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苑国华

(河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人类对自身当下生存与未来发展趋势的忧患、思考与反思,一直是思想家关注的话题。他们总会思考如下问题:人类生存的现状如何?人类社会的存在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危机中?面临哪些重大的挑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难题?人类的未来究竟向何处发展?围绕上述重大主题,思想家不仅一直在进行严肃思考,在理论上提出了各种各样合理、科学的观点与思想;而且在实践上付出行动,切实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探索、寻找破解人类面临种种难题的有效途径,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由此,凸显了在“客观事实-理论建构”、“生存危机-应对策略”之间的内在张力。当今,就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言,最引人注目的重大现实问题莫过于人类社会已进入世界风险社会状态。而在全球思想家提出的所有解决方案中,作为中国智慧、中国话语出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为世人所瞩目,并极具创新力。

一、世界风险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逻辑起点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风险社会”这一话语日益成为他们密切关注的主题,成为西方社会理论的最强音符。作为该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凭借《世界风险社会》等著作建构了一种风险社会理论范式。鉴于篇幅限制,我们在此仅以两位社会学家、两位人类学家为代表,在回顾他们思想的基础上,分析、考察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以及身处于其中的人类风险共同体。由此阐明作为中国智慧、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及其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的伟大意义。

(一)社会学、人类学视阈下的世界风险社会

1.社会学家的观点

在社会学家中,安东尼·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是研究风险社会最为知名的代表。他们不仅在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关注这样一个相同的问题,而且经常进行理论对话,在思想上有很多交叉、重叠与融合。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关注人类目前的风险共同体及其未来命运。在《失控的世界》开篇,吉登斯借用1014年一位大主教布道时所说的一句话来描述风险给人类带来的后果:“这个世界正急匆匆地走向它的尽头。”[1]1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更是明确指出:“现代性的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包括四个方面:“极权的增长;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破坏和灾难;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2]150

无独有偶,社会学家贝克探讨的核心问题同样是风险社会。尽管他的论著名称是“世界风险社会”,但为了强调全球化的影响,贝克又称之为全球风险社会。贝克不仅最早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而且通过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建构了宏大的理论体系。它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世界风险社会的形成而言,贝克将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作为两种理论模式,对二者在本质上的差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伴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到风险社会。风险也在全球化,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全球风险。因此,贝克有时称之为世界风险社会,或风险社会的全球化。

第二,就风险的影响及人们的态度而言,贝克将人类面对的各种风险称为“人为制造的风险”,将它们给人类带来的后果称为“人为的不确定性”。[3]25这些观点足以说明风险对人类造成的消极影响。然而,这并没有引起人类足够的警惕。恰好相反,人类采取的态度可谓是置若罔闻,采取的行动则是各类社会主体之间相互推诿。对此,贝克称之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3]191

第三,从贝克本人的判断和态度来看,他十分关注风险社会的消极影响,并由此表达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切和担忧。在他的视野中,人类无疑是一个共同体,但这种共同体如今已陷入困境,因而是一种人类风险共同体。简言之,运用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这种分析框架,贝克在论著中多次表达了如下重要观点:在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基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而具有明确的分层性;而在全球风险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即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在风险面前出现的“民主”、“平等”关系。对此,我们可以借用贝克的不同论著加以分析和论述。

首先,在《风险社会》中,贝克以核战争为例表达了上述思想。他指出:“在现代性风险的屋檐之下,罪魁祸首与受害者迟早会同一起来。在最难以想像的情况下——一次世界核大战中,它会明确地表现出来:战争同样摧毁了侵略者……它不再承认富裕与贫穷、黑人与白人、北方与南方或者东方与西方的区别。”[4]40

其次,在《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一文中,贝克最先以大自然领域中的污染为例,通过详细的分析表达了上述观点。他指出,在工业社会,水、大气、环境等方面的污染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而在风险社会中,核污染的影响则完全不同,其结果是人人都“平等”。“正是从这一层意义上讲,核污染是‘民主的’”。[5]102而在人类社会领域,从社会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在工业社会中,由于剥削、压迫等关系的存在,诸如工人、黑人、犹太人、难民和持不同政见者都会被强制性地划入“他人”的范畴;而在风险社会,我们“已经能够深深感知并切身体验到‘他人’这一范畴所存在的时代将日渐终结……承担风险和蒙受灾难的人,将是不分阶级、不分等级、不分民族、不分种族、不分国家……。”[5]102因此,污染所导致的后果将是人和人之间的民主与平等。

