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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孔子隐士观异同探析

时间:2024-08-31

王海燕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所谓隐士,简言之即隐居不做官的人。[1]31“隐”是归隐,“士”是士大夫或者有才能的贤者。隐居,指远离闹市、远离人群,不为名利而奔波劳碌;不做官具备做官能力,却因某种客观或主观原因而不做官,或做过一段时间的官又退出官场。[1]31这些古代的隐士即使归隐山林,却仍关注着自身修养,保持崇高的道德品质,内心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对政局政务保留着自己的看法与见解。葛洪,作为魏晋时期道教的代表人物,关注个人修道的同时,也对隐士的修道高度赞赏与肯定;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将“学而优则仕”作为思想理念,对隐士的归隐尊重但不赞同。两人的隐士观有着相同和不同之处,更多是体现在不同之处。本文通过二者对隐士本质特征的认知、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评价、情感态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葛洪、孔子对于隐士本质认知的异同

葛洪和孔子对于隐士的价值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路径、精神品格和社会意愿等本质认知既有相同又有不同。

(一)二者都认为隐士以自身的大道为本,但立场不同

葛洪对隐士的认识与道家老子之“道”有相似的含义。他认为,隐士心中有谋略却不直说,腹有诗书却不外露,放弃富贵荣华,甘愿过着自耕自足的恬静生活。不与权贵之人结交,愿与隐士一起涵养自身的修为与境界。如此的行为,世间一切万物都无法撼动他的心志,任何的风吹草动也不能扰乱他的心境。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嘉遁卷》有言:“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谧清音则莫之或闻,掩辉藻则世不得睹。背朝华于朱门,保恬寂乎蓬户。绝轨鐲于金、张之闾,养浩然于幽人之仵。谓荣显为不幸,以玉帛为草土。”[2]2这里葛洪以怀冰先生与趋势先生为例,表明了自己对隐士的认识。老子认为,生活在战国时期小国的君主与臣民都应该无为而治,遵循自然规律、自给自足、清心寡欲、柔弱恬静,过一种小国寡民式的生活。君主实行无为之政,臣民就像隐士一样,过着归隐自居的生活,实行无为自治。然而,葛洪延伸了老子之“道”,他的隐士隐居并非老子所言的人们回到最初淳朴自然的社会,人们如婴儿般纯粹善良。他更多的是将隐士置身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隐士在喧嚣的社会大背景下如何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

孔子认为的隐士是在社会背景和历史时期无法实现出仕为官的情况下,勉强认同有才之人的归隐与不作为。以自身为例,孔子一生的政治追求都是以失败告终,即使最终开创私学,教授七十二弟子学问,仍向学生传播入朝为官的理念,希望以学生为寄托,弘扬儒家思想,实现社会价值。孔子一生追求的是“仁”,并且希望这种思想弘扬传播,以求得到列国君主的认可,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以“仁”治天下,实现以德治国。孔子宣扬的“仁”思想即是儒家的大道。事实证明,孔子一生都没有实现政治抱负,他青年时期积极入世,老年时期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在“仁”思想无法被列国君主采纳,甚至被人嘲讽,如此不得志的一生,他发出感慨说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3]61

总之,葛洪和孔子都坚持自身的大道之本性,但立场不同:葛洪的隐士观是对道家的继承与发展,他不仅尊重与理解隐士的行为,而且自身也愿意成为隐士,坚持“道”之本性,向往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孔子的隐士观坚持“以仁治国”的大道,却更多的是对时代不满的叹息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无奈,即使潜心修学、钻研学问,仍对入世抱有幻想与希望。

