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主”与“诊病者”的分立——从表述层面出发比较梁启超与鲁迅的启蒙逻辑

王海晗

晚清以降，有关“国民性”的讨论形成了一条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演进的核心线索。在这当中，梁启超与鲁迅无疑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基点。从“新民说”到“立人”思想，实际上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文化递嬗的进程，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此基础上，学界也有颇多论著从理论支撑、“个人”观念、改造“国民性”的路径等多个角度切入“新民说”与“立人”思想的比较，以期完整地呈现两者之间的承接及分异。但是事实上，任何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组合，内容无法孤立于形式而存在，反之亦然。正如黑格尔所说：“内容非他，即形式回转到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回转到形式。”[1]从这里延伸开去讲，文字表述自然应以思想表达为本，但同时思想的建构也都无法脱离具体的文字表述而存在，表述因素从深层规约了思想的体系并且赋予其独异的品格。

如此说来，以往对梁启超与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比较研究存在着一个不小的盲点，即过分倚重于从理论内涵的层面出发剖析两者的意义，而相对忽视了“作为内容”的表述因素所彰显的独特诗学价值。简单点表达就是一句话，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本文从表述的层面出发比较梁启超与鲁迅，并非仅仅为了就形式层面进行纯粹的美学分析，而是希望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通过昭示梁启超与鲁迅各自的“国民性”表述策略来透视二者殊异的身份意识，进而描述二者不同的启蒙知识分子角色定位。

一、表述策略：“号角式”的檄文写作与“形象化”的性格塑造

基于梁启超与鲁迅对于“国民性”概念及相应文化策略的认知差异，在通读他们有关国民素质主题的文章之后，笔者发现他们的“国民性”理论在文字表述方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质。总体而言，梁启超的表达沾染了中国政治传统中强烈的实用理性精神，更多地侧重于“国民性”理论宣传层面。除此之外，他还强调道德修养的改良方式天然地就具有一种“劝勉鼓动”的效应。因此，他的文章成为“号角式”的檄文也是在所难免的。鲁迅强调的是人的自我觉醒与自我表达，具象感应在这里所具有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理论宣传，那么这时候，塑造生动的典型形象则成为了他表达抽象人性理念的恰当方式。由是，梁、鲁二人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国民性”表述策略，简单地可将其概括为“号角式”的檄文写作与“形象化”的性格塑造。

(一)“词”与“句”中建构的“号角”

梁启超以舆论界之骄子的形象驰骋于近现代中国思想转型的轨道上，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主旋律的影响下，他的“国民性”理论建构渗入了他对政治制度转捩的憧憬与想象，并从整体上形成了一种启蒙理想与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相冗杂的文化策略，体现在话语实践上就是梁启超习惯于在他的论述之中造成一种煽动性的氛围，从而对读者进行鼓舞以使其认同自己的价值理念。这就是“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民体”能够在涉世未深的留日青年当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并营造出舆论高潮的原因。这种“号角式”的理论宣传在语言的策略上主要体现在词语的选择与句型、句式的运用这两点之上。

梁启超“国民性”理论的表达首先是建立在对“伟词”偏好这一行文规律之上的。所谓“伟词”，即梁启超在论述“国民性”时，所偏爱使用的类似于“世界”“国家”“群体”“竞争”“文明”“人种”等一系列意义指向外部历史存在的词汇。譬如说《论自尊》，看到此标题，读者首先会认为这是一篇重点探讨个人品性的文章。在读者原本的阅读期待中，文章为了论述自尊之于人格的重要似乎应该罗列很多指涉个人的语词，但梁启超却偏偏反其道而为之，大量运用了“天下”“文明”“国家”“世界”等“伟词”。据笔者统计，在全文不长的篇幅之内，单单“国家”一词就出现了10次以上，“天下”“文明”“世界”等词均出现5次以上，几乎每一个段落中都会出现一部分“伟词”[2]137-146。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梁启超论述中“自尊”一词的含义已然脱离了个人道德品质的小格局，而被“伟词”的显在内涵所裹挟，从而指向其与外在民族竞争力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自尊”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自尊”，更是“天下”“国家”“社会”所需要的“自尊”了。

