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杨彦京 ,王晓明
(1.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2.河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是“理性过度膨胀”、“社会畸形发展”以及“主体性过度张扬”等“现代性疾病”诊断和反思的重要理论成果。[1]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哲学,不仅包括其在政治方面的理论,还包括与政治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具有批判意义的理论观点。通过审视这一政治哲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的特点,另一方面对于理解西方社会政治的变化与新时代我国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有很多不同的流派,主要有生态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等,各有自己的思想理论观点。总体来说,根据他们对现代性的态度,主要分为三个流派。第一,比较极端的一派是解构主义的政治,代表人物是福柯和德里达等。他们大都主要采用解构主义的策略,通过主张微观政治和差异政治来反对国家、权威和中心。第二,较为温和的一派是延续性后现代政治,代表人物是哈贝马斯和詹姆逊等。他们主张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否定割裂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强调以交往政治和文化政治等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第三,区别于极端和温和的一派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政治,代表人物是小约翰·科布和菲利普·克莱顿等。他们不仅肯定现代性的积极影响,而且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上加以提出建设性的政治哲学观点。因此,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具有不同于现代性政治哲学的特点。
法国思想家福柯主张从监狱、收容所、医院等微观领域来考察分析权力,这就从根本上进一步拓展了权力的概念。福柯认为只有摆脱了法律和君权的理论特权,才能真正理解权力及其具体的和历史的运作。[2]一方面,福柯反对马克思的宏观权力模式,否定权力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也反对现代意义上法律的宏观权力模式,并不主张从法人主体的法律、道德和政治等意义上来阐释权力。在福柯看来,权力在本质上是通过政治措施和道德教化等来使人们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生产性力量,而不再是压迫人和惩罚人的物质力量。与福柯微观权力视角分析所不同的是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主要分析了消费社会中媒体和符号的权力控制。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当代社会不再是生产时代的社会,而是充满着符号、媒体和信息的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这种媒体和符号的权力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使个人只关注自己的私人世界,而疏远了国家的权力。同时,鲍德里亚主张通过学生、黑人和同性恋者等群体来反抗符号的控制,而不是宏观的整体来反抗权力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鲍德里亚对符号权力的分析进一步丰富了福柯对微观领域的权力分析。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差异的概念即“延异”。在他看来,“延异”不仅要避免概念化,而且是无法定义的。同时,德里达还通过采用解构策略和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来进一步体现差异性和非同一性是抹杀不掉的。而他不断强调的差异性,并不是说比同一性和整体性具有优越的地位,而是因为差异性在特定的语境中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向性。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在政治哲学方面认为,现代性政治哲学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同一性和总体性的政治,并在忽视和压制差异的前提下,导致了对他者的集权统治。后现代主义通过差异性,反对自我身份建构中的压制和被压制的二元对立格局,试图为他者争取话语权,凸显出对他者的权力向度,颠覆了自我身份中的权力秩序,放弃了对同一性的追求。[3]因而,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反对现代性的同一政治和集权统治,极力主张差异政治。
当代美国哲学家罗蒂在论证启蒙运动的政治理想时,不仅加上其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而且采用质疑理性化和科学化的方式对政治的合理性论证。罗蒂站在反讽的自由主义立场,认为绝对的真理是并不存在的,而且认为“民主先于哲学”。[4]一方面,罗蒂破除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试图用政治来代替哲学;另一方面,他否定真理的绝对性,认为真理是通过对话等方式达成共识的结果,这种共识才是有用的真理。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由于认识到了现代性中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压抑等方面的局限性,开始逐渐质疑理性政治,并主张后理性政治。而后理性政治是指通过对政治理性的后现代主义界定来重建新理性主义政治学的某种“努力”和“企图”,主要包括小叙事理性或多元理性、后验的实用(语用)理性以及人文理性或价值理性这三个方面。[5]
在福柯来看,话语是一种程序规定,并在人类语言思维活动中拥有评判权威或者潜在约束力的作用。由于话语对人的控制和约束作用,最终使话语和权力联系在一起。话语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与交流的中介,在作为知识或思想传播过程中,并以某种方式表达才能成为真理,在一定程度上,话语就具有了约束和控制人的权力,也就成为了政治。通常情况下,身体和性是权力发生作用的形式,于是权力与知识在话语中就被互相联系起来。此外,拉克劳和墨菲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为出发点,进而提出话语领导权理论。在他们看来,领导权需要以话语理论为基础,主要是因为话语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关系。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话语和社会之间是不可分离的。一方面,话语建构了社会生活,没有脱离话语的社会;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形式表现为话语,没有脱离社会的话语。拉克劳和墨菲从话语角度解读了政治,并把政治活动理解为话语活动。话语建构着政治主体,因而主体话语的力量决定着政治领导权。
美国思想家小约翰·科布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其《后现代公共政策》一书中通过论述共同体的意义,进一步揭示契约政治中对人的主体性的忽视。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政治哲学中正是深刻认识到现代性政治哲学中契约政治存在着某种弊端,进而主张游戏政治,即“一种零乱性、碎片性、随机性、游戏性的无终极目标的活动”。[6]在利奥塔看来,政治斗争既可能存在于政治、哲学和艺术等既定的语言游戏内部,也存在于语言游戏之间。利奥塔认为语言游戏仅仅存在着多样性和差异性,而且不同的语言游戏陷入冲突中并不能通过公正的方式得以解决。因此,利奥塔反对绝对权威的语言游戏,认为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一种语言游戏。他还采用语言游戏的观点来看待公正思想,在不同的语境和环境中有着不同的语言规则,进而形成多元性的公正。这样就打破了政治语言的绝对普遍性和权威性,破除了公正的至上性和绝对性,从而不同于契约政治。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政治”,采用精神分裂分析方法,将等级体系中的社会所强加的欲望解放出来,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分裂主体。德勒兹差异理论基础上的“欲望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牧羊人式君主专制制度的等级政治,否定所掩盖的个体差异,拒斥以男性、种族和民族等为中心的统治。德勒兹和加塔利主张通过解放人的欲望来反抗资本主义,而不触及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基,在实质上是一种改良政治。同时,后现代主义交往政治哲学所主张的程序民主,主要希望通过民主程序这一领域来约束现代政治生活中金钱和权力等对其造成的消极影响,减轻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团结。从总体上来看,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面临西方社会出现种种现代性的问题时,大都主张改良政治,进一步反对革命政治。虽然改良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西方社会的发展,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也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和政治制度的变革。
