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医废存之争的议题、历史场域考察及其当代启示

刘依平

(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区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珠海 519041)

在中国近代史上，传统中医与当时的民族命运一样也面临过极其危险的境遇。当时，围绕着中医的废存，社会各界的论争颇多。考虑到时代背景，中医废存之争实际上远非中西医医理层面的歧异，其中呈现的中医命运问题甚至最终变成了中国政界“应对近代危机的一个突破口”。然而，近世救亡图存的宏大历史命题在无意中却又遮蔽了这样一个对后世医界格局影响深远的话题。本文从社会环境、议题性质和情境认知三方面为场域来考察近代中医废存之争，试图揭示近代以来中医命运与民族前途之间的纠葛，并尝试提出废存之争对当下中国的一些启示。

一、近代以来中医废存之争的背景和思潮

历史上，世界各地的医学通常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西学”的一部分，西洋医学在明代后期随着欧洲传教士一起传入中国。除布道、教育之外，医学传教在鸦片战争后也成为近代中国在华基督教士的重点活动。有研究显示，近代中国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医学传教模式，主要是从开办诊所、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始，在此基础上再设立与医学相关的学习班和大学等医学教育机构。这种路径既与传教士本身的动机和思想有关，也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基督教和西医的态度密不可分。[1]

以东北为例，尽管基督教会一开始遭遇到各方的不信任和抵制，但得益于自身有效的传教策略，特别是以医疗活动为突破口，新教教士“一枝独秀的医疗活动”使民间与官府的态度均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尽管此后因为特殊政局的缘故，东北的基督教会事业遭遇到了事实上的衰落，但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相类似，西医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影响却与日俱增。特别是较之中医，西医擅长的某些外科治疗方法一方面让“中国人难以接受；但是其显著的疗效又往往让中国人心服口服”。[2]与之可成映照的是，民国之后，在华不少基督教会医院甚至已经走上专职医疗的道路，而“不再借行医为传教工具”。[3]

随着西医的成长和国内时局的发展，到19世纪末，“中医”和“西医”已经成为了一组对应的概念。20世纪初，西方近代医院制度植入中国，西医正式登堂入室。但无论是医理、医制还是医疗观念，西医与中医其实都有着巨大的差异。总体而言，从人称主张废除中医“第一人”的国学大师俞樾(1821-1907)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亦即所谓“废医存药”之思想以来，到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医学界不仅在思想上出现了分化，而且还逐渐发展成“激烈的中西医冲突和取消中医的社会思潮”[4]。

大体言之，近代以来中西医之间大的和较有影响的论争主要有四次：其一发生于1920年，论争双方的主角是杜亚泉和余云岫二人；其二发生于1929年，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通过的《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为标志，史称“废止中医案”；其三肇始于傅斯年于1934年在《大公报》发表的评论《所谓国医》，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国医(也就是中医)笃信者和西医拥护者之间的论战；其四发生于1941年，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参政会上，因中医问题的议案，45岁的傅斯年与年逾古稀的军事将领孔庚展开了激辩。[5]鉴于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官方决策背景及由此引发的甚至波及到东南亚中医界[6]的反对声浪，下文将对该案的来龙去脉做一简单介绍。

西医在民国的发展已不是大清帝国时期的阵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卫生体制中，无论是从相关政府机构的设置，还是机构人员的配备来看，中医的身影寥寥无几，西医占据了绝对优势。1929年初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但名曰全国会议，实则参加者尽为西医界人士，而时任卫生部部长的薛笃弼又不是医疗界人士，且性格较为懦弱。此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四个与废止中医相关的提案，分别是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以及《统一医士登录办法》《制定中医登记年限》《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三个提案。经与会人员讨论，由于各提案的内容多有重复之处，因此最后以余云岫的提案为基础和主要内容，将四提案合并改题为一个，即《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并以“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决案”的形式通过。该“会议决案”提出：“甲、旧医登记限至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此即为“废止中医案”。此案一出，举国中医哗然。由上海中医牵头，全国的中医界人士随之发起了各种集会、请愿等活动。后在蒋介石的批复下，卫生部的布告与命令被予以撤销，以“暂不执行”的措辞搁置了此案，甚嚣一时的“废止中医案”告一段落。

