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叙事下的鲍曼流动现代性

郑籽欣,李 媛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现代性是理解生存的世界的切入口，也是个人表达生活方式的差异之处。目前，思想界中现代性的理解不统一，并由于智者们的知识背景和时代影响形成各式模样，“审美主义把现代性理解为技术理性的霸权化、马克思主义把现代性理解为社会化大生产、共同体主义者/社群主义把现代性理解为个人的原子化。”[1](P.79)现代性的思想、生活在“现代”的思想始于16世纪晚期的欧洲，现代意味着与其他不是现代的“时代”的对比，意味着与远去的、过时的、消逝的时代的对比。所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一个承诺，即一个即将到来的更为美好的世俗存在。当承诺所依靠的“大主宰”失去了统治权，解放逐渐成为唯一的进步领导者和诠释者，现代性只有承诺全方位、全过程、无界限的解放，为所有解放运动狂欢的个体寻找合法性。

从分化历史、复杂内涵来说，现代性这一概念偏解构主义色彩，解放是其重要属性。现代性的解放叙事从现代性的诞生之初就未停止。“现代性是一场人类社会实践场域的结构转型的历史事件，其核心内涵是结构的分解、场域自主性的建构和交互主体性结构的塑形。”[1](P.87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艺术自律论很好解释了现代性的核心，该理论经历了三层的分化才得以建构，并且依靠场域的分解获得了各自的合法性，又因不可通约性的现实，场域主体间的交换增加了困难，文化资本的交换价值日益体现。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是现代性的起源和动力机器，提出以“主体间性”治愈随之而来的“不可通约性”。[1](P.86)“交互主体性亦即主体间性的社会行动是重建同一性秩序的核心机制，也是现代性得以完成/终结的社会历史条件”。[2](P.75)现代性的概念分化的进程在不断加深，并且获得了各自的合法性。在卡林内斯库的五副现代性面孔中，包括了“先锋派”、“媚俗”和“颓废主义”；在鲍曼的现代性研究中，后期的现代性已经演变成“流动现代性”，全面渗透资本、政治、个人与社会，“不确定性是唯一的确定”成为常态。现代性的演化远没有结束，20世纪末过于仓促草率的“现代性终结”谎言不攻自破，这种讣告只是批判理论中某种现代社会形态衰弱的表征。

鲍曼的现代性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反思现代性(著作有《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中期追问现代性(著作有《后现代性及其缺憾》《后现代伦理学》《生活在碎片中：论后现代道德》)，而在晚期阶段，鲍曼把研究中心落在流动的现代性上，用此理念描绘现代西方社会结构变革态势上，颇具想象力和当代感。[3](P.128)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则紧跟解放的承诺，在解放是喜事或者灾祸这一问题上给出了两个答案——怀疑“普通平民”对自由是否准备就绪；当人们怀疑提供的自由可能带给他们的好处时，他们就有了自己的独到之处。鲍曼更加倾向于第二种答案，社会约束固然是解放的力量，但人们不再相信这个最后碎片的神话以及放弃了对整体的希望，社会制度也放弃了对个人进取心的界定和认同的担忧。鲍曼用流动的现代性解析当下世界的种种社会景观，重点考察了流动的消费社会景象：富裕消费者和缺陷消费者分化严重、流动的恐惧全球蔓延等问题。[3](P.128)在解放的叙事下，流动现代性表现为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分解，以消费主义建构个体的安全空间，为稳固个体与大众关系、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关系而进行的总体场域塑形。

首先，资本逃逸加快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流动，政治消退和文化多元瓦解了思维方式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行为方式的规范性。其次，价值破碎、灵活变动、私域被公域殖民的个体寻求融入全球化浪潮的个体方案，消费主义和文化多元的合谋看似延迟了个体变成废弃物的日期。“现代性以自由换取了安全，后现代性以自由牺牲了安全。”[4](P.62)个体为了待在流动现代性的安全区域，甘愿被全球化的劣质消费主义宣传剥夺选择自由，一旦个体回归理性，现代性的自毁式“采矿模式”对其安全造成威胁。再者，鉴于全球共和政治和全球性问题的个人解决方案远未实现，鲍曼把建立在个体选择基础上的社会团结看作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希望通过个体及其道德责任的绝对命令，凝合单子，重建共和政治，即建立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之后的流动性共同体，融合陌生人的生活空间和对话场域，同时避免“私域”对“公域”的入侵和压榨。