(二)二者都认为隐士以审时度势为本,但路线不同

葛洪认为提倡并且践行隐居之人是顺应时代潮流,并努力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地用理性思维保全自身。同时,通过对普通民众的教育教化,逐步改善不良的社会风气,即使身不在仕,依旧发挥出入仕的作用,不仅保全了自身的性命,也影响社会的发展。他在《抱朴子·外篇·嘉遁卷》中有言:“今先生操立断之锋,掩炳蔚之文;玩图籍于绝迹之薮,括藻丽乎鸟兽之群;陈龙章于晦夜,沉琳琅于重渊;蛰伏于盛夏,藏华于当春。”[2]6隐士心中有谋略,行为处事果断,却掩饰自身才华,宁愿在山林著写文章,也不愿出仕为官。葛洪用怀冰先生与趋势先生二人的对话为例,说明怀冰先生作为隐士,明白人生短暂,仕途之路福祸相依,为了短暂的名利而失去生命是不值得的事情,鸟兽尚且知道趋利避害的道理,那么作为人自身就更应当珍惜生命、保全自身、远离官场仕途。

葛洪认为隐士具有敏锐的眼光和政治敏感性,是与他个人自身的亲身经历有关。葛洪家族世代为官,后经历战乱后家道中落,沦为平民,后师从郑隐,喜好神仙养生之学。因而,他自身懂得把握时机,与其在黑暗污浊的乱世浮沉,不如追求向往的清心静气的平淡生活。作为隐士,也应当保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坚持审时度势,适时远离官场,保全自身。他在《抱朴子·外篇·嘉遁卷》中又说道:“进有攸往之利,退无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济俗。”[2]9选择隐居或者出仕,皆依据时代发展的需求而做出改变。出仕可以建功立业,隐居因为明白事理才减少灾祸,在隐居生活中可以通过自身的学识推行教化,间接改善社会风气。

孔子认为隐士隐居看似是为了保全自己、远离仕途,这确是隐士们审时度势的必然结果,但只是权宜之计,内心深处仍是隐士为后期入仕做准备,这也是儒家隐士的迂回路线。恰当时机的审时度势做出不同寻常的选择,可以更好的保全自身,为后期得到更好的发展做充足准备。他在《论语》中有言:“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3]116天下太平,隐士需要入仕,为君主分忧解难;天下不太平,隐士们进行隐居是可以接受的。在政局不稳,社会黑暗的时期,有才能的隐士隐居生活可以避免灾祸,保全自身的性命。士人的隐居与否是根据世道而变化的,说明孔子内心也是接受隐逸思想观念的。[4]92同时,隐士们可以借机休养生息,通过对古籍的阅读与整理形成新的学说理论,用文笔自由表达内心世界,获得好的名声。他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3]248

总之,葛洪和孔子的隐士观中都反映出对社会的审时度势相同,但内心深处的真实意图实则不同:葛洪对隐士隐居而不关注政事是给予肯定与支持的,个体的生命重于仕途的荣华,但是即使是隐士也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中,身不在朝而心为社会发展提供积极适当的教化,保全了自身也改善社会风貌;孔子认为隐士隐居是为了保全性命、妥协社会的一种手段,内心深处仍是根据社会政局变化做出仕的准备。

(三)二者都认为隐士以精神高洁为本,但动机不同

葛洪认为隐士们自愿选择这种生活,即使物质生活水平比普通民众更加低下,甚至都达不到温饱水平,但因为精神世界的充实、精神境界的高远旷达,依然比仕途之人生活幸福,远离灾祸。他在《抱朴子·外篇·嘉遁卷》中有言:“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于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饮之,短褐以蔽之,蓬庐以覆之,弹咏以娱之,呼吸以延之,逍遥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终,斯亦足矣。”[2]32隐士自给自足,生活俭朴,衣食住行简易,物质生活水平低,但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实、自由的阅读书籍、畅快的直抒胸意。如此安贫乐道的过完一生,自身掌握道的精髓和要领,品德修养变得高贵完善。作为隐士,“藜藿不供,而意佚于方丈;齐编庸民,而心欢于有土。”[2]17