二、近代以来中医废存之争的历史场域考察

近代以来中医废存之争在当时特殊的历史场域展开，中医废存争议的背后是近代以来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同时中医废存之议题本身又与当时分化的社会意识紧密相关。此外，以1929年南京政府提出的“废止中医案”为例，中医废存之争还必须联系到当时决策者对政治情境的认知状况。

(一)社会场域：中医废存之争在二元对立的社会环境中进行

传统中医在近代中国遭遇到废存问题，这其中既有中医自身发展方面的原因，更有当时广阔的社会环境因素。

19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层面都受到外来冲击。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不仅加剧了中国原有的各个社会领域中的矛盾，同时还激生出很多新的问题和矛盾。这样一种内外交困的社会，如果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的说法，存着着诸多的“区块隔阂”或“区块间隙”(segmental cleavages)，这些隔阂可以是族群、宗教、意识形态，也可以是语言、文化、民族等。而且，这种社会中的社团、政党等组织往往也沿着这些区块隔阂而加以构成。[7]但面对这些间隙及相关组织，中国旧有的制度和方法却无法应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也严重缺乏能够化解社会冲突的制度安排和政治环境。其中尤为重要的则是，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包括知识界的和政治领域的，他们对这种危机的认识和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尽相同，由此也产生各不相同的行动效果。

对近代中国面临的全面危机，越来越多的知识界人士认同一揽子解决的方案，比如社会革命。而这种解决方案势必要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包括传统医学。在旧已破但新未立的时代，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支，同样有着中国思维方式中笼统、模糊和形而上的诸多特征。这些显然不符合近代以来时人急切地想要掌握一些客观而确定的东西的需求，改造甚至消灭传统医学因此成为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所以，哪怕是中医日常的诊疗失败和与之对应的西医偶或的成功救治都被说成是宏大的救亡、新旧或科玄等二元主题的一部分。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即便要做一名会反思的保守主义者是不够的，比如梁漱溟；同样也很难出现足够反思的激进主义者，比如傅斯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在的许多社会团体在五四运动后逐渐分化也就变得无法避免，其中有些人甚至声称将在战场上兵戎相见。[8]

就中医废存问题牵涉到的医学而言，由于医学本身既极具学理，又严重关乎技艺，因此医学方面的争论很容易超出医界，进而延扩到其他领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这一论争就很少局限于医学界，相反其在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争议更多。换言之，中医存废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学术或学理方面的问题，而是与文化之优劣、民族之未来、政治之立场等深层次问题分不开。按照本文思路，个中原因就跟近代以来国人在社会认知、危机应对、行动效果、话语表述，甚至是学人个体之间等方面的分化状态紧密相关。如此，中医本身已经成为需要社会救治的对象之一。自然，中医并不甘心这样的角色转变，也并非毫不作为。在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废止中医案”中，中医界的抗辩就达到了顶峰，并最终成功阻止了该案的实施。但即便如此，这些抗辩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中医的抵抗逻辑和表述基本上是沿着西医挑战的主题而设计”。[9]在历史的进程中，为了自救，中医起先与“国粹”联结，后被正式称之为“国医”，但也必须“紧紧地抓住民族主义这一要目加以发挥”。[10]与“国医”类似，“国学”研究在1920年以后的北京大学也是以“新”划线。“与此相对, 一些当时人看来真正的守旧学者, 则未与其事或被排斥在外。”[11]由此可见，在各种西学的刺激下，“国学”、“国医”等多种国字号兴起以抗西学、欧化，但均未能跳脱前述二元分化的话语体系。