一、流动现代性的结构分解

在流动的现代性概念之前，鲍曼为现代性寻找了这一庞大家族的三个共同特点：变迁；向未来的无限开放性，优越的而且是发展的顶点；内部的自我指涉且无统一定义。[5](P.162)正是现代性的多变、自我定义的任性而为特质，后现代性不足以纳含现代性的矛盾反思和终结论，制造了大量不平等的现代性非但没有失去生命，而是进化出了另一种超级形态。为鲍曼立传的丹尼斯·史密斯用了笼中人比喻现代性阶段的人，而这个笼子由人类工程学方法设计的，笼内备有生活指南；他用走出笼子的居住者比喻后现代性阶段的人，前方充满了不确定性且之前笼中生活指南早已失去了指示功能。他认为后现代性和现代性是共存的。而在鲍曼那里，走出笼子的出逃者重新住进了笼子，但是不同于以往园艺化和科层制的政治管理，新式笼子由流沙建造而成、随时变形和崩塌，而后的集体奔逃其实就是不间断地锁在全球性资本、政治和技术力量铸造的单独牢笼。这就是流动的现代性。

鲍曼在现代性的解放叙事里早已视分解为前提。三种强大现代力量、坚固的图景——“现代民族国家”、“现代科学”、“对利润的系统化追逐的资本主义”在流动现代性中逐渐完成新一轮的分解，民族国家缩小、科学权威被质疑、资本主义全球化。分解不意味现代性的终结，马克思早有预料：分裂起到了一种发动作用，从而成为整合的力量。从表面看，“流动的现代性”以流变为特征，内在动力是两种力量的汇流，即个体化和全球化。[6](P.166)自我局限发展的个体不断被强制创造或者废弃，全球化对坚固的原有利润系统的破坏，力图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碎片拼凑更大的利益地图。由此产生的两种现代主义文化——“无限发展、创造和更新”与“破碎的虚无主义”，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预示的不谋而合。分解的力量发动了新挑战，另外也会导致破碎感。

鲍曼通过对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特征的剖析，揭示了“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的结构基础，即逃逸性的资本、消退的政治和多元的文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和纠结。[4](P.61)首先，资本逃逸加快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逃脱了民族国家束缚、空间关系的割裂，意味着劳动的分散、空间的贬值压缩。资本的轻松性和流动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劳动必须迎合其灵活性和不可替代性特质的硬性要求。流动现代性的资本家致力于清除过去沉重现代性的因承诺而存在的人员和物资，以脂解手段即合并和裁剪扩大资本和金融力量快速运动的空间，以全球性流动范围和多变的种类和形体来控制劳动力。大量沉重现代性时期的劳动力在这场资本形体瘦身运动中面临巨大淘汰压力、人类能量过度释放的压力，沦为废弃物的陌生人时刻提醒着其他人核心能力、丰富才能的重要性，同时提醒着“统治存在于自己逃避、退出、到别的地方去的能力，和决定做所有这些事情的速度的权利之中——然而，同时又将站在被统治一方的人的终止、压制或减慢自己行动速度的能力剥夺得一干二净。”[7](P.188)

现代人生活充满了被取代、被统治的危机，还要警惕身边边缘化的陌生人，恐惧变成陌生人，倾向于个体私语化、彼此之间陌生化。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身份——陌生人，集合了流动资本下的现代人破碎生活的样式。陌生人从永恒、系统、道德中退却，发起了认知的、道德的和审美的挑战。现代的陌生人被科层制的权力清晰和理性地贴上标签，而后现代将陌生性视为生存的普遍境遇，其陌生人是无法清晰的，比如闲游者、旅行者、流浪者、游戏者，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特性——都倾向于使人类的关系碎片化，缺乏连续性；他们竭力反对“附带条件”和持久的后果，阻止持久的相互责任和义务的网状系统结构的形成；把他人主要铸造为审美的客体，而不进行道德的评价。后现代不再为沟通做足够努力，流动的现代性又在不断淘汰无法参与生产和消费的“废弃物”，陌生人的无意识界限侵犯导致了稳固原住民的“陌生人的恐惧”。边缘陌生人由流动现代性淘汰产生并被剪除，统治者利用安全治理术制造官方恐惧，刺激门内人相信政治强人的承诺。但是虚幻承诺之下的“陌生人恐惧”对门内人产生了反向作用，即恐惧成为废弃物，个人生存竞争加剧了连续完整社会关系和责任网状系统结构的瓦解。他们不具有也不相信由较高的权力强加的绝对道德准则的鼓励性指导，不得不为自己选择在特殊的境遇中需要遵循的某种行为规则，通过消耗他们偶然获得的个人资源去创造意义。[8](P.21)充满个人意义的行为规则区别出和扩大了自我和他者的公共空间，并且随着距离拉大和恐惧加深，“对话和谈判技能的枯竭和萎缩，而代之以逃避参与的技能和避免相互承诺的技巧。”[7](P.171)

