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教育扶贫的完善路径

胡建华， 廖为花

（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2020年中国要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目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前夕，作为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重点之一，教育扶贫是从根本上拔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教育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实现全面脱贫具有重大意义。教育扶贫一方面是“扶教育之贫”，即改变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补齐贫困地区教育短板，推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另一方面是“用教育扶贫”，通过教育的方式来提高贫困人口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帮助其建立可持续发展生计[1]。同时，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更好更快地促进农村地区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发展，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最终实现乡村振兴与繁荣，这离不开教育扶贫政策的长效作用发挥以及乡村人力资本的提升。然而，在一些深度贫困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地形条件非常复杂、山高路远，实施教育扶贫还存在一定困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扶贫如何可持续激发内生动力以及发挥长效作用，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如何突破当前的教育扶贫困境，进一步攻克扶贫难题，补齐短板，成了时下重要任务。

一、乡村振兴与农村教育扶贫的耦合

（一）乡村振兴是农村教育扶贫的价值体现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且必然的选择。农民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之一，也是该战略的基本内涵[2]。教育扶贫的根本目的在于帮扶贫困者得到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发挥人民群众自身的力量去掌握技能摆脱贫困，以此来推进当地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增加贫困人口收入，真正做到扶真贫、真扶贫。只有实现农村人口的全面脱贫，才有充足的条件来促进农村各方面发展。因此，教育扶贫的价值追求就是摆脱贫困，追求生活富裕的长久性，促进农村地区发展，这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两者在价值目标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二）农村教育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实现基石

实现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必然路径，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一在于教育扶贫机制所发挥的长效作用。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发展的矛盾在农村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减贫脱贫的重任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农村教育扶贫坚持把培育造血机制作为脱贫攻坚根本所在。通过这种造血方式，慢慢消除“贫困遗传”现象，达成完胜脱贫攻坚战、稳步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乡村振兴的基础在于产业兴旺，而产业兴旺归根结底在于人才，农村教育扶贫一方面助力脱贫，另一方面培育当地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人力支持。教育是长远大计，持续的教育投入和农村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是乡村振兴的人力基础。

（三）乡村振兴是农村教育扶贫的长效保障

目前，剩余的贫困人口分散在一些较偏僻的农村地区，扶贫工作开展困难，扶贫成本高且成效低，有些地方贫困人口思想仍存在误区，没有脱贫的信心，还存在着“等靠要”想法，这使得脱贫工作更加困难。要想摆脱贫困，首先就是要转变思想。农村地区出现返贫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当地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时而抓时而放，没有一个稳定的发展思路，不能高瞻远瞩发展乡村产业。其次是要制定好发展规划。一项好的发展规划，能给农村地区未来的建设和发展点亮一盏明灯，对乡村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重振乡村经济，需要大量的有用人才，教育扶贫重在培训本地人才，有利于将人才留住，同时贫困人口脱贫成功与否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密切相关，乡村振兴也是留住人才的重要保障，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总之，乡村振兴是农村教育扶贫的长效保障。

二、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扶贫仍存在的主要问题

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各级政府和部门将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列入“写好教育奋进之笔行动”，聚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以补齐教育短板为突破口，以解决瓶颈制约为方向，扎实推进教育脱贫攻坚工作。但通过调查发现，我国部分地区在教育精准扶贫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关注。