偏爱选用“伟词”与梁启超“国民性”研究的“宏观视野”具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国民性”研究侧重于探讨主体素质与客观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与此同时，这种“宏观视野”也带来了与之相对应的语汇方面的特征并引发了一些负面效应。梁启超“伟词”堆积的后果是他的理论架构被悬置于宏伟却又空泛的理性目标之下，而不够具体深入到启蒙的意义内核。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向我们展示了自尊、合群、冒险、尚武等理念对于家国构建、民族振兴与种族竞争的重要性，却无法深刻地回答这些特质在何种程度上与人自身理性发展的过程相勾连，它们如何内化为人的精神质素并促进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当然另一方面这种犹如空中楼阁般的“伟词”的堆砌就像为人们设定了一个潜在的关于民族国家想象的目标，这在当时已经分崩离析的政治文化生态中会激发读者爱国的热情，并鼓舞他们参与到实际的文化改造工程中来，因而具有了某种口号标语式的意义。

除了词语方面的因素，对句型、句式的选择也是体现“口号”特征的重要标志。综观20世纪前10年梁启超以“新民”为主题的文章，为凸显自立、自尊、合群、冒险精神等个人品质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在长篇累牍的渲染之后，他常常简单地采用两种句式来作总结：第一种句式为肯定性的表达，常见句型为“如果有……就……”或者是“如果想要……就得……”；第二种句式为负面性的申述，常见句型为“如果没有……则……”或者是“如果不想要……就得……”。从这两种句式的特征来看，它们是非常符合宣传式的政论文的文体要求的，直线型的逻辑判断能够给人以简明扼要的感受，使得读者立即拎出了梁启超“国民性”理论的关键所在。类似的例子在《新民说》中比比皆是。譬如《叙论》当中为了说明“新民”的重要性，就在末尾作出如下总结：“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2]3这显然属于肯定性的第一种句式。在《论合群》一篇中为了论证合群思想对于优胜劣汰大环境下中国前途的关键意义，梁启超又使用了否定性的第二种句式：“苟此不群之恶性而终不可以变也，则此蠕蠕芸芸之四百兆人，遂不能逃劣败之数，遂必与前此之痿然落、澌然灭者同一命运。”[2]147除了别出心裁的句式结构选择，梁启超有时也会因紧迫的现实情况以祈使句的形式直接发出呼号：“自治与自乱，事不两存，势不中立，二者必居一。于是惟我国民自讼之！惟我国民自择之！”[2]120这种“口号式”的论述，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是可以直接导向实际行动的。更甚者，当梁启超将这些饶有用意的句式设计与反问、排比、夸张等修辞形式结合起来的时候，一种具有充沛情感倾向的文体就自然生成了，这一文体能够在感染读者、营造激情方面发挥其效用。

在梁启超对“国民性”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别出他通过词句的经营来传达“政治口号”的目的。梁启超关注的是将自己尚未来得及深入思考的关于“新民”的观点传达给民众，是一种理论化的灌输，而并不注重直感与形象，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就连小说这一本该置重情节与人物塑造，追求审美意境的文学体式，竟然也被梁启超改造成了“号角式”的理论宣言书。譬如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故事情节就被大大淡化，黄克强与李去病两个主人公的设置则沦为标签化的附庸，人物的功用主要在于作者可以通过他们来发表成段的政治见解。就连梁启超自己也在绪言中将这样的作品评价为“连篇累牍，毫无趣味”[3]，可见他对于自身作品在审美方面的缺陷也是有一定认识的。

