的民族[10]。印度诗人拉贾尼·阿迪卡里（Rajani Adhikary）借由《丝绸之路》（Silk Road）一诗，称赞中国的织物里没有死亡，他们眼中没有肤色差异和种族歧视，古老的中国人人性中没有任何野蛮、残忍的东西，他们善良和睦，温润如玉。而且诗人怜悯丝绸之路上的国家被迫沦为殖民地，谴责西方国家的残忍掠夺。诗中歌颂赞美中国爱好和平的思想，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有条不紊的生活秩序，强烈不满甚至是谴责西方国家因为利益冲突、宗教信仰分歧、肤色差异肆意发动战争，置人民于水深火热。苏格兰诗人埃德温·摩根（Edwin Morgan）在诗歌《在无情的沙漠里》（In the Stony Desert）中感叹中国人的友好宽容和博大胸怀；诗人基斯·切尔斯切尔(Keith Trestrail)更是在诗歌《咆哮》（Rant）中撕心裂肺地咆哮和指责西方的工业主义和虚无主义，因为它们的入侵，毁坏了诗人心中渴望和向往的神秘丝绸之路。彼得·杜根（Peter Duggan）在诗歌 《超乎理解的和平》（That Peace Beyond Understanding）中称丝绸之路是一条和平之路，它让世界充满超越一切的平和，隐喻西方侵略者让世界“乌云密布”，深陷“黑暗的泥潭”，丝绸之路才是和平的“天使”，驱散空虚阴影的黎明曙光，在所有欲望死亡之后绽放的那朵莲花。

诗人莱纳·高蒂尔(Line Gauthier)在诗歌《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中大胆讴歌伟大的成吉思汗精神，反复强调无论环境多么严酷，土地如何贫瘠，崇尚自由、勇往直前的基因永远流淌在这个丝路民族的血液里。伊朗裔诗人纳西·法沙拉奇（Nassy Fesharaki） 也在诗歌 《丝绸之路》（Silk Road）中勾勒了一幅乌托邦化的田园祥和晚景图，男耕女织、采桑纺绩、孩童嬉戏，描绘了勤劳的中国母亲形象，赞颂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善良、仁慈大方和乐于奉献。

四、英诗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成因

英诗之所以会以丝路元素为描述对象，对中国形象多加美化，其背后成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1750年前的中国相对强盛。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里，西方饱受战乱分裂之苦，中国始终保持着平稳发展的整体态势，这恰好诠释了乌托邦化中国形象范式塑造的成因。尤其隋唐时期，市场结构从封闭型逐渐向开放型转变，政府对城市生活的时间限定相对宽松，一度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繁华夜市。如刘肃《大唐新语·文章类》云：“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火之会，金吾弛禁；贵戚及下里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人皆赋诗以纪其事。”可见，那时的中国国泰民安，夜市生活热闹非凡。相较而言，即使在强盛的古罗马时期，只有拥有护卫队的富人才敢在夜晚出行，毕竟那时的西方强盗横行；因此，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不无诙谐地说，不留下遗嘱而晚间赴宴，会被众人戏谑调侃的。

第二，中国是西方异国情调遐想的产物。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写道，东方几乎是欧洲人主观想象的结果，她自古以来就是罗曼蒂克、异国情调、美丽风景、难忘回忆、非凡经历的典型符号[11]。异域情调是从神秘莫测的他者身上，得到的生动新鲜的距离感和差异碰撞[12]；它是一种审美态度，是对异己之物的理解和对差异美的崇拜[13]。从这个意义上说，异国情调满足了人们躲避文明的桎梏，寻找异域异国的愿望，它隐藏着对自身文明的怀疑和批判，其本质是自我改良和革命的原始动力。

第三，作家臆测的中国冒险描述。在那样一个交通不便、道听途说的时代，事物的描述难免夸张与模糊。在对核心客体的描述中，既有囫囵吞枣的省略，也会有小题大做的拓展。如《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中国“遍地是黄金”；《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记叙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贫穷和苦难的国家；《消失的地平线》里的男主角康威认为，在香格里拉度过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最惬意舒心的时期，那里的居民和蔼可亲，幽默善良，风景壮丽梦幻，食物回味无穷。而遗憾的是，这类作家大多未能亲临中国，他们作品中关于中国的描述不是道听途说，就是对前人作品的模仿，无形之中添加了一层神秘主义的东方面纱。

第四，西方刻板的中国印象。这种刻板印象是“一种与范畴有关的夸大的信念和泛化，其功能是使我们根据范畴做出的行为合理化”[14]，尽管它能够提供一些认知上的方便，但这种过于泛化的认知方式，往往是不恰当的片面和笼统。古老遥远、神秘未知、迷梦冒险、宁静平和等形容词，多与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西方世界对丝路中国形象的一种认知嵌入和刻板印象。但不幸的是，1750年左右，西方的中国形象史发生了一次根本的转型，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逐渐向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转化，并最终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被后者所取代。英诗中折射出的中国形象也由之前的爱慕向往的理想国，转变为憎恶唾弃的人间地狱。

第五，西方以梦为马的自我认知的需要。以中国为梦马，西方寻找到了一种对读自我的方法，他们以中国为镜像，反观自我，获得了除旧布新的诉求。然而西方对于中国的他者形象的塑造，无论是乌托邦化还是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范式，它们反映的都不是中国形象的真实本我，而是西方欲望和恐惧的产物[15]。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上，“生活在未来光明中”的中国被西方多次形塑，她是一个物质进步、道德完善的“理想国”。如此中国形象的塑造，目的在于批判自我，最终实现对自我的革新和进步，这正如史景迁所言，制约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主要因素，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自身的需要和问题[16]。

总之，英诗呈现的丝路乌托邦中国形象虽部分反映中国实情，但更多的是西方借助他者中国，以梦为马，认知自我，顺应自我文化需要的手段。拙文从丝路英诗样本的域场入手，一方面分析英诗中构成“他者”形象的原始成分，另一方面对英诗客体输入的异质乌托邦中国形象进行深度发掘，探讨其主要类目，寻究“西方自我”与“中国他者”之间隐藏的隐喻式认知关系。因此，中国主体必须既看到西方的“中国知识协调着权力，具有主体的镜像特征”的一面，又必须理解它们镜像的中国历史事实[17]。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当下的中国现实语境中思考西方的中国形象，真正走出一种对抗或臣服的非此即彼的思想困境，实现自我（本土）的‘能动性’与文化自觉”[18]。尤其在新丝绸之路的历史呼应下，追问丝路英诗的乌托邦中国形象，对塑造良好的当代中国形象具有特别的参照，它为丝绸之路的复兴、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等提供了必要的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