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与移换:青春片《五个扑水的少年》的跨文化改编

郭学军,刘 佳

(河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新世纪以来,随着青年受众日渐成长为电影消费主体,国产青春电影迎来了一波商业浪潮,特别是在2010年至2016年间,这一电影类型在电影市场高歌猛进,创作达到了巅峰。而在一众盲目追求商业利益忽略剧作质量的作品的恶性消耗下,愈加理性的电影观众逐渐对此类型信任透支,青春电影陷入发展困境。在此状况下,国内影视行业迅速发现一条重振青春片市场的捷径——对国外成熟的青春电影文本进行跨文化翻拍能够迅速地填补庞大的中国青春电影市场在优质剧本上的缺口,还可以借助原片的关注度和话题性为影片造势。据笔者统计,2010年至2022年间,在主流院线公映的翻拍青春片有近10余部,如《重返二十岁》《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一吻定情》《阳光姐妹淘》《你的婚礼》等。

虽然成熟优质的国外影像文本为中国电影创作者缴纳了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双重保险,但能经得起观众与原作严苛对比的作品少之又少,大多数影片都在本土化改编过程中出现了些许问题和偏差。这些跨文化翻拍电影对本土化理解过于浅显,仅通过简单的人物关系与故事背景的重构更换、情节与细节的调整增删,在跨文化语境中实现剧作的横向移植,完成对原作的拙劣套用,必然引发“水土不服”的创作症候。有论者指出,“从观众的视角而言,一部影片究竟是原创还是改编,是外国还是本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影片能否讲述一个能够令其产生认同感的好故事”。[1]2021年国庆档上映的《五个扑水的少年》翻拍自日本导演矢口史靖的同名电影,主创在保留原作故事主线以及风格基调的基础上对其重新编码,积极进行本土化改编,成功唤起本土观众的认同感。这里将从人物塑造、主题设置、符号应用三个主要方面探讨青春电影如何在跨文化翻拍实践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改编,及对未来中国式青春影像故事的言说内容与方式的启示。

一、适应本土语境的青年形象重塑

跨文化传播研究专家爱德华·霍尔表示,“在传播领域,语境角色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承认”[2]78。在跨文化传播中,想要实现无障碍对接、沟通、融合,必须完成对文化语境的恰当转译。[2]每个国家与地区的文化语境都有其特殊性,翻拍他国电影是一个复杂的“跨语际实践”过程,若在翻拍中无法弥合客体青春文本纳入本土语境过程中不同文化差异造成的缝隙,必然会产生故事悬浮和情感表面的问题,继而难以引发本土观众的移情与共鸣。两版《五个扑水的少年》之间有着20年的时间跨度,彼时他国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和文化氛围在此时此地是否被接受,中国版《五个扑水的少年》创作者考虑到这一点,在对人物进行本土化塑造时,除外在身份形象外,还将人物的行为动机与本土语境相融合,符合中国青少年的文化心理特征,塑造出当代中国青少年形象,建构起本土观众的情感认同。

(一)时代语境:从平成废柴到新时代青年

日版《五个扑水的少年》于2001年上映,影片讲述了日本平成时代青少年的励志故事。平成一代是出生于1989年以后,成长于新世纪的日本青少年。当时的整个日本社会正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发展停滞的阵痛之中,频发的灾难性事件使日本社会整体陷入“低欲望”的氛围中,“丧文化”的弥漫抚慰着萧条环境下出生并成长的平成一代青年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日版影片中的五个少年被主流校园排除在外,其缺乏自信与进取精神、重视个人情绪,集体意识薄弱的性格特征正是平成时代青年群体的缩影。