(二)“直示以冰”的创作原则

对于“国民性”的书写方式，鲁迅总体是经由一种形象思维来进行把握的。《摩罗诗力说》中有这么一段话论述了文学直达人心的功用：“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闷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闷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4]在这里，鲁迅强调了文学区别于科学理论之处在于其拥有“直语事实法则”的特征，即能够以一种形象化的表达方式来直观地传达生命体验。由此可见鲁迅倾向于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熔铸于那些“启人生之闷机”的文学形象的描摹之中，并试图以此来警醒那些尚在浑浑噩噩之中的昏聩的灵魂，从而完成自己“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抱负。这也暗示了他对梁启超过分倚重理论宣传来书写“国民性”的否弃。而鲁迅自己用了一个“为热带人语冰”的比方概括了这一原则。在热带人未见冰块之前，无论怎样讲解物理学与生理学的知识，他们恐怕仍旧不懂得水能凝结成冰，而冰又是多么寒冷。而唯有“直示以冰”，则“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疑沮”[4]。在鲁迅看来，人生诸问题也非常微妙、深奥，单纯依靠理论的说教显然是难以言表的，只有采用形象的手法来直接呈现人性最本真的状态，才能“如热带人既见冰后，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今宛在矣”[4]。因而，鲁迅理想中的文学形态具有“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4]的审美移情作用。

纵观鲁迅创作的小说与散文，“直示以冰”的原则可以说贯穿了始终，形象化的性格塑造已成为鲁迅“国民性”批判赖以发挥效用的文学基础。在鲁迅的意识观念里，中国的历史是一种奴隶的历史，造就的是一种奴隶的品格，中国人始终处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超稳定的循环之中。因而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之中，他着力塑造了多种类型的徘徊于乡土世界中的“老中国儿女”形象。这其中有如闰土那般被生活压迫而显麻木的农民形象，有如祥林嫂那般追问灵魂有无的妇女，有如阿Q般浑浑噩噩度日却毫不自知的地痞，他们身上的奴隶品格未除，谈不上思想觉醒与个性解放。鲁迅将这些深受精神枷锁桎梏的个体直观地展示于读者眼前，形象地表达了中国封建伦理思想“吃人”的本质，正如同黄健所说：“他曾勾勒出‘四千年文明’中国的‘吃人’形象，成为迄今为止现代中国对‘老中国’形象解构和批判最为深刻的一种比喻性展示。”[5]诚然，“吃人”二字本身就是一种比喻性的概括。鲁迅通过刻画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精神痼疾，在最大程度上展示了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其勾勒出的人性异化的图景深刻地代表了国民在精神幽闭中的心理状态，无形中折射出封建伦理意识的流毒已经渗入了民众的思维深处，阻碍了中国人精神现代化的进程。除了这些艰苦恣睢的底层民众，鲁迅笔下还有诸多知识分子形象的构筑，他们同样特点鲜明，面目生动。孔乙己的酸腐，高尔础的虚伪，四铭的猥琐，赵秀才的势利，还有诸如像吕纬甫、魏连殳这样由积极奋进而至于沉沦甚至堕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不一而足，但都面临着文化转型时代的社会与个人的紧张冲突，表现出一种内心的粗疏与荒芜。此外还有像狂人、夏瑜等先觉者的形象，像《伤逝》之中的觉醒了却无路可走的恋人形象，进而至于如未庄、S城这种封闭逼仄的文化空间的构筑，无一不是作者生命感受的外化。每一个文化形象的背后都凝聚着作者对现实人生的恳切关照，寄寓着不同的立意内涵。当《阿Q正传》问世以后，以“精神胜利法”横行于世的“阿Q”形象跃然纸上，以至于人人自危，“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6]。这说明鲁迅已经成功塑造了一个典型形象，他“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的写作动机也真正得以用一种文学化的方式实现，促使读者以“阿Q”为比照从主观上反省自我的精神缺陷。

除了小说以外，鲁迅的杂文当中也寄寓着形象性思维。鲁迅曾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7]这就是指在杂文中要关照那些碎片化的形象分支，通过它们的连缀来构筑整体，从而塑造典型。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已注重在单篇文章中呈现具备形象性的元素。譬如“叭儿狗”“山羊”“苍蝇”这些形象就反复在多篇文章中出现，把这些不同文章中片段式的特征前后整合起来看就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观感，从而启发读者对于“骑墙”“中庸”等国民劣根性的思考。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中，鲁迅谈到了对“文学真实”的看法，他认为读者幻灭的悲哀“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因此不必执滞于事实上的真实，而要创造艺术的真实。换言之，即应当关注文学的生动性，注重文学形象表达给读者带来的审美感受，而不必过分执拗于题材的真实。事实上，“直示以冰”的原则就是催生鲁迅独特小说世界的创作法门，也是其“国民性”书写的艺术表征，这与梁启超偏重于理论的说教是大相径庭的。

