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多维度政治经济学思考

蔡景庆

《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发表了***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详细阐述了促进共同富裕的原则和战略对策，这是***总书记对共同富裕理论的阶段性总结。2021年6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赋予了浙江示范改革任务，提出了先行先试、做出示范，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的要求。可见，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践，我国推进共同富裕在行动。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工具分析共同富裕其时、其势、其理、其目标、其力量来源，意义重大。

一、其时：“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使然

(一)资本主义步入最高阶段，资本对大众的收割已近极限

资本主义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渐步入“信息技术主导工业化”的“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走过如下渐进历程：自由资本主义(16世纪至18世纪后期)、私人垄断资本主义(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代至今)。资本主义演绎着“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历程蜕变，但并没能改变资本逐利贪婪与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固有本性。现今的资本主义状况依然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述，“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1]。美联储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最富有的0.1%人口拥有全美20%的财富；1%富豪拥有的财富超过人口比例为60%的全部中产阶级的财富总和；10%的富人持有全美89%的股票和基金[2]。这些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凸显美国财富分配已极度不均。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占主体的全球经济发展到世界市场基本分割完毕，难以再拓展的局面，资本主义制度放任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以充分展现资本属性并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在“以空间换取时间”接近极限和“以容量换取进程”难以为继的情形下，资本主义发展必然遭遇国际国内“铁制锁喉”般瓶颈。近几十年来，科技革命并没能在新的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资本难以在科技创新层面找到投资兴奋点，这更加固化了“铁制锁喉”效应。资本主义前行的“时与势”已接近极限，资本主义已运行至最高阶段且必将由盛转衰、继而落幕。整个过程及结论，既是由于资本主义物质和精神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而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大循环严重受阻的经济问题，又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冲破“封建土地制度对人的枷锁”后，长期固守的资本操控下的“个人自由”转化为“资本和资产阶级自由”“广大民众被套上资本枷锁”的必然政治结局。

(二)发展与动荡交织，新冠肺炎疫情催化演进速度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自原始社会末期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从未停息、一路向前；在商品和市场竞争“倒逼”趋紧的近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更是轰轰烈烈、奔腾向前。当奔腾向前的生产力受到全球主要“以资本为本”制度的严重羁绊与桎梏时，生产力犹如几百年前冲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沉重枷锁一般，必将冲破资本主义貌似坚固的制度“壁垒”，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新的制度形态。资本主义社会正徘徊在生产关系和制度大变革的新十字路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革前的飕飗寒气。

在全球主要大国相互进行“核威慑”，资本主义并不敢轻易挑起“世界大战”而以“奔腾直流”的方式耗费“过剩”生产力时，局部战争、代理人战争、挑动小国弱国参与强国博弈等冲突方式成为必然优选。从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和不断制造的地区紧张局势看，这种“细水慢流”的“以输出痛苦和恐慌拉动经济”的方式，一定程度拉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生产到耗费的经济循环，使其并不明显的军事、科技优势得以维持，进而受到国内资本家欢欣雀跃的欢迎，甚至使部分民众具有了饮鸩止渴般的民族自豪感。资料显示，阿富汗战争持续20年，美国军费支出累计超过14万亿美元，其中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落到了美国军工企业手中[3]；与此同时，战争造成国内产业结构畸形发展，政府背负沉重债务，民众生活得不到改善，国际种族仇恨加深加剧。此过程，既是一个必须严阵以待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站在人类发展视角的严重政治制度问题。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遭到沉重打击，使资本主义经济遭受重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施“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以“直升机撒钱”方式，大肆上演“以本国货币解救本国危难”的现实大片，试图维系普通民众保持生存所需的最基本尊严。然而，资本并没有丢弃其逐利增值、贪婪攫取的爪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步上演了资本家“截取政府撒钱”，在市场中“乱中取胜”，导致民众难得实惠的另一组现实大片。资料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吞噬了全球6%至8%的财富，但全球排名前20位的富人的财富增加了3000亿美元，其中，12位全美国最富有富豪的财富增长了40%[4]。资本主义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愈演愈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矛盾愈加复杂。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叠加，社会动荡与变革加速演进。