中国版的人物是一群伴随着互联网等新生事物成长起来的新时代青少年,他们有着更为开阔的眼界,进行更具创意性的思考,对探索新事物具有极高好奇心和热情,热衷于追求自我的个性化发展。国版五位少年个性鲜明,较原版人设进行了“精英化”的调整——性格直率,天性好动的曲小东,热爱三角函数、冷静理智的学霸陈铭涵,热情乐观、呆萌可爱的社交达人王子,高冷孤傲的体育天才高飞以及尽管性格和能力平淡无奇、却脱离了原作中铃木智懦弱愚笨形象的国版主人公张伟。中国版的少年们还具有较强的行动能力,他们敢于反叛权威,为抢回游泳场地向实力强劲的游泳队发起挑战,在学校领导面前据理力争,为花游队不被解散努力创造训练条件,最终闯入表演会场,成功完成了一场精彩的花样游泳表演。对比两版电影中少年们最后的花游表演,在社会“丛林法则”与“挫折教育”鞭策下的中国少年们明显要表演得更加整齐,专业性更强。相较于前几代人,在激烈竞争的当今社会,新时代青年具有更强的自信心与进取意识,国版影片在改编时对人物形象按照当下时代与审美的需求加以重塑,不懈奋斗、勇于超越的人物精神也符合当今时代对青年一辈的要求与期望。

(二)文化语境:从耻感文化的“边缘者”到前喻文化的“失语者”

“耻感文化”是由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提出的有关日本民族性格的理论。日本是一个“极端自尊,在乎名誉,害怕失败、被辱和讥笑”[3]的民族,日本人对他者的评价极为重视,对于在他者面前自我缺点的暴露感到羞愧。“耻感文化”深刻影响着日本民众的言谈举止,甚至于性格的生成。日版影片成功塑造出一群在耻感文化影响下成长的青年形象:主人公铃木智因在学校游泳比赛中倒数第一的成绩成为同学们嘲笑的对象,面对喜欢的女生时胆怯紧张;早乙女圣性格柔弱敏感,有同性恋倾向,从而受到同学们的排挤;热爱体育的佐藤胜正因实力欠佳在篮球队长期坐冷板凳……日版中的少年们皆是校园中边缘人物,因自身“异于常人”的特征与行为而被群体排斥,在传统耻感文化与青春期少年强烈自尊心的作用下,难以融入主流校园,而令人耻笑的男子花样游泳成为了这群青春期男生们抱团取暖的情感寄托。

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人类文化传输方式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三种基本类型。其中,前喻文化又称为“老年文化”,是一种由传统导向的、自上而下的文化传递方式,由年长者向年幼者传授,年幼者向年长者学习。[4]在以伦理为本位、道德为重心的东方文化中,个体行为被纳入到亲缘关系和等级秩序中,这决定了前喻文化这一类型在中国社会中的主导性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单向的文化传输形式从家庭场域的伦理关系延伸至学校场域的师生关系与社会场域所构筑的等级关系中,作为集体无意识式的压抑性符号存在于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国版《五个扑水的少年》影片在人物塑造方面赋予角色以中国式成长环境,影射当代青少年在前喻文化教育模式下的失语困境。国版电影中,男子花游队的成立是不靠谱的老师的“空耳”以及主任逃避上级领导指责的举措,到之后花游队的解散、重组,再到临近上场前宣布表演取消,少年们都是在学校与家长的命令下消极行动,主体性被成人所剥夺。主人公张伟是一个典型的在前喻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少年,他麻木接受父母的打压与命令,对于老师“不上不下,不好不坏”的评价以及当众的责骂、罚站唯有沉默。当张伟鼓起勇气将参加花样游泳队的事情告知父母后,唯成绩论的母亲以浪费时间、耽误学习为由责令张伟退出,而张伟的父亲支持的理由却是看中了儿子的队长身份以弥补自己事业的不如意的遗憾。在前喻文化形态中,父辈无疑是绝对的主导者与实践者,“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必须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5],存在意义仅作为父辈经验与价值观的继承与延续,他们无法表露过多的自我意愿与情感,唯恐触及权威的逆鳞。因听话而被选为队长的张伟对花样游泳队的坚持,从一开始是因为“队长”这一职位带来的光荣感,到后来是对来自大人们随意决定的不爽,他开始瞒着父母硬着头皮创造训练条件,将花样游泳作为证明自己的最后稻草。影片致力书写青少年从被忽视的“失语者”走向争夺自主话语体系建构的抗争者的过程,影片最后五个少年在对传统、权威的解构与反叛中,拒绝根据他者的要求成长、等待他者给予认同的被动身份,而是在理智的自我认知中进行独立的选择,成功实现了自我主体的部分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夺回属于青少年的话语权。国版影片立足于本土语境与视角,成功塑造出正向、积极的当代中国青年形象,给予青年受众以积极的价值引导与精神感召。

