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常州三杰”精神的文化成因、基本内涵及价值意蕴

余杰

“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都是我党早期杰出的革命领袖。他们都是抱着“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1]5的报国理想，艰苦求索，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感召下，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凝练成伟大的“常州三杰”精神。“常州三杰”精神是在传统家世家风、江南运河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共同熏陶下形成的，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常州三杰”身上的具体投射，既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传承，又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

一、“常州三杰”精神的文化成因

“常州三杰”精神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如果把它比作一棵树，传统家世家风就是树的种子，江南运河文化就是它生长的土壤，红色革命文化则是滋润其成长的阳光和水分。

(一)传统家世家风

“常州三杰”虽然出身于不同的家庭环境，但却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

“世代读书、世代做官”的名门世家成为“没落破产的士的阶级”。瞿家、张家、恽家都曾是“世代读书、世代做官”的名门世家。瞿秋白的祖父瞿贞甫承袭“云骑尉”官爵，父亲瞿世玮是位颇有才华的秀才。童年时的瞿秋白靠着叔祖父的恩庇，“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2]701。张太雷的祖父张开基曾获捐“五品衔，候选府经历”。父亲张亮采也是一位秀才。恽代英的祖父恽元复，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府上任高级幕僚。父亲恽爵三在湖北老河口、德安等州县府内任幕僚。显赫的家世变成了“没落破产的士的阶级”，但这种世泽家风对“常州三杰”的影响可以说至深至远。恽代英曾在日记中写道：“余自幼以世家故受人敬爱，亦因缅怀祖德，用以自发其志气，不敢自暴弃。”[3]

潦倒终身的秀才仍然坚信“只有读书，才是子女将来唯一的出路”[4]。“常州三杰”的父亲虽都是晚清秀才，但他们并没有因为受到良好教育而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然而，即使他们终身潦倒，却仍然坚信：“只有读书，才是子女将来唯一的出路”。所以，即使家庭再困难，也要想方设法送孩子去读书。“常州三杰”的父母靠着典当、借债、帮工和亲友的资助，省吃俭用供他们读了小学、中学，直至考上大学。实在没有学校可上的时候，他们就自己教孩子读书写字，不肯耽误孩子的学习。正是这样一种崇文尚学的家风激励“常州三杰”都成了优秀的知识分子。

亲人守望相助的情怀难抵“饥寒此日无人管”的悲凉。在“常州三杰”的成长轨迹里，都曾得到过亲人的守望相助。不仅是物质上，更是精神上、思想上的培植扶助。然而，这种亲人守望相助的情怀，在颠危簸荡的社会里，“也只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其中名说是同舟共济的人，仅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抱头痛哭的下策，谁救得谁呢？”[1]14“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一首《哭母》诗，不仅表达了瞿秋白对母亲痛彻心扉的怀念，更是对这个充满穷困、势利、诽谤的社会无尽的痛恨。

(二)江南运河文化

“常州三杰”的血脉里都流淌着江南运河文化的基因。江南运河文化是江南吴文化和运河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千百年来，江南吴地的人们赋予了它尚德向善、崇文重教，灵动智慧、务实进取，革故鼎新、百折不挠，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精神内涵。

尚德向善、崇文重教。作为江南重镇之一的常州，自古就有季札“延陵世泽，让国家风”的典故。随着大运河的贯通，江南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尚德向善、崇文重教之风日渐盛行。明清以来，“常州词派”“常州画派”“常州学派”“孟河医派”等文化流派异彩纷呈。据人才学者缪进鸿对先秦以来全国400多座城市所出的杰出专家、学者的统计分析，常州所出的人才数量位居全国第四[5]。可以说，尚德向善、崇文重教是江南运河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灵动智慧、务实进取。江南多水的环境，孕育了江南人民灵动智慧、通达善变、务实进取的精神品质。一方面，江南学人往往比较崇尚实学。如明代东林学派就主张“躬行实践，服务社会”“不贵空谈贵实行”。清代庄存与、刘逢禄创立的“常州学派”，提倡今文经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变革社会、救亡图存。另一方面，江南人民因为生活和生产实践需要，很早就学会了张帆使船，因风使舵，根据需要及时调整把握行进路线，逐渐养成了机智灵活、善于进退，审时度势、务实进取的禀赋个性。

革故鼎新、百折不挠。自泰伯奔吴建立句吴部落起，吴文化就被赋予了革故鼎新、百折不挠的文化品格。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开凿、贯通，克服了南北气候的差异、地质构造的变化，以及地势的高低、雨量的多寡、后勤保障等带来的重重困难，在世代存亡接续中不断发展，清淤疏浚，充分表现了江南人民革故鼎新、百折不挠的顽强斗志，深刻诠释了江南运河文化的精神特质。

开放包容、博采众长。吴文化源于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迁徙，从一开始就显现出良好的包容性和发展性。在历史演进中，吴文化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博采众长，吐故纳新，不断得到更新和超越[6]。大运河亦是动态开放的水运交通网络。沿线各地的优秀文化思想不断汇入吴地，形成既有古吴国文化本色，又有运河文化创新因子的江南运河文化。