政治消退和文化多元瓦解了思维方式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行为方式的规范性。旧制度的无能和民族国家的缩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他们旧有的权威、理想和艺术创造功能部分地脱落。与其说知识分子在现代性的解放运动中扔掉了镣铐，不如说他们的权杖被一点点溶解。后现代性的不确定性中，知识分子由“立法者”转向了“阐释者”。曾经作为立法者存在于当今社会的知识分子，随着发达社会的权力统治愈发精密，现代权力的例行公事化事实逼迫官僚主义政治取代知识分子。另外，艺术领域的价值判断由经济市场决定，职业使命和神圣的光环消退，于是，现代人的价值选择陷入了困扰，思维方式难以重现完整图景和崇高敬仰。传统知识分子所期望的科学、理性、高生产力的现代社会建设美梦失落，而现代人的行为方式早不同于以往固态现代性时期的守时守则等规范，也对科学、理性丧失了信任感和安全感。

二、消费主义的场域自主性建构

坚固图景的分解尽情利用流动资本下的劳动迎合变动、私语化语境下的陌生人恐惧、政治消退和文化多元下的思想行为准则空白，发展出了整合力量，建立秩序的同时又埋下了秩序内的分裂种子，在鲍曼的论述中突出的是“消费主义”。

全球流动的投资资本无法被民族国家控制，“包括解除管制、自由化、灵活性、不断增加的流动性、在金融不动产和劳动力市场交易的便利、减轻税收负担”，附带的副作用是减弱地方性区域的功能，激发消费欲望来使消费者判断这个世界和它的碎片。鲍曼预见，消费主义之外的新的穷人将会“广泛罪犯化”，社会去除那些除非接受帮助和支持否则无力在后现代栖息地生存的民众。后现代栖息地的缔造者对局外人充满敌意，压制他们的追随者，而后现代的人面对指示的无效性和判断失误，检验着、比较着各方的关系和特征，通过制造自己的现实和道德规则，驯服不确定性，企图重新控制世界。在破碎的不确定性之下确定，在死亡的威胁下生存，后现代人的永恒具有当下性——“在当下消解未来”，他们以个体的死亡来对付死亡的现代策略，利用现代性散布在各处的碎片组装流动的后现代价值体系。

当然，这种尝试是无力的，游牧者和陌生人由新型的不确定性统治，此时的消费主义表面上充当了个体性的拯救使者，却具有上瘾性。为驱逐成为废弃物的恐惧、逃避参与公共空间的对话，个体为资本的全球流动做出了自觉的贡献。然而，新型的不确定性是“一种不知何为终点目标的不确定性取代了传统的不知何为工具方法的不确定性……当终点已经到达，你也就不再自由了；当你变成一个要人时，你也就不是你自己了。”[7](P.93)这种未完成、不彻底和证据不足的状态充满了风险和焦虑，体现为消费群体中的个人的无力感和社会中消费群体间的冲突。

个体当下的死亡即个体性的萎缩对于延缓流动现代性的真正死亡并无实质作用。其一，为抵制不确定性而采取的选择行动的进程更加不确定。消费者的选择行动比被选择的东西更为重要，在支配资源足够丰富时，选择范围和数量越大，越能抵消生活在黑暗中、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快，即欲望的迅速老化、错误选择结果以及无聊生活选择。消费者的选择行动是一场永远无终点的充满希望的旅行，并没有因为选择范围的缩小而减少渴望。其二，目标不确定引发的欲望焦虑和选择焦虑，逐渐演变成对所选择的权威的依赖，这种上瘾行为毁灭永远满意的可能性。讽刺的是，轻快的、对消费者有利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彻底破坏立法者的权威，“许多权威”相互抵消，这一领域的唯一有效的权威是在众多权威里必须作出选择的人。起初，坚固的需要被具有流动性和扩张性的欲望取代，权威们迎合、说服和引诱这些上瘾的选择者，而这些瘾君子大多无法识破消费主义的外衣，反而穿上消费主义制造的“个性化”外衣，企图隐藏自己的窘迫——既无法获得屏幕上的生活，又无法正视现实生活。进一步的，获得“身份自由”的选择者寄希望于解放快乐原则而不是以消费表现个性的欲望，“立即满足”这一诱人的合理选择使得他们也不再培养习惯和忠诚，不再受持久的约束。

