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史观到文明史观：西方学者对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的研究转向

许金秋,史旭超

(吉林大学 东北亚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21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俄国①保守主义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学术会议频繁召开，理论著述推陈出新，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不断涌现。[1]②在诸多研究议题中，学术界对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理论内核的探讨有助于为其构筑基本价值观念、凝聚政治文化群体、预测未来前途命运，是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研究的基本起点。我国学界对俄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保守主义都进行了一些研究[2]，同时，也发表了英语世界对俄罗斯保守主义研究的若干书评或译文。[3]但尚未出现从西方视角对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理论内核进行整体性考察的著述。本文以西方学者的他者之镜审视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理论内核，认为其代表性研究范式正在经历着从政治史观到文明史观的缓慢转向。

一、从政治史观到文明史观的研究转向

西方政治史观，是从政治力量博弈过程及其后果的视角来考察和评判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是西方史学历时最为久远的一种研究范式。这种方法将国家发展过程集中于帝王将相史、王朝兴衰史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斗争史，其研究内容往往集中于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过程，其研究目的多为现实政治和统治阶级服务。

西方政治史观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们对战争和英雄主义的叙述为政治史观描绘了较早的理论蓝图。稍后，成书于古希腊时期的《希波战争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坚持从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视角对战争进程和人类历史发展作出政治学方面的解释，深刻地奠定了西方政治史观研究的史学基础。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也因此被后世史家尊为“政治史之父”和“政治史之鼻祖”。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使西方史学界倾向于以本国政治立场和民族政治精英为中心来阐述历史。英国史学E·弗里曼就提出了“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的著名论断。20世纪后期，学者们倾向于以政治史来综合史学，以克服新史学以来的史学碎片化问题。美国历史学家西梅尔法布明确提出，唯有以政治史为主线叙述历史才能保持西方文明的连续性，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4]

与政治史观将人类历史定位于政治统治集团间的斗争或精英阶层间的博弈不同，文明史观③将世界历史视为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其研究领域不仅包括政治发展历程，而且涉及对宗教、道德、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项范畴的考察，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

1918年，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专著《西方的没落》出版。作者认为所有文明都要经过“青春、生长、成熟、衰败”生命周期，世界历史本质上是各种文明的兴衰演变史。所有文明都是平行的、特殊的、等价的，因此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应该以具体、独立的文明为出发点，而不应该以其中的某一文明为中心。斯宾格勒之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于1934-1961年出版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12卷使文明史观得以进一步完善。他提出了著名的“挑战与应战”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回答了人类文明“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的原因。冷战结束后，对文明史观作出突出贡献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1993年，亨廷顿在美《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随后出版了相关专著《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认为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从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转变为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

文明史观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视为人类历史进化的基本线索，考察的对象是民族群体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总和。在文明史观关照下，学者们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应该关注到特定民族的特殊语境；同样，对某个具体国家或民族的考察也应该站在世界的高度。因此，文明史观为历史学进步提供了一个公正、客观的评判视角，更为全面、完整地反映着历史进程的全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所以，从政治史观向文化史观的研究转向，既是西方学术界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也是史学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的必然要求。

与此相适应，西方学者对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的探讨正在经历着从政治史观向文明史观的缓慢转向。从政治史观出发，学者们认为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为凝聚俄罗斯帝国社会内部力量、组织反击外来侵略、延续发展民族文明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推动俄罗斯帝国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学术界对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理论内核的探讨必须以君主专制为基本起点。[5]1著名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明确提出，俄国保守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君主专制。[5]XII他的专著《旧制度下的俄国》，从政治史视角考察了君主专制制度在俄国根深蒂固的原因。[6]1派普斯的另一部专著阐述了19世纪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奠基人卡拉姆津拥护君主专制的理由：君主专制政体已经确立并复兴了俄国，对它的任何改变都将使国家走向灭亡。[7]1从文明史观出发，学者们认为自然界动植物生长与人类社会发展均遵循着固有的规律和既定的法则，倾向于用动植物的生长规律来类比并指导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进程。根据这一观点，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强调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以反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坚持俄国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以反对社会变革的断裂性。这种对俄罗斯民族特殊性和俄罗斯文化连续性的青睐使保守主义成为俄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意识形态保障。[8]1

