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空间视角下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迁与成因

吴国松

一、选题依据

老乡富不富，关键看收入。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发展动能增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截至2020年，连续17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把“三农”放在首要位置，当前农民收入面临着量和质的双重转变。农村三产融合加快，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出现了新变化，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增长之中占比越来越大，非农产业发展带动非农收入增加继续成为农民增收的最大贡献因素[1]。但是受多重因素影响，农产品价格偏低导致农业生产经营比较收益率走低，农民经营净收入贡献有所下降。农民收入总水平不高，增速放缓，是国民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农民收入问题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2]。当前农民收入增长较大程度上源自非农产业和非农就业的支撑，然而这种偏离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增收模式会带来农村农业的衰败凋敝[3]。因此，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改变农民增收模式，建立可持续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至关重要。

国外研究认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包括宏观经济因素，又包括微观经济因素，还包括制度因素。只有明确各类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才能为政府应对措施调整提供坚实基础[4]。国外学者也对农民收入来源构成多样化演变进行了研究，得出农民收入逐步由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转变为多种收入来源并存，家庭资源配置行为影响收入结构变化，制度变革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结构调整有正影响的结论[5]。也有学者研究认为非农收入增长是一种稳定增收策略，复杂多变的内外因素影响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农民收入水平变化是家庭各种收入来源非均衡增长的结果与表现[6]，同时要素市场发展状况也直接制约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7]。

国内学者围绕农民收入增长动力机制[8]、农民收入增长地方实践[9]、农民收入增长实现路径[10]等维度展开研究，多数学者认为非农就业收入和提高非农就业机会对提高农民收入有重要作用[11-13]。部分研究强调了政府公共支出、市场化改革等对农民收入增量提质的重要影响，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扩大非农就业机会，找到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14]，而城乡二元结构和农业结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民收入增长，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也会影响农民收入增长[15-16]。随着农村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微观与宏观因素更加复杂化，研究从全局、不同区域等角度分析农民收入现状，认为农民增收渠道单一且增速缓慢[17-20]。现有研究也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值进行了测度，指出农民收入增长源发生了变化，收入结构出现调整。也有研究电子商务发展、政策调整等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认为农民收入既受资源禀赋差异制约，又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21-23]。

已有研究从多个层面深入研究了农民收入问题，但中国区域差异显著，地域空间发展具有明显异质性，农民增收的路径既要因地制宜，又要厘清地域关联下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探讨不同地域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和机理。本文将以地域空间关联下农民收入结构变迁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农民收入结构变迁的因素展开实证分析，探讨影响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以期为地域空间关联下的农民收入增长精准施策提供决策依据。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地域间影响农民收入变化和来源结构调整的因素比较复杂，因为不同地域的影响因素间存在一定程度交叉。因此，采用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不同地域农民收入增长与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的空间关联性及其效应。

1.空间滞后模型(SAR)

构建地域空间关联下农民收入增长和结构变迁的空间溢出和扩散效应模型。

Yit=αit+ρWYit+Xitβit+εit

(1)

式中，Yit为因变量(农民总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αit为t时期i地区的个体效应项，W为n阶空间权重矩阵。空间权重反映经济变量间空间关联性，相隔越远的地域关联作用影响越小。省会(含自治区首府及直辖市，下同)间地理距离长期固定，不受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空间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故采用各省份省会间地理距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WYit为因变量空间自回归项；Xit为n×k阶自变量矩阵；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2.空间误差模型(SEM)

选择空间误差模型分析地域空间关联下农民收入观测值误差对地域间农民收入的相互影响，构建基本模型。

Yit=αit+Xitβit+εit

(2)

εit=λWεit+μit

(3)

μ～N(0,σ2I)

(4)

式中，λ为空间误差系数。

3.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的空间效应分解

相邻地域的经济发展等社会经济因素有可能影响本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和结构变化。为论证农民收入变化是否同时依赖相邻地区各个自变量，引入各个解释变量的空间权重矩阵加权项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空间杜宾模型。

Yit=αitIit+ρWYit+βitXit+θWXit+εit

(5)

式中，WY、WX表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空间效应。当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时，需要用基于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得出的效应分解结果来解释。某个地区解释变量变化影响本地区被解释变量，即为直接效应；同时影响其他区域被解释变量，即为间接效应；二者之和为总效应。基于该研究方法将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根据此方法，对式(5)做出变换。

