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进苔岑吟社考述

李培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进(1)文中提到的“武进”，与今常州市所辖的武进区为不同区域。辛亥革命前，武进县属常州府管辖，其县治即为常州府城。1912年常州府建制取消，原常州府下辖的武进、阳湖合并为新的武进县，其治所位于原常州府城，本文所提的“武进”均指此区域。文人为了“保存古学”，成立了一个规模、影响较大的旧体诗词社团——武进苔岑吟社。此社累计参与者达800余人，成员遍及十余省，是江南区域仅次于南社的大型文人结社。武进苔岑吟社自1916年发起，至1936年消散，共存续近20年，是近代常州文化变迁中的重要现象。目前有关该诗社的研究，多为介绍性文章，相对深入的研究较少。华瑛楠最早在《常州方志》上对武进苔岑吟社进行了简要介绍[1]。1995年出版的《常州市志》曾提及武进苔岑吟社[2]421。此后，小牧[3]、虞新华[4]等人也对武进苔岑吟社的成立缘起、发展概况、雅集之所、社长生平等情况做了简要介绍。曹辛华、袁志成等学者在对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进行整体性论述时，也曾提及武进苔岑吟社。他们关注到武进苔岑吟社的分类问题，将武进苔岑吟社按不同标准划分为：诗词兼顾型社团、以某种杂志期刊为主成社的征友型社团[5]、师友唱和型社团[6]、本土加笔友型社团[7]，以及期刊型词人群体[7]。另外，黄明[8]、高中正[9]等学者还详细考订了武进苔岑吟社社集《苔岑丛书》的出版、现存情况及基本内容。最后，还有张宁对武进苔岑吟社诗人创作风格、感情倾向的考察[10]。以往学者的研究，为武进苔岑吟社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由于史料不足，这些研究均未能够解决武进苔岑吟社的形成、兴衰历程、社团运作、社员构成等重要问题，其中一些研究在史实上还存在一些讹误。本研究将根据武进苔岑吟社社集，以及新发现的社报、个人诗文集等史料，详尽还原武进苔岑吟社的基本状貌，以期为近代旧体诗词社团的研究做出贡献，同时也为常州近代文化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酝酿成立

(一)诗社文人的聚合

清末民初，一批宦游在外的武进籍老辈文人，或感世事维艰，或因穷病困苦而相继归里。吴放、余端、钟大元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是武进苔岑吟社的核心成员，在武进苔岑吟社的酝酿阶段及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吴放(1864—1933)，原名吴蔚元，字蔚文，号剑门，武进人，幼年曾跟随其大父吴凤昌生活、学习。吴凤昌于咸丰壬子年间中举人，任常熟县学教谕。在其大父教导之下，吴放自幼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同科举时代的多数文人一样，吴放久历科场，且小有成就，县试考取第一。年少成名，令吴放颇为自得，他曾自执文章向学使王先谦自荐，但被王先谦斥为狂生。之后，他屡应乡试，均未得中，于是对科第之事渐觉心灰，最终放弃。放弃科举后，吴放以游幕为生，曾宦游河北、河南、山东、广东、广西、辽宁、湖北等地。吴放在游宦生涯中也极不得志。桀骜不驯的性格令他厌恶官场中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再加上菲薄的收入，以及好挥霍的性格，这一切都令其游幕生涯极为艰辛。更不幸的是，宦游途中，他又罹患重病，几乎导致失明。最终，吴放只得返回家乡，定居武进[11]。吴放平生最好诗词吟咏之事，归里后，时常“与二三知己唱酬为乐”，借以舒发郁伊之气[12]。为更好地开展诗词交流，他还在彼此酬唱的文人圈子的基础上，发起了武进苔岑吟社，并担任社长。之后，维持诗社成为吴放人生晚境的主要志业。

余端(1858—1930)，字希澄，号信芳，晚号清心居士，武进人，弱冠补博士弟子员。他曾多次应考乡试，但均未考中，最终只得放弃。放弃科举后，他走上游幕之路。宦游期间，余端对上骄下谄的官场风气十分不满，于是愤而拂袖归里。余端为人豪爽，交游遍及海内，曾游历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等地。他平生喜好诗书画，还擅长音律，精通技击，著有《技击闻见识余》[13]。余端与吴放为故交，归里后与吴放比邻而居，二人交谊甚笃，往来密切。武进苔岑吟社成立后，因社长吴放几近失明，诗社的主要事务多由余端负责。其曾任《苔岑丛书》及《兰言日报》主编，是诗社前期事务的实际负责人。

钟大元(1858—？)，字冕夫，别署石顽，浙江海宁人，弱冠补博士弟子员，原居海宁。同吴放、余端一样，钟大元的科名之路也颇为坎坷。他在考取生员后，曾五次参加乡试，但均未考中。在母亲去世之后，因见家道渐衰，他不得已走上游幕之途[14]。晚年的钟大元寄寓武进，与吴放、余端等人时相往还，后同吴放共同发起武进苔岑吟社。由钟大元提议创办的社报《兰言日报》，在武进苔岑吟社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武进文人的汇聚还得益于民国初年武进的办报热潮。自1911年武进第一份报纸《民苏报》创办后，各类地方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徐惠卿的《民国初期常州报纸简介》[15]及《常州市志》[2]523的统计，仅20世纪初期，武进地区就曾发行21种报纸。在当时发行的众多报纸中，《晨钟报》是较有影响力的一种。该报创刊于1916年12月7日，其《余响》副刊曾在武进文人的汇聚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武进苔岑吟社发起之前，《晨钟报》上便汇集了吴放、诸懿德、余端、章达、谢约、吴闻元、汪湜、夏祖禹、张志定、王祖望、蔡钺、孙起蔚、郑文涛、杨遵路、范宗淹、缪九畴等文人，他们后来均加入武进苔岑吟社，成为社中的核心成员。