二、“世袭制国家”传统与保守主义精神

君主专制传统在俄国社会源远流长。莫斯科公国时期封邑制的最初产生和不断扩展为沙皇统治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政治集团，持久性战争威胁迫使政府将权力集中于沙皇手中以进行大规模组织动员，东正教宣扬“君权神授”为沙皇的政治权力笼罩神圣的光环。长期以来，君主专制制度在俄国凝聚社会内部力量、组织反击外来侵略、延续发展俄罗斯文明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部分西方学者注意到“好沙皇”思想在俄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力，认为对俄国保守主义进行的一切考察都应以君主专制为基本起点。

著名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是“君主专制说”的代表性学者。2005年，派普斯的政治史专著《俄国保守主义及其批评者：一项政治文化研究》出版，这是作者近半个世纪学术积累对俄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总结之作。派普斯提出，俄国保守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君主专制。它坚持强大的、集中性的权威，不受法律和议会制约，仅接受它对其自身的限制。[5]21派普斯在结尾处罗列了俄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支持君主专制的九种理由：1.独裁是一种和其他政府同样好的统治形式，因为重要的不是政治机构，而是公民的启蒙和美德(诺维科夫和某种程度上的卡拉姆津)；2.不管是好是坏，这是俄罗斯传统的政府形式，对它的任何改变都会招致灾难(卡拉姆津)；3.只有专制才能引导俄罗斯走向启蒙(克里扎尼奇、塔季舍夫、普希金)；4.独裁者可以解放农奴(普希金)；5.俄罗斯人民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他们满足于把国家事务交给他们的君主处理(斯拉夫派)；6.鉴于俄罗斯民众的无知和非政治性，俄国代议制政府不会产生民主，只会产生贵族专制(卡维林，萨马林)；7.只有专制才能“冻结”俄罗斯，从而使他免于陷入“资产阶级”庸俗主义的泥沼(列昂季耶夫)；8.为了使俄罗斯免于乌托邦式的虚无主义，独裁是必要的(波贝多诺斯采夫)；9.专制优于民主，因为它超脱于自私阶级的利益之上(希波夫)。

派普斯教授在1974年出版的专著《旧制度下的俄国》则从政治史视角考察了君主专制制度在俄国根深蒂固的原因。他指出，俄国是一种典型的“世袭”制国家。在俄国人看来，臣民既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也没有社会的公共财产，整个俄国都属于沙皇个人的私有财产，居住在土地上的人民属于沙皇的个人奴仆。[6]69因此，沙皇对俄国实行什么样的统治完全是自己的私事，不必为社会和臣民负责、也反对他们干涉自己的决策。沙皇由此成为俄国的最终物质来源和最高政治权威：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仰仗沙皇的庇护，农民希望沙皇可以约束地主的掠夺并恢复其自由，商人阶级则依靠皇室授予的许可证和垄断权来保护其效率低下的工业，神职人员依靠沙皇保护教会财产、阻止信徒叛逃。“好沙皇”思想成为20世纪前俄国民众的普遍社会心理。《关于古代和现代俄罗斯政治和公民关系的札记：一项翻译与分析》[7]10是派普斯于1959年翻译出版的19世纪初俄国保守主义奠基人卡拉姆津关于俄国保守主义的经典宣言。这份《札记》是卡拉姆津受凯瑟琳·帕夫洛夫娜大公的委托1810-1811年撰写并提交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奏折，集中反应了卡拉姆津的保守主义思想，为19世纪俄国保守主义提供了基础性概念和发展框架，被誉为“俄国政治保守主义的宣言”。卡拉姆津提出，对俄国政治制度发展有指导意义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本国历史传统而非对政治理论的抽象研究。在俄国历史上，每当君主权威淡化或者被削弱，俄国就会陷入混乱、落后、愚昧的状态，被邻国无情地奴役。[7]105-106相反，唯有强大的专制主义才能给予俄罗斯以必要的稳定。因此，他认为君主专制政体已经确立并复兴了俄国，对它的任何改变都将使国家走向灭亡。