二、“救世主”与“诊病者”：思想表达背后作者的身份意识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梁启超与鲁迅在具体论述“国民性”理想的过程中形成了个性化的特征。换言之，他们对于启蒙的表述方式是相区分的，甚至是相对立的。而前文已提到过，形式因素在无形中参与到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形式本身即意味着一种思想的姿态。这样看来，梁启超的“号角式”檄文与鲁迅的形象化塑造本身即表征着一种启蒙的内在规定性，可以说二人表述上的差异也从思想的层面将两类不同的启蒙者形象区分开来。鼓动式的政论文彰显了一种积极参与当下现实的改革意识，体现了一种“救世主”的身份意识；而刻画国民劣根性过程中的形象化思维则内化为一种“诊病者”的孤独思维，喻示了一种更为理性克制的自省姿态。这样两种启蒙身份意识的分立无疑是我们需要穿越形式迷雾把握的精髓所在。

(一)“誓起民权移旧俗”：“经世致用”理想人格的近代化身

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救国的抱负渗入到文化层面，文章被士人们想象成改天换地的工具。在此情境下，本就有关心国事民瘼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大发展了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潮。他们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要求文章关注社会现实，解决社会矛盾，以求国治民安。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从他参与戊戌变法，推动立宪运动等一系列政治实践来看，他本就是以一名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众人的视线之中，他并没有遁入内心的城堡寻求心灵的调适，相反却有“兼济天下”的情怀。梁启超在其论著中也曾多次提到“经世致用”这一概念，譬如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就曾这样评价过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境况：“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因为大辱奇耻，思所以自湔拔, 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8]“炎炎不可抑”说明当时“经世致用”的思想已经嵌入到了文人学者的深层意识结构。而这种思潮的余泽亦绵延到了梁启超“国民性”理论著述的表达之中并烙上了带有“救世主”身份意识特征的文本印记。由是，以《新民说》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即出现了乐观主义的基调、“开药方”的激情等一系列症候。

1900年，《少年中国说》横空出世。梁启超在文中断言“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并宣称“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在文末梁启超更是自命为“少年中国之少年”[9]，这充分体现了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担当与改造中国的远大理想。实际上“中国少年”乃是梁启超一生的精神缩影，他“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思想常“流质易变”，这都是因探索多种救国道路所致，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济世情怀。《三十自述》一文典型地表现出梁启超的这种心迹。文章述说了他三十年来所经历的种种事件，其本心无非就是表明自己“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10]的宏伟理想。“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11]，梁启超实在是把自己定位成了时代的弄潮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拯救国家和黎民于水火之中。

梁启超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首先要满足一个基本条件，即他对自身启蒙哲学抱有高度的自信与乐观，并且从总体上认为在中国能够找到一条通向未来的复兴之路。只有当梁启超把启蒙的文化目标作为一个切实可行并且是能够看到成效的方案来把握时，“救世主”的姿态才会摆脱虚幻而变得有所依托。综观梁启超以《新民说》为中心的有关“国民性”理论的著述，就可发现其中充斥着这种乐观主义的基调，虽然也偶有怀疑与犹豫，但他对启蒙的有效性并未产生根本上的怀疑。在《新民说》中，“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2]4的口号令人印象深刻，梁启超将“新民”这一概念与美好的政治想象相联结，甚至认为这就是抵挡列强侵略，重塑民族主义信仰，打开国家现代化之路的不二法门。“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2]7与此相对应的，在梁启超大力提倡“新民”学说的同时，他也写了许多论述中国以及中国人前途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导向了对于未来的肯定性的设想，这样就正面呼应了“新民”工程当中的乐观主义激情，并为其提供了前进指南。1899年的《论中国人种之将来》预言“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12]；1901年的《过渡时代论》认为中国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是“今世界最可以有为之国”[13]；1902年《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他又发出了“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14]这样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反问。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的“救世主”姿态是沉淀在一种乐观化的“个人无意识”的包围之中，他对自己的启蒙方案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热情，把对国家在未来竞争大势中乐观结局的想象作为鼓动“新民”工程的内生性的动力，并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把自己设想为完成启蒙使命的实践者。在他的理解中，理论的提倡与实践应是统一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并且有能力承担启蒙的任务是不言自明的，他并没有反躬自省并追问自我是否能够实现对启蒙的这种承担。

