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与审美认同

王依婷，袁 祺

(1.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当下经济的全球化推动了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多元文化的现实语境中，作为民族与国家认同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是人们由于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肯定性体认，是凝聚该共同体的精神纽带。跨文化语境中异域文化的交流碰撞，彰显出文化的异质性元素与潜在变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同质化也引发了身份与认同的危机。如何在同质化浪潮中保留独特的地方性差异，建构起属于本民族的身份表征与文化认同，进而实现全球文化的繁荣共生，成为思考应对认同危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

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增强，经济文化活动的交往也日益频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文化认同的问题随之产生。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过程，全球化引发了人们认同的危机，进而促使人们进行本土性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建构。

Identity一词在晚近的学术界频繁作为关键词出现，它具有多义性，在中文语境中既可以翻作“身份”，又可以译为“认同”。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一书并未收录“identity”一词。新修订的托尼·本尼特所著《新关键词》则对认同概念进行了界说：“认同与各种时间和环境中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想象的同一性有关，它关系到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延续，关系到他本身而不是其他某人或某物。认同也许可以被当作是一种虚构，把一个有序的类型和叙事置于实际的复合体之上，置于心理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多重特性之上。认同问题集中于统一性原则的主张，它和多元论和多样性相对立；认同集中于连续性原则的主张，与变化和演变相对立。”[1]172一方面，认同是关乎自身或群体存在的同一性；另一方面，认同也是差异性的一种表征。

周宪从主体方面来思考认同的有关问题，他认为认同作为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种自我定位，是一种有关于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追问。“任何自我认同(无论是个体意义上的还是集体意义上的)，都是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一种反思，一种关系性思维。”[2]188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则结合自己的“异族”体验，研究探讨了文化身份与认同问题。霍尔认为，主体身份问题并不如通常所说的那样清晰透明。他认为也许我们不应把身份看做是完成的文化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过程，“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3]212。在有关“文化身份”的讨论中，霍尔指出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立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代表了一种集体共有的文化特征，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符码，与社群成员和历史经验都密切相关。第二种立场则认为，文化身份和一些深刻而重要的差异息息相关，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和“真正的过去的我们”。文化身份有源头和历史，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霍尔指出只有从第二种立场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殖民经验”痛苦而令人难忘的性质；文化身份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在权力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的一种动态建构过程。“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而这种认同或缝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3]216

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动态建构过程，发生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话语中。所有的认同无论是自我认同还是集体认同，都是在社会关系体系内建立起来的，并存在与其他认同相互认知的潜在要求。建构身份和维系认同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固定下来的文化和社会事实，在这个过程中认同和差异是基本的构成元素。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权力知识运作下，各种话语、表征对文化身份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同一文化的表征系统中，我们创造出特定的形象与概念，来代表和表征文化系统中的事物。而为了传达出这些形象与概念的意义，任何参与交流的人都需要使用同一“语言信码”。[4]4同一语言信码即在一定意义上彰显出相同的文化身份，为认同提供了一种前提条件。表征并不是镜子般的模仿和反映，而是被赋予了建构身份认同的能动性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认同问题关涉形成过程中对历史、语言、文化等资源的应用，认同基于再现而超越对我们之所是的简单追问，指向“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是如何被再现的”以及“我们该如何再现自己”的复杂意蕴。[2]6

全球化进程开始以来，认同含义的外延不断扩大，开始涉及到社会地位、文化传统、民族群体的同一和利益的归属。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从一种哲学上的事实判断转变为社会学上的价值判断和意义探讨。在文化政治中，认同问题是其中的一种形态。认同与政治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政治因素在此不仅涉及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更多是指向米歇尔·福柯意义上的微观政治，感官感知成为政治问题的重要切口，当代视觉政治、听觉政治的研究向度表明了这一点。当代社会中个体的身体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感性感知世界的方式成为认同问题的核心。情感维度是建构认同的重要因素，当把情感的维度抽离，文化政治不可避免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情感和审美的因素正在源源不断地渗透到政治领域中，政治中的审美问题和情感因素一直在场。