派普斯提出的“君主专制”说是西方学者试图对俄国保守主义理论内核进行阐释的较早尝试，具有开创性意义，对西方学者继续研究俄国保守主义产生了重大启发意义。然而，当前学术界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诸多批评，认为它过于粗糙、武断、不切实际。部分学者认为保守主义与君主专制并不完全相关。并非所有保守主义者都支持君主专制，很多时候他们与沙皇政府立场截然相反。[9]238同样，支持君主专制的思想家们也并非全是保守主义者，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会有此倾向。[8]19在俄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中，君主专制反而更多地意味着一种有限政府，它受到习俗、宗教、传统、法律及其本身能力等因素的制约。[8]217

美国圣母大学教授亚历山大·马丁于1997年出版了专著《浪漫主义者、改革者、反动者：亚历山大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和政治》。作者深入挖掘了大量俄罗斯档案材料、手稿和出版物，广泛搜集俄语、英语、德语和法语文献，通过对主要思想家信件、回忆录、小册子、期刊和札记等著述的细致考察，重建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的生平、活动和思想。马丁据此提出了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保守主义的三个类别：以亚历山大·希什科夫和谢尔盖·格林卡为代表的浪漫民族主义、以费多尔·罗斯托普钦和尼古拉·卡拉姆津为代表的贵族保守主义和以亚历山大·戈利琴和亚历山大·斯图尔扎为代表的东正教保守主义。其中，卡拉姆津强调君主应依靠贵族实行统治、限制君主随意重塑国家社会精英的能力；斯图尔扎坚持一种教会统治下的专制制度，认为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源于上帝权威，反对国家干涉教会事务；希什科夫希则以俄罗斯语言文学作为民族认同的核心，望通过复兴传统文化使社会回归其祖先的精神根源。[10]99显然，三个派别都坚持一种有限王权，他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限制沙皇的政治权力。

三、有机主义与“驯服俄罗斯的革命冲动”

在对俄国保守主义理论内核的探索过程中，西方学术界还存在着文明史观的研究范式。一些学者认为，俄国保守主义强调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以反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坚持俄国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以反对社会变革的断裂性。这种对俄罗斯民族特殊性和俄罗斯文化连续性的青睐使保守主义成为俄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意识形态保障。学者们对有机主义的青睐是这种学术情绪的主要体现。

有机主义坚持自然界动植物生长与人类社会发展均遵循着固有的规律和既定的法则：动植物的自然生长是由其内在基因决定的，缓慢地经历着出生、成长、繁盛、死亡等阶段；与此类似，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是由其内在本质决定的，同样也应该经历初创、发展、鼎盛和衰亡等时期。因此，保守主义者倾向于用动植物的生长规律来类比并指导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进程。

19世纪俄国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比较文明奠基人——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是有机理论的开创者。2013年，美国西南学院斯蒂芬·M·伍德伯恩教授将有机主义的经典作品、丹尼列夫斯基的代表作《俄罗斯与欧洲：斯拉夫世界同日耳曼-罗马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关系》[11]1翻译为英文出版，其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俄罗斯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丹尼列夫斯基将生物学理论应用于历史文明研究，把民族和文明视为活生生的有机体，开创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这一理论摆脱了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国家史观，确立了以文明为单位认识世界历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者提出，俄罗斯和西方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文明类型，前者属于斯拉夫文明，后者属于日耳曼文明。[11]XII两者互不统属，对抗与斗争将异常残酷且不可避免。伍德伯恩教授指出，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后国内混乱的政局使民族精英再次思考国家的未来。这本书告诉俄罗斯人“俄罗斯应停止模仿别人(如欧洲)，它应该专注于根据其内在本质进行发展。”[11]XVI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系保罗·罗伯逊教授是当代西方有机主义的代表性学者。他于2019年出版的《俄国保守主义》[8]10是21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俄国保守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整体性考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他明确提出俄国保守主义的理论核心为有机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将俄国保守主义分为三个类别：文化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社会经济保守主义。他指出了有机主义的五个相关特征：渐进性变革、周期性进步、文明多元化、等级制度、宗教至上。