（一）政策设计仍有欠缺

目前，我国初步构建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比较完整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按照政策惠及范围来分，可分为普适型和补漏型两种教育扶贫政策；按照政策投入的方式来分，可分为财政资金投入型和政策内容支持型两种。毋庸置疑，政策实施的效果十分显著，2020年我国将全面脱贫。***同志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定侧重于从政府主导的角度去考虑，把握宏观层面，对教育扶贫主体的微观层面，政府往往只能选择众多问题中最真实、重要的问题进行决策[3]，这些政策往往会存在一定局限性。政策制定之初主要是立足于国家的整体教育现状，在设计方面，对于各贫困地区的历史条件、人口结构、经济条件、政治结构等因素考虑有所欠缺，教育政策措施与其发挥作用的具体社会条件之间不相对应，会出现缺乏对贫困地区薄弱校区、山区学校以及特殊儿童、留守儿童等群体的具体制度安排，导致教育精准扶贫“不精准”，部分关键对象易被遗漏或排斥在政策之外。另外，还存在政策资源的混合与相关政策重叠现象。因我国颁布的政策一般都是互相有联系的，不是单独一项，所以在发挥作用时，当多政策在同一空间或领域存在交叉与融合时，就容易发生政策叠加与混杂的负效应。当多个政策一起执行，资源一同下放，就会混在一起，要想确定是哪一项政策单独起效还是由于多个政策同时起效，又或者是区域政策环境的作用，有时比较困难。多项政策一同实施或许会使扶贫取得更加明显的效果，但对细化政策或者今后评估会产生一些影响。比如学前教育方面的“三年行动计划”和“资助政策”这两项政策涉及的内容，其所资助的对象实际上是有所重复的，并且数据统计时，前者主要统计的是中西部幼儿园数量增加情况，后者着重统计的是幼儿资助的数量。

同时，部分扶贫政策内容及时间不够具体明确。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需要长期的文化积淀，教育扶贫是一个需要长久维持的系统性工程，这就对政策的顶层设计在时间延续性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我国已颁布的有关教育扶贫政策涵盖到了幼儿、小学、中学、大学等所有年级的学生，虽然系统全面，但少有关于每项教育内容具体时间上的延续安排，每一项教育内容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具体发展目标也有待进一步明晰，政策上的延续性不够，使得部分地区的教育发展缺乏时间紧迫感，比较随意，有时还会随着其他工作的紧迫程度而改变。比如，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意见，相关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各方社会力量的具体权责，也没有从法律上明确其地位角色，导致社会力量的参与程度受限。

（二）政策执行受阻

影响政策执行效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策文本的问题。我国出台的政策文本个别出现了表达不够清晰的情况，使得下级在执行政策时难以界定。例如国家出台针对正在上普通高中且家庭情况不佳的学生的补助标准为每个学生每年一千五百元，具体标准要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千元至三千元这个范围，分为2～3档。这项政策有几个难以界定的范围，“如何来分档”“怎样评定家庭经济困难”等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科学监测。二是政策执行者的问题。执行者对政策的解读不够精准，不懂得灵活变通，没有细量当地实际情况，机械呆板地照搬政策，很可能采取一刀切或断章取义的方式，使得有些贫困人口在资助范围之外。执行者对教育扶贫认识的不到位还会出现政策“选择性”执行的情况，地方政府在落实上级政策时，不是坚决贯彻，而是先考量政策是否对自己有利，不利于自己的部分则直接忽略或拖延敷衍执行[4]。三是贫困群体的积极性也会影响政策的享受程度。贫困户对政策的知晓度不高，不主动关注和自身有关的扶贫政策，使得错过一些政策的申请，使资助延缓或者得不到资助，这些情况都使得政策执行的最终效果不佳。

（三）师资匮乏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健发展，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经连续保持在4%以上，并且保证教育公共预算支出只增不减，教育资金投入呈逐年增加趋势。近五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使用坚持“保基本、补短板、促公平、提质量”的原则。坚持持续向一些特殊的地区（农村、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倾斜。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6，135亿元，比2017年增长8.39%。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6，990亿元，比2017年增长8.13%[5]。可见，扶贫资金已有充足保障。尽管这些年来对教育扶贫投入及扶持力度一直在增加，但是投入的资源多为物资和资金，如学费补助、生活费补贴、营养餐、校舍的修建以及一些教学设备的购入，主要停留在外在层面。而推动贫困地区教育扶贫工作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源的输入，优秀师资力量的匮乏现象在贫困地区尤为显著。由于目前农村地区的教师数量少且年纪长，已不足以承担教学任务，而年轻教师大部分已习惯便利的城市生活，不想回到生活比较困难的乡村，所以即使国家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一直想全力打造一支扎根基层农村、牺牲自己点亮他人的乡村教师队伍，仍然会出现“下不去、留不住”的问题。贫困地区不止缺少学校，还极其缺少师资力量。因而，教育扶贫的投入不能仅仅侧重资金投入，还应该继续加大对师资力量的投入。