基于情感认同之上的文化认同，通过各种艺术和审美形式、文化活动被表达出来。文化中充当这些认同的事物有很多，缺少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符号和艺术作品，认同难以建构。而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广泛发展和传播的舞蹈、音乐、视觉艺术、戏剧等各种类型的审美形式，不仅在本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也在形成群体认同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论是经典传统的还是当代先锋的审美形式和文化表现形式，都有助于本土认同的形成。“每一种文化表现形式都可以说是表达和建构了本土认同。”[5]5不同的文化对于情感的表达不尽相同，这种文化差异根本上是源于情感、源于不同民族对个人和社会关系本质的思考。由文化艺术传统和社会历史导致的地方性差异，与情感认同息息相关。

审美认同是文化认同中一种特别的形式，是以审美的形式来表征群体身份，塑造群体的文化认同。审美认同作为文化认同中基础性的一个层面，也是基于情感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等因素与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宗教信仰、道德价值一起构成对民族文化认知和情感归属的核心，来自情感、意义、审美观念、价值变化的焦虑和困惑更是文化认同危机的实质。[6]指向审美认同的情感认同，其更深层的基础则是主体感觉、感知层面上的情感生成，经由符号的表征最终获得共同的情感经验。审美符号是审美认同过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不同的社区、群体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建构群体文化认同的形式多种多样，并随着技术发展而不断丰盈，艺术和审美始终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

二、跨文化语境中的审美认同

近现代以来，审美认同问题从哲学、心理学延伸到社会学、传媒研究、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审美认同的概念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全球化时代，社会进入了差异政治的多层话语实践领域，在多元文化交融和跨文化语境的交流互通中，原有的审美认同概念已经无法思考和应对新的现实问题，审美认同在此生成了新的、更复杂的意义内涵。

在姚斯看来，“审美认同是在获得审美自由的观察者和他的非现实的客体之间来回运动中发生的”。[7]139在审美交流过程中，处于审美欣赏中的主体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与非现实的客体之间进行交流互动。姚斯据此提出了五种模式，即接受者与作品主人公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从联想的、钦慕的、同情的、净化的、反讽的五个层次去加以考察。他认为接受的文学史的价值的实现与审美经验密不可分,在文本阅读过程中阅读主体对审美对象的理解和审美经验的获得，涉及到审美认同问题。然而姚斯只是在单一的一种文化语境中来思考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关系。当下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文化的审美交流和互通，遭遇的是多种文化语境中的审美认同问题。姚斯对审美经验的阐释能够强化对审美交流互通的理解，但也只代表了理解的一种可能性。当审美活动发生在跨文化语境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何？其复杂性与姚斯所处时代的审美认同问题不可同日而语。

跨文化语境中，审美认同问题主要体现在审美认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审美认同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通中是可以实现的。建立在艺术和审美实践基础上的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审美经验、基于情感上的交流与共享，是审美认同能够实现的重要基础。在跨文化语境的文化与艺术交往中，艺术和审美实践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在群体的身份表征和身份认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认同总是产生于差异。跨文化语境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不管某一文化中的主体对审美客体是认同还是排斥，在多种文化融汇的语境中，他者文化的观照总是能够激发主体的身份意识。“外来文化的介入是促成新的文化规定性的必要途径，是回答‘我们会成为谁’的一个重要参照维度。”[2]223一定的群是通过一系列具有一致性的形象与记忆来加以表述的，生动的群体文化实践和共同文化的不断积淀，强化了每日生动的实践文化，构成了群体习以为常的知识与信仰的基础，这些形象、信仰与集体记忆关注的核心问题则是群体的起源和差异。而“共同体通过调动和重建象征库存来维持这个边界，借用这些资源他们可构想或描述一个自身与对立方充斥着差异的统一形象。”[8]154面对全球化的局势，所需要的正是这种能够在变动架构中，在不同范围中游弋，应用各种象征资源在不同局势下形成和改变各种认同的能力。

艺术和审美实践等文化的不同形态和表现形式，不仅有助于构建群体的文化认同和审美认同，同时也用这种方式在不同群体之间建构了边界。审美认同被看做是特定艺术类型与社会群体的文化结盟，通过在艺术、音乐和文学方面形成的审美认同，群体能够意识到某种艺术类型在表征他们文化身份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将其作为代表他们群体身份、划定群体边界的可行途径与重要方式。原本艺术类型的边界变成了社会与群体的边界。[9]在跨文化语境中，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中的审美因子，不仅能够使审美主体产生审美愉悦，同时可以通过审美类型的区分来进行身份的区隔，产生社会意识和群体的归属感。在不同的审美类型参照下，这种艺术和审美实践激发了不同主体的身份意识和地域意识。

