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卡夫卡《判决》中的异化问题

李金月，王 鹏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判决》是卡夫卡在29岁时仅用8个小时一气呵成的短篇小说，这是他在发表几篇毫无价值的新闻特写之后，自己满意的第一篇作品；[1]136也是卡夫卡创作趋于成熟的转折点，此后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使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这篇小说的意义，一直存在不同争议，卡夫卡自己也解释说：《判决》至今始终是一个谜。[1]136学界不论是从宗教象征主义观点阐释，或是在父子冲突的情节上代入卡夫卡的个人经历进行阐释，都达成一种共识：《判决》是围绕父子冲突展开。[2]然而，卡夫卡的许多随笔证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资产阶级人物的心理有一些极深刻的见解。[1]296正如卡夫卡的两个朋友：奥斯卡·鲍姆和鲁道尔夫·福克斯根据他们对卡夫卡的认识，都把社会问题看做是他文学创作的根本主题，“他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感到对今天世界的绝望……他的作品不仅根植于他个人的命运，也根植于他时代的社会苦难之中。”[1]300那么，作为卡夫卡文学成熟的开端，《判决》没有理由不涉及社会问题。通过对小说的分析可以发现，不论是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还是他年迈的父亲，全文贯穿着“人与社会的冲突”。人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逐渐异化，他们陷入社会困境，无数压力作用于他们的思想、生活，最终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一、异化者

故事的开始，直接交代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纵观全篇，这位朋友引起了格奥尔格父子的矛盾冲突，且通过对朋友的回忆，展现了格奥尔格的内心世界。这位神秘的朋友：无名无姓、性格孤僻、事业失败，与近来家庭事业双丰收的格奥尔格的境况完全相反。且不说这位朋友是否存在或是象征着什么，格奥尔格关于朋友的思考体现了他对自己、对朋友、对事业的一些看法。

格奥尔格当下的身份是一位子承父业的年轻商人，并且凭借个人努力扩大了公司的规模；有着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还与一位富家小姐订了婚，可以说成为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新贵”。然而，他用寥寥几句话带过自己的成功，却用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描述朋友的种种不如意。其实，格奥尔格对朋友的同情是建立在自己获得成功的基础上的，[3]他对朋友的关心并非出于平视角度，而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同情朋友的遭遇。格奥尔格在朋友生意惨淡的时候听到他许多抱怨，对此格奥尔格认为朋友只是在徒劳无益地苦心经营，[4]36这样的结果最终将误入歧途。在解释为什么没有选择帮助朋友或者提供一些建议时，格奥尔格的态度十分微妙。他以自己现在的成功俯视别人的成败，劝朋友回国时，带入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卑：朋友回国将会遭受种种社会压力，会被获得成功的朋友教导按照他们的思想行事；会使自己从前的努力显得不值一提；人们会瞪大眼睛去瞧他这个回头的浪子，[4]36他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感觉羞愧难当，失去了往日朋友间的和谐。格奥尔格对朋友处境的思考，反映出他十分在意外界的看法，朋友不再是亲密的伙伴，他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带给人的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愈是爱护他，愈加会伤害他的感情。[4]36敏感的格奥尔格以朋友的只言片语揣测他的想法，缺乏切实有效的沟通让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远，写信只写无关紧要的琐事，本着不打扰的态度让两人逐渐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格奥尔格就像是现代人的写照，他高傲、敏感，在社会的压力下人与人之间缺乏敞开心扉的交流，使得社会形成一片冷漠氛围。

格奥尔格经常与未婚妻提起朋友，还未告知朋友自己订婚的消息情况，就单方面认为朋友不会去观礼。未婚妻表达了她有权利认识格奥尔格所有朋友的观点后，格奥尔格才说出他真正的想法：我不想打扰他，如果朋友来了，他会感到非常勉强，自尊心受到伤害，会嫉妒格奥尔格，而且一定会不满意，最后再次孤独地出国。[4]38一方面，格奥尔格的思考不是站在一个真正为朋友结婚感到幸福的角度，而是关注自己(格奥尔格以自己代入朋友，其实表达的是他自己的观点)所受到的压力；另一方面，出于保护朋友自尊心的想法，他更愿意维护友情的长久。在未婚妻看来却不是这样，朋友是否去参加典礼体现着对朋友的重视程度，不参加婚礼会使新人丢失脸面。[2]朋友是社会的代表，朋友的出席意味着社会评价，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评价时，婚礼便是个错误。格奥尔格两次提到未婚妻是“富家小姐”，身份决定了她重视社会声望、社会评价。未婚妻的考虑与他的想法相契合，于是在这个星期天上午写信告诉朋友自己订婚的事情。当然，语言十分委婉，首先以肯定的方式表达了对朋友的期望：我十分幸福并且想向你分享、未婚妻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来参加婚礼可以扫除两人之间长期积累的沟通不畅等问题。格奥尔格列举出参加婚礼的好处几乎让他站在了道德制高点，最后为避免唐突，提醒朋友自己拥有选择权。格奥尔格明白，“我无法把自己变成另一种人，这种人也许比我更适宜于承担同他的友谊。”[4]38他已经被社会所裹挟，他需要依靠社会的评价、获得社会的力量，而这刚好与朋友间亲密的友谊相抵触。格奥尔格陷入社会将人异化和重拾人性本真的爱的矛盾冲突的社会困境中，给朋友写的这封信意味着格奥尔格放弃人与人之间亲密和谐的关系，投入到自私自利的社会当中去了。