《晨钟报》还促进了武进老辈文人与青年文人的聚合。在《晨钟报》之前，武进有《武进报》，报上也多刊载诗文酬唱之作，但其唱和多限于老辈文人，少见青年文人。《晨钟报》创办后，章达、汪湜等青年文人纷纷于报上发表诗文，并主动向吴放、诸懿德、孙起蔚等老辈文人索求和作。此举得到了吴放、余端等老辈文人的积极回应。青年文人对传统诗文的喜好，令吴放颇感欣慰，他曾有诗盛赞青年文人王心存：“灯光如豆雨知丝，凭几燃香睡较迟。一曲巴人空自谱，赏音谬许子潇词。”[16]余端也曾盛赞青年文人：“气象峥嵘，已露头角，交相勗勉，底于有成，国粹犹存，枕胙而含咀之，当必有蓄道德能文章者，以名世而华国。”[17]

与青年文人联结后，一些老辈文人逐渐进入《晨钟报》编辑发行团队的核心。《晨钟报》本由薛馥芝、王心存、范拜竹等青年文人发起，报纸创办之初，青年文人为报馆事务的主要负责者。薛馥芝为《晨钟报》经理[18]，王心存曾任《余响》编辑[19]，范拜竹曾担任报内编辑[20]，张志定也曾于报馆任职[21]。在青年文人与老辈文人联系日渐密切之后，不少老辈文人受邀加入报馆董事会，并参与报纸编辑事务[20]。共掌《晨钟报》后，青老两代文人还共同创办了《兰言周刊》。《兰言周刊》于1917年9月23日创办，余端任编辑主任，张志定、李癯梅、王瀛洲、金一明、汪仲涵、王心存、范拜竹等为特约撰述。不难想象，老辈文人在参与报馆事务的过程中，逐渐习得了办报的经验，这为其后来独立创办《兰言日报》准备了条件。

报刊的发行扩大了武进文人的交往范围，不少外地文人也参与到与武进文人的唱和之中。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方泽久于1917年8月发起的《柏灵介寿图》征诗活动[22]。方泽久(1856—？)，字佛生，号秀生，别署在家僧，安徽定远人，1916年于苏州半园创立女学研究社，并于龙兴寺创立隐社[23]。其人结交甚广，活跃于各地诗社。方泽久与武进文人早有往来，其在苏州建立隐社时，便曾聘武进文人钟大元、余端为隐社名誉会长，聘吴放、王心存等为隐社评议员[24]。方泽久发起的此次征诗活动吸引到不少“诗坛巨子”和社会名流，如奉贤文人朱家骅、扬州文人吴承烜、青浦文人徐公修等。吴承烜(1855—1940)，字伍佑，号东园[25]。其人经历丰富，交游广泛，曾参加常熟虞社、厦门菽庄吟社、武进苔岑吟社、姚江同声诗文社等诗社，被尊为诗坛巨子。朱家骅(1853—1926)，字云逵，晚号粥叟，奉贤人，考中贡生后以内阁中书用。清宣统初年，曾应孝廉方正诏，因见时事日非而拒绝赴任。晚年的朱家骅不问世事，整日以吟咏为乐[26]433。同吴承烜一样，朱家骅也曾加入众多诗社，是纵横“坛坫”的风云人物。徐公修(1866—1941)，字慎侯，别号署芸，青浦人，廪贡生，候选训导。1906年，他曾觐见光绪皇帝，分直隶州同知，后因官制纷更，未及分发而归乡。归里后，徐公修创办育德两等女校，并担任青浦首届续修志局协纂，在青浦声望较高[26]442。1912年，他与族兄徐公辅等人在青浦组织“苔岑吟社”(2)此“苔岑吟社”与“武进苔岑吟社”为不同诗社，二者无承继关系。。以上三人具有较高的文名和声望，他们的加入无疑扩大了武进文人圈的影响。此时，构成诗社的文人群体基本形成，诗社的发起已如箭在弦。

(二)武进苔岑吟社的发起与成立

关于武进苔岑吟社的成立时间，以往的说法多认为是1917年秋。但经本研究考证，此种说法有所偏差。其实，早在1917年1月28日，《晨钟报》上就有以“苔岑吟社”为名号进行的诗文活动。当日《晨钟报》第4版“诗选”栏，曾刊有一次以苔岑社名义征求“消寒分咏”的启事[27]。足见，此时武进苔岑吟社的雏形已经出现。余端也曾言及“丙辰之秋，吴君剑门发起苔岑社”[28]。由此可以判断，武进苔岑吟社的发起时间大致为1916年秋。此处所说的发起时间，只是提出社团名号和建立松散文人组织的时间，并不是社团成员公认的社团正式成立时间。