挪威东南大学格伦·迪森教授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下的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研究。2020年，迪森教授的专著《西方文明的衰落与俄罗斯的崛起》[12]1出版。作者以社区-社会之间力量消长为主线提出了四季文明理论：春天/青春期指的是文明最初的简单状态，人们建立了以原始本能占据主导地位的社区；盛夏/成熟象征着社会发展带来的文明进步，社区与社会之间和谐平衡；秋天/衰亡表明文明在危险中进步，社会不断崛起吞噬着社区，两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冬天/死亡意味着文明的消亡和可能存在的重生。社会吞没了社区，文明不愿或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文化。一种文明衰落后，与其拥有共同根源的边缘性文明就会取而代之并使其获得新生。当前，西方文明正处于秋天，传统与现代无法协调导致两极对立：一方是既得利益的国际化精英；另一方是致力于重建传统社区的倡导者。双方都试图在边缘性文明中寻找自己的盟友。与此同时，唯有俄罗斯文明保留了西方文明的许多特征并为其提供了回归欧洲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美好前景。在西方看来，虽然俄罗斯是一个抗拒现代化的野蛮人，但因其可以为西方文明注入新的活力而备受尊崇。西方民粹主义者对俄罗斯保守主义的青睐即为表现。[12]10

迪森教授于2021年出版的另一部专著将俄国保守主义视为一种可以“驯服俄罗斯革命冲动”、管理俄罗斯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工具。[13]207作者指出，俄国长期以来倾向于革命性变革，钟情于短时间内实现社会发展的巨大飞跃，而不是循序渐进地有机发展。这种激进性的跃进模式使俄国无法发挥其巨大的发展潜力，从而造成了两个同时存在却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俄国有着优秀的文学作品、大胆的社会实验和足以威慑整个欧洲大陆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经济落后、君主专制的国家，文盲率高、社会发展程度低的国度，步履蹒跚，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13]3问题的根源在于俄国缺乏一种管理社会变革的能力。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俄国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大规模领土扩张导致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低、农民普遍贫困以及民族主义威胁，这些危机共同削弱了俄国管理变革的能力。在这一背景下，俄国保守主义者坚持在独特传统基础上的渐进发展和有机增长，认为未来不应摧毁过去，而应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因此成为克服俄罗斯革命冲动、管理俄罗斯社会变革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在自由民主社会中，现代化即西方化，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具有鲜明的普遍性特点。“预先确定的普遍价值观清单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社会，国家和文明的差异被视为微不足道的因素，或者这只是暂时脱离了‘正确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格伦·迪森教授的《俄罗斯保守主义：在永久性革命下管理变革》一书拒绝在西方历史和政治科学的框架下评价俄罗斯及其历史。他努力研究和界定现代西方和俄罗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真正分歧，提出俄西之间存在着客观的文明差异，认为只有将整个俄罗斯历史视为经历了许多悲剧和重大事件、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独立文明才能全面理解当代俄罗斯。这一著作以宏大的笔触考察了帝俄时期保守主义、苏联时期欧亚主义以及俄罗斯时期新保守主义等俄国保守主义三个阶段的发展历史,涉及从抵制一切社会经济变革的极右翼到作为现代化管理工具的温和保守主义几乎整个俄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光谱。此外，作者对俄国保守主义的考察扩展到西欧、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使其具备了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院国家治理系主任、文明对话研究所监事会主席弗拉基米尔·雅库宁认为，对于想要理解俄国保守主义及其对国际合作影响的学者来说，“该书绝对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13]IX

四、结论

总体而言，西方学术界对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的探讨正在经历着从政治史观向文明史观的研究转向。这些学术成果对俄国保守主义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西方学者有关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一般性原则的探讨已经达成初步共识。总体来看，西方学者从两个视角对俄国保守主义进行了定义：情境的视角和思想的视角。从情境的视角出发，保守主义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和稳定的思想核心，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文化立场。他们喜欢当下而非过去或者未来，喜欢熟悉的事物而非未知的东西，已知的好东西不会轻易被未知的好东西所取代。[14]因此，保守主义是对现状的偏好和对变革的抵制。[15]41从思想的视角出发，保守主义则是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并列的三大政治思想流派之一，有着稳定的思想核心，包含着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价值观。理查德·派普斯教授认为俄国保守主义的核心是君主专制；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保罗·罗伯逊教授提出，俄国保守主义的理论核心为有机主义；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爱德华·塔登则认为是民族主义。情境的视角强调特殊性，表明每个社会都是不同的，没有普遍适用的社会价值观；思想的视角坚持普遍性，表明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在学术实践中，普遍性和特殊性往往同时存在，造成难以调和的紧张局势。