二、基于现实的主题转换

纵观国内外青春电影,优秀的影片往往都从多重主题内涵诠释青春期的成长体验,但诸多翻拍的创作者远未触及原作具有哲思性的主题,造成整体叙事与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严重脱离,纯粹的青春体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成人意识,形成成人意识与青春躯体的背离,使得青春片或青春元素坍缩为消费文化和眼球经济。成人意识与青春躯体的背离,使得青春片或青春元素坍缩为消费文化和眼球经济,如翻拍自日韩同名电影的《一吻定情》和《你的婚礼》。这两部影片在明星效应与档期红利的保驾护航下皆斩获不俗的票房,但细观剧作,俗套的戏剧矛盾配以饱含伤痛文学意味的台词,营造的是区隔于原作的廉价浪漫。最致命的是抹去了原作中人物的成长弧光,人物动机与叙事逻辑难以自洽,悬浮的故事情节及爱情至上的主旨使整部影片呈现为一种无病呻吟的尴尬区别于以往永恒的爱情主题,国版《五个扑水的少年》回归于青春成长,强化青春苦痛与外部世界关系,并结合中国青少年的现实生活对主题内涵重新定义,轻盈书写社会性议题,传输正向价值观念,切实观照中国当代青少年的生存境遇和精神需要。

(一)矛盾转移:从反思性别偏见到反抗权威规训

日版《五个扑水的少年》从表层上看是少年追梦的青春励志故事,但其在深层内涵与主旨层面直指社会主流意识中的性别偏见意识。日版对性别问题的探讨贯穿影片始终,在人物设置、情节架构等方面传递出对两性气质多样性的思考,如男主人公铃木智性格敏感脆弱,而外表温柔可爱的静子却自幼学习空手道,当静子得知铃木智参加花样游泳比赛后缝制泳裤鼓励男主勇敢追梦;还有按摩店老板的双面身份以及早乙女圣向同性勇敢示爱等。影片深刻的主题表达与轻松欢快的喜剧基调相契合,观众在欢笑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影片的正向价值引导。

国版电影尽力探求原版影片多层次的主题内涵,但考虑到国内含蓄的两性文化教育环境以及电影审查的制度规定,其对于敏感的性别议题反思力度不足,并将其他青春片作为重头戏表达的青春期少男少女的微妙情愫一笔带过,点到为止,而转向了更能引起中国青少年共鸣的反抗权威规训这一主题。五个少年成长过程中主体精神与独立人格的获得来自多方面的反抗,一是打破以往对父辈的顺从关系,表现出对父母权威对抗的巨大的勇气。二是对学校为代表的现行教育体制的反抗。学校成为禁锢自由性灵思想的牢笼,束缚青春个体的行为和热情,少年们顶风前行,对身处其中的规则和教育制度发起挑战,从而建构起独立的自我意志。但是这两种反抗仅构成影片的浅层矛盾,更深层的矛盾则来自少年们对权威驯化后的自我的反抗,即面对无法消化成人世界给予的挫折时,如何战胜自卑软弱的自己,化解自我内心的冲突。少年们打破了他者强加于自身的镣铐后,学会肯定自我、接受自我的普通,抗争由外转内,影片立显深度、品质感和话题性。国版影片的主题设置蕴含着对中国青少年现实际遇的强烈关怀,从青少年角度反思教育问题,用个体青春故事映射普遍性社会议题,以点带面,现实性与深刻性并存。