审美认同有多强烈，区隔就有多清晰。“群体也可以采用一种审美认同，占有文化边界来巩固群体的边界。他们声称某种艺术类型是属于他们的，并且将他们的群体认同与‘他们的’艺术类型的审美标准结合在一起，这样坚持某种审美标准就成了他与群体认同的衡量标准。”[9]审美认同实际上起到的是群体认同和区隔的双重功能。但是当群体依附于地理边界和某种确定的审美类型，会增加社会群体塑造特殊而相同的认同的压力。认同内部的维度“实际上取决于某些群体掌握的可调动族群精神内核的权力资源”[10]155。费瑟斯通进一步指出，族群中的这些权力阶层将动员这个精神内核中的不同层面以符合他们自身的特殊兴趣与志向；实际上，在一种民族认同的文化塑造过程中，部分权力阶层的文化和审美旨趣被用来代表全体成员，呈现为一种被公共承认和普遍认同的东西。也即是说，认同的内部维度实际上存在着差异，群体内部所有成员不一定都认同该种审美类型，其中还蕴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尤其是在多元化、流动性极强的当代社会，个体身份和群体认同的复杂性大为提高，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并不依靠单一的文化身份来进行文化上的交往，不同群体之间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边界清晰。群体中的个体可能同时具有多重文化身份、担任多种文化角色，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经历来选择不同的身份认同形式。正如布尔迪厄所言：“现代社会建立在人们的流动之上，建立在他们忠诚或背叛的多元性之上，建立在他们身份的多元性之上。”[10]3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中，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可以经由所掌握的权力资源，选择与群体适配的审美认同的表征策略，来侵蚀和改变社会与群体的边界。文化和审美活动在这时可以起到一种反抗的力量。艺术与审美实践等文化形式，不仅能够巩固和加强群体内部的审美认同，同时也通过文化的影响而不断扩展自己的边界，侵蚀或冲破与它不一样的文化边界，从边缘滑动到中心，成为群体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的重要方式。例如风格鲜明的青年亚文化利用着装、音乐等形式对主流文化进行颠覆与反抗，并使之成为他们表达自己的声音、争取权力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他们也在与主流文化进行重新划界，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与审美认同。这说明，不同文化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的，群体内部的文化也不是完全静态的。要形成独特而和谐的群体自我形象，孤立与隔绝是无济于事的。相反，群体及其审美类型都与其重要他者都不可避免被拴在一系列相互接触、相互依赖与权力斗争中。费瑟斯通也说到，“如果说到全球文化，最好不要把它理解为一种共同的文化，而是差异、权力争斗、文化声望的竞争将在其中进行到底的一个场所。……融合和交杂已更多地成为了规则，而非例外。”[8]19

三、全球化时代的审美认同与艺术生产

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语境，当代不同的理论家都对“全球化”做出了自己的阐释。费瑟斯通分析认为，全球化进程可以通过两幅文化图景展现出来：“第一幅图景是一定文化扩张越出其边界进入全球。异质文化慢慢融入和整合进一个主导的文化，后者最终会覆盖整个世界。第二幅图景是指向文化的压缩，以前分离的事物现在进入了一种彼此关联和并列的状况。”[8]15费瑟斯通所言的第一幅图景暗示的是全球空间的统一过程，世界成为单一的、驯服的空间，同质化的文化将所有人囊括其中，无一例外。无论文化是扩张还是压缩，文化的全球化实质上带来了不同群体文化认同的危机。

全球化进程中，文化认同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关注，对当今不同社会群体而言都是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思考难题。而片面强调普遍性和共同性会导致民族的、地方的、区域的、种族的特殊和具体差异被忽视，给文化的同质化创造了机会。“文化同质化的过程，创造一种共同文化的事业，都必然是一个忽视地方差异，或者最多是提炼、综合和混合地方差异的文化需要的一致化过程。”[8]124鲍德里亚也由消费社会的工业垄断性集中指出同质化的普遍存在和差异的丧失，他认为消费社会商品生产的普遍程式取消了人们之间的真实差别，使人们和产品都同质化，并在同一阶段开启了区分鉴别统治的一种工业垄断性集中，“这有些类似于宗教或社会运动：它们是在自身的原始冲动消退之后才建立起了教堂或制度。在这里也是如此，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别丧失之基础上的。”[11]83这提示我们，地方差异的丧失正在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事实。而全球化过程中，消除地方差异的“同”最终会走向一种本质主义，小型社会、边缘群体的特殊经验被覆盖和抹除，这种“同”让文化变得均质、同一、空洞，最后只能走向死亡。