孔子认为隐士坚持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使得他们大多自身物质生活不充裕的情况下但更多的去追求精神生活,甚至更多的传道授业,期望更多底层民众接受文化教育,走上仕途之路。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正是儒家隐士的真实写照。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小国之间的斗争摩擦此起彼伏,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民众大多生活贫苦,而作为这一时期的隐士,无奈之下选择归隐山林,他们信仰仁义礼智信,奉行宽容谦让低调的生活作风,在无名无利无金钱的状态下,生活的更加贫困,身份更加卑微。一切生活所需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创造,但同时这些隐士都追求圣人之道,品德节操比普遍民众更为高洁。

总之,葛洪和孔子都认为隐士通过物质生活质朴的方式进行隐居,并对其自身道德提升有所助益,但动机不同:葛洪认为隐士的生活质朴是隐士们自身甘愿过简陋质朴的生活,这些隐士们往往是具备王侯才干却自愿选择了隐居的生活,因为物质生活的贫乏可以使得隐士激励自我,更好的提升自身修养,净化自身的灵魂;孔子认为隐士的生活困苦是隐士们处于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时代的无奈之举,苦中作乐的隐士们被动状态下通过贫乏的物质生活,可以为更多的民众进行礼仪道德教化,传授文化知识,使得智育与德育同步运行。

(四)二者都认为隐士以心为本,但定位不同

葛洪认为隐士不参与仕途,一是性格使然,本性就追求清净无为的生活;二是认清本心,通过优缺点的对比,知道自己不适合仕途,缺乏辅助君主的能力,本着对自我的认知,发扬自身的长处,如著述立说、社会教化、改善社会风气等等,才是更适合自身的发展需求。隐士坚持内心的信念与节操,即使隐居山林,也是觉得安逸的。他在《抱朴子·外篇·嘉遁卷》中有言:“仆所以逍遥于丘园、敛迹乎草泽者,诚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2]42

孔子认为的隐士即有仕则仕,无仕则退,可长可短,时间自定,是根据历史的时代条件与现实需要践行道义,这样就没有可以或者不可以。因而,隐士必须要有正确的人生定位,认清自身条件与现实情况,这样才能自如的选择入仕或者出仕,随心而活。《论语》中孔子说道,伯夷、叔齐不动摇自己的意志,不辱没自己的身份;柳下惠,少连虽动摇自己意志,降低自己的身份,但言语合乎法度,行为深思熟虑;虞仲、夷逸深山隐居。这三种人是孔子对隐士的的一种分类,他认为的隐士有最高级的境界,逐次降低直至之最低层次的隐士。他得出结论:“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3]274孔子划分的这三类隐士,虽然有层次的高低之分,但对这三者并没有实质性评价好坏。

总之,葛洪和孔子选择的隐居方式与时间长短都是基于各自内心真实诉求,是符合时代特点与各家精神追求的真实写照,但定位不同:葛洪认为,隐士是认清自身,是对自我的总体认识与把握,分析自身利弊后抛弃世俗的名利,真正随心而活;孔子认为隐士随着政局变化而适时归隐,即使短暂的归隐山林,也可以为国家贡献力量。

二、葛洪、孔子对于隐士价值评价的异同

隐士的价值体现在很多方面。对个人而言,隐士之人可修身立说、修身养性、提升自我、进入新境界;对社会而言,隐士之人可安身立命、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间接参与国家政事处理、为君主排忧解难。

