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维奇人道主义辩证法理论探析

孙熙雯

(哈尔滨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关于“人”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不同时期对“人”的概念阐述也是迥异的。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研究的重点就是人。其中作为南斯拉夫哲学家代表的马尔科维奇从宏观角度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进行划分，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作为研究的中心，把辩证法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人道主义辩证法思想。与此同时，马尔科维奇也意识到苏联教科书式的教学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教条化的理解，最终导致辩证法失去对历史的批判维度，所以苏联教科书式的教学体系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和发展的停滞，列宁也没能进一步把实践统一于辩证法之中，最终导致苏联教科书式的教学体系阻断了人类历史自我实现的可能性的理论探索。由此马尔科维奇以苏联教科书式为基础进行批判，从而建立了别具一格的人道主义辩证法思想，对我们全面地、历史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一、马尔科维奇人道主义辩证法的源流

20世纪50年代是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和现代科学的时代，也是建立一种新哲学思想的时代。实践派将1932年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理论支撑，以市民社会为基点探索历史发展的根源。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他认为劳动创造了历史，试图从劳动入手揭开盖住历史的面纱从而实现人类真正的解放。马克思提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1]这表明，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自身需要创造的感性认识和需要的对象，展现了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而马尔科维奇以辩证的眼光看待马克思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从人本主义与辩证法的关系入手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时批判那些对该思想存在误解和曲解的人。他认为应该从人自身出发去解决人在现实社会与理想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这个现实社会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就体现在人的自我实现与现实的矛盾之中，进而形成了一种名为“潜在二元论”的理论。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一书中，马尔科维奇阐明了异化理论的概念和缘由。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开始发生了异化，人变成了无意识的工具。由于人机械地、重复地进行工作使人丧失了主体地位，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马尔科维奇意识到时间的重要性并把实践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批判当时社会所产生的人的异化现象。马尔科维奇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仍保留着资本主义“异化”所残留或扭曲的矛盾，由于以前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不彻底，只建立了一个“乃是各种要素的奇妙混合，而且即使在它们给人以明显的稳定性印象时，它们也把许多尖锐的、潜在的冲突和矛盾隐藏在了表面之下”的国家模式。[2]于是马尔科维奇以“异化”理论为基础剖析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弊端，以辩证法的原则和原理完成人的复归即对人的本质的复兴，同时采取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和制度设计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使命。

20世纪中期，人道主义实践派与唯物主义派的融合奠定了马尔科维奇思想的基础。1960年11月，在布莱德召开了以人道主义者为首的实践派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为首的辩证唯物主义派参加的有关反映论的会议，因其所陈述的《实践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的报告使实践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在报告中马尔科维奇深刻揭示实践派思想历程的内在逻辑，是对实践派哲学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部分学者否认的主体与客体，物质和意识与实践相对立的观点，他指出要以实践为前提去思考有关主客体或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因此马尔科维奇对于二元论者认为他们之间是相互对立的观点持否定的态度。在召开会议的过程中，探讨的最核心问题就是有关人道主义的实践性和辩证法的科学性。尽管有很多以物质为第一性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但相较于人道主义实践派的人道主义来说就表现的十分肤浅。在关于主客体关系的论述中，辩证唯物主义派后期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教条化，禁锢于近现代哲学的认识论当中。虽然在认识论当中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前提，但这种主体性逐渐地被理性所侵蚀。“真理”演变成为在认识过程中理性与客观的结合，因而主客体被看作两个相对的存在。但辩证唯物主义派认为“对于辩证法的应用依然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被从现实世界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先验规律为前提，即使这种规律不断地被实证科学所证明，也只能说明这种辩证法仅仅是对于‘知识’的掌握和教条运用。这样，原本在马克思辩证法中统一起来的主客体又一次被分裂了。”[3]所以马尔科维奇在深入理解马克思有关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把人的社会实践作为该思想的前提，使其思想逐渐地趋向于以人为核心。

二、马尔科维奇人道主义辩证法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关于辩证法概念的定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中论述的很明确了：“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马尔科维奇认为该观点的出现是对辩证法理论最为精确的表达，自此马尔科维奇便在此基础上发展有关辩证法的思想。黑格尔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认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5]恩格斯分析黑格尔的思想后认为其辩证法思想中关于革命的方面被保守的气息所包围，并指出:黑格尔辩证法之“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黑格尔“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6]马尔科维奇通过分析苏联的教科书体系中，发现出现了类似“神秘的辩护形式”的错误，于是他将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思想应用于实践中，开创了南斯拉夫实践派。那么什么是“神秘的辩护形式”呢？马尔科维奇认为：“这种表现形式具体存在三个基本缺陷，没有正确分析或解释有关发展、进步等范畴。把辩证原则无批判地、教条地理解为现实的、独立于人及人类经验的绝对规律；以极为有限的方式建立和应用辩证法。”[7]而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存在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教条化的认识，使辩证法失去了对历史的批判维度。列宁认为：“对辩证法作为独立于人和人的经验的现实的绝对规律的原则的教条主义和非批判性的解释”，以及“建立和应用辩证法的手段极为有限”。[7]4苏联教科书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说明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停滞，并没有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使得辩证法被迫回到近代哲学对辩证法的剖释上，破坏了列宁把实践融入到辩证法中，从而阻碍了在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人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苏联教科书对辩证法的理解很难回答社会现实的新问题，在于斯大林主义模式出现。马尔科维奇在《今天的辩证法》中论述说“辩证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预设上强调一种综合的实践活动”，这说明辩证法是以实践作为逻辑预设出发点的，但后来为什么改为人类学是逻辑预设的前提了呢？因为逻辑预设是基于实践和人类学二者的逻辑顺序上的，人类学先于实践而存在，所以逻辑预设指代的就是人类学。由以上论述可以充分说明，人类学存在于实践之前，正是因为以人类学为前提才有了以人的实践活动为理论的预设，这说明马尔科维奇的思想是围绕着人道主义和实践的角度出发的。