发起后的武进苔岑吟社，时常于报上举行唱酬活动，以此扩大影响，吸纳社员。这些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吴放、方泽久、诸懿德、张志定、郑松声、薛馥芝、邓春澍、汪仲涵、秦犹僧、是鲁斋、金挺、余端、谢景安、夏忆鹤等人，这些人均是诗社成立后的核心成员。1917年夏，武进苔岑吟社还曾举行过一次雅集。当次雅集，参与者有23人，并有摄影和题图活动[17]。另外，上文所述的“诗坛巨子”朱家骅、吴承烜、徐公修等人也频繁参与到武进文人的唱酬活动中，但此时他们尚未加入武进苔岑吟社。

武进苔岑吟社还开始在报上公开征集社员。自1917年7月22日起，《晨钟报》开始刊登包含社员姓名、籍贯、通信地址等信息的《苔岑社友题名录》。据《苔岑社友题名录》可知，在1917年7月至9月间，武进文人许超、郑文涛、刘去疾、金挺、闵仰骞、蔡钺、秦文枢、张佐虞、谢约、王企园女史、章达、邓春澍、奚廷瀛、刘宏、杨灏、徐涵、是鲁斋等均成为武进苔岑吟社的正式成员。这时，诗社人数已相当可观。

在做足准备后，诗社主持者决定正式成立诗社，举行诗社成立大会。1917年9月6日，《晨钟报》第1版刊出《苔岑社紧要通告》：“本社定章每届正、七两月有雅集之举，兹定于阴历本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钟，遵章举行，务祈本社各社友届时命驾贲临，讨论一切，特此通告。”[29]此次雅集于1917年9月14日于武进西下河沿薛宅举行，当日除沪、苏、扬社员不能莅会外，全体社员均到会。会议议决了发行周刊和丛编等事，公举余端为编辑长，张志定、王心存为编辑，并选举书记、会计、监理等职员[30]。此次会议后，武进苔岑吟社形成了完整的组织架构，成为一个正式的社团组织。在其后有关社团历史的叙述中，诗社成员也多将此次会议的召开时间视为诗社的正式成立之期[31]。

二、发展变迁

表1 1918—1931年武进苔岑吟社社集所见社员人数统计表

武进苔岑吟社曾于1918年至1931年间，发行社集《武进苔岑社丛编》(1920年改为《苔岑丛书》)。社集所刊内容，除部分前人遗作外，均为诗社成员作品。故通过对各年社集当中出现社员姓名数量的统计，便可大致明了社团发展的基本历程。社团发展的基本历程见表1。

根据表1反映的大致情况及社团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可将武进苔岑吟社的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发展阶段(1917—1919)、兴盛阶段(1920—1923)、衰亡阶段(1924—1936)。

(一)发展阶段(1917—1919)

武进苔岑吟社自1917年正式成立至1919年，已发展为一个影响较大的区域性文人社团。在这一时期，刊物的定期发行，武进本地及外地名流的支持，使诗社快速发展。

1917年至1919年间，武进苔岑吟社先后创办了《兰言周刊》《兰言日报》《苔岑杂俎月刊》《武进苔岑社丛编》等刊物。《兰言周刊》创办于1917年9月23日，主要依托晨钟报社发行，余端为编辑主任，宗旨为“保存国粹，提倡文学”[32]，内容、格式均仿照1914年于上海创刊的《礼拜六》周刊，定位为酒后茶余的消遣品[33]。该刊发行9期后停刊。

1918年6月16日，武进苔岑吟社创办机关报——《兰言日报》。此报由钟大元发起[28]，吴葆生发行，1922年左右改名为《武进苔社兰言报》，1936年停刊。社报的发行，为诗社成员提供了一个可以彼此交流、抒发情感的互动空间，也为诗社规模、影响的扩大创造了条件。

除《兰言日报》外，诗社还发行有定期社集——《武进苔岑社丛编》《苔岑丛书》。《武进苔岑社丛编》自1918年起发行，宗旨为“保存国粹”，并意在“裒辑诗古文词，推广苔岑名义”，由余端任主编，钟大元任副主编，唐企林、吴筱君负责校刊，初计划按季编印社集，后改为按年编印[34]。后经同人公议，《武进苔岑社丛编》改名为《苔岑丛书》[35]。《苔岑丛书》主要刊载社员所作的诗文书画作品，其稿件主要选录自《晨钟报》与《兰言日报》，也接受社员个人投稿，以及社员出资刊登的他人遗稿[36]。《苔岑丛书》还刊登“尚齿录”，刊有社员的姓名、字号、别号、籍贯、通信地址等信息。“尚齿录”每增满五十人即续编一次[37]。目前所见最晚一期《苔岑丛书》为1929—1931年的合编本。

武进地方名宿徐寿基、金武祥、朱承先、汪赞纶、钱名山等人的护持也对诗社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徐寿基(1836—1920)，武进人，字桂珤，1880年进士，曾在山东任知县，拥有较高的社会声望[38]。

金武祥(1841—1924)，江阴人，字溎生，号粟香，曾入张之洞幕府[26]431-432。金武祥晚年寓居常州，辛亥革命后，不问世事，与冯梦华、朱古微、沈子培、余宝君、郑孝胥、恽次远、庄心庵等清遗老迭相唱和。民初，他曾应缪荃孙之邀，出任《江阴县续志》分纂[39]。武进苔岑吟社成立后，金武祥对诗社大力扶持，几乎每会必至。