正是凭借着对“新民”工程在改良“国民性”层面上的乐观与憧憬，同时又秉持着“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15]的道德责任感，梁启超在针砭痼疾，揭示现实社会病态表现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应对策略。换言之，“新民”理论的涵义既包括了对现实落后情状的洞见，同时也指向了针对现存问题而实施的行动方案，是“知”与“行”的统一。梁启超作为一名以“救世主”姿态自居的改良派人物，“破坏”与“建设”必须要同时被容纳进他的理论预设并作为体现完整的“经世致用”理想人格角色的行为意义指向。在《论私德》一篇中梁启超就认为“实则破坏与建设，相倚而不可离，而其所需之能力，二者亦正相等”[2]39。紧接着他又对那些“建设之责，以俟君子”的专事“破坏”者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这表明他本人对于破坏之后的建设性意见是十分置重的。这与《呵旁观者文》的行文思路是相符合的，在此文中梁启超就严厉斥责了一些貌似爱国，实则毫无见解的“旁观者”形象。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梁启超在“国民性”理论的论述过程中为什么会热衷于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良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相关作品中会采用一种“开药方”的写作策略。《新民说·总论》中就明确提出对于中外“国民性”的差别要“一一勘之，一一鉴之，一一改之，一一补之”[2]16，在“勘”“鉴”之后还需要“改”“补”，这是梁启超“新民”的理论要求，也是其行动旨归。分论之中的各个章节就体现出这一点。《论私德》一篇在论述了中国人私德堕落的原因之后提出改善私德需要从“正本”“慎独”“谨小”三个方面下手。《论政治能力》一篇亦如出一辙，在讲完中国人政治能力低下的原因之后“请陈数义，相督策焉”[2]71，要求从“分业不迁”“互相协助”这两个层面来解决。《论自由》一篇中亦有如“吾请言心奴隶之种类，而次论所以除之之道”[2]111这样的表述。除此之外，在梁启超大力倡导“新民”的时期，他还曾经写下过类似于《新民议》这样专门探讨“实事之理论”的文章，提出了“禁早婚议”这样实际的主张[16]。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在其“国民性”理论的建构之中企图统一“知”与“行”、“经世”与“致用”的心理导向，这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他“救世主”式的精英意识。当启蒙被乐观主义基调所包围时，知识分子容易形成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策略，并主动地将自己代入到先觉者的角色之中以完成特定历史语境所要求的任务。

(二)“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铁屋子”理论与自我的有限性

青年鲁迅曾受到梁启超文字的鼓舞并为之兴奋。在弃医从文后的最初几年，鲁迅确实信心满怀地想以文艺为药方来“改变他们(国民)的精神”。不论是翻译外国文艺作品，还是在《河南》杂志上撰写论文都是鲁迅致力于文艺事业的例证。然而在经历了《新生》的流产、《域外小说集》的冷落之后，鲁迅对文学启蒙的热情逐渐消减，他感受到了“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17]439的寂寞感，并且现实已使得他认清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辛亥革命之后，鲁迅曾一度重燃希望，但最终却发现革命只是“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的一场闹剧而已。绝望的社会现实使鲁迅陷入到王晓明口中所谓的“无法直面的人生”，他渐渐相信中国千百年来滞重的“国民性”是“难于改变”的。可以说，他对启蒙的有效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从1909开始，鲁迅就开始麻痹自己，陷入了长时间(1909—1918)的沉默，这一时期他几乎停止了所有的文学创作。