最后,我们来看贝克对世界风险社会与人类风险共同体的精彩论述。对于前者,贝克运用两个最典型的个案研究加以分析。其一就是亚得里亚海或北海的枯竭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贝克指出,其结果必然是它们所蕴藏的生物资源的消失,以及“连同借北海或亚得里亚海之存在而存在的各种经济活动方式,都将消失殆尽。对于那些……存活的城镇、部门和国家来说,其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活方式将被完全摧毁了。”[5]104贝克所作的另一个个案分析是温室效应所带来的全球生态灾难。他指出:虽然“国家不同、制度不同,但是大家共处在同一条船上,吞噬着同一种恶果,承受着同一种命运。”[5]105对于风险全球化所导致的人类风险共同体的出现,贝克特意运用生动的文字和语言加以描绘。其目的无疑是要强调和突显人类风险共同体的生存状态。贝克运用的文字如下:“风雨同舟”,“同舟共济”,人们共处于“同一条大船上”,大家“同呼吸共命运”,“殊途同归”,“同归于尽”。[5]103显然,贝克在此特别强调的就是世界风险社会与人类风险共同体。

2.人类学家的观点

我们仅提及两位人类学家,他们分别是美国的托马斯·帕特森和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二人对人类生存及风险状态的相关研究,确实为我们树立了理论典范。前者在《卡尔·马克思,人类学家》最后一章——“21世纪的人类学”中提出的观点,最能体现帕特森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他开篇引用了人类学家斯坦利·戴蒙德对人类学的界定:“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的学问的具体化,是危机中的人对身陷危机的人进行研究的一门知识。”[6]242这个定义表明,人类学这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一贯深入探讨人类的生存、命运等诸如此类的主题。不难看出,帕特森在此揭示了人类目前生存的困境,表达了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担忧。至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可谓是著作等身。人们随意从他的一部论著的名称——《面对现代世界问题的人类学》,就能直接看出他对同样问题的深切关注。尽管论著篇幅不大,仅包括了三章内容,但论著观点鲜明,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集中探讨了关涉人类目前生存的三个主题:其一,反对“西方文化霸权”;[7]1其二,强调当代人类面临的“三个重要问题——性、经济发展和神话思想”;[7]48第三,“承认文化的多样性”。[7]91不难看出,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视域宽广,而且深感责任重大。他探讨的上述主题对于整个人类生存而言,皆是具有重大意义、影响深远的问题。总结上述两位人类学家的两部论著的观点我们认为,尽管他们较少提及“风险”这样的字眼,但他们论述的话题大多关涉人类生存的危机、困境、紧张与冲突等。从本质上讲,这些问题与风险社会密切相关,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地位与价值。

综上所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强调指出,当今,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因风险而引发的生存困境与危机之中。因此,全球风险的时代已经到来,它对人类生存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导致了人类风险共同体的存在状态。回顾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我们可以大致分类、归纳如下:在科学技术领域,风险包括核泄漏、疯牛病、非典、禽流感、新冠疫情、生物技术、基因工程和生命伦理等;在生态领域,风险有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气候变暖、生态灾难等;在人们日常社会领域,风险则往往与性、婚姻、家庭等问题相伴而生;在全球政治领域,则有对抗、冲突、战争和恐怖主义等。总之,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全球风险共同体。出于对人类未来的担忧和反思,各种尝试解决问题的观点、思想、方法、措施和出路应运而生。而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发出了时代最强音,而且成为一种极具理论价值和深远意义的构想。

(二)从世界风险社会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世界风险社会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简言之,作为一种“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8]64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科学而宏大的构想的提出,既源于世界风险社会的形成历史,源于中国的现实社会实践,同时又是对人类生存现状的理论自觉与反思。因此,它具有自身生成的必然逻辑。概括而言,这种内在逻辑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展现出来:

1.世界风险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逻辑

在论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详细分析了风险社会的来临及其导致的人类风险共同体的产生,同时列举了人类生存领域的各种风险形式。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以国际关系中的威胁、对抗与冲突及其后果为例,来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社会学家吉登斯在分析风险社会时,曾将“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作为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风险。当前,我们应清晰地认识到,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等导致的军事威胁、武装冲突乃至战争使整个人类蒙受各种灾难。在这种条件下,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维护人类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在对当今世界各国交往、人类生存状态作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以维护全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率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辉思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7.1讲话》)中,***明确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9]16

总之,世界风险社会的来临及其发展进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提供了历史条件,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内在历史逻辑。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内在实践逻辑

众所周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首先,就物质成果而言,经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和保障。我国经济实力大幅跃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比重在17%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举世瞩目……同时,我国还是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大国。”[10]244-245其次,我们来看精神文化建设成果。在这方面,可谓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文社会科学硕果累累。在科学技术领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由此,不论在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在科技应用研究领域,皆获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最为典型的就是:“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信、载人深潜等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现”。[10]253另一方面,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随着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完善和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正如***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5.17讲话》)中所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11]15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内在实践逻辑。