朱承先(1836—？)，武进人，字谷孙，晚号紫阳老人，在武进受人尊崇，乡里常称其为“地行仙老人”。清末曾宦游江南多地，后以知府浙江补用。晚年，朱承先回归武进，整日以诗酒自娱。武进苔岑吟社成立后，朱承先也出面加以护持[26]431。

汪赞纶(1838—1921)，武进人，名作黼，早年曾于武进设馆授徒，1895年中进士，分工部主事，后任安徽泾县知县，65岁丁忧回籍后不复出。汪赞纶曾同友人于江宁创设江苏全省典业公会，1914年5月被推举为正会长。晚年的汪赞纶以保存国粹、提倡风雅为己任。武进苔岑吟社创立后，他时常与同社相唱酬。除他本人外，他的长子汪元龙、次子汪霖龙、三子汪文龙也加入诗社[40]，四人均是诗社中较为活跃的成员。

钱名山(1875—1944)，武进人，名振锽，字梦鲸，号谪星[41]，后更号名山，并以号行，别号藏之、庸人、海上羞客。钱名山于1903年成癸卯恩科并科进士，朝考授职分部学习主事，因不满进士馆聘任洋教习而不入进士馆，后授法部额外主事[42]。1909年，因觉政事无望而辞官归里[43]。归里后的钱名山以讲学为业，不问世事。武进苔岑吟社成立后，钱名山加入诗社，成为社中重要成员。

经过3年的发展，武进苔岑吟社从成立时的23人[44]，发展到1919年的200余人[45]，成为一个较为成熟且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区域性文人社团。

(二)兴盛阶段(1920—1923)

1920年至1923年，是武进苔岑吟社发展的鼎盛阶段。1922年前后，武进苔岑吟社发展到顶峰。据社员董秉清所言，当时同在社者达500余人[46]。曾有社员回忆当时诗社之盛，“凡邑中之能诗者，殆无不列名该社，又复辗转介绍，社员几遍全国”[47]。此阶段，武进苔岑吟社之所以如此繁盛，主要原因有四：一是固定雅集之所的建造，二是社团规章的进一步完善，三是广告的宣传，四是频繁的雅集唱酬。

1920年，武进苔岑吟社人数已逾300，诗社文人纷感有建设固定雅集之处的必要。于是，诗社诸人决定募集捐款，于武进北直街祥源观后建设“聊园”，以为“社友讨论诗画、研究书论之所”[48]，并呈请地方官立案出示保护[49]。聊园的建设经费主要来自社员捐款。1920年9月1日，《兰言日报》刊登公开征集社员捐款的启事，称为了以示公信及表彰纪念，计划编制建筑费簿8册，并承诺聊园落成后将“芳名勒石，以示不忘”[48]。为了聊园建设，在1920年诗社成立3周年纪念会上，诗社还专门成立了负责建设事务的机构，并公举余端为“建筑苔岑诗社总监理”，孙起蔚为文牍，吴放、郁秾为会计，王仲骅、吴宝森为干事[50]。通过对报上所载捐款布告的统计，发现此次捐款共有49位社员参与，共募得大洋近500元(3)数据来源于《兰言日报》《晨钟报》《武进苔社兰言报》中有关社员募捐数额的报道。。因现存史料有所缺失，实际捐款数目可能更多。募捐结束后，“聊园”于1920年秋“鸠工庀材，从事建筑”[51]。1922年中秋时节，“半野草堂”即告落成。1923年重阳时节，后厅“潇湘秋雨舸”也告竣工[52]。

这一阶段，诗社的规章制度也日臻完备。到1920年，诗社已形成包括定名、宗旨、资格、入社、职员、事务、雅集、社址、齿录、社报等内容的详尽简章。因社团还出版有《苔岑丛书》《兰言日报》等刊物，故其还制定有刊例、约言等重要章程。

在诗社发展过程中，广告宣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22年7月30日，《武进苔社兰言报》曾刊出《苔岑社吴剑门紧要启事》，称诗社曾于上海某报刊登启事。其刊登广告的效果十分明显，以至每日竟有数十封来函寻求简章及《兰言日报》样张[53]。

雅集唱酬的频度及社员的参与程度，也是衡量诗社是否兴盛的重要尺度。雅集是武进苔岑吟社文人极力推崇的活动形式，最初的雅集并无定期，多是社员的随兴之举。随着诗社制度的日臻完备，雅集成为诗社的固定活动。武进苔岑吟社社章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均有雅集举行，春季雅集多选在上巳之日，秋季雅集则多选择重九之日。1919年至1922年间，武进苔岑吟社曾多次举行雅集。仅现存的社报、社集记录的雅集就有4次：一是1920年的上巳雅集，举办地为武进第二公园，参与者25人；二是1921年春的雅集，18人参加，同样于公园举办，并摄影以留纪念；三是1922年上巳雅集，于武进白龙庵举行，参与人数不详；四是1922年重阳节举行的秋季雅集，雅集地点为新落成的聊园“半野草堂”，此次雅集到会共26人，为历次雅集之最。除雅集活动外，社报上进行的社课、诗钟、诗会等活动更为频繁，几乎每日都会刊登数位社员的唱酬之作。

(三)衰亡阶段(1924—1936)