(三)红色革命文化

“常州三杰”精神孕育于传统家世家风和江南运河文化，形成于红色革命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腐朽落后的旧文化、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文化为主旨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因为“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7]，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所以新文化运动也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五四”火炬被高高举起时，“常州三杰”都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坚定地投入运动之中，并以他们高度的热情和出色的表现，成为运动的骨干。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洗礼，彻底唤醒了“常州三杰”内心压抑已久的抱负，让他们在黑暗中仿佛看到了远处射来的一缕“红光”，从此开始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感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极大地鼓舞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所有被压迫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正如***总书记所说：“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8]年轻的“常州三杰”一接触马克思主义，便被它强大的理论魅力深深地吸引。他们迫切地加入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之中，不断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分析中国现实社会的问题，从此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伟大建党精神的激励。“常州三杰”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在党所领导的伟大革命实践中逐渐成长成熟，并成为杰出的革命领袖。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的激励下，“常州三杰”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求索，艰苦奋斗。从力促国共合作，到建立党独立领导的工农武装；从勇敢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到积极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宣传阵地，到战斗一线；从党团建设，到开创革命文学……“常州三杰”的生命虽然短暂，却留下了辉煌的业绩和永恒的精神。

二、“常州三杰”精神的基本内涵

“常州三杰”精神是在传统家世家风、江南运河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的共同孕育下形成的，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一腔赤诚的爱国精神、坚持真理的求索精神、勇立潮头的担当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其中，爱国精神是“魂”，求索精神是“脉”，担当精神是“脊”，奋斗精神是“体”。

(一)一腔赤诚的爱国精神

爱国主义历来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内核。“常州三杰”生活在“中国社会纷乱到了极点、人民生活困苦到了极点”的悲惨时代。面对国家危难、民族危亡，“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1]8，成为当时许多爱国知识青年的强烈愿望和爱国表达。“常州三杰”为求中华民族“取得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9]，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条充满艰难险阻和坎坷曲折的道路上，他们坚持“不做旧时代之孝子顺孙，愿做新时代之活泼稚儿”[1]213，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守“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1]8和“把苦难深重的中国引向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10]的民族大义。他们把一腔赤诚的爱国热忱，化作深厚的人民情怀、民族大义和党性原则，化作为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无论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枪林弹雨中，不论从事什么工作，也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们始终坚守对党忠诚的誓言，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抛弃一切而为党工作”，“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也绝不屈服。在他们心里，始终装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深沉、最赤诚的爱。这种一腔赤诚的爱国精神构成“常州三杰”精神之“魂”。

(二)坚持真理的求索精神

“常州三杰”自幼都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江南运河文化的熏陶，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不管条件多么艰难，他们都始终坚持刻苦学习，一心求取安身立命的真学问、救国救民的真道理。随着知识的积累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们逐渐认识到，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北洋军阀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使人民生活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只有“彻底砸碎这个旧世界”，才能“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于是，他们试图在各种思潮中探寻能够救国救民的先进思想武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让他们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启迪。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带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在深入研究和亲身感受苏俄的“空气”、“事实”和“理论”以后，他们确信“共产主义惟其不是空想的乐园，而是人间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是很有道理的”[2]704，“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11]。从此，他们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追随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然而，从理论到实践并不是简单地按图索骥或者照抄照搬就可以的。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常州三杰”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不断探索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路径，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主张和见解。他们这种坚持真理的求索精神，犹如输送养分的经脉，指引着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这个“庞然大物”的认识，进而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追求真理的求索精神是“常州三杰”精神之“脉”。

(三)勇立潮头的担当精神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常州三杰”就是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为救人民于水火挺身而出的“英雄”和“先锋”。他们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属于那个年代十分稀缺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本来可以获得一份体面而且收入不菲的工作，过着偏安一隅的恬静生活。但生逢乱世的他们，面对国家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百业凋敝，人民生活“痛、苦、愁、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人民情怀、民族情怀，让他们毅然决然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不惜放弃自己本来的职业理想，勇敢地冲到时代的潮头，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任务”，成为 “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政治领袖”。因为这份担当，他们不管月黑风高、浪大水急，不管顺境逆境、成功失败，早已将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总是勇敢地挺立在大潮的风口浪尖，用自己深邃的智慧和略显孱弱的身躯，为国家民族的航船探寻着前进的方向。因为这份担当，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兴趣、爱好、时间、精力、健康，乃至生命，将自己的一切完全彻底地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奉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奉献给了他们深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12]。因为这份担当，他们便有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支撑着他们不断勇敢地前进，前进，再前进！尽管彼时的他们也不过只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但绝对可以堪称无愧于时代的“英雄”和“先锋”。他们这种勇立潮头的担当精神，就是其全部精神的脊梁。

