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统一六国大变局前后的和合思想形态——以荀子、董子为中心

刘振英

(邯郸学院 文史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

秦统一天下是战国最终之大变局。此前，荀子对诸子和合思想作了深入总结，其弟子韩非、李斯得其一偏，经由大秦帝国得以实践。此后，董子借鉴秦亡教训，用《春秋》经学对和合思想进行阐释，为大汉帝国的一统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合思想成为二人学术之有机组成部分，二人在中国古代和合学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自成体系的先秦和合学

“和合”是一个政治范畴，有关国家成败。史伯与郑桓公讨论在何处立国时使用了这个概念，是对商契勃兴经验与西周式微教训的总结。他赞扬“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1]466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和合五教”即让王国内的每一家都能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团结和谐。他贬抑周幽王“殆于必弊者也”，因为周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这种做法被称为“去和取同”。[1]470韦昭注曰：“和，可否为相济。同，同欲。”周幽王远离明德之臣，君臣不相济，而与不识德义的小人同趣，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国家衰败是必然的。“和合”内涵非常明确：“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1]470-471韦昭解释“以他平他谓之和”，即“阴阳相生，异味相和”，自然界的阴阳相生必然产生“丰长而物归之”的结果。这种对真理的认识又被先王运用到社会生产和社会治理上。青铜器的冶炼需要“土与金木水火杂”才能出“百物”，对人的治理更要贯彻“和实生物”的原理。“和”是指和众物成一物，众物即“五味”“四肢”“六律”“七体”“八索”“九纪”“十数”，一物即“调口”“卫体”“聪耳”“役心”“成人”“纯德”“百体”。国家人口数量众多，事件数以千计，出产物品数以兆计，社会成员的物质需求数以姟计，由于“和”的运用，政治处理能力高效运转，社会也趋向于文明繁荣。“和”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做到了“和”就能够产生新的事物，如同“万物之母”。

管子认为“和合”是道德的和合。道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德是天地万物的本性，二者的和谐统一是天然的，把这种关系运用到人本身和社会群体上，就会显现出无穷无尽的力量。《管子·兵法》中讲：“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2]323张立文解释说：“道与德虽有差分, 但都可以通过主体人的积蓄和修养而达到。道畜民和, 德养民合, 百姓随着道德修养的提升, 便能和合。和合所以能和谐共事, 和谐共事所以团聚, 和谐团聚, 就不会受到伤害。”[3]6-18以“道德和合”为中心，张立文增加了“道德无端无穷”“道德帝王”“道德君民”“道术德行”等内容，其本质是政治哲学的解释。

和合思想也见于墨子《尚同》篇，他指出人的思想由“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发展为“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的局面，从而导致“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若禽兽然”的结果。其根源在于“内之父子兄弟作冤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4]114在这里和合是一种执政手段，主要针对国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混乱的状况。墨子之“和合”，即“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的执政理念。[4]108具体表现为：选天下贤者立为天子和三公，划分万国，立诸侯国君。一国之内，选国之贤者，立为正长、里长、乡长。如果乡长、国君、天子都“能壹同天下之义”，天下就会大治。故墨子的“不能相和合”即是不能“同义”，如陈忠宁所说：“墨家‘致道’的核心始终围绕以‘兼相爱、 交相利’来扭转当时社会礼崩乐坏之后的混乱局面，以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和。”[5]8

《周易》之和合范畴是哲学层面的认识论，是先秦思想家对自然及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乾卦·彖辞》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王弼注：“静专动直，不失大和，岂非正性命之情者耶？不和而刚暴。”[6]3楼宇烈校释：“乾之变化，静时则专一而不转易，动时则刚正而不倾邪。不刚不暴，和顺之道，以端正万物之情，不和则刚暴。”[6]12《周易》探讨的是哲学范畴中动静之间的和合关系，只有实现了动静之和合，天地才能生物，即《系辞上》所谓：“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6]348正是天的专一、刚正的本性，因此才会大生万物。

杨供法《先秦和合文化思想体系论析》(2016年度浙江省社科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主政浙江时期的和合思想研究”重要成果)从本体论、价值观、思维方式、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对外关系、社会理想等诸多方面，归纳了先秦和合文化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以“和实生物”为和合文化思想之本体论；以“和为贵”为和合文化思想之价值观；以“允执厥中”为和合文化思想之思维方式；以“天下大同”为社会理想形态；在天人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际关系上强调“和而不同”；在国际关系上强调“协和万邦”。[7]33-38不过荀况与董仲舒之和合思想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与秦统一六国有密切联系，他们的相关论述需要进入当代学者的视野。