(三)两种理念路径的鲜明对照，两种理论的鲜明对比

在此关头，世界出现两种鲜明对照的理念路径：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坚定地走从“基本解决温饱”到“全面实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条道路能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和政府的经济总量和结构调整功能，同时发挥以“政府为导向”、以“道德良心和勤劳奋进精神”为核心的“第三方”经济力量的作用[5]，能获取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最大公约数”，保持“宽范畴经济质量”和“战略性经济方向”的科学正确[5]，确保经济社会长久的高质量发展。其二，坚持“资本攫取利益至上”理念，坚定走“被资本所捕获、为资本服务与代言、充分展现资本自由”的几百年亘古不变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条道路充分发挥市场基于“个体逐利驱动”提升效率却产生严重劣根性，政府“偏向于资本”的经济调节加深加剧各类矛盾，“第三方”经济力量空缺甚至走向“欺骗讹诈和贪图享乐”人文精神的另一极端，贫富差距无限拉大并带来系列恶果。资本主义沿着这条道路前行，造成今天美国和西欧国家穷人和富人的对立、黑人和白人的对立、民众和政府的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等愈演愈烈、难以调和稀释。以上这些，既是经济问题的深刻对比，更是政治制度优劣的对比写照。

在此关头，展现两种理论的鲜明对比：其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改良理论。出现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供给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出现政府干预经济理论下的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还出现试图跳出财政和货币政策手段的其他理论，如新制度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福利经济学派等。然而，这些理论并没有提出对资本主义“伤筋动骨”的变革措施以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如此，这些理论存在许多相互矛盾、掣肘对立之处，大多以偏概全、舍本求末；一些数量经济学模型晦涩难懂、脱离实际，不乏纯粹是对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急之需[6]。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把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我国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客观、科学、合理的部分，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财政、货币、税收、就业、投资、消费、产业、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生产力布局、对外开放、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环境保护等经济理论。尽管这些理论在系统性、贴近中国实际等方面仍须完善，但相较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已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和强烈的优越性。

二、其势：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更高阶段的必然

(一)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物质保障

社会主义从理想、理论到实践，已走过500年的历程[7]，当今中国无疑走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前列。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已经具备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5.5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工业增加值的24%。同期，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8]。当前，站在拥有“中国制造”“世界工厂”头衔的新路口，我国有两条道路可选：其一，放任恶性竞争，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甚至以经济危机的惨烈方式“重新洗牌”，进行“起死回生”式的经济复苏与发展。其二，依靠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乘势而上，每个公民砥砺前行，逐步实现从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从而维持宏观经济走向更高水平循环的高质量发展。显然，我们决不能选择第一条道路，因为这是一条从英国到美国到日本的“世界工厂”更替之路，被资本主义国家证实必定渐行走衰的老路死路。我们必然选择第二条道路，因为这是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目的、符合我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新路活路。我们也不能完全放任市场经济自由发挥，完全放任资本和金融自由施展。如果那样我们就有可能被带入完全遵循市场逻辑的老路死路。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并防范其劣根性，发挥政府的规制、引领和导向作用，发挥以“道德良心和勤劳奋进精神”为核心的“第三方”经济力量作用[9]，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诚然，共同富裕不仅指向物质领域，也包括精神领域，但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所提供的物质基础是我国今天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走向中高级阶段的必然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我国将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绿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随着我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迈进，我国终将逐渐走向社会主义中级和高级阶段。与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相适应的人民生活水平必然更高，必然由更稳固的全面小康走向更坚实的共同富裕。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社会主义事业在人民生活水平上的真实体现。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从现在开始谋篇布局。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的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又包括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既是全体中国人民勤劳奋进、创新创造的共同富裕，又是全体人民法制素养和公共素养达到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到那时，固守“资本攫取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必然会面临民众物质和精神生活差距极度拉大，文化、理念、价值高度分裂、对垒、对立的局面。社会主义本质的优越性将进一步突显。到那时，共同富裕、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与分裂、对垒、对立、日渐没落的资本主义将形成更加鲜明的对比，这一过程和结局必将加速全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加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客观科学方向阔步前进。