(6)

求Yi对其他区域j第r个解释变量Xjr的偏导数，得到式(7)；求Yi对本区域内第r个解释变量Xir的偏导数，得到式(8)。

(7)

(8)

式(7)衡量的是区域j第r个解释变量对区域i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式(8)衡量的是区域i第r个解释变量对本区域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与传统回归模型相比，在空间回归模型中，若j≠r，Yi对Xjr的偏导数取决矩阵SrW中的第i、j个元素。

本研究涉及农民收入总水平变化和来源结构变化，以及不同收入来源所占比例和不同收入来源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选取农民收入总水平、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地域、不同收入来源的农民收入影响因素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考虑研究目的与数据可得性，选取如下解释变量作为影响农民总收入和收入来源结构变迁的主要因素：农作物受灾面积(SZMJ)，用遭受自然灾害袭击的农作物亩数来衡量。农业规模经营水平(GMJY)，用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地区耕地面积之比来衡量。地区工业化水平(DQGYH)，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来衡量。农村市场经济水平(SCJJ)，用农村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来表示。农民自身素质水平(NMSZ)，用生均拥有教师的数量来表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JRFZ)，用农村存贷款之和占第一产业GDP比重表示。涉农政策调整(SNZC)，用政府涉农财政支出与地区GDP之比表示。

(二)数据来源

受部分变量数据可获性制约，选取1998—2018年29个省(区、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农民收入、非农收入、第一产业GDP、农作物受灾面积、第二产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人口数、银行存贷款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生均拥有教师数等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9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9—2019年)、《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金融统计年鉴》(1999—2019年)等；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财政补贴、财政支出等数据来自《中国财政年鉴》(1999—2019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9年)等。部分统计数据缺失主要通过查找缺失数据省(区、市)相关网站进行整理，查找无果的则用前后两年均值代替。为剔除物价水平变动影响，本文以1998年为基期，采用价格指数对数据做平减处理。表1为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为了定量分析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空间相关性，选取莫兰指数(Moran’s I)，运用Geoda软件揭示不同地域农民收入空间相关程度，计算结果见表2。可见，29个省(区、市)农民总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Moran's I值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变量在整体上呈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农民收入具有很强的空间依赖性，可以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方程拟合。

表2 Moran's I检验

(二)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和空间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

不考虑空间因素的OLS估计结果(见表3)显示：农作物受灾面积与家庭经营收入成正比，不符合农民家庭性收入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一般规律，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在家庭经营收入方程中的估计系数虽为正，但显著性不高。地区工业化水平对农民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方向不符合预期。农村市场经济水平在家庭经营性收入方程中的估计系数为负，农民自身素质水平对四种收入来源影响为负值。可见，不考虑空间效应的实证模型分析无法科学呈现不同变量相互影响关系，因此本文将同时提供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估计结果，以此分析不同地域不同影响因素对农民总收入和各类收入来源的空间影响效应。

表3 不考虑空间因素的OLS估计结果和空间LM检验

(三)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与结构变迁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不同地域农民总收入和四种收入来源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表4、表5中空间自回归系数(ρ)和空间误差系数(λ)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本文选择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最大的时空固定效应的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进行解释。估计结果显示，相邻地区经济发展条件的改善会带来本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不同地区农民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

农民总收入估计结果(见表4)显示，本地农民收入增长受邻近地区农民收入变化影响显著，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回归系数来看，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地区工业化水平、农村市场经济水平均与农民总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农业规模经营水平能显著助推农民总收入增长，表明规模经营水平扩大带动涉农技术水平提高等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率，激发农业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业单位产出还能够保证非农就业增加，共同促进农民总收入增长。地区工业化水平与农民总收入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地区工业化水平提高能够引致各类农产品的需求增长，扩大农产品销售市场，优化调整本地三大产业结构，吸纳农民工就业，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带动农民总收入增长。农作物受灾面积阻碍了农民总收入提升，说明中国农业弱质性特征尚未完全转变，也从侧面说明近年来中国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环境资源的整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总收入的稳步提升，但农民总收入增长幅度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农村金融发展规模阻碍了农民总收入增长，说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民总收入增长没有发挥金融促进效应，当前金融市场的逐利性使得金融资本抽离广大农村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吸纳的农民存款无法有效投放并应用于本地农业生产。涉农政策调整有助于农民增收，但显著性不强，原因在于目前全国统一的涉农政策缺乏地区差异化的政策引导，使得涉农政策不能依据各地区农业生产经营需要展开针对性调整，政策效率不高。