(四)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常州三杰”因为有了对祖国的热爱、对真理的求索、对时代的担当，便有了百折不挠的奋斗。当“五四运动”的烽火乍起时，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积极投身其中，即使被抓进大牢也毫不退缩。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连同马克思主义一起传入中国时，他们似乎一下子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为了求得印证，也为了架起与共产国际的沟通桥梁，他们历尽艰辛，远赴苏俄，“宁死亦当一行”。当大革命的号角吹响时，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团结革命的力量，他们坚决支持统一战线，并为之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当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疯狂地向人民举起屠刀时，他们不顾白色恐怖，迅速发起召开“八七会议”，及时调整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起党的武装力量，组织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重大武装暴动，力挽狂澜于既倒。在起义失败、革命暂时陷入低潮时，他们一面深刻反思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一面积极探寻革命的新出路。即使病魔缠身，即使被同志误解，即使遭受打击排挤被迫退出党的核心领导层，即使面对叛徒的出卖和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们也从来没有忘记党的初心使命，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最终，他们大义凛然地走上战场或刑场，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百折不挠的意义。可以说，他们的一生，就是百折不挠奋斗的一生。他们一腔赤诚的爱国精神、坚持真理的求索精神和勇立潮头的担当精神，正是在百折不挠的奋斗中凝练出来的。

三、“常州三杰”精神的价值意蕴

“常州三杰”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百年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内容[13]，既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传承，又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对今天我们学习党史、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常州三杰”精神的历史价值

“常州三杰”精神是常州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它不仅对于常州地方历史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赓续红色血脉、不断砥砺前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常州三杰”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升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追求与精神家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养浩然之气”(《孟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碧血花·香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些优秀思想无不对“常州三杰”产生了深刻影响。“常州三杰”精神正是对这些优秀思想的传承与升华。第二，“常州三杰”精神是对红色革命文化的生动诠释和有力彰显。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创造了灿烂的红色革命文化，如伟大建党精神、“五四”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等等。“常州三杰”正是在红色革命文化的激励下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并逐渐成长为党的早期重要革命领袖。同时，“常州三杰”本身也是红色革命文化的创造者和践行者。“常州三杰”精神是对红色革命文化的生动诠释和有力彰显，同时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常州三杰”精神是对常州地方历史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常州地处长三角腹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2500多年，自古人文荟萃，是江南有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向有“三吴重镇，八邑名都”之誉。穿城而过的京杭大运河，将南北多元文化融入常州，形成独具江南特色的文化品质。这些优秀的文化品质，带给“常州三杰”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为“常州三杰”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常州三杰”精神既传承了江南运河文化的优秀基因，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底蕴深厚的常州历史文化。

(二)“常州三杰”精神的理论价值

一是“常州三杰”精神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不管顺境逆境，始终初心不改。而“常州三杰”从小就立志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为天下人谋将来永远的幸福”。“常州三杰”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完全契合了党的初心使命。于是，他们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党的革命事业中来，投入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来，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奋勇前进。“常州三杰”精神是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征程中形成的，是在为党的革命事业不断奋斗中形成的，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投射。学习弘扬“常州三杰”精神，有利于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

二是“常州三杰”精神蕴含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精神财富。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纲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一体的。“常州三杰”因为具有一腔赤诚的爱国精神，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州三杰”精神蕴含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14]。学习弘扬“常州三杰”精神，有利于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三是“常州三杰”精神蕴含了民族精神的精髓与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伟大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把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常州三杰”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鼓舞下，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坚持守正创新，改造社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因而，“常州三杰”精神蕴含了民族精神的精髓与时代精神的精华。学习弘扬“常州三杰”精神，有利于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三)“常州三杰”精神的实践价值

“常州三杰”精神集中体现了“常州三杰”高尚的革命情操、优秀的革命品质、坚强的革命意志、卓越的革命才华和博大的革命胸怀，具有丰富的实践价值。

首先，“常州三杰”精神是激励“常州三杰”不断奋进的力量源泉，具有精神激励价值。“常州三杰”年幼时家道中落，年纪轻轻就遭受家破人亡的沉重打击。走上革命道路以后，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常常让年轻的“常州三杰”不得不面临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但是，他们始终没有退缩，没有倒下，而是坚强地不断克服困难，逐步完成了从文弱书生到职业革命家的转变。支撑他们一路走来的，正是“爱国、求索、担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学习和弘扬“常州三杰”精神，有助于激励广大人民特别是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努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到底。

其次，“常州三杰”精神是引领“常州三杰”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革命道德的强大道德力量，具有道德引领价值。“常州三杰”光辉的一生，始终闪耀着马克思主义革命道德的伟大光芒。他们心中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最后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始终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常州三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德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爱国、求索、担当、奋斗”精神的引领下，不断凝练而成的。学习和弘扬“常州三杰”精神，有助于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自强不息，不懈奋斗。

最后，“常州三杰”精神是“常州三杰”自我教育的强大思想武器，具有思想教育价值。“常州三杰”都是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其中瞿秋白还曾经担任过党的实际主要负责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固然是党多年培养教育的结果，但也离不开他们自我教育的努力。从他们的生平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人，平时十分注重个人修养和自我教育，注重学习各方面知识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不仅在革命工作中表现突出，而且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比如，瞿秋白在文学、语言学、哲学以及书法、篆刻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激励他们不断成长成才的正是“爱国、求索、担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学习和弘扬“常州三杰”精神，有助于鞭策常州人民发扬“勇争一流，耻为二手”的常州精神[15]，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促进共同富裕，奋力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