(二)价值重构:从个体成长到集体认同

在当代国产青春电影创作中,成长母题被竭尽所能地进行私人化书写的同时依然会融于集体叙述之中,并有意无意地与现有主流文化达成默契,并以爱情、友情、梦想等为基调,完成一种情感表达。日版影片的结局设置为五个少年在花样游泳表演后实现了各自的目标,拥有了独特的收获,国版则是落幕于一场精彩的集体演出。相较于原版对个人成长的关注,国版影片融入时代精神,致力于群体建构,从而实现人物的集体身份认同,构建起具有集体回忆性的青春故事。

影片的开场镜头是五个少年在泳池边列队,后面挂着牌子上写着“禁止私自游泳”,仿佛暗示这将是一个集体拼搏成就梦想的故事。在情节处理上,国版影片沿用了原版的某些情节,但在改编中赋予了更重的同辈情谊与集体意识。如将原版电影中佐藤胜正因收音机发生故障烧掉头发的情节改编为王子头部受伤剃掉头发,而其他四位男生为其统一发型,在上学路上不顾他人眼光而欢笑并行,画面上青春期特有的仪式感与凝聚力呼之欲出。五个少年都对花样游泳产生过放弃的念头,都经历了从身份焦虑到认知自我的过程。他们也曾产生信任危机,多次意见不合,不欢而散,但在不断磨合中同辈间相伴的友谊愈发深厚,五个性格各异的少年在团体合作中寻求个人价值,最终实现集体身份的认同。影片结尾部分,所有的戏剧矛盾和人物冲突终结于演出成功的喜悦和集体的荣誉感中,多样的个体意志提炼并汇聚为强大且高度一致的团体精神,少年们凝聚的团魂成为这场青春反击战胜利的决定因素。国版影片中对团队合作精神的强调,暗合了东方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传达出新时代主流价值观,观众因具有相同的集体身份与角色形成情感共振,进而与影片流露的价值观念产生共鸣。这种在主题表达中对本土意识形态的自觉呼应成为跨文化影视改编不容忽视的关键。

三、营造中国化故事氛围的符号应用

“符号的意义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静态的能指所指结合,另一个是动态的意义指向在具体语境中产生的新的意义。”[6]第二层意味着所接收的符号意义是要基于一定的语境条件,而接受者成功解读出与意义构建者同样的意义,两者必须存在于相同的文化背景中,对进行构建的符号拥有相同的认知。因此电影在进行本土化表达时,元素符号的合理改编至关重要,其可营造本土化的生活环境与社会文化氛围,给观众提供一个进入影片语境的路径,从而引发作为意义解读者的电影观众与文本故事创作者的共鸣。国版影片创作者在跨文化改编时意识到符号设置的重要性,对姓名符号、色彩符号、道具符号进行合理的替换、添加与沿用,与20年前的日版原作实现了时代化和本土化对接,顺利将中国观众带入切己性的故事背景中。

(一)姓名的二次符号化

在电影中,人物的姓名作为一种符号,最基础的作用是构成人物能指识别标志,让观众清晰地区分不同的所指,而在一些电影中姓名符号会被再度符号化,使之隐喻人物的个性特征或承载一定的文化意义。国版《五个扑水的少年》将日版男主角“铃木智”的名字更换为中国重名率最高的“张伟”,这一名字暗示了其平凡的身份与性格特征。影片开场以张伟的视角展开叙述,主人公张伟相貌普通,学习成绩中游,在学校里是不起眼的存在,自己默认:是全校四个张伟里最普通的一个。”影片在一场集体花样游泳的成功演出后达到高潮,在张伟的总结性自白中完美落幕,平凡的少年实现梦想后仍回归于平凡。张伟在与同伴一起奋斗的经历中,在一次次自我突破中,接受了自己的普通,与自我达成和解,获得了成长的完满。正是“张伟”这个符号式普通姓名构建起“普通人”视角,将观众迅速带入主人公的情境中,如同讲述自己或者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自然生发一种亲近感与真实感。影片中其余人物的名字也都通过再度符号化为贴合人物性格增添了新的所指,王子可爱童真,高飞高冷桀骜,蛐蛐随性活泼,陈铭涵睿智好学。