（四）对实践技能的忽视

一般而言，解决贫困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国家财政拨款、资金补助等方式对贫困人口进行 “输血”，但其实帮助贫困户提高技能学历等综合素质才是根本，累积社会资本，提高社会竞争力，进而改善其经济状况[6]。职业教育扶贫可以有效解决家庭因缺技能导致的贫困问题。但是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扶贫发展还有缺陷，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仍然存在，社会行业参与被动，教育水平较低，尤其突出的是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式没有及时更新，上课只会教授一些硬生生的文字知识，而忽视对贫困人口实践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培养提高。职业教育方式下输出的人才应直接面向社会各岗位，所以首先要与市场加强联系，了解目前市场真正需求，再有指向性分批地对贫困人口进行授课。贫困家庭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不高、理论知识欠缺，对他们来说，教育的回报周期太长，及早掌握一门职业技能，不失为早日脱贫的好方法。再者，目前确实在贫困地区开展了一些培训课，相关政府部门邀请了一些专家到当地授课，旨在教授贫困户掌握一门技能，如赣州等地开展脐橙种植培训、养蜂培训等。这些培训班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户习得了创收技能，然而现有的培训班以及职业教育课程主要还是以传统理论教学为主，贫困户属于被动接收方，接收的大部分还是理论知识，实际操作较少，并且缺乏实时指导。虽然帮扶干部也会一同参与培训，适时给出贫困户就业技能建议指导，但终究不是专业的教授者，还是会影响培训技能的传授效果。因而，实践技能方面的培训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

（五）对精神教育的忽略

教育扶贫工作的开展应根据不同类的扶贫对象、不同的阶段进行精准帮扶，坚持理论知识和就业技能双管齐下。贫困幼儿资助、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普高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贫困家庭学生高考入学政府发放的资助金，可以说我国的教育资助政策几乎全覆盖。这些政策对贫困户或家庭情况稍困难的学生在学习及生活方面都有极大帮助，虽然可以使每一个适龄儿童都能够进入校园，但却忽略了贫困学生群体的精神教育，关注贫困学生的自卑心理或其他不良情绪是十分必要的。“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内心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可助点亮未来前进方向，也能决定未来青年事业的成功与否[7]。对其精神教育的重视，是为青年树立正确的“三观”和理想信念。同时，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方面，各地区也根据实际情况陆续开展了就业创业能力培训班，为促进贫困群体的快速就业，同时也认真执行了贫困地区农民工技能提高的规划工作。然而，由于大部分贫困人口缺少主动脱贫致富的意识，加上当地政府没有对其进行积极足够的思想引导，导致许多贫困人口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改善自身生活条件、摆脱贫困与政府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继续教育有多么紧密的联系，并且部分地区还存在贫困户怨天尤人或是好吃懒做，一味依赖政府，甚至觉得扶贫是政府事情的现象。如果不彻底打消这种消极思想，贫困群体即使脱贫也会很快返贫，如此反复。因而，在重视资金补助的同时，也要重视对贫困人口的精神扶贫。

三、我国农村教育扶贫的完善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更加凸显教育扶贫的重要性。乡村要振兴，首先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而农村教育扶贫能够保障乡村的人力资源供应，为实现乡村振兴输入新鲜血液。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教育扶贫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路径。

（一）树立正确的扶贫理念，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教育扶贫实践应在着力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同时专注于与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衔接，以科学的战略思维和长效发展理念引领教育脱贫攻坚大局以及顺利过渡到乡村振兴。***同志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教育扶贫的重要作用，指出“越穷的地方越要办教育”。因此，我们不能把教育扶贫工作当作一个短暂的可抓可放的政策，它是一个长久的系统工程，尤其要与乡村振兴相衔接，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