1924年左右，诗社开始显露出衰落迹象。1924年，武进苔岑吟社发生分裂。此次分裂源于荆祖铁、夏祖禹、章达、范宗淹等青年社员与老辈社员的不和。荆祖铁等人均出生于19世纪末，为社中小辈，其时锋芒正露，自认才气不在同社诸老之下，认为社中老辈“倚老卖老”、轻视后辈[47]。在一次青年社员的聚会中，双方正式分道扬镳。1924年秋，夏祖禹等人在章达家中赏菊。当诸人正对酒持螯、拈题分吟之时，有人谈到社中诸“老朽”，诸人不禁忿忿，于是主张另创一新诗社[54]。因当日雅集为赏菊之宴，便以“菊”为名，是为“菊社”。菊社初起时仅10余人，后渐增至五六十人，每年定期举行雅集。社长荆祖铁去世后，菊社走向衰落，抗战前后，社员逐渐星散[47]。此次分裂对诗社的影响并不算大。因诗社本身以老辈文人居多，且社团也由老辈文人掌握，故青年社员的分裂，并未冲击到诗社的根本。而20世纪20年代末，核心社员的相继离世，则从根本上动摇了诗社的根基。1930年4月，吴放曾有诗《同社董秉清冰如进士，逝世金陵，去冬调查本社尚齿录，谢世者二百十人，枨触于怀，诗以哭之》描述社中同人纷纷离世的情况，诗云：“蒲团同是哭吟身，湖海论交已十春。五百名贤编齿录，游仙二百十三人。”[55]由诗可知，社团鼎盛时在社的500余社员，至1930年已有200余人谢世。至1934年3月，这种情况更形严重，社中前辈如姚文栋、朱家骅、方泽久等人均已谢世，仅剩吴承烜健在[56]。

社长吴放的去世，对诗社的影响最大。他既是诗社的发起人，也是诗社的主持者，在武进苔岑吟社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吴放早年宦游四方之时，曾因病几乎失明，其主办武进苔岑吟社时，情况虽有好转，但仍为其社务工作带来巨大不便[57]。到武进苔岑吟社发展后期，生活上的清贫、身体上的病痛，再加上诗社的衰败，令吴放身心艰困。不堪病痛的吴放最终于1933年4月22日去世[58]。

经费和稿源的紧张也是诗社衰落的重要原因。武进苔岑吟社的经费主要来自社员的会费、书报费及捐助费。20世纪20年代末之后，由于社员的相继离世，诗社人数迅速下降，每年缴纳的社员会费随之大减，书报费也大幅减少。以社报《兰言日报》为例，由于诗社人数的锐减，其在1926年前后迅速走向衰落，由原先的日出一大张，改为日出一小张，且几不对外发行，成为纯粹的诗社机关报[59]。订报费和广告费作为社报的主要收入[60]，自然随着社报的衰落大幅减少。这在广告收入的减少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社报发行之初，武进当地的商家、企业纷纷于其上登载广告，广告数量之多，常常要用到一个半的版面才能刊完。而在社报衰落后，于报上刊登广告的商家日渐稀少，到最后仅剩1则常年不变的“老头牌”香烟广告。其来自广告的收入几可忽略不计。更为艰难的是，当时还存在大量社员延缴报费的情况[61]。故发行报纸逐渐成为诗社的一大负担。为了筹集经费，社长只得在报上反复刊登催缴报费的启事。社长吴放去世时，其《逝世通告》曾言“身后萧条，治丧乏费”，请求诗社同人募捐[58]。一社之长，生活尚如此艰难，诗社经费上的艰难也就不难想象了。此外，因社员数量锐减及突发的水灾、兵灾等问题，诗社还时常面临稿荒的问题[62]。可见，经费和稿源问题，已成为诗社维持运转的最大难题，以至于诗社的机关报《兰言日报》也近于停刊。

诗社虽处于日渐衰败的状态，但仍能继续运作，这得益于一些社员的勉力维持。1932年，社员汪福田曾投函《兰言日报》称：“诗社凋零，《兰言》实为中流砥柱，还祈设法维持。”[63]不少社员以预付报费、施以补助费的形式扶助诗社。如北平社员王靖和便曾投函给予额外报费，函云：“兹汇寄大洋五元，除将壬申春编寅卯两月报费扣除外，下余均作晶报(4)武进苔岑吟社后期发行的《兰言日报》第4版页边印有“兰言晶报”字样，故此处的《晶报》亦为《兰言日报》。之费，耑此肃函，即请文安，附五元汇票诗稿各一纸。”[64]还有部分社员，尽管自身生活已十分拮据，仍竭力筹措经费以扶持诗社。社员钱双呆便曾投函汇款，函称：“……呆近来极感拮据，□亦少作，然为维持聊园一席地，不得不勉为筹措也，兹特由邮汇(壬申年全年报费在内)奉国币银八元正，至希检收入册，随即送登兰报邮筒内。”[65]

为了挽救诗社，诗社的主持者也曾尝试对社务进行刷新，以期有所转圜。吴放去世后，武进社员郁秾接手诗社运作[66]。他将《兰言日报》字体改为更为醒目的蓝色印刷字体，并鼓励社员预缴报费，或直接捐助诗社，订报及补助诗社者还颁给收证，并登报表示感谢(5)《兰言日报》1934年2月25日第4版《启事》载：“今收到杨少芝先生甲戌全年报费六元，陆醒恙先生甲戌半年报费三元，具见维持兰报，不遗在远，感激莫名，除掣收证外，特此鸣谢并志谢忱。”由此可知，当时有掣收证以表感谢的形式。[67]。但是，其刷新之举并未收到多少效果。至1936年前后，《兰言日报》上活跃的社员仅剩数十人，而《苔岑丛书》也早已于1931年停版，诗社的解体已成定局。