三、其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定然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阶级社会，当旧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时，生产力必然促使生产关系冲破旧制度的“牢笼”,进行深刻变革，松绑前行。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可见，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和占有关系，在现实社会中表现为“财产占有关系和贫富差距”。在生产高度集中、分工日益细化的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工人“求得生存的本能”和资本家“追求私利的本性”愈加凸显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从生产关系变革和松绑的角度看，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既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绑，又是财产关系向“农民可以占有一定生产资料和财产”的松绑。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人身关系实现从“农民依附于固有土地”向“依附于不特定生产资料和设备”的松绑，又是财产关系向“保护资本和私有财产”的松绑。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既是实现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松绑飞跃，又是实现“贫富两极分化”向“全面共同富裕”的松绑飞跃。全部过程都符合“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发展历程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生产资料占有不均，是农民起义和王朝更迭的根本动因。孔子有言：“人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第十六篇)。秦末陈胜、吴广疾呼：“天下苦秦久矣。”宋朝王小波、李顺喊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也喊出“薄赋税、均贫富”“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一家，同享太平”等口号。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看，经济危机本质上是资本、生产无限扩大与市场、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剧烈冲突，并不断向区域性、全球性扩散漫延的过程。站在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危机是对“贫富分化和生产资料占有严重不均”进行 “悲壮式”“起死回生式”的“重新洗牌”。经济危机向区域性、全球性扩散漫延，意味着其他国家也要简单地复制陈旧的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大家一起承受资本一体化的厄运甚至更严重的打击。

四、其目标：相融共存与渐进实现的昭然

***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10]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目标区别。实现共同富裕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的理念。奔向共同富裕的征程，是调适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

(一)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共存

迄今，市场经济是全世界进行资源和商品配置的主要方式。市场经济激发个体对利益的追逐，通过激烈竞争以提升生产效率，促进科技进步。在人类尚未整体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赛跑，依然是国际主流和常态。世界经济难以实现从“个体趋利”竞争提升效能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非竞争提升效能转变。可见，实现共同富裕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手段，两者相融共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有效防御诸如贫富分化、生态环境破坏、道德良心丧失、价值理念泛商品化等一般市场经济的劣根性。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强调和鼓励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的物质成果进行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促进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等等。

(二)共同富裕的渐进实现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事业，人类发展的最终归宿是共产主义。所以，全世界的共同富裕，是阶级消灭、国家消亡、市场经济消退的共产主义共同富裕，是人类普遍高素养、高自律、高自觉状态下的“人的充分自由发挥”的共同富裕。当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还很激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类发展定位，尚处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初期[11]。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国当前所构建的共同富裕，应当是基于我国和世界的发展状况的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无比优越、相较于自身发展阔步前行的共同富裕，这种共同富裕为全世界共同富裕做先期探索和榜样示范。正如***总书记所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应当“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12]。

依此，推进共同富裕，可分为由低到高的四个阶段：第一，共同富裕初显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这一阶段，制定和实施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建立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考核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各项指标取得明显实质进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二，共同富裕形成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体人民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人民普遍幸福富足的生活得到实现。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体达到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前期。第三，共同富裕升华阶段，从2050年开始。届时，中国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提高共同富裕水平，直至建成高度共同富裕的发达国家，从而有别于和优越于阶级社会以来任何一个国家。我国将逐步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大体达到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中期，时间跨度是多大，尚难估测。第四，共同富裕高级阶段。这一阶段从第三个阶段结束开始，可称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或发达阶段。那时，大体达到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后期，时间跨度将视资本主义矛盾运动和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进程而确定。到第四个阶段的后期，全世界将实现共同富裕，人类社会最终一起进入共产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五、其力：多方力量汇聚集合的浑然