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是对当代西方政治社会的一种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论价值。后现代主义在政治方面所提出的新观念和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政治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注重对权力、文化和新社会运动等微观社会政治生活的分析,开拓了政治研究的新视野。比如,福柯和鲍德里亚对政治的分析,不是从国家或社会的宏观层面来进行分析,而是从微观领域的权力这一新视角来进行考察。从总体上来看,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并深刻认识到了现代性政治哲学的弊端和局限性,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哲学方面进行了新颖的探讨。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状况,而且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侧重从符号学、社会学、文化学和解释学等新维度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尤其对于话语和新的社会运动等方面的认识,使我们深刻了解到后现代政治哲学所倡导的话语、游戏、符号和文本等相关术语,进一步拓展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维度。同时,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注重对边缘群体和他者的关注。他们注重异质性、差异性和多元性,不仅避免了把女性概念普遍化的趋势,而且有利于体现女性的特殊需要和利益,从而显现出男女之间的性别区别,以及不同地区、不同种族和不同肤色的妇女之间的区别等。当代西方社会中所出现的多元化的政治运动,比如女权主义运动、和平与生态运动和反对种族歧视等,也成为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重要领域。
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其部分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关于差异政治,利奥塔曾说:“对总体性开战。让我们做那不表现的事物的证人;让我们激活分歧,挽救它的荣誉。”[7]利奥塔认为,传统的现代性政治容易导致恐怖政治,并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利奥塔认为有必要批判和反对同一性和总体性的宏观政治。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强调对差异政治的主张,有助于反对现代性政治哲学导致的极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对公正、民主和自由等进行了重新理解。
现代性政治哲学是依赖理性基础上的政治,在促使人们的政治生活具有合理性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局限性。在现代性政治哲学中,理性对人的主体性控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但是却导致了人在官僚体制下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使人丧失了其主体性和应有的自由。因而,福柯主张“人的消亡”。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一书中,指责现代理性对人性的压制,进而导致人出现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实际上,现代性政治坚持理性的同时,反而导致走向了非理性的状态。尽管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反对现代性的理性政治,但并不是极端地反对理性政治。在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中对非理性主义因素的重视,能让人们理解到政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另外,话语政治认识到了政治中话语的重要作用,不仅为他者争取话语权和利益,而且有助于探索新的协商民主模式。
福柯和鲍德里亚的微观权力理论,对新时代我国制约公共权力和防止腐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政治生活实践诉求上,后现代主义的微观政治转向有其存在的现实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应在牢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时,注重发挥微观政治的作用,实现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的相结合。在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时,既要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也要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作用。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并推进其在设置和活动方式方面的创新。
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还启示我们应尊重不同社会群体和文明的区别,协调好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国家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所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在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过协商来寻求共识,不断总结百年来党的政治建设经验。同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不断拓展协商民主的形式,进一步探索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协商形式,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交往中应注重文明的多样性,主张文明共存、交流和互鉴,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后理性政治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启示我们在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中,重视青年人的情感和话语表达等非理性因素,逐步培养他们的理性政治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引导他们理性和辩证地看待问题。
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并对我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比如,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所主张的微观政治、话语政治和游戏政治等,比较容易引起人们对信仰和理想的困惑,甚至使人走向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有些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家宣扬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观念,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而容易造成我国青年等其他社会群体政治思想的混乱。