而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正是因为全球文化同质化现象的出现，更加强化了人们对差异的认识，全球差异阶段的出现也成为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强劲趋势，“它不仅开启了‘文化的世界橱窗’，让相距遥远的异域文化直接比肩而存，而且提供了一个场所，让文化的碰撞发出更嘈杂的音调”[10]19。全球化一方面威胁到差异和地方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制造差异，并强化人们对差异的认识。全球化不仅带来了文化认同的危机，也在另一个维度上提供了使得不同文化之间能够交流碰撞的平台，更加刺激了地方性文化艺术和审美实践的再生产。以全球互联为基础形成的数字虚拟空间成为集体经验和进行审美认同的重要场所，也是当代大众生存的现实语境。在其中，新的感知模式以及新的社会主体不断地被重塑。技术所构成的“艺术总是在改变我们的接受官能和接受形式。”[12]228技术在建构人们的感觉系统与感性生活、审美经验和审美认同方面有着重要的能动性和生产性，在从文化认同走向情感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技术作为一种辅助方式，与各种文化艺术因素密切结合，引发受众的情感认同，达到技术与情感表达的完美融合。技术使得地方性特征能够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地更加显著，也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了不同的集体认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媒介和辅助艺术生产的技术手段，也使得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创造得以有被表达和传播的机会。

认同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和未完成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建构性，它始终是一个从当下性出发连接过去并指向未来的过程。认同是在各种表意实践中进行的，从语言到文学，从新闻到媒体，从节日庆典到日常生活仪式，种种象征方式都在潜移默化地建构人们的文化认同。[2]192而认同总是产生于差异。不管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是持认同态度还是排斥态度，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出审美主体的主体意识。

时空压缩“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我们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13]300当时空压缩形成的短暂性和同时性使得本地生活变得不确定时，认同危机便难以避免。在时空压缩的语境里，个体、群体乃至族群的文化认同成为一个越来越迫切的问题。由时空压缩带来的差异与认同相互交错。差异在时空轴的交错运转中表现出来。整合和分化同步进行，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相促进并实现相互转化。“在空间轴上，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差异导致了我们对自我的体认。在时间轴上，当下的变化催生了我们对自己过去的体认和乡愁，对传统流失的忧患和反思。”[2]228

从空间来看，面对加速运转和私人空间不断被公共化的社会，一定的场所和空间成为我们追求个人或群体认同的支撑物。生活于一定社会或社区的人们都占据了不同的个性化的空间，而“在内聚于我们身上的附加于各种空间形象之上的这种拼贴画之中，场所的认同成了一个重要问题”。[13]379在当下国际现实语境中，民族、国家和地区构成特定的认同空间。一般来说，特定生活空间的稳定性对于维护认同会起到关键作用，而全球化所导致的空间流动性和文化混杂性，使得传统空间场所的认同建构功能衰落。而从时间轴来看，把握当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全球化的进程凸显了差异与认同问题在现实语境中的重要性，而在不同群体面对认同危机的做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通过归置、整合本土的象征文化资源，深入挖掘特定群体认同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将语言、视觉形象、文创艺术产品等作为特定文化共同体的核心象征符号，用日常的文化表意实践来建构认同和自觉体认差异的努力。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内在审美关系的改变，实现对地方传统文化的重写，是应对全球文化均质化、扁平化的重要途径。通过文化机制的审美变形和差异化处理，将旧有的文化资源吸纳到当代文化的再生产中来，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

在当代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原有的文化具有了不同与其在传统社会中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同时也给当代人带来特殊的审美体验。文化中的象征符号，从造型艺术到影视戏曲，从民间工艺到节庆仪式，无不错综纠结地与当代本土文化认同的构建密切相关。“全球化所导致的民族主义、族群与原教旨主义式的回应肯定会强烈地呼吁地方文化。他们采取的方式可以是复兴或模仿地方的传统与庆典，也可以去发明新的。”[8]129晚近各种传统文化因素复归和不断创新的文化和审美现象实际上可看作是在全球化、文化同质化压力下催生出来的一种有效应对措施。通过重新发现和重视这些传统的象征符号资源，并在另一个维度上重新利用与建构这些象征资源，是面对和解决当下认同危机的一种必然尝试。