二、荀子以“一”求“合”与以“分”求“和”

和合思想把荀子思想体系一线贯穿，《荀子》有二十二篇76处用到“和”字，有十六篇64处用到“合”字。尤其体现在《乐论》《富国》《议兵》《王制》《礼论》《正名》《性恶》《解蔽》《王霸》等9篇中，主要包括以“一”求“合”与以“分”求“和”。

荀子以“一”求“合”论及音乐与军事。他说：“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8]449荀子《乐论》的“合”是指一种艺术手段，即在制乐的过程中，要“审一”，要“比物”，要“合奏”，而且要做到用“一道”而“治万变”。音乐的“声”“文”“曲”都要做到“一”，用音乐来统一不同人的思想情感和力量，并形成合力。

荀子对“声”“文”“曲”有一定的要求，声要“足以乐而不流”；文要“足以辨而不諰”；以至“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气无由得接焉”。[8]448声音要使人快乐而有节制，不流靡，文字要道德深蕴，明辨是非，旋律的婉转与率直，高亢与圆润，节奏快慢都要合度。“声”“文”“曲”符合要求就直接浸润并熏染每一个听曲人的内心世界，从而引导每一个成员产生一个共同的指向，这就是合。因身份和地域的不同而表现为朝廷内君臣上下的和敬、闺门内父子兄弟的和亲及乡族内长幼的和顺。《雅》《颂》之声，以和合为灵魂，以育人为途径，以群治为旨归。质言之，乐是一种艺术化的政治合一。

“一”在军事上则表现为“壹民”“附民”。荀子与临武君“议兵”有冲突。临武君认为军事要依托“天时”“地利”，并要“观敌之变动”做到“后发先至”，兵之要在“势利”“变诈”。荀子强调“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而“壹民”，是指所有参战人员必须做到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一”的结果即“合”。要做到“合”，就必需“善附民”。他说：“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8]314，“弓矢调”“六马和”“士民亲附”即是“合”。商汤王、周武王战无不胜则是合的结果。

军事行动是否以和合思想为指导，其命运是不同的。荀子有“仁者之兵”和“诸侯之事”之称。“仁者之兵”体现了“王者之志”，就会有这样的命运：“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8]316-317这是和合思想的胜利，前途光明。“诸侯之事”的命运与前者相反：“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涣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8]315-316这种命运以失败为结局。两种迥然相异的前途和命运，一是走向生存和胜利，一是走向死亡和失败，和合思想起到了决定作用。

以“分”求“和”是荀子《富国》篇的主要思想。“分”即“分割而等异之”。具体表现为“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甚至社会地位、待遇、享受都按照礼的等级来分配。如何“分”？荀子用“雕琢、刻镂、黼黻文章”、“钟鼓、管磬、琴瑟、竽笙”、“宫室、台榭”等手段来“分”，并追求“辨贵贱”、“辨吉凶、合欢、定和”、“避燥湿、养德辨轻重”的效果。“分”还指社会分工的多元化：“农夫众庶之事”是“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将率之事”是 “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圣君贤相之事”是“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8]217-218这种分是一种职责之分，包含着多元和谐的关系。

荀子为什么如此详细地阐述分的概念呢？只有“分”才能实现“和群”。他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又说：“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8]212荀子在这里提到“分之枢要”是指国君，所谓“有分者，天下之本利”，就是国君要按照礼的要求进行分配，从而实现“群和”：“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艺，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8]215-216荀子群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和合，呈现为百姓之力有功、百姓之群和睦、百姓之财聚合、百姓之艺安置、百姓生命延长，进而父子和亲、兄弟和顺、男女和欢。

荀子和合思想也促进了“刑”“法”观念的生成：“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8]338显而易见，荀子推行礼的目的是使社会达到和合状态，统治者尽管通过“厚德音”“明礼义”“致忠信”“尚贤使能”“爵服庆赏”的手段“调齐”、“长养”上下、君民的和合关系，并使之达到“政令一定，风俗以一”之状态，但是也不尽如人意，出现“有离俗不顺其上”者，达不到和合的状态，“刑于是起矣”。李斯师从荀子，得“刑”“法”之一偏，在大秦帝国进行了实践，统一度量衡获得巨大成功。