关于诗社的最终解散时间，未有明确的史料记录。目前仅知现存最晚一期的《兰言日报》发行于1936年1月13日。因社报在武进苔岑吟社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其停刊也意味着诗社的终结。故而由此可以推断，诗社的解体时间大致在1936年年初。

三、运作机制

(一)规范化、商业化的社团运作

结社是中国古代文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据何宗美[68]的研究，在近代以前，中国古代文人已发展出较为成熟的结社规制。一般结社都制定有社规，关于活动的场所、内容流程、经费的维持也都有较成熟的规定。武进苔岑吟社在社团的运营上承袭古人，但其制定的社团简章、刊例、约言，相较于古代文人结社则表现出更加“规范化”的特征。如入社需缴纳入社费、给社员颁发入社证书、非社员不得于社报发表作品等，都是其社团管理规范化的重要表现。

社团运作的经费是否充足，直接关乎社团能否正常发展。近代以前，诗社的运作经费多由社中家资雄厚的成员提供。时至民国，限于财力，诗社主持者以一己之力难以支撑社团的经费开支。武进苔岑吟社的发起人吴放、余端等人均较穷困，凭其个人财力无力承担社团的运作。因此，武进苔岑吟社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社员集资，主要包括：入社费、常年费、补助费等。社章规定：社员入社须交费1元[37]；入社后，每年还需交常年费2元(初分春秋两季上交，每季1元；1920年后归并为春秋收刊费2元)[69]。补助费属于社员自愿行为，捐助款数可多可少，没有限制。然而，仅靠社员集资，并不能支撑诗社开支。故诗社主持者便开始以商业化的方式获取社团经费。

武进苔岑吟社自1918年起开始发行售卖《武进苔岑社丛编》《苔岑丛书》。由于印刷费紧张，诗社常采用预缴书费的方式发行“丛书”。诗社规定，“丛书”出版前，社员先缴纳春秋两季常年费2元，出版后一次获得“丛书”若干部[37]，缴纳书费后，社团还会付给收条，以为凭证[70]。这些“丛书”并不仅限于社内成员征订，社外成员亦可购买。“丛书”的价格还会因成本变动而调整。1920年“丛书”发行前后，因纸价上涨，经费不敷，诗社即对售价进行了调整，在社报上发布通告：“凡补助刊费十元者，派书二十部，五元者派书十部，照章缴纳常年费两元者派书四部。”[71]

诗社还有一部分收入来源于报刊订费和广告费。其中，《兰言日报》每日1大张售钱13文，每月小洋3角。1920年9月改为每日1张售钱20文，每月小洋4角。《兰言日报》改名为《武进苔社兰言报》后，定价改为每月8角，每季2元，全年8元。其广告长行两行起刊，“一日每行大洋二角，第二、三日一角六分，四、五日一角三分，长年刊登另议”[60]。入社后一般均须订社报，也存在少数社员由于财力有限而不订报的情况[72]。关于社报的发行量，因缺乏相关资料，难以确知。而《兰言日报》上的一则公告给了我们提示。该公告称诗社的《异苔同岑》一栏曾在武进《正谊日报》上附刊一段时间，其间外埠社员每日订阅《正谊日报》约在150份左右[73]。据此信息可以判断，《兰言日报》的销量当较为可观。除社报外，武进苔岑吟社还曾发行《兰言周刊》，零购每册售铜圆3枚[74]。1918年前后，社团还曾将报上诗文每月汇集为《苔岑杂俎月刊》进行销售，单册售价1角2分，全年1元2角[75]。

在武进苔岑吟社中，还有出资在丛书中附刊个人稿件或先人遗稿的制度。其出资刊稿的取资标准为：“缴助刊费两元者，刊稿一页；四元者刊稿二页半；十元者七页”[76]。这种取资刊稿的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每期“丛书”上，都有大量社员刊登个人稿件或先人遗稿。随着社员刊稿的增多，武进苔岑吟社俨然成为一个“出版”机构，这是武进苔岑吟社区别于其他社团的显著特色。

(二)近代报刊的运用

近代报刊出现后，报刊逐渐成为诗文作品传播的主要平台，“见诸报端”也成为一时潮流。曾有人形容当时情形：“无数斗方名士，咸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累牍连篇，阅者生厌，盖诗社之变相也。”[77]武进苔岑吟社文人亦是如此，其日常唱酬活动早已离不开报刊。在诗社成立之初，武进文人便依托武进的地方报纸《晨钟报》进行唱酬。其后，诗社文人又自办《兰言日报》，并将其作为社员沟通交流的机关报。《兰言日报》共4个版面，第1版为广告，第2、3版为新闻、社会评论、地方政府布告等内容，第4版上半版为专属武进苔岑吟社的副刊《苔岑杂俎》(后更名为《异苔同岑》)，下半部分为广告版面。第4版中的副刊是武进苔岑吟社社员进行日常唱酬的主要平台，主要刊登社员所作的笔记、弹词、谐曲、诗文、滩簧等文艺作品。该版面除作为社员交相唱酬、发表诗文作品的平台外，还起着通信机关的作用。第4版设置有《苔岑邮筒》栏目，主要用来刊登诗社主持者发布的启事、通告，社员的来函，以及社员间的酬答、问候，等等。《苔岑邮筒》栏目的设置，为诗社主持者与社员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渠道，也为社员提供了一个彼此交往的公共平台。