马尔科维奇思想最核心的范畴就是“整体性”。在马尔科维奇的观点中他认为在卢卡奇之前学科不再作为一种独立的形式存在，而是发展成为某种混合型学科，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部分+整体”和“综合分析”的辩证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整体性”进行分析：一方面，从内容的角度出发，“整体性”概念范畴贯穿于马尔科维奇辩证法理论论证的始终。马尔科维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并且世界是多变的，从而批判了“今日的辩证法”的片面性。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的思想局限于社会范畴，究其原因在于卢卡奇只批判自然辩证法的表层，粗略的论述有关“自然”等概念及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的问题。卢卡奇认为自然不分为主体与客体两个部分存在，一门自然学科只针对单一的学科而存在，所以通过对卢卡奇的批判更加坚定了马尔科维奇把辩证法的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相结合的想法。另一方面，马尔科维奇的思想内涵是以“整体性”为依托。通过对该思想的研究发现：马尔科维奇将主客体统一应用在实践当中，将全部时间统一于历史性的辩证法里，使人在自我实现中认识与发展。因此，“整体性”是以人为核心的、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的“整体性”。

三、马尔科维奇人道主义辩证法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的角度出发，马尔科维奇的思想继承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并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人们更多了解的是有关物质为第一性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但缺少实践性容易造成人精神的缺失。我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所以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实践的作用。在马尔科维奇的思想中，他主张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来构建人道主义的社会，所以马尔科维奇的思想隶属于社会批判理论范畴。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具有同一性，于是马尔科维奇对恩格斯和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理解是一致的，而且马尔科维奇也非常赞同恩格斯有关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他在恩格斯辩证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和扬弃。因此，可以认为，马尔科维奇的理论在实现人类自我发展的同时也是人类发展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从人与自然的角度出发，马尔科维奇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的观点，认为人类实践是导致自然问题发生的首要因素。在现实社会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关注有关人与自然发展的问题。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时代的来临，环境遭到破坏的后果就是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出现引导人们开始反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人文与自然科学当中。由于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使人们过于自信的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自然科学的原则，最终导致社会发展出现问题。在马尔科维奇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一的只考虑自然科学，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出发考虑科学上的实践人道主义维度。所以，人道主义倡导科学的整体性，不能脱离人道主义的批判与约束，并且马尔科维奇认为人类本身才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源头，因此马尔科维奇的思想不仅在理论基础上还有现实存在上都给我们提供了有效地建议。

从辩证法的角度出发，马尔科维奇认为正是因为人类学为前提才有了人的实践活动为的理论预设，所以他的思想前提是以人为核心。马尔科维奇把“整体性”作为基本点，将主客体统一应用于实践中，使人在自我实现中认识与发展。最后在他的思想中还有一部分提出了对政治的批判，使人们了解辩证法的实质——批判，他认为辩证法跟人的实践相结合是一种综合的实践活动，但马尔科维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过于矫正，我们在研究时要加以注意。

综上所述，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辩证法思想是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下形成发展的，该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中国过去和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相类似。在20世纪60年代的南斯拉夫市场经济的改革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十分相似，南斯拉夫实践派对苏联教科书式缺陷的颠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弘扬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超越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理论要求和“以人为本”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相一致。所以，马尔科维奇人道主义辩证法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我国避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同时也可以指明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避免苏联教科书式缺陷在我国再次上演。正是由于马尔科维奇把以人为核心作为思想的重点，把“整体性”作为基本点，将主客体统一应用于实践中，使人在自我实现中认识与发展，该观点正与我国社会发展的理论相一致，我国坚持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因此这对于拥有人口众多的中国如何能够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辩证法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维法宝。但随着对南斯拉夫理论著作的探究，发现他们的思想和观念的历史全景都在“修正主义”标签被弱化后逐渐显现,成为一种客观的、建设性的理论资源,，虽然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他们几十年前提出的观点有些过于主观和过时，但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的探索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社会主义进程的发展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通过对马尔科维奇人道主义辩证法理论的研究，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引道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