格奥尔格关于朋友的思考，可以看出他作为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一份子，受到社会的挤压，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异化”。他以不平等的视角对朋友进行自我臆测，对社会评价的关注使他们的关系愈来愈远，自己也屈服于社会压力下，人与人眼中只有赤裸裸的金钱、权势、地位关系，使得友情观念淡漠，这种道德伦理观念的缺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异化的关系。格奥尔格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使他被社会异化，同时生活又成为异化结果的写照。他的自杀是社会作用的结果，缺乏人性的人终将被社会所吞噬，社会困境中的格奥尔格除了自杀将别无出路。

二、被异化者

卡夫卡曾有近十年在国家机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做雇员的经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工伤事故、残废和老年保险被看作解决工人问题的办法。[1]48当他看到去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的工人时，他的社会感得到极大的激发。[5]77因此，卡夫卡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务经历，来自他与遭受不公待遇的工人们的接触。[5]79如老人养老问题，在卡夫卡看来，仅仅只有金钱是不够的，照顾年迈的老人还需要家人的爱和关心。于是，他在《判决》中探讨了老年人的赡养问题。

这位年迈的父亲头发花白、一只眼睛已经视力下降，不少牙齿已经脱落、记忆力逐渐衰退，呈现出一种身体衰老、行动迟缓的形象。他的儿子格奥尔格很久没有去过他的房间了，两人在白天经常见面，中午会在一个餐厅用餐(未说一同吃饭)；晚上即使都坐在客厅也是各自看报，种种景象展现的是疏离而非礼让。[6]在儿子看来，平日“没有必要”再去父亲的房间了。此处暗示，他与父亲的关系无足轻重，甚至是冷淡的。[1]152格奥尔格进入父亲的房间第一感觉是惊讶：屋子阴暗、还保留着母亲的遗物，没有吃完的早餐还放在桌上。可以看出他已经很久没有关心过父亲的生活了，但是他的种种想法只装在心中，连一句慰问父亲为什么没有吃完早餐的话都没有说出口，可见，他想通过坚守其漠不关心和若无其事的态度，保持自我的冷漠。[1]152

很久没有得到儿子关心的父亲看到儿子来到自己的房间十分欣喜，立刻叫着格奥尔格的名字“站起来迎上去”，还把杯盘收拾起来使房间显得整齐一点。可是，格奥尔格并没有注意这些，寥寥几句话的询问背后是对父亲的打量：父亲还没有衰老，他还有魁梧的身材，还是自己记忆中高大健壮的模样。接着直接向父亲宣布：他将带有自己订婚消息的信寄往了彼得堡，没有对象、没有原因、没有过程。这样一件没头没尾的事让父亲很疑惑，儿子现在已经成为担负全家责任的男子汉，生活上已经完全自立，不需要父亲的关心同时也不再关心父亲的日常；生意上他已退居幕后，儿子已经可以执掌商行并让生意愈加红火，而自己已不被儿子所需要。现在，格奥尔格忽然向他说起一件事情，他非常开心并且肯定儿子告诉自己事情的行为，紧接着想要询问具体细节，究竟是什么事情。然而，格奥尔格却冷漠的拒绝回答问题，不想和父亲沟通，甚至不想让父亲参与到自己的事情中去，于是将话题转向父亲自身：父亲的房间环境不好，为避免损害健康，可以让他换个房间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现在为了避免解释，可以让父亲去床上休息一下转移他的注意力。格奥尔格望着父亲蓬乱的头发，疲惫的眼神，为他脱去衣服，当看到他穿着不干净的内衣时，内心产生一丝后悔。格奥尔格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人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之前丝毫没有考虑过对父亲是否尽到应有的责任，没有考虑过年纪越来越大的父亲今后是否需要自己的照顾，仅从个人利益出发，认为父亲会选择独自留在老宅，甚至没有想过偶尔回去照看一下老人。