首先，要注重统筹协调，同时看重并发挥教育在扶贫中的造血作用。开展工作之前，要理清思路，有大局和整体意识，再统一安排和规划、共同推进，通盘筹划，照顾到不同扶贫领域间关系，包括就业、产业、健康、金融等方面。尤其应深刻领会教育在整个规划布局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在着力提升贫困地区经济成效的同时关注教育领域的减贫、脱贫工作，将它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以使贫困人口产生脱贫动力。同时，各地方政府要落实责任制，强化责任观，合理制定教育扶贫目标和扶贫规划，追求教育扶贫长效发展机制，切实提高教育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不能认为教育是个“慢工夫”而搁置。

其次，注重转变贫困户的思想。贫困有思维基础[8]。通过教育可以改变其思维，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扶贫人员应该重视各项政策的细致宣传，让贫困人口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每项政策的意义内容及享受的条件，政策的清晰表达和民众对政策知晓度高有助于扶贫工作的顺利进展。同时，努力转变部分贫困户“等靠要”的消极思想，帮助其树立自力更生的观念，不再一味依赖外部力量，靠自己的双手从困窘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创造财富，刺激其脱贫的内生动力。

（二）完善制度保障

制度设计是教育扶贫思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扶贫能否达到预期攻坚目标的关键。当前，我国需要理清思路，在扶贫方面下足功夫，加强规划设计，同时，要尽快推进教育扶贫法制建设，搭建符合乡村振兴规划的扶贫发展制度框架，为扶贫攻坚工作保驾护航。

首先，把握教育扶贫相关的制度需求，打造供需匹配的教育扶贫制度体系。国家层面而言，要尽快补充完善教育扶贫法律法规和政策，注重规划编排、项目安排、资金用途、监督管理和效果评价等这几块内容的实施细则，对实施细节详细规定[9]，以提高标准化、专业化、法治化水平，以强有力的法制支持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减少后顾之忧。其次，不断完善制度安排，注重制度之间设计的系统性与协同性。各扶贫制度紧密相关，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增强它们的有序性与协调性，减少出现政策区间互相冲突的问题。应做好教育扶贫的顶层机制设计，继续完善并深化政府部门间及地方政府间教育扶贫的府际协同机制，同时多元扶贫主体间要多交流互动、协调协作，推进专项扶贫和社会扶贫，借用社会力量推动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战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有机协同与衔接融合。采取科学化措施，反复论证与研究，推进教育扶贫政策与制度的耦合协同，避免因政策与制度的衔接不当而引发一系列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规范冲突等问题。

（三）强化师资力量建设，提供人才支持

解决贫困地区对教育资源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还需要不断努力探索，继续加大对教育扶贫师资力量的建设。由于环境恶劣、经济滞后、交通不便等各种因素，贫困地区一直以来缺乏优秀教师。要重振乡村，人才显得尤为亟需，而且教育扶贫培养的人才能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发展教育和培养人才应作为国家对贫困地区扶贫支持的重中之重，继续加大资源投入，组建实力相当的教学队伍，更新现有的结构，并促进其职业发展。首先，我们应该持续完善乡村教师相关支持政策。一方面，乡村教师政策创新应该考虑乡村教师的晋升、调配等各环节，从乡村教师“进入”教育场景到持续发展都要成为教育政策的明确内容。另一方面，要使政策真正落地。必要的政策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政策制定前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宣传解读、内容分解、资源投入、协调与监督都应该成为政策研究的一部分[10]。其次，我们应该把教师资源的投入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结合起来。它们都不是能孤立解决的问题，需要互相统筹，协调促进。最后，组建互相适应的师资力量。要更加关注贫困地区教师在乡村的生活条件和职业发展，让他们从内心认同自己的职业，多换位思考，找寻更合适农村地区老师的专业化成长之路。同时，乡村教师应该与乡村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在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及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四）深度推进职业教育，助力乡村产业