表4 农民总收入估计结果

家庭经营性收入估计结果(见表5)显示，农作物受灾面积与家庭经营收入呈现反向变动关系，且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农业生产的自然弱质性仍未得到有效改善。农业规模经营水平与家庭经营收入呈显著的正相关，说明提升农业规模经营水平，有利于家庭经营收入增加，从而也进一步印证了农业科技对生产经营规模扩大的重要性。小农单一生产经营模式不利于农业产出的增加，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也会阻碍农民收入改善，因此要因地制宜扩大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地区工业化水平与家庭经营性收入呈现负相关，说明地区工业化水平提升阻碍了家庭经营收入增加，可能原因是非农就业增加挤占了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因地制宜推进土地流转，适度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有助于缓解非农就业增加导致的各类抛荒式的土地资源闲置。农村市场经济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经营收入水平，但改善力度不足，因此要进一步加快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化交易实现农产品市场价值，为农民总收入增长提供市场机制保障。涉农政策调整与家庭经营性收入呈现负相关，可能原因是目前各类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统一的政策无法满足不同地域、不同类别农业生产实际，涉农政策调整无法实现政策初衷，影响涉农政策调整的农民增收效应。

农民工资性收入估计结果(见表5)显示，农作物受灾面积与工资收入呈正相关，这说明自然因素使得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着不确定性，无法保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农民不得不离开农业生产经营，转向非农就业。农民自身素质水平与工资性收入呈现正相关，自身素质越高的农民越能在非农就业中获得较高的工资。这说明近年来不断加大的农村教育投入有助于农民收入结构改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家庭经营性收入，今后涉农政策优化调整要兼顾非农就业和农业生产经营就业，使其劳动力投入比例平衡。地区工业化水平提升显著促进工资性收入增加，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变革引致大量劳动力需求，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提升了农民工资性收入。农业规模经营水平提升有助于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人工成本上升导致农业机械、农业科技的劳动就业替代效应逐渐显现。农业机械设备推广使用，使部分农民从农业生产经营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工资性收入呈现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扩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致区域经济增长，引致非农劳动力需求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非农工资性收入。

表5 四种收入来源的时空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农民转移性收入估计结果(见表5)显示，农作物受灾面积与农民转移性收入呈正相关，说明农业生产会受到不确定的自然因素影响。政府可能会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确保农民利益不过度受损害，维持极端情况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经营稳定性。农业规模经营水平提升有助于转移性收入增加，说明农业生产规模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农民获得转移收入的渠道，但是不同经营规模水平下各类生产者的财政补贴标准存在显著差异，需要持续优化农业生产奖补等手段以提升农业规模经营水平。涉农政策调整与农民转移性收入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各类涉农政策调整优化，有利于稳定与扩大财政支农覆盖范围，有利于建立农业生产经营稳步扩大的长效机制。

农民财产性收入估计结果(见表5)显示，农业规模经营水平提升显著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这是因为农业规模经营水平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农村市场化改革导向下土地等各类要素资源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财政性收入增加。通过土地流转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现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有助于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地区工业化水平提升也有助于财产性收入增长，这是因为，在外部经济发展良好的地区，工业用地等要素资源的巨大需求引致农村地区各类要素按市场交易价格实现价值变现，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实现各类财产的价值变现。农村市场经济水平提升也促进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说明市场交易越活跃，要素越能实现自身价值。

(四)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析

运用SDM模型偏微分法，对变量效应进行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解，结果见表6。

表6 基于SDM模型的空间效应分解

农作物受灾面积对农民总收入影响主要通过家庭经营收入的减少来实现。农作物受灾面积对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农作物受灾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本地和相邻地区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减少。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数值可以看出，农作物受灾面积对本地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更大。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主要通过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来实现，其对本地收入的直接影响大于邻近地区。