普遍消费主义至上的选择意志形成流动的庞大组织实现对个别反消费主义者的彻底收编，随时被收编的压力胁迫弱势消费者参与到开放式的全景监狱的等级混战中。消费主义参与到“全景监狱”的改造中来，重新定义消费社会中的“犯罪行为”，“任何对于消费社会的惯例来说不合时宜的行为、任何因为不合适而不受欢迎的行为都应该被视作‘犯罪’。在整个‘发达的’世界，监狱人数在急剧地增长。”[8](P.184)消费者的自由意志仅仅展示为应对外部世界的快速变化模式、新监狱威胁而进行自我调整，这种伪装的自由选择实际上为外界强制力量所引诱而展现的服从行为。马塞森认为边沁和福柯描述的“全景监狱”社会已转变为纵观全局模式的社会，即多数人监控着少数人，公开展示取代了监控。[7](P.131)然而，“多数人”代表的却是一个为富人利益而设计的世界，仍然是少数人控制着的多数人的“全景公开”监狱，只不过监督范围无限扩充，新穷人被局限在自身的身份现实和丧失身份认同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随着选择艺术的生活方式经由电子化渗入社会等级，资源总量的减缩和可供选择机会的膨胀带来脆弱的新型伙伴关系和破裂的生活，人们纷纷追寻自由再分配的工具和手段以抵抗这一破碎的后果，这也成为了区分社会等级的标志，甚至成为等级间的冲突焦点。

三、共同体的交互主体性结构

流动现代性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从道德规范行为剥离，根据距离更换与陌生人的相处模式：对待身边陌生人，“他者”的脆弱容易变成了“自我”的负担，关心被激化成仇恨和统治状态；对待远处的陌生人，“自我”为了自身的利益对秩序和控制的极大化会导致对“他者”秩序和控制计划的削弱。为此，鲍曼提出一个完美构想——自我应该发展自我限制的伦理学，从道德责任的观点出发，对系统行为在第三方身上可能产生的结果加以检测。[4](P.62)高度自省的内化道德原则变因不计其数，并且极有可能为流动现代性的渗透性和易变形性所改造，所以，为了协同分解后又重新组合的场域内主体间的关系，必须建立一个共同体。

共同体的“爆炸性、迅速扩张性”与流动的现代时代的身份认同非常合拍、协调，其力量源于它们脆弱的存在以及高度警惕性和情感的投入要求。[7](P.313)鲍曼所描绘的衣帽间式的共同体以公开表演取代共同奋斗目标，吸引平时毫无交集的个体相似兴趣，判断某一共同体的时兴程度标准在于表演前的衣帽间的衣钩挂着的外衣。它们为离群索居的持久存在而分散未被开发利用的社会性的推动力量，为主体间的交互活动展示可能性，在和谐一致的集体任务中寻求补偿。

在消费主义的定义下成为废弃物的恐惧，同时因为自身生存的不安全感，现代人对全球淘汰废弃物浪潮中产生的陌生人的恐惧，进而引发个人自由流于形式、个人在公共空间退却的症结，这些都显示了结合的脆弱性和短暂性。旧有的安全保障消失是个体追求目标权利的代价、障碍，这个矛盾深植于流动现代性的生活本质中。起初，共产主义所描绘的共同体图景是非虚构的大家庭，在个体自由和安全保障的摇摆不确定中给予理想共同体的承诺，解决无家可归、解决现在和未来的激进问题，保证生活的意义、价值和努力的总体方向。但是共和主义模式的团结面临终结，后来，个体的联合原则在个体内部找到，并再也不是在社会制度或普遍性原则中来发现。流动现代性中，自我主张的虚构身份所组合成的共同体已被私人化。新部落，是流动的现代性下易变的产物，表达了游牧者为消解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而寻求归属，同时是基于游牧者自身认同行动、社会性的爆发所形成的概念而非整合的社会团体，是虚构和想象的产物。[9](P.69)“钉子共同体”是典型的一类，为不确定性的个体提供无数、可变的看似固定的焦点，置身于其中个体可以通过所聚集的数量的权威来证明当前选择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同样随聚集数量缩减而减弱，个体们的焦点也发生转移。[9](P.70)

值得注意的是，“共同体是流动现代性条件下的社会失序的征兆，甚至有时是这种社会失序的原因”，[7](P.313)失序的表面下是对秩序的重新召唤。新共同体的内部实质和精神基础是个体的孤独和不安全感，没有持续的关系连带的道德责任束缚成为个体聚集的共同协议和相处模式。这并没有如鲍曼的“自我限制的伦理学”所畅想的道德自律，反而，新共同体为挣脱传统责任关系开辟了空间。另一方面，“当今建立在成为庇护人这一渴望基础上的政治，更加关注的是那些弱小的、环行在全球劳动市场上的人”，[7](P.279)要求共同体增加防御性。贩卖焦虑者源源不断地提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所产生的焦虑，使得私人化的防御性安全需求激增，也增加了新共同体给社会带来的安全隐患。由此，一个个零责任、高防御性的新共同体的交互功能有限度，将伴随不确定性的焦虑和私语化的界限构造出一个类似于“大主体”的大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