在这种冲突中，西方学者倾向于从思想的视角来解释俄国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从情境的视角来阐述俄国保守主义的具体政策，以解构俄国保守主义理论内核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挪威东南大学格伦·迪森教授提出，保守主义信条本身具有超越时空的恒定性，但由于各国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的差异，最终会产生不同性质的保守主义政策。因此，俄国保守主义的原则是永恒不变的，但是俄国保守主义的政策是变幻莫测的。[13]207英国林肯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学院教授埃伦娜·切班科娃同样认为，俄国保守主义没有对其价值观和理想社会进行清晰表述；但它重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性，并将其认可的永恒价值观融入当代和未来世界，以寻求俄罗斯现代化最稳定的路径。[16]1-3

第二，西方学者对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经典作品的翻译、整理和研究本身肯定了俄国保守主义研究的重要价值。在西方文化向俄罗斯帝国大规模渗透的19世纪，帝国朝野弥漫着一股执拗地向西方学习的激进情绪。在这种氛围中，保守主义者努力表达着帝国独立发展的时代要求。他们重视俄国传统文化，接近社会下层民众，研究、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本民族生活、习俗、文化和语言资料，为俄国传统文化与政治制度的保存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1800年前后俄国保守主义诞生到1917年俄罗斯帝国覆灭，保守主义始终是俄罗斯帝国执政精英的主流政治思想，为俄罗斯帝国后期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以卡拉姆津为代表的贵族保守主义和以斯图尔扎为代表的教会保守主义的理论创新和政治实践标志着俄国保守主义的诞生。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帝国教育部长乌瓦罗夫提出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官方民族性理论和斯拉夫派的活动是俄国保守主义的早期发展。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的“大改革”使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注入保守主义躯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保守主义者吸收自由主义有益因素形成自由保守主义。因此，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稳定的思想内核，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社会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它就会重新出现。这一条件就是时代的发展要求俄罗斯国家既要坚持和珍视本民族优秀的社会传统文化，同时，又要吸收整个人类世界发展所产生的先进思想文化。

第三，我们应警惕西方学者有关俄国保守主义探讨背后深刻的意识形态偏见。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加速，传统价值观和现代化因素的冲突在俄罗斯社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西方学者对俄国保守主义的考察不可避免地延伸到对俄西关系的探讨，结果产生了两对矛盾：俄国在传统社会和现代化之间如何抉择？俄国应该走自己独特的道路还是西方化道路？西方学者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必然以西方理论裁剪俄国情境，以证明西方的“善”与俄国的“恶”，并以此为依据为西方对抗俄罗斯提供理论依据，结果使这些研究成果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因此，西方学者在与俄罗斯理论对话时，应该取下意识形态透镜，更多地关注到俄国的特殊语境、民族话语和本土化理论构建。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西方学术界关于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健康、平稳地向前发展。

注释：

(1)我国学界习惯于将俄国历史分为帝俄时期(止于1917年3月)、苏联时期(1917年3月至1991年12月)和新俄罗斯时期(1991年12月至今)。欧美学界历来统称为Russian History(俄国史)，当代俄罗斯学界也统称为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俄国史)。为行文方便，本文所称俄国保守主义包括帝俄时期、苏联时期和新俄罗斯时期，必要时分别指称。

(2)2017年2月9日至10日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欧研究院举行了主题为“东欧新保守主义：从波兰到俄罗斯的种类与阐释”的国际会议，汇集了德国、俄罗斯、丹麦、波兰、加拿大等国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教育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众多专家学者。《俄国和东中欧新保守主义》是主要学术成果。同年5月8-9日，瑞典乌普萨拉的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召开了主题为“后苏联背景下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世界观还是道德选择?”的国际会议，针对俄罗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广泛深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问题、矛盾和视角》是本次会议的主要学术成果，也是研究现代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一部经典力作。

(3)又称为文明史研究范式、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或西方文化形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