武进苔岑吟社在运作社团时，一方面承继古代文人结社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积极汲取近代的新事物、新元素，以规范化、商业化的方式运营社团，并熟练运用近代报刊，展现出灵活、重实效的经营理念。其运作方式可谓传统与近代交汇的典型产物，可视为诗社文人对于剧变时代的主动回应。同时，这也是诗社得以存续近20年的重要原因。

四、社员构成

(一)规模及地域分布

武进苔岑吟社社集当中刊有部分年份的“尚齿录”，由于部分社集缺失，难以得到诗社成员的详尽名录。但由于武进苔岑吟社规定非社员不得于社集、社报之上刊登作品(6)1930年7月6日《兰言日报》第4版《覆马桂均先生函》载：“雅萍先生吟席：顷奉大札并附拙庐征文小启，照收。惟本报‘异苔同岑’四字为宗旨，凡非社员作品，虽属佳章，一概割爱，体例然也。尊嘱暂难遵办，方命之处，还祈鉴宥。”由此可知，非社员不得在社报之上刊登作品。此处虽未言及社集情况，但据笔者所见，社集之上除代为刊登的前人遗稿外，也仅刊登社员作品。[78]，故通过对社集、社报之上所出现姓名、籍贯、年龄的统计，可大致得出诗社的总人数及社员的年龄和地域分布情况。

社团总人数方面，通过对现有《武进苔岑社丛编》《苔岑丛书》《晨钟报》《兰言日报》(含《武进苔社兰言报》《兰言报》《晶报》)的统计，发现有明确姓名的社员813人，其中籍贯可考者707人。年龄分布方面，通过对《苔岑丛书》中刊载的1920年《苔岑尚齿录》[79]和1921年《武进苔岑社辛酉续刊尚齿录》[80]的统计，发现这两年“尚齿录”中共包括308位社员信息，其中年龄最小者14岁，最大者84岁。

地域分布方面，诗社社员呈现出既分布广泛，又相对集中的特点。通过对其籍贯的统计，发现社员分布于13省，上海、北平、天津等地亦有少量社员。其社员相对集中于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区域，尤以江苏社员数量为多，达496人，约占籍贯可考者总数的70%。在江苏社员中，又以武进社员数量为最，达216人，约占江苏社员总数的43.5%。武进苔岑吟社社员的省域分布和江苏籍社员的县域分布分别见表2、表3。

表2 武进苔岑吟社社员省域分布表

表3 武进苔岑吟社江苏籍社员县域分布表

由表2、表3可知，武进苔岑吟社社员中，江苏、安徽籍社员所占比例最高，江苏省内社员以太湖北部及东部为多，太湖以南区域人数相对较少。其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内陆性”特征。

(二)身份和教育经历

武进苔岑吟社文人的身份、教育经历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因诗社文人多非全国层面的闻名人物，对其教育经历和身份的统计较为困难。不过，武进苔岑吟社于1925年发行的《苔岑丛书》刊载了涵括99位社员生平的《聊园诗坛同人小传》。在诗社发展过程中，还间续发行有《苔岑吟社尚齿录》，收录社员的姓名、表字、年岁、籍贯、通信处等信息。综合以上史料，便可概览99位社员的籍贯及大致生平。经统计发现，在教育经历方面，99人中经由科举且获功名者有54人，其中贡生47名，举人4名，进士3名；接受近代教育者14人，其中13人曾入法政、实业或师范学校学习，4人曾留学日本。职业、身份方面，99人中除27人情况不明外，曾于晚清任中下级官员者18人，民国后担任中下级官员者7人，有游幕生涯者13人，为传统塾师者5人，为新式学校校长或教员者13人，从事商业者3人，还有2人为职业律师[26]431-472。社团发展后期，社员的教育经历及身份更为多元，甚至有军人社员加入。例如，1932年加入诗社的社员苏炳文，曾入沈阳陆军小学堂，后由北平清河陆军中学入军官学校，毕业后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81]。社员的教育、身份、职业并非单一且固定不变的，而往往随着时间的迁延多有变化，故而存在不少经历新旧两种教育形式，且经历多种身份、职业的社员。如社员陆飓，即在晚清时考中贡生，后入苏抚署刑幕，旋又赴日本学习法科后毕业，最后在民国时成为备职律师[26]453。

可以发现，武进苔岑吟社成员呈现出教育经历新旧兼有、职业多元、成员大众的特点。这与明清时期诗文结社参与者多为文人阶层已有着显著不同。入社标准的降低，是武进苔岑吟社社员成员大众化的主要原因。其社章规定，仅需经由两位社员介绍，并缴纳入社费1元，即可入社，对社员资质的要求也仅为“品行端方，学术优美”[37]。而近代以来，社会的剧烈变动，文人阶层的日渐分化，文人职业选择的多样化，则是造成社团成员身份、教育经历多元的根本原因。