(二)作为青春符号的色彩

色彩是影像作品中重要的视觉要素。在影视作品中常以多样的色彩协调组织,构建色彩符号系统,并与画面和镜头形成配合达到表现人物心理活动、表达故事主题、呈现影像风格的目的,还可形成一定的色彩倾向,营造特定的氛围来影响感染观众。国版《五个扑水的少年》沿袭原作的影像风格,以一抹绚烂的色彩代表青春励志喜剧这一类型回归中国电影银屏。依据文本叙事需要,影片在校园、泳池、水族馆、海边等地点进行取景,蓝色作为影片的主题色贯穿影片始终,如白蓝相配的校服,蔚蓝的天空以及少年跃入水中溅起的层层浪花。不同于以往冷静、忧郁的传统涵义,这里的蓝色成为少年青春与活力,自由成长与光明未来的象征。在影片最后张伟完成后空翻动作一跃而上,直入天际,明亮的蓝色天空占满了画面。这里的蓝色在指代意义外开拓了一个交流空间,让张伟与自我、张伟与观众,以及导演与观众之间进行自由对话,引发观众对成长的意义与价值的深思。除此以外,影片高饱和冷暖色相配的色彩表达大胆而富有张力,古铜色的皮肤、红色的血迹、黄色的救生圈,红色的动漫摆件、粉红色的老年花样游泳……明快的色系丰富了画面的色彩构成,打造出积极愉快,充满生机的能量场,浓厚的运动氛围感与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三)道具符号的时代所指

影视剧中的道具符号即角色所使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质实体。国版影片对道具符号的应用,精准把握了本土观众的喜好和认同,创作出满足本土受众审美需求且具有时代性的青春影像。首先校服作为学生生活的必需品,是几乎所有青春片必备的服装道具,成为学生青春时代的专属标志。不同地区的校服制式各有不同,白衬衫,蝴蝶领结、短裙以及方形公文包作为日本青少年的日常搭配,在电影这一载体中作为视觉符号对日式校园文化进行着隐性宣传。到了国版影片这里,校服不再是青春记忆里宽松的上衣和肥硕的校服长裤,而是根据时代与审美风向的变化做出调整,在原样式上更加整洁利落,配以鲜亮的蓝白色彩呈现出青春时期青少年的热情与活力,映射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在张伟母亲因影响成绩为由严词拒绝张伟参加花游队后,张伟回到房间凝视着“魔童降世”电影中的哪吒摆件,此时动漫中的哪吒成为勇于反抗父权,争取自由的精神化身,其“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人物宣言反复激励着张伟,也暗示了接下来的人物行动,即张伟要隐瞒父母,继续练习花样游泳。哪吒作为中国神话故事里的经典人物,通过改编成当下深受青少年喜爱的国漫角色,其形象表征与片中主人公张伟形成呼应,隐喻了当下的现实困境与精神需要,同时作为一种新潮的影像符号吸引着年轻观众。影片中还融入网站、微信群、短视频等媒介元素。如王子用手机拍摄搞笑视频、张伟在各大网站寻找游泳教练的信息以及张伟在王子受伤后自责痛哭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引起热议等。这些符号不仅构建了人物行动的情境与逻辑,推动着剧情的发展,还成为意指时代背景的视觉符号。影片中的少年们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在生活中被各类媒介所裹挟,影片中此类元素的应用在丰富画面内容的同时,也精准还原出互联网时代下青少年们缤纷多彩的世界。

总之,《五个扑水的少年》作为优秀样本,印证了青春电影跨文化翻拍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结合本国当下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现实对原作进行合理化改编,能否讲述契合中国观众审美经验和情感诉求的本土青春故事。随着年轻一代成为电影消费的主力群体,以及其所代表的青年文化的流行,青春片理应拥有更为广阔的电影市场,理应拥有更强烈的诉说欲望与更多元的呈现方式。但是当今的国产青春电影,却与此有着较大距离。大量跨文化翻拍电影在繁荣本土电影市场,丰富观众观影体验的同时,也正暴露出我国电影在剧本原创力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