另一方面，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一个后果，即世界是一个地方的意识，也使得从不同民族与文明传统的立场给世界的意义赋予不同的阐释之间发生了多样性的碰撞。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歪曲和变形在多元文化的互通中变得不可避免。正如霍尔的三种“解码”模型一样，地方性的单一解读有可能改变原有文本和符号的意义，产生新的解释和理解。[3]同时，世界文化的库存和不同群体的资源丰富程度都在不断提高，“足以创造出新的联结与归属的象征模式，同样也正着力为根除现有的象征等级而重新确定和塑造现存符号的意义”。[8]155全球化趋势下，原有的象征符号被增添了新的意指内涵，促成了新的、复杂版本的文化认同和审美认同的形成，并渗入到其他领域中。在当代全球化和大众传媒文化中，差异与认同是不同文化与审美认同的表征策略的两个方面，表征及自我表征也具有了竞争性。文化表征和艺术表现在当今多元文化交流中成为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文化领域的认同问题也影响到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竞争。

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世界性的广播表征和我们这个占支配性的全球政治主题以及民族主义的结合有力地扩大了政治的审美化，而这成为20世纪欧洲和北美现代主义的一个关键成分”。[14]204民族主义利用神话、视觉肖像和展览等艺术形式，依靠各种节日庆典、祭礼和民族仪式，来表达民族认同利益的政治诉求。审美形式发挥了政治效用，而这种政治的审美化最终也会在权力运作下成为文化的审美化甚至是社会自身的审美化。在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他者所产生的外部压力，以及不断升级的权力斗争与政治冲突，也都使得文化和艺术作为建构民族认同的力量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齐美尔在探讨群体外部冲突具有统一内部结构的能力时，也曾重点强调德国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应激起了一股狂热的社会浪潮，由此使得团结民族的社会纽带得到了加强。

而在当下盛行的消费文化中，审美更是成为表征认同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消费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审美消费活动中的时间经受，类似于在游戏和节日庆典中的时间经受，能够让个体的经验变得丰富和充盈，审美消费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就获得一种肯定性的意义。“在世界体系的边界内的消费总是一种认同消费。”[15]156弗里德曼道出了消费与群体认同、群体边界之间的联系。不少学者也都指出，当代社会中的消费品实际上具有双重的象征性，一是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附着在商品之上的设计与形象的象征性，二是消费者在使用商品来建构各自区分的生活模式时采用的象征性关联。“实际上我们应该把文化产品与品位的分类(不管它们是日常耐用品、生活方式的实践或者高雅文化的追求)理解为在同一社会空间下彼此关联地在起效用。这种社会发生学的视角倾向于关注产品与行为的象征层面是如何在实践中被用来划清社会关系的边界的。”[10]23消费文化不断强调这种象征性关联，个人的身份通过消费活动来得到确证。

同时，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化经济时代，消费者在为文化与艺术产品买单时，这些审美产品并不仅仅承担了消费者的购物欲望和文化信仰，也“在个人身上烙下集体感官的共同印记”[16]72。在消费文化艺术产品的同时，消费者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或精神实体，这一实体也激活了消费者心中与文化艺术形象相勾连的文化记忆与审美蕴涵，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消费者的文化认同感。情感基础上的审美认同感以文化消费的方式彰显出来。于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消费”成为“创造认同的特定方式，一种在时空的物质重组中的实现方式。”[15]227通过对物的占有，消费特定物品和建构生活空间，进行文化上的认同建构，来获取个人的认同资格，同时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交流产生了不同群体的审美认同问题。在不同文化中，以艺术、习俗和仪式等形式积淀形成的集体记忆是不同的。艺术和审美实践作为协调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场所，架起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成为建构群体边界意识的重要方式，也是建构群体审美认同的重要途径。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中，审美成为表征身份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面对这种认同危机，强调审美的差异与融通，保留群体之间的差异，在差异文化交叠共同的地方争取同一性，不失为应对认同危机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