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在探求微观政治生活领域中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化,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的微观政治,拒斥国家中心和整体主义,实际上否定了宏观政治所存在的合理性。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知识合法性”的反思,质疑“大叙事”,从语言学视角分析国家权力,通过主张差异来否定求同,从而使民主演变成无政府。实际上,宏观政治在今天仍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比如,国家和公共权力等宏观政治方面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话语政治,后现代主义在过于强调话语形式民主时,已经离现实政治的本质越来越远。从本质上来说,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政治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因此,我们在肯定话语政治合理性的同时,要警惕其将非理性来代替理性的错误倾向;而游戏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明显的非理性和非逻辑性,容易导致在政治上的虚无主义。比如,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微观和话语等方面政治哲学的巨大理论错误,其试图建立的非决定论的多元差异反抗政治哲学必然滑入政治虚无主义的荒谬性之中。[8]同时,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将这一原则进行了夸大,甚至走向了极端。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过于强调政治的差异性,而忽视了其同一性的一面,容易导致相对主义的倾向。
现代性政治哲学是以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为其政治理想,区别于马克思人类解放的政治哲学。政治解放实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主要以私有制为前提,“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9]。而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则是以废除私有制为前提,最终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具体来说,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自由解放具有其局限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只是资产阶级获得统治的解放,仅限于部分人的解放;其二,现代解放并没有关注经济领域问题,而只是思想和权力等方面的部分解放。而对于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同样也存在这两方面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改良政治等方式来反对马克思的解放政治等政治哲学。
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中很多理论是错误的,并通过诉诸于微观政治、话语政治和游戏政治等斗争方式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比如,拉克劳和墨菲所主张的话语领导权,在一定程度上解构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地位,进而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后现代政治哲学不仅忽视了西方社会政治的经济现实,而且过于注重解构而又较少建构,从而在理论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从总体上来看,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科学性进行了否定和解构。
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从语言学、生活和文化等视角进行批判现代性政治,反对契约政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并促使契约政治转向为随机性、碎片化和边缘化的游戏政治。比如,德里达运用解构方法来对文本进行解读,并发现解读文本本身的矛盾进而消解文本的原有结构,重视那些中心意义之外的不定性和多向性,颠覆结构中所固有的确定性的东西。这种解构方法对原有文本作出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多义的解释方法,体现了其随机性和非逻辑性的游戏政治的倾向。德里达反对游戏规则对游戏的制约,认为游戏本身代替了游戏的规则。实际上,游戏政治在导致虚无主义的同时,消解了青年等社会群体对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并导致他们无视政治规则,进而放弃对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责任,逐步走向个人主义和实用利己主义的错误倾向。因此,应理性看待游戏政治,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并重视游戏政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揭示和反对其错误方面。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面临西方社会政治的状况和变化时,大多提出用改良的方式来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并主张通过具体生活的微观政治实践和话语政治等方式来反抗现实社会的不合理。总体上来看,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的“欲望政治”、“异教主义政治”和“交往政治”等,在实质上大都反对马克思的解放政治等理论。而资本主义的改良政治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推进的改革,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缓解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冲突。但是,改良政治并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具有其自身改良不彻底的局限性。后现代的改良政治转向话语、符号、欲望和边缘群体的反抗形式,实质上缺乏社会现实基础和实践性。因此,我们应认清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中改良政治的实质,并对其进行有力地批判,反对和抵制一些错误观点。
综上所述,通过审视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的特点,并深刻认识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从而进行批判性地借鉴。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其对微观政治和差异政治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政治哲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维度;对后理想性政治和话语政治方面的分析,有助于引起对政治中的非理性因素和话语权的重视。由此,有助于不断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但是,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其诸多理论的错误方面,阻碍了人们树立正确的政治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科学性,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立场上,对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进行评析,从而更好地促进新时代我国的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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