五、诗社影响

(一)延续地方传统文化

武进苔岑吟社的存在，一方面延滞了新文化在常州的传播，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保存传统的作用。其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影响，原因有二：第一，该诗社掌握着足以影响地方文化氛围的报纸。其主导的《晨钟报》和创办的《兰言日报》是20世纪20年代武进当地影响较大的两份综合性报纸。在《晨钟报》《兰言日报》上常见到余端、钱名山、蔡钺、张志定等社员对地方风俗的评论文章，其评论多表现出维护传统伦常秩序的倾向。在“五四”之前，此两大报纸上很少看到新文化影响的痕迹，所刊艺文作品也多是传统的诗古文辞。“五四”之后，虽然《晨钟报》逐渐转向新文化，但诗社社报《兰言日报》仍坚持“旧文学”。两份报纸在民国初年对传统秩序的维护，以及对传统文学的提倡，无疑对武进相对保守的文化氛围产生了影响。第二，社中成员在武进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诗社存在期间，共有216位武进籍社员加入其中，这些人多数是当地的读书人，其中还包括声望较高的“常州四进士”中的钱名山、史季超、潘鸣球[82]。这些读书人有着较高的社会声望，文化倾向相对保守，由他们聚合而成的社团，自然对武进相对保守的文化氛围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而民国时期的武进，也确实以较为保守的面貌为人所知。直至20世纪40年代，武进依旧保持古朴的面貌。1946年《申报》曾刊载一篇描绘武进的文章，文章称武进仍“遗留着古城风味”，“武进的一切，不论街道，人物，都显得古趣盎然”[83]。文章的作者还将武进与无锡相比，认为：“无锡是前进，武进是保守；无锡是浮华，武进是朴实；无锡已经染上了大都巿的罪恶色彩，武进则无；无锡是一个浓妆艳抹、妖娆活泼的摩登少女，武进则是一个淡泊明洁、温文庄重的大家闺秀。无锡是一幅现代的写实画，武进呢？她始终是一幅意境深远的墨笔山水。”[8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上述判断。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武进苔岑吟社还是当地诗词文化脉络中的重要链条。常州自古诗词文化繁盛，有“诗国”[84]之称，近代以来其诗词传统更是绵延不辍。1927年成立的武进兰社，1984年成立的舣舟诗社，均是以诗词成社的大型文人社团[85]。其中，武进兰社的主持者周葆贻为武进苔岑吟社社员，舣舟诗社社长羊牧之为钱名山弟子，名誉社长钱小山为钱名山之子[86]，二社与武进苔岑吟社显示出较强的承继联系。时至今日，相较其他地方，常州一地的诗词文化仍较繁盛，这也可以说是武进苔岑吟社影响之余绪。

(二)影响周边区域文人

武进苔岑吟社对其周边区域也有一定的影响。青浦文人沈其光在追述民国时期的结社风气时，曾将武进苔岑吟社与当时闻名遐迩的超社、希社、淞社等并列，可见其闻名程度。当时甚至还有人将武进苔岑吟社称为“文化中心”。这种说法源自镇江江苏省报馆编辑吴卓，其在请求武进苔岑吟社文人给予报馆支持时，有“苔社为文化中心”的说法[87]。沈其光、吴卓均为武进苔岑吟社社员，其言虽可能属溢美之词，然而至少可以说明武进苔岑吟社在武进周边文人当中确实具有一定的影响。《轰报》刊载的一篇攻击吴放的文章也说明此问题。其文称吴放“霸据苔岑诗社，把持《兰言日报》，欺骗大江南北诗人，敢改人诗”[88]。以上材料所述，虽难判断是否属实，但从中可看出吴放通过主办武进苔岑吟社，获得了影响“大江南北诗人”的文化权力，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武进苔岑吟社的区域影响力。

六、结语

武进苔岑吟社的成立源于吴放、钟大元、余端等归乡文人的推动。以武进地方报刊《晨钟报》为中心，部分武进文人聚合到一起，其交游圈子还扩展到武进以外。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武进苔岑吟社于1917年9月14日正式建立。在诗社创办初期，定期刊物的发行，武进本地和外地名流的支持，使诗社快速发展。固定雅集之所——聊园的建立，社团规章的进一步完善，广告的宣传，以及频繁的雅集唱酬使诗社迅速走向兴盛。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青老社员的分裂、社团经费的不足、核心成员的相继离世，导致社团迅速走向衰败，最终大致于1936年年初彻底解体。尽管与大多数文人结社一样，武进苔岑吟社最终难逃解体命运，但其能够存续近20年，已属难得。武进苔岑吟社之所以能够长久存续，首先得益于其制定的简章、刊例、约言。这些规章详细规定了社员需要遵守的章程，为社团的规范化运作创造了条件。在社团经费的筹措上，武进苔岑吟社除依靠社员集资外，还采用了售卖社中出版物、出资刊稿等商业化的运作方式，表现出灵活、务实的运营理念。武进苔岑吟社得以长久存续，还得益于其发行的社报——《兰言日报》。社报是武进苔岑吟社文人营造出的一个供社员交往的公共空间。在此空间内，社员间交相唱酬、互诉衷肠，对于诗社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此生成。这为社员的凝聚提供了情感和心理的基础。武进苔岑吟社社员构成复杂，其在分布上呈现出既分布广泛，又相对集中的特征，并表现出一定的“内陆性”特征；其在身份和教育经历方面，表现出新旧兼有、职业多元、成员大众的特点。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常州区域重要的文化现象，武进苔岑吟社在常州传统文化的延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常州及其周边区域文人当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综上，武进苔岑吟社是一个特色鲜明的旧体诗词结社，也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区域性文人社团。本文对武进苔岑吟社的详尽考述，将增进学界对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结社的认识，也将为近代常州乃至江南文化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