将父亲抱上床的过程中，他像孩童一般抓住格奥尔格的表链不放。小孩拽着父母的衣服撒娇，多是渴望获得家长的关爱。此时年迈的父亲正是这样，许久孩子没有向自己表示过些许的关心，于是向儿子撒娇，抓着表链不松手，希望儿子多陪陪自己。父亲躺在床上，并自己盖上被子，问格奥尔格“我现在已经盖严实了吗？”[4]43一般来说，盖被子是一种温情的表现，是对人的照顾。父亲指责儿子并没有将自己照顾好，而是像被被子蒙蔽了一样。格奥尔格满嘴假仁假义，他不关心朋友的境况、不关心父亲的生活，他对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漠不关心；但是却屈服于对未婚妻的欲望、富家小姐的权势地位。老朽不堪的父亲如今身体衰老、痛失爱妻，唯一的儿子对自己摆出一副冰冷的面孔，明明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却过着孤独的生活。在这里两人关于朋友的描述互相冲突，可以看出，父亲同朋友都可谓是被异化的格奥尔格的受害者，格奥尔格对他们进行自我猜测，单方面对他们冷漠相待，与双方都缺乏有效的沟通，所以父亲说他一直和那位朋友有联系。并且，格奥尔格对父亲的态度在言行方面充满矛盾：注意到父亲没有吃完的早餐却不会询问；责怪自己对父亲照顾不够，却在父亲抓住他的表链时感到惊恐；父亲站在床上说话，想到他可能会摔倒却没有走上前去帮扶父亲。爱的本能在格奥尔格心底燃起一丝同情，但是作为被异化的人他以冷漠的态度将爱扼杀在心中，不采取实际行动。父亲多么希望格奥格尔走上前去扶着自己，这不仅是一个动作，也象征着两人的关系更亲近了一步，格奥尔格却没有这样做，综合他的行为，父亲更加看透了儿子的冷酷，他同无情的社会一样，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

格奥尔格走出房间自杀，父亲倒在床上，曾经唯恐摔伤的担忧成为现实。这位父亲每天和孤独作伴，时时怀念亡妻，他希望通过孩子式的耍赖行为得到儿子的陪伴，希望社会化了的儿子心中还存有一丝丝亲情，能够给年迈的自己一点点爱和关心，结果失败了。倘若格奥尔格没有自杀，他也不会与父亲住在一起，像他想的那样照顾父亲，这位父亲只会在孤独走完余生。如今儿子自杀，“摔坏”的父亲，今后同样会在病痛的折磨下孤苦伶仃的死去。格奥尔格父亲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在那个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年轻人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中，变得自私、冷漠，甚至成为利己主义者。老年人是被他们损害的第一批人，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他们身上有感情，金钱这样的身外之物不能替代人们心中的爱和温暖。像格奥尔格父亲一样，老无所养成为老年人们的社会困境，他们也是异化社会的受害者。

三、个体异化的困境

卡夫卡同20世纪的人们一样生活在理性主义时代，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让人们意识到实际上自己处于荒诞虚无的生活之中，被非理性的社会力量所控制，个体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卡夫卡将自己的生存体验注入创作中，揭示现代人类生存困境，正如学者们对他的创作主题总结的那样，他常常描写孤独的人在各种异己力量的控制下不断挣扎，以试图达到某种不甚清楚的目的，但结果却是自己进一步非人化，甚至分裂、变形、死亡。[7]161因而，有许多人将卡夫卡看作存在主义的先驱。《判决》中的格奥尔格与卡夫卡笔下的众多人物一样，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非理性力量对个体的摧残，使被扭曲变态、异化了的人们对自身存在感到感伤和绝望。

格奥尔格最近三年的生活发生许多变化，与朋友许久未曾谋面、母亲去世、自己不仅接替父亲担任公司主要职位，还在此番人事调整中领导公司取得更突出的成绩。显然朋友、母亲、父亲逐步退出格奥尔格的主要生活对他的性格转变产生关键性作用。这些亲人朋友在身边时，他对他们带有依赖，思想上并未成熟，小说中也并未提及他在生活等各方面有何成就。当第三位的父亲在工作中让位于他后，格奥尔格摆脱对亲友的依赖开始独立，成为年轻商人格奥尔格。为了获得成功寻求社会的认同他参加社交活动、交女朋友，成为上流社会的“新贵”。他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链条中的一个齿轮，所做活动的目的是为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个体一旦获得社会性的存在，就同自身相分裂，失去自己的人格与自由，沉沦到“人们”中去了。一旦转化为“人们”，他便失去独立的个性和自由，成为非本真的自己。[8]此时的“沉沦”在商业活动中的格奥尔格不再关心自己的内心生活，人生的意义没有了着落。他如同社会中众多的“人们”一样不知“自我”，我们在他身上看不到什么真正让他在意的事情，漫不经心地给朋友写信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心不在焉地和未婚妻聊着婚礼的事情；对父亲不良的生活环境望而却步。