(一)力量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力

进入近现代工业社会之后，市场经济迸发的基础性力量优势在与“封建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赛跑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力量基础，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创造物质精神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使经济保持强劲运行效能，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二是提供运行规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民众提供等价交换、互惠互利、自主买卖的市场规则；交易制度成本低，体现了劳动报酬在市场分配中的主体功能。三是提供促进共同富裕的驱动力。这一点通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市场力量，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借助市场机制，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市场为基础，健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等。

(二)力量底蕴：个人勤劳奋进之力

我国现阶段推进的共同富裕，是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发达、处于激烈国际竞争环境中的共同富裕，也必定是共建共享、逐步实现的共同富裕。政府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不能大包大揽，需要每个人“勤劳奋进、制造创造、奋发有为”。我国人民自古就具备“勤劳、聪明、奋进”的人文经济素养，以勤劳和勤奋著称[13]。我国当前应在以下几方面持续用力：在舆论氛围上，形成热爱劳动、尊重和鼓励制造创造、抵制懒庸的良好氛围。在现实评判中，以社会贡献为评判尺度，以市场为基本评判手段，展现蔚然成风的勤劳致富、能人致富、制造创造致富的社会面貌。在教育培训上，努力培育满足现代经济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创造人才队伍和劳动者队伍。在制度设计上，坚决清除“不劳而获”“养懒汉”“等靠要”等不良风气和行为，防止“内卷”和“躺平”；同时，完善制度安排，防止社会阶层固化，使诚实劳动、诚信经营、善于创新创造的人获得更多的致富机会。

(三)直接调剂：第三次分配的互助包容之力

第三次分配以伦理道德为价值判断，是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基于自愿原则，以募集、捐赠、做慈善、资助、当义工等方式，对资源和财富进行有别于“市场一次分配”和 “政府二次分配”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直接调剂帮扶低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差距，构建善良友爱的精神家园，体现共同富裕的互助包容之力。我国当前应在以下几方面持续用力：一是弘扬社会责任意识、倡导奉献精神、大力发展慈善事业，不断扩大第三次分配规模。二是促进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各类组织健康发展，健全规范运行、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三是完善第三次分配的税收制度、社会荣誉制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的激励机制。四是严防“做秀”和“明显商业动机性”的捐赠和资助，规范第三次分配流程，让公益慈善回归伦理道德价值本性。

(四)内在调节：制度机制的自行调节之力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机制包含促进共同富裕的自行调节之力。其一，基本经济制度的调节之力，具体包括：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土地和自然资源归全民所有、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等。其二，财政税收促进社会公平发展之力，具体包括：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财政在教育公平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投入，消费税、收入税、财产税的征收，等等。其三，社会保障制度的调节之力，具体包括：养老、医疗、就业、妇幼、伤残等社保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弱势和困难群体的特别关注与保护，等等。其四，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制度机制之力，具体包括：鼓励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多种途径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国家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实施特殊优惠政策，等等。其五，法制对非法收入的遏制之力，具体包括：法制对侵吞国有资产、偷税漏税、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等非法牟取利益行为予以惩处，对凭借垄断地位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额外收入予以规范，等等。

(五)决定性力量：党和政府的调节之力

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单纯依靠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因为贫富分化本身就是市场和资本作用的结果。实现共同富裕也不能完全依靠社会的力量，因为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本身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并无能力自我化解。当前，我国推进共同富裕不仅要借助上述力量的“多方合力”，更要依靠党和政府的调节之力，因为这是决定性力量。一是目标导向与规划引领。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结合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状况，制定推进共同富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并督促实施。二是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执行。具体包括：促进共同富裕的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医疗养老、公共服务、慈善捐助、对口援助、对合法收入保护、对非法收入取缔等政策法规的制定执行。三是经济的结构性方向性调整。具体包括：促进共同富裕的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推进区域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发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文化水平和文明素养的普遍提高，等等。四是实施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具体包括：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口支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持续发力，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浙江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试点，等等。五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监测与考核。具体包括：加强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地区差距的动态监测，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同富裕标准，制定科学可行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