(二)思想场域：中医废存之争助长了分化的社会意识

中医承载着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上，中医的科学性及其存废问题是一个反复受到学界、社会及政府关注和讨论的议题。由于有关它的争议总是与民族命运、文化优劣等重大关切交织在一起，中医存废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其所附带的各种“大义”与许多人原有的文化认知相冲突，因而在事实上强化了时人对于国族前途及文化认同等相关议题的焦虑，加剧了论争双方的分化。而西医作为中医的对应面，至少自清末始就是作为国人的学习对象，甚至是政治维新的内容之一而被加以引介的。由于落后导致挨打的惨烈史实，近代不少先进知识分子们认识到强国强军的重要性，进而还把中西医学之优劣比较与民族社会之康健与否联系在一起。只不过，在五四运动充满自信和自豪的年轻领袖那里，唯有西方的知识才是衡量事物的最终尺度，中国的传统已经不具价值。特别是一些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比如傅斯年曾在伦敦受过医学训练，他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个以现代医学的训练为根基来非难和反驳中国传统医学的人”。[12]由于这毕竟是个过渡的时代，这些精英分子一只脚在传统中，一只脚正试着探寻未来世界，因此他们往往又是分化的和动摇的。但在文化和政治上，这些个体又必须站队批判中医的弊病与宣扬西医的科学。如此，中西医之争就被裹挟在近代以来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变迁中，其中所反映的新与旧、优与劣、科学与迷信、进步与落后等紧张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则一直保持着极高的热度。

所以，每逢这一挑动双方神经的话题出现，社会的两派代表人物势必就要展开激烈的论战。持相反观点的双方，从最初的学理争论很快就发展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他们就好像是站在两个极端的位置，既不能进行真正的、富有理性的对话，也不能形成一个有共识的交集，不过“整个进程是以西医的主动进攻而中医防守反击为特征”。[13]“五四”以来，“骂中医”甚至成为一些接受过并信奉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5]114比如1920年中西医论争中的主角余云岫和1934年、1941年均为论战主角的傅斯年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至于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更是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政治意涵。史料记载这是一次少有中医代表参与的会议，“废止中医案”也是在政治要人的主导下被强行通过，中、西医攻防之战也因此成了民国史上政治角力的一个表演主题。

(三)政治场域：中医废存之争体现了当政者的情境考量

以1929年“废止中医案”为例，《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规定了旧医(中医)登记的时限，禁止新开办中医学校，与中医有关的宣传及杂志等也将视情况适时取缔。此案一出，遂在中医界引发了全国性的抗争，并最终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当时距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当时中国合法政府不过年余，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缘何动议“废止中医”？

在政治决策上，社会环境和议题性质都属于外部因素，要想理解“废止中医案”的发动，还要联系当时决策人物对政治情境方面的认知状况，也就是说，要看其能否从中得到收益。依据“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观点，人们在损失(loss)情境和利得(gain)情境，对风险的认知会有所不同。这个问题主要又与相对利得(relative gain)和绝对利得(absolute gain)的概念有关。在决策中，相对利得往往比绝对利得更重要，因为相对利得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宰制关系：有些人得到多一点，有些人得到少一点。仅有较高的地位，就可以得到一个独立于任何物质好处的相对价值。损失少一点，比得到多一点更重要。既付成本(sunk cost)的相对数额对未来行动的投入和走向，将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14]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不久，一时间万众期待，万象更新。作为风云人物，汪精卫踌躇满志，要有所作为的劲头颇足。加之其个人没有过多的执政资源和执政包袱，汪氏的反中医立场不需要考虑过多其他的因素，特别是不需要考虑废止中医政策的成本问题。虽然在医治孙中山的过程中，汪氏是支持中医的，但他在复出担任民国政府的行政院长期间，汪氏一再标榜自己崇尚科学和革新，决定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废止汉医的方针，提出中国也应该学习日本废止中医的做法，如此才能达致富强。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属于损失(loss)情境的认知方式：当前所得并不多，但如果付诸行动，那么赚多少是多少。这种大胆和冒进的举动应该也与汪氏个人的政治性格有关。虽然深入探讨汪氏在民国政治史上多重且复杂的身份超出了本文研究范围，但考虑到汪氏本人从支持中医到主张废止中医的态度突变，有研究者的这样一种观点或许不失正确：汪之性情中“常常表现出强烈的侥幸心理，见到机会就跃跃欲试，因而政治主张以‘多变’著称”；[15]另一方面，汪虽然性情多变，然而其“近于妄想的偏执与自信，且不乏付诸行动的勇气”[15]105却又是一以贯之的。同时，考虑到汪氏本人的仕途经历，他此举或许是对国民党党内派系力量对比的一个误判，以至于出现对中医态度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后续的情况则是，当废止中医案演化成一场政治地震，影响到了新政府威信，并导致国民党内各派势力代表出来发声，汪氏和当局也就不再重提相关议题。