3.人类对自身风险生存的自觉与反思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理论逻辑

作为一种有理性的存在,人类主体对自身的实践、现实生存状况乃至身处其中的困境,总是保持一种高度的自觉与反思态度。对于目前已经形成的人类风险共同体,人类更具有警觉性,并时刻处于深刻的反思之中。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风险的进一步加剧,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种化解与有效治理人类生存危机的思想、方案、组织和运动可谓层出不穷。最为典型的如:成立于1971年的绿色和平组织;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始于1995年并发展至今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等。它们的活动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大多仅仅局限于人类生存的某一个领域,并没有形成全方位的有效治理机制和理论模式。相比而言,作为对世界风险社会的理论自觉与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因其拥有的智慧与力量,可谓是一种深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治理模式。不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具体治理方案等方面,它更具有优势。正如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高级别会议上,***发表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话所指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12]292无疑,人类的理性自觉与反思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内在理论逻辑。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给予了明确的定位。认真研读《决议》与***《5.17讲话》《7.1讲话》等重要文献和相关论著,我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丰富,具有总体性;它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而彰显了中国力量,因饱含中国思维、中国智慧而成为一种理论创新;因坚守人类共同价值而成为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总体性,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理念

作为一种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局出发,关注人类生存的每一个领域。首先,对于人类的存在而言,和平与发展始终是两大永恒的主题。人类的持久和平、安全稳定与持续发展,理应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最终建立和谐的国际关系,***多次强调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意义。早在2015年9月,***就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3]264其次,为促成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曾提出建立不同地区、区域的共同体。如:“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12]293等。提出上述各种形式的共同体,其主旨在于通过建立互利关系,最终促进人类的健康与协调发展。最后,人类的生存涵盖了不同的领域,涉及到不同的生活主题。作为一种具有总体性思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应密切关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它们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人类的生活卫生和健康等。因此,应该有不同生活主题构成的共同体,它们应当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此,***强调构建不同生活领域的共同体。如:“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12]293等。从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不难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切人类生存的主题涉及到持久和平,经济发展,共同繁荣,地区安全与稳定,区域交流与合作,互利互惠,开放包容,生态、卫生与健康,等等。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总体性,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理念。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力量,具有中国智慧,是一种理论创新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其辉煌成就为基础,它彰显了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拥有坚实、强大的物质文明,而且拥有发达、先进的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潮流的精神文明。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经历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在仅仅不足百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二、三百年的发展中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一次飞跃式的发展之路。作为一种极具后发优势的现代化模式,它不仅汲取了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而且克服了后者的种种弊端与缺憾,避免了后者的各种风险与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后发优势,不仅体现在人们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进一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生存领域呈现出新气象,焕发出勃勃生机,因而彰显了中国力量。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有赖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在《7.1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9]2由此不难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处处充溢着中国思维,饱含中国智慧。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取得的成就为基础,其中的种种实践和累累硕果都塑造出鲜活的中国社会历史。因此,中华民族的当代历史变迁犹如源源不绝的活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中国轰轰烈烈的伟大社会、历史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早在2016年***的《5.17讲话》中,“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理论创新的学术话语已经被提出。在论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问题时,***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理论创新,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发展等重大课题,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推出新的理论,为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我们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11]14-15不难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学术话语,其本质就是理论创新。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人类的生存有赖于普世的共同价值,这些价值具体包括和平、安全、发展、繁荣、富强、和谐、民主、公正、福祉等。唯有坚守这些价值,才能在不断推进人类事业的进步中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如***在《5.17讲话》中所指出,“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11]11其实,作为中国学术话语、中国思维创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贯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通过关注并解决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有效化解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最终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8]64为整个人类树立了文明典范,为人类的和平、安全、进步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指明了方向。对此,***在《7.1讲话》中有明确的论述。通过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经验,阐明这种经验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7.1讲话》特别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伟大意义和价值。***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9]16其后,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第五部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同样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8]64具体而言,《决议》在对党百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作为中国的学术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能力化解当前人类生存领域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解决各种难题,使人类摆脱困境,最终为人类的未来指明方向。正如《决议》所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党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8]64正是由于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此《决议》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8]61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明确指出,人类已进入世界风险社会,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正是对世界风险社会的深刻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运而生。作为一种理论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其自身生成、成熟和发展必然逻辑。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在实践逻辑;另一方面,人类对自身风险生存的自觉与反思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理论逻辑。在这种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促进与完美结合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种中国话语。它蕴含中国智慧,饱含中国思维,彰显了中国力量,坚守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最终成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治理世界风险社会这一现实难题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