近来这样的生活突然被打破平静，书中未婚妻弗丽达·波兰登菲尔德是第一个否定他的人物，她强力认为婚礼时好朋友必须到场。弗丽达的言行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益为导向的思想，上流社会的交际交往中时时需要社会的认可，使她成为“社会压力”的代名词，进而将这一观念作用于格奥尔格身上。可以说朋友、母亲、父亲代表了格奥尔格内心情感的一面，不想让朋友参加婚礼，看到父亲的不良生活环境内心产生愧疚之情，说明格奥尔格虽然一直想要压抑这方面的感情，但还想为亲情友情保留一席之地。但是未婚妻说，朋友不到场他就不该订婚，格奥尔格如果想要进入婚姻，必须抛弃内心情感，彻底异化为社会的一份子。这一判决体现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异化了的制度对他的摧残，弗丽达的判决不仅代表自己，更是社会对格奥尔格的审判。

自由选择是存在主义的重要命题，作为先驱的卡夫卡在作品中也体现出这一思想：人有权力选择和追求自由，但是要对追求自由的行为负责，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面对未婚妻的判决，格奥尔格选择与她的意志妥协，愿意抛弃友情，不再担心是否让朋友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抛弃曾经对母亲的依恋；没有将父亲纳入自己的婚后生活，他如今所处的位置被未婚妻代表的社会非理性力量推着接受自己异化，终于还是将自己变为另外一种人。

父亲退出家族生意让格奥尔格获得从未有过的自由，可是没有了对亲情友情的依恋，他的生活却是目前不知“此在”意义而只为攫取利益的模糊状态。父亲强烈反对格奥尔格的婚事，他看出了儿子现在为了追逐名利已经抛弃友情、亲情，再也没有他母亲在世，未继承家业时的纯真，而与弗丽达的婚姻会让格奥尔格愈走愈远，最终成为社会上毫无人性的机器。

经过再三询问，想要引导儿子说出他的心里话，格奥尔格却一直顾左右而言他，最终父亲将他的本质揭露了出来，让他面对自己的内心。气愤之下判决他投河淹死，故事的结局儿子也确实这样做了。格奥尔格觉得自己被赶出了父亲的房间，他像饿极了的人抓住事物一样抓住桥上的栏杆，回忆年少时曾有令父母骄傲的事情，像优秀的运动员一样解脱了自己。故事中可以发现，格奥尔格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悔恨自己以前的行为，但是作为虽然心中还保留些许温情但已经逐步社会化的个体，他选择了社会化的道路，却无法忍受没有爱的痛苦，只能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中选择以自杀斩断和异化社会的联系。此时他对死亡的选择，也是社会环境对他造成精神磨难后的自我判决。而且，小说中格奥尔格的两次选择都并非处于个人的独立意志，每次都是被未婚妻、父亲推着选择，走他们给出的道路。无论是社会制度的摧残或是自我精神的折磨，都让格奥尔格在社会异化的困境中失去个性，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既没有独立的选择，也没有在选择中创造自己的本质，最终无力回天，只能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走向毁灭，或许他的死也是在重重社会困境中，不愿丧失无法挽回的最后一点人性而对异化世界的大胆反抗吧。

综上所述，《判决》是卡夫卡创作生涯的一个突破，为《变形记》《在流放地》等作品开了先河[1]136，也是他关于正义和罪行之思考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学叙事[6]。小说所描述的朋友间的冲突、父子冲突归根到底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这是西方现代派普遍关注的矛盾，也是卡夫卡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是被异化了的陌生关系，格奥尔格在利己主义的社会困境中变得自私、冷漠，拒绝与朋友、父亲沟通，成为现代社会的牺牲品，父亲是格奥尔格为代表的社会生活中的受害者，他们都陷入其中无法抽身。并且社会异化了的制度以及由此对他形成的精神折磨，让格奥尔格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在此困境中只能选择自我毁灭。卡夫卡的作品意蕴丰厚，各种解读众说纷纭，《判决》不愧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