三、近代以来中医废存之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近代以来中医废存之争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存在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社会中出现的新与旧、中与西、科与玄、进步与落后等各种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并非古已有之的对立现象，而是近代中国的空前遭遇所致，背后是政治主张与社会意识的深刻歧异，所以南北两极式的互斥与叫阵，有时会演变成为壁垒分明的强烈政治角力。智识界对西医、科学的呼声很高，甚至在许多方面科学与西医二者之间被划上等号，因此代表旧思想和旧文化的传统中医应该被废弃；另一方面，中医废存这个议题本身富有争议。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形成社会广泛讨论的议题都会导致全社会的分歧和冲突，像社会上对娱乐人物的选拔这类无足轻重的活动，不管出现什么结果，也不致于导致社会冲突加剧、政治不稳的问题，但假如讨论的对象换了是中医这类自带文化属性的事物，结果便可能大不同。显然，中西医之争自始就有浓厚的文化和政治意涵，其争议就很容易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非理性、激烈的斗争和对抗。

此外，中医废存议题在中国近代以来一直争议不断，其与各种敏感问题的纠葛，导致在行政决策上可以被归类为一个结构不良的政策问题，然而其时的政治当局领导人物在认知上却又存在不小的分歧。以1929年“废止中医案”来说，以汪氏为代表的新政府采取了大胆而冒进的废止策略，从而引发了民间以及政府更高层人士的抵制。面对汹涌而来的表态压力，新政府面临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公共危机，改变废除中医立场、巩固新政权成为不得不然的决定。而上述这些都决定了中医废存之争引发社会冲突的剧烈程度。特别是1929年“废止中医案”及其引发的中医自救行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医的废存及其命运已经与更广义上的‘社会革命’主题建立了相互呼应的关系”。[9]356然而，虽然医界、学界和政界一些人士有意或无意地发起或推动这方面的交锋，但对当时本就波诡云谲的中国社会未来走向意义毕竟有限，也终究无法成为解决更为紧迫和深重的民族危机突破口。不过，值得深思的是，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进军中国的一路凯歌中，中医成为了一个“例外”。或许，正如胡适所认为的那样，越是有生命力者，越是无惧外来之冲击。在中西医学理、技术、话语权、医界格局之地位等多重争议中，中医留存至今，并在抗击世界性新冠肺炎疫情中大放异彩。

今天的中国，中、西医并存的局面早已毋庸置疑，当然更无“新旧能否两立”、中医是否科学、中医应否存在等疑问。而且，在执政党的顶层设计和前瞻性规划中，我国的中医药事业正迎来“中西医并重”、“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但近代以来中西医之间的这段竞争史也从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启示：第一，任何学理的争论一旦掺杂了政治的、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立场，就容易偏离原来的轨道，对议题的推动容易出现主观情绪多于理性判断的局面。这类争议再多，也无益于学术进步。第二，公共议题若与既有的社会分歧有关，甚至可能助长分裂的社会意识，那么对社会和政治稳定就具有负面的作用；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内部主流价值稳定，社会各界之间也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那么无论多么敏感的社会议题，争议再多，也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第三，中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支，中医发展关乎民族民生，这两点在新时代已经达成广泛共识，今天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也应该在发扬优秀传统、传承独特医疗资源之同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最大程度地尊重现代医学专业知识。第四，我们现在已有相对完善的医药格局，同时又有稳定的政府上层结构，大力发展中医已经到了最好的时机。同时，中医的事业发展还必须需要走向世界，要建立起广泛的国际联系和开阔国际视野。换言之，我们必须按照***总书记强调的那样，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既传承精华，又守正创新，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对发展中医药作出了一系列 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坚持中西医并重，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被明确提出。面向“十四五”，适逢全国多地释放出积极信号，表示要重建或申办多个新的中医药大学，中医药事业必然会掀起又一个发展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