(一)二者都认可隐士的个人价值,但对归隐的态度不同

葛洪认为隐士能认清内心需求,选择了适合自身的生活方式,努力地提升自我,不强行进入世俗的变化之中,这是明智的也是恰当之举。对于隐士自身而言,个人价值最大的体现在保持思想的纯净、身心的自由。先有古公拄拐抛弃荣华,后有越翳进入山洞逃避荣华,再有季札隐居田园避开荣华,就连道家老子也是极力避开荣华,这些古代道德高尚、品行高洁之人,通过隐居生活洗涤自身的思想,使得精神变得富有、身体变得轻松。葛洪对此是表示赞许和支持的。他在《抱朴子·外篇·逸民卷》中有言:“盖士之所贵,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义,操业清高,可谓立德矣;穷览《坟》、《索》,著述粲然,可谓立言矣。身名并全,谓之为上;隐居求志,先民嘉焉。”[2]68隐居的有志之士,通过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自律的生活,保持高尚的节操、追求圣人的品德,通过著书立说、发表个人言论、建立学说体系,这样的生活方式使隐士的精神生活得到极大的充盈。在个人的精神世界自由畅游,身体和名声都能得到极大的保全,这是在入仕中所无法获得的财富。正是“物各有心,安其所长。莫不泰于得意,而惨于失所也”,[2]67古代隐士隐居的原因是因为想要随心生活,在合适自己生存的地方安居乐业。因而,古代圣人认为,恰当的时机进行隐居生活是可取的也是正确的。葛洪以作为隐士的伯夷、叔齐为例,阐明即使对于时局变化捉摸不清,不懂得灵活变通而选择隐居,可古人仍然称赞这二人行为高尚,值得学习。

孔子认为隐士为了保全自身的生命与名誉而归隐山林,不去参与君主的治理政务,无法为社会,为国家尽心尽力,纵有满腹才华也是浪费自身资源,隐士的隐而不仕不可取。他在《论语》中有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3]270但处于春秋争霸时期,孔子接受士人暂时远离仕途,是保全自身而稍作调整的缓兵之策,也是心中的无声反抗。子曰:“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3]70他认为,士人根据国家政局形势不同入仕或者归隐都是自身的选择,若短期的归隐为个人修身养性提高品德修养,充实自身内心,为日后更好的宣传弘扬“仁”的思想也是可以理解的。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在政治清明的时局,士人选择归隐,孔子是持反对意见的;而在政治黑暗的时局,士人选择归隐,孔子却又是理解的。

总之,葛洪和孔子都对隐士的个人价值都持肯定与积极的态度,这种个人价值不仅仅针对隐士自身的精神涵养,而且也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有利作用,但对归隐的态度不同:葛洪认为,在任何历史时期,隐士都应当坚守自己的内心,以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丰富的学识充实自身的精神世界,发挥自身价值。在保全自身的同时,间接承担起社会教化的责任,辅助庙堂,实现封建统治的稳定。孔子认为,隐士的作用是根据时代变化来规定的,不管是隐居生活还是入朝为官,都是要实现精神层面的富足,为将来进入仕途做好准备。

(二)二者都认可隐士的社会价值,但实现的方式不同

隐士在隐居中获得的精神财富无法用物质数量进行计算,与仕途之人相比,他们在物质生活中的处于劣势地位的。葛洪认为隐士隐居山林,修行大道,给民众启蒙教育,开化智慧,弘扬礼仪,这与儒家孔子的私学活动相似,使得先王之道得以传承,为当今君主培养人才,提升民众文化涵养,提高人口质量。同时,隐士的道德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君主的政务处理,维护国家稳定。在《抱朴子·外篇·逸民卷》中有这样一则小故事,魏国有一个叫段干木的隐士,拥有高尚的品德和高洁的操守,德行俱佳,秦国因为听说到魏国的这位贤能的隐士,因而放弃了攻打魏国。魏国正是因为有了段干木这样德才兼备的隐士,使得母国避免了一场战争,间接地影响了朝局的变化,间接参与君主治国理政,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抱朴子·外篇·逸民卷》中有言:“且夫官高者其责重,功大者人忌之,独有贫贱,莫与我争,可得长宝而无忧焉。”[2]76与仕途之人相比,隐士在隐居的物质生活中过得贫寒,又无官位等级,无责任承担,属于世俗中的弱势群体,这样的“贫贱”之人,在古代君王的统治之下,无外人陷害妒忌,可获得安身立命的机会,而安身立命的社会价值更多在于社会的教化中。隐士虽不在朝堂,也是君主治理天下臣民中的一份子,他们在隐居生活中向民众弘扬仁义礼智,宣扬先王之道,以自身为表率,坚守圣人之德,为民众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作用。民众在隐士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下,内心安宁,思想纯净,遵守道德礼仪和行为规范,提高自身的修养与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社会风气,这种正确价值观的弘扬,可以巩固君主的统治,维护封建制度的长存。隐士的生活中,清新的社会风气有利于开展民间的教育启蒙活动。“风成化习,大道渐芜,后生昧然,儒训遂堙。将为立身,非财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户庭,潜志味道,诚宜优访,以兴谦退也。今令大儒为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则能陶冶童蒙,阐弘礼敬。”[2]63