地区工业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主要通过工资性收入的提高来实现。地区工业化水平对工资性收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很显著，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这说明地区工业化水平提升能够给农民带来更大的非农就业空间，也说明本地区工业化水平对邻近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更大。更多助推邻近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原因在于，本地工业化水平提升会吸引其他地区农民非农就业，增加其他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根据“推拉理论”可知，经济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会吸引更多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转移参与非农就业，提高非农收入比重。由于地区间经济竞争，本地区高工资在引致邻近地区非农就业人口流入的同时也导致邻近地区为维持劳动力数量而提高工资福利水平。

农村市场经济水平提升能显著提高本地农民总收入，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也比较显著。这是因为，农村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繁荣活跃，在确保农业生产经营市场交换机制顺畅实现的同时提升各类要素市场价值，提升农民不同来源的收入水平。从间接效应来看，农村市场经济水平对邻近地区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影响不大，主要原因是，现有不同地区政策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品和要素跨区域市场交易。农民自身素质水平与本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农民自身素质水平提高有利于提升非农就业档次，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最终有助于提升农民收入总水平。农民自身素质水平的间接效应显示，其与邻近地区农民总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原因在于邻近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因本地区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提升而提高，本地区经济发展能为邻近地区农民提供较多就业岗位。农民自身素质水平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也呈现正向关系，原因在于各行业急需各类高素质人才。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增大总体上未能够有效促进本地农民增收，存在一定的漏出效应，原因在于，金融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农村聚集的大量农村金融资本离开农业生产经营，未能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无法形成资金聚集效应，农民无法及时有效获得信贷资金支持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涉农政策调整对农民总收入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在提升农民转移性收入和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水平的同时抑制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原因在于政府涉农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经营环境，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促进家庭经营性收入水平提升的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外出参与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的增长。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构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和结构变化七大因素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将其影响效果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探讨不同因素对农民收入变化的影响方向和程度。研究认为：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农村市场经济水平等因素的改善有助于家庭经营性收入提高，地区工业化水平和农民自身素质的提升显著提高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主要受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涉农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财产性收入受农村市场经济水平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多重影响。农作物受灾面积对农民总收入的影响主要通过阻碍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水平通过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来实现，地区工业化水平通过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来实现。农村市场经济水平提升有助于提升农民总收入，主要通过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来实现。农民自身素质水平提升通过影响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实现农民总收入提高。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增大因存在漏出效应阻碍本地农民增收，但有利于邻近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政府涉农政策调整有利于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但阻碍工资性收入增长。总体来看，不同地域农民收入及其四大来源构成均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不同地域、不同收入来源等诸多因素存在显著空间差异。

从目前实际情况看，单一全局性的农民增收政策，可能难以促进农民总收入水平增长和收入结构优化，地区农民收入不平衡的格局将在未来一段时期持续存在，需要结合地区经济发展实际差异调整涉农政策措施。本文的政策启示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加强自然环境整治与保护投入，全面提升农业规模经营水平。不断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保险类产品，减少自然和市场因素引致的农业生产经营不确定性。基于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当下农民增收仍然需要在农业上有所突破，脱离农业发展的农民增收无法持续，未来一段时间需要持续发挥农业科技效应，通过土地流转等形式，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延长农产品价值链，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益。因此要加强农业机械推广及农业技术指导，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效率，最终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综合竞争力，做好节本增效。第二，优化地区产业布局，全面提升地区工业化水平。通过地区三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壮大实体经济，拓宽非农就业渠道，因地制宜持续转移农业富余人口，通过举办各类就业培训就地满足农民非农就业需要。引导农民离土不离乡，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优势产业，避免地区产业布局雷同，依靠地区产业发展，引导农民就地实现非农就业，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第三，破除制度障碍，提升农村市场经济水平，发挥金融溢出效应。通过明晰各类产权，赋予农民更多包括土地资源要素在内的各类财产权利，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制度，激活农村沉睡资产，保障农民财产在市场交易中获得应有市场价值。通过金融制度改革，扩大农业生产经营金融资本规模，减少金融漏出效应。大力支持返乡农民创业创新，激活农民潜能，通过各类政策激励更多懂经营、会管理的人扎根农村，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第四，发挥政府效能，完善各类涉农政策。完善各类农业补贴制度，有效提升农民转移性收入水平。协调不同地区涉农政策，减少地区间恶性政策竞争，避免短视行为，切实长效提升农民收入。只有在加快推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着力提高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培育农业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农民收入的持久有效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