三、如何促进“合”及“和”生“合”的观念

汉之前，大秦帝国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其思想基础是李斯的法家思想，偶谈诗书者弃市，赴役延期者斩首，动辄连坐、族诛，君民关系空前危机，大秦帝国进入了一个合而不和的时代。汉代建立，以黄老之术代替法家思想，探求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缓解统治危机，大汉帝国进入了一个合而求和的时代。董仲舒阐述孔氏儒学的过程中，融汇先秦诸子和合思想，对儒学进行改造，成为官方哲学。其和合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天人感应”及“和者气最良”等三个方面。

王永祥认为董仲舒的一生是治经、著述、建构封建理论大厦的一生。[9]52“大一统”思想是董仲舒“封建理论大厦”的重要构件，他以《春秋》为立论之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10]28此处“大一统”思想有两重意思，一为政治上的统一，用一国之政令统一一国之民；二为思想上的统一，以孔子之术为一宗。无论政治上的“一”还是思想上的“一”，其实质是“合”的思想的贯通。在饱受战乱之苦的战国中后期，荀子曾提出“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的主张。[8]310《吕氏春秋》也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11]469董仲舒呼吁思想与政治的“大一统”，是对荀子、吕不韦学术精髓的化用，并借《春秋》、孔子而重之。这种“大一统”理论为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毫无疑问，沿着韩非子、李斯、吕不韦思想的实践是难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大秦帝国的命运就是实证。韩非子、李斯的法学思想仅强调实践和合学之一面：“合一”“执一”“一统”，而忽视了“和”的思想，因此董仲舒又创设“天人感应说”来增强“大一统”思想的合理性。

“天人感应说”是为了回答汉武帝提出的问题：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天与国君之间的感应是指灾异遣告和祥瑞符命。“天人感应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自身即是“天”的一部分，董仲舒把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与人列为天之十端。“天有十端……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12]212第二，人受命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于天也。”[12]347“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12]310第三，天人可以相互作用，即“人道可以参天”[12]322。“天人感应说”的核心即天子与天的感应。他提出“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天子者，号天之子也”的主张，即有德者才能得到天命，天子之命不是恒常不变的，天子应该以父事天，则天行事。因此他强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12]30天子是天的代表，应该保民而王，否则人民就会起来反抗，上天就会另择新君。董仲舒在这里谈的是天人关系和君民关系，其核心思想即“和”，即尽最大限度地发挥天与天子二者有益的相互作用力。王永祥认为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社会意义就是强调了人的作用及民本思想。[9]176

“大一统”“天人感应说”的哲学基础是“和者气最良”思想，董仲舒把政治和合学概括为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他说：“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12]11“百物皆有合偶”探讨的是哲学层面和合学的普遍性，在董仲舒的合偶理论中包含了二元对立统一关系。然而二元、多维对立如何共生？冲突如何融合呢？董仲舒提出“和者气最良”的观点，指出“和”是二元多维对立冲突相互依存并且生生不息的的根源。他说：“和者，天之正气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12]441天之正气是万物生成的根源，正气即阴阳二气的对等、冲突、融合发展到平正的阶段，此时也是最易生物的时刻。又说： “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是故东方生而西方成，东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养长。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生必和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12]438-439董仲舒在哲学层次把“和”“中”两个范畴推向极致，和是万物生之根，也是万物成之源，万物既生于和又成于和，不和无物，此谓二中之和，二中之和形成了天地之间的大美与大恶。社会如果符合中和之道，则能成天下大治，君为至德明君；个体生命如果符合中和之道，则能成为世间之极尽寿命者。故“和者气最良”思想无疑是董仲舒“一统论”“天人感应说”的立论之基。

综上所述，习总书记指出当今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由乱趋治之局势与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鸦片战争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之形势有相近之处，百年之大变局一结束，世界格局必将改写。中国文化面临三大挑战：一是人类共同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人文危机，人与人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的精神危机，不同文明间的价值危机)的挑战；二是西方文化的挑战；三是现代化的挑战。[13]591张立文提出要把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把握人类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趋势作为文化战略构想的基点之一。把握人类的文化冲突，立足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不仅要准确概括西方文化挑战中冲突和融合的关捩点，对症施药，更要厘清汉民族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尤其要厘清、整理、挖掘、归纳和合文化思想的精髓。因此，中国和合文化思想成果的整理迫在眉睫。和合文化思想植根于中华民族之哲学、历史、政治与文化思想土壤之中，研究和合思想文化，就要揭示和合思想产生的根源与历史背景、本体和精神及其经历之时空、作用与回响。探究秦统一六国之大变局背景下的荀子和董子和合思想，对处理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尤具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