孔子的内心对隐士是尊敬的,而学生子路认为隐士隐居山林不入朝为官,违背了三纲五常封建道德的中君臣之礼。长幼之序是君主教化臣民的法则,隐士作为国家臣民的一分子,只是提升自我价值,不能为国出谋划策,不能为君分忧,既无法尽到臣子的应有之则,更无法实现社会价值。儒家孔子在教授学生时极力宣扬“仁”的思想,将未来走仕途作为首选之路,但对于“被迫”走上归隐之路的隐士内心仍表敬意,因为隐士依旧在将“仁”思想弘扬传播,间接为君主效力,为国家政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论语·微子篇》中,孔子与学生子路有一段对话:“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3]272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主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总之,葛洪和孔子都认可隐士的社会价值,持肯定与积极的态度,但实现的方式不同:葛洪认为隐士在隐居生活中依然可以通过类似私学活动启民智、传王道的途径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间接为君主的政务服务;孔子认为,有才能的隐居之人,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自身才能为国家社会尽力,这种社会价值除了社会的教化与社会风气的改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隐士们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知行合一的途径更好的为社会政治服务。

三、葛洪、孔子对于隐士情感的异同

葛洪作为道教代表人物,主张道家“无为”、“清净”、“逍遥”的生活状态。一方面,自由自由的归隐生活可以使隐士有更多的时间研习古代文献,积极进行学术创作,提高自身品德修养,提升更高的精神境界,追求更加宽广的“圣人之道”,保全自身的生命和名誉;另一方面,隐士在隐居的生活中通过文化的熏陶,间接地教化民众,参与到君主治国理政的事务中来,为国家的治理贡献一份力量。因而,葛洪对于隐士这个群体持赞赏肯定态度的。

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积极主张君子入仕,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理念。一方面,士人通过仕途的方式可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可以将儒家思想向各国各地传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将前人对隐士的态度归为三类:肯定、否定和折中[5]34自己认为对于隐士这个群体应理性全面看待,应该是进退结合式的且以进为主以退为辅,整体是圆融的。[6]27孔子总体上对隐士归隐给予理解的态度,因为隐逸之士在社会政治不稳、政局混乱的时期选择短期的逃避与隐居,是保全自身的无奈之举。若在隐居期间修养自身品德,改善社会风气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若在隐居期间无所作为,则认为他们不能将自身的学识贡献给各国的君主,无法实现自身价值。但孔子一生支持入仕,对改变混乱动荡的世间自觉肩负儒家的责任,他对于大道的渴求、真理的获得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即“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热忱,认为士人应当有为道献身、追求仕途的勇气与决心。儒家以迂回的方式选择了审时度势的隐居行为,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内心渴盼政局的清明、仁义的回归。但是,若归隐的人数数量过多,孔子认为则使得更多的民众无法接受传统道德和文化教育,社会教化不足,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而,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孔子的隐士观,总体是尊重但否定,内心仍愿意选择仕途之路。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隐士占据一定的数量,在出仕与入仕、归隐与不归隐之间有着不同的思想观念。葛、孔二人的隐士观是基于自身思想理论进行的阐述说明,体现的是两人不同学派所呈现出的面对生活的态度、理想的追求、人性的理解。二者从个体与社会、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这两个方面出发,两种隐士观中的异同点都是各自对于圣人之道的不同理解,本质上无优劣之分,都是两人寻找适合社会生存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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