农村地区一直以来因经济结构与劳动方式单一，对教育的需求不高，加之农村教育质量与水平较低，短时间内教育发挥的效益较低，使得很多农民认为教育无用。加上教育回报的周期长、成本高，也使农村家庭的父母与孩子双方对教育都不够重视，受教育的意识都比较薄弱。并且贫困地区的大部分人未能切身体会到知识的力量，思想意识上更没有追求科学文化知识的动力。一些稍有想法的村民直接经商创收，没有去考虑教育的长远利益。针对这些情况，在进行教育扶贫时，我们更不能一味地教授理论知识或者令其按部就班地学习，可根据贫困户实际意愿情况，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或者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等，使其更加贴合贫困地区实际，让贫困户掌握一门就业技能，给他们实践指导。另外，实施乡村振兴计划，乡村要想长久发展，需要产业的支撑，而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人员与技术。发展职业教育或者就业培训，有利于培养出一批批技能型人才。首先，我们要向社会大力宣传普及职业教育的现实收益性，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开展职业教育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纠正“重普教，轻职教”的错误观念。对职业教育的相关政策、战略意义进一步宣传，让贫困群体了解职业教育也是改变命运、成长为有用之才的重要方式。其次，更新并完善模式，促进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扶贫的耦合。要制定出有利于提高他们应用能力和素养的办法或措施。同时，各地政府应该号召或者配合当地的职教中心或当地学校，在课上传授“互联网+”有关技术知识和理念，帮助贫困群体树立现代信息意识。最后，要充分发挥职教中心和农村学校的作用，鼓励职业教育老师更多采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学，要让学生在这样一个学习氛围下接受知识[11]。与此同时，信息技术方面的教学内容比重应该在农村职业学校总的教学内容中占大比例，根据当今社会市场需求，使应用比较广泛的信息技术知识等课程作为基础必修课，让他们拥有学习此类知识的机会。

（五）多元主体的参与

当前的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在重度贫困地区、偏远山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区，扶贫工作更加艰难。反贫困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涉及宏观制度，也涉及具体工作[12]。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来达到目标。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往往由政府一角承担，这种扶贫模式制约了扶贫的实效。实现由政府单独集中型教育扶贫、政府独立型责任架构向社会多元共享型教育扶贫资源应用和群体分担型责任划分的转变，充分激发全社会力量在教育扶贫领域的活力，是实现现阶段教育扶贫效能提高的关键。虽然现有的社会扶贫力量如企业、学校、协会等已参与其中，但更多是在被动扶贫，难以激发其真正的活力。历史告诉我们，开展教育扶贫仅凭政府一方力量通常效果不佳。农村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乡村兴则国家兴，“空巢”是目前制约乡村发展的最大问题，但也为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再次提供了契机。首先，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尽快为社会力量参与到教育扶贫当中创造充足条件，保障其参与扶贫的合法权益，为促进社会扶贫参与机制以及推动贫困地区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开辟扶贫新路径，勾画出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大扶贫开发格局。社会力量扶贫不能一味地捐赠资金、物资，更要创新方式方法。社会力量是推动教育扶贫工作的重要生力军，必须建立和完善合作机制与平台，以便社会上的其各方力量均能参与扶贫工作，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开发，充分发挥个人、学校和家庭在教育扶贫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动创造性，汇聚并拓开多元化的扶贫资本。同时，使用互联网技术，以此为载体，搭建统一的社会扶贫工作信息交流平台，在多主体间搭建有效的沟通协作渠道，筑成多元主体负责、协同共进的教育扶贫长效机制。

四、结 语

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党的重要使命。在党中央、国务院战略思想的指引下，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教育扶贫方面的政策文件，为农村教育扶贫工作指引了道路。我国的教育扶贫取得了喜人成绩，亦获得一些经验，但部分深度贫困地区仍然存在诸如师资力量不足、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不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扶贫措施等等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及解决。从宏观视角来看，2020年之后农村教育扶贫实践应致力于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结合，探究教育扶贫的可持续性发展或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