写于1922年12月3日的《呐喊·自序》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它不仅回顾了鲁迅走上文学道路的经历，更第一次系统阐释了他对启蒙困境的认识以及破解这种困境的策略，这就是“铁屋子”理论的由来。原文中写到了“我”与前来求稿的“金心异”的对话。在叙述者看来，整个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就是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无论他怎样热情地呐喊，都不能帮助居住其中的人们逃离“铁屋子”，反而使得他们受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17]441。寥寥数语，却是鲁迅明心见性的自剖，可见他对启蒙的悲观。同样的理念还投射在“醉虾”这一比喻之中：“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18]这样一来，正常的启蒙逻辑在鲁迅那里完全崩塌了，他非但不能完成自己“立人”的理想抱负，反而在审视自我中获取了一种罪的自觉，这完全违背了他“改变他们的精神”的初衷。因为“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19]300，想要直抒心意又恐增添罪恶的巨大矛盾撕裂着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使他感受到“彷徨于无地”的痛苦与虚无，并最终导致了鲁迅对自身深刻的省悟：“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为实有。”[20]与这种对启蒙困境的认识相对应的是鲁迅所反复提到的“文学无用论”，《而已集·题辞》中鲁迅说“屠伯们逍遥复逍遥”，而他“只有‘杂感’而已”[21]。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鲁迅又用一个形象的比方对文学之于革命的伟力表示怀疑：“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22]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鲁迅更是直接表达自己写作杂文的动机仅仅是“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欢喜；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19]299。这些文字都可见出鲁迅对文学的失望，至此，启蒙理想的丰碑已经完全崩塌了。

但是问题是既然“铁屋子”的“万难破毁”是“自有我的确信”的，同时文学业已褪下启蒙的神圣光环而沦为情感慰藉的工具，那么鲁迅为何还要加入到“金心异”们的行列中持续不断地“呐喊”呢？难道真的仅仅是为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17]441吗？对此，有学者认为鲁迅解决“铁屋子”难题并走出长达九年的“沉默期”的关键在于其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再定位，即如果把启蒙者鲁迅的理想形象比作一个医生，那么在他身上就发生了“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他把“治者”的角色推给旁人，而自己则居于“诊者”的位置[23]。本文同意这一观点并认为其是理解鲁迅启蒙思想极为重要的一环。诚然，鲁迅确实只能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来解决他关于“铁屋子”的启蒙困境。换言之，因为理论预设中“铁屋子”的存在与判定，特定时空条件下的鲁迅并不可能如同梁启超那般以一个全知全能的“救世主”姿态来审视“国民性”问题并“开出药方”，他的内心已经宣判了这种工作的失败，但面对“铁屋子”的精神幽闭，鲁迅也并不是完全束手无策的，他作为一名启蒙文学家虽然不能用行动解决问题，但他却还保留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4]的职事。简单点说，他仅仅是需要完成“惊醒沉睡者”这一部分的工作，至于“破毁铁屋子”则是留待时间来解决的问题。事实上，“铁屋子”理论的生效是以现时性为前提的，它无法跨越时间的鸿沟。尽管鲁迅相信现阶段铁屋子的破毁有“必无的证明”，但他同时也认为“希望是在于将来，绝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17]441，即鲁迅并不能抹杀文学启蒙在未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25]。这样看来，鲁迅的创作实践正如同论者所概括的那样，是“以边缘人的身份进行文学启蒙”[26]。

总而言之，鲁迅的文学启蒙就是处在不断靠近破坏“铁屋子”的过程中，其意义也就是存在于过程这一维度之上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会发出“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19]298的论调，为什么会认为“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27]。“铁屋子”的理论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自身的有限性，并且早早就把自己固定在了一个“诊病者”的位置上。但值得注意的是，有限性并非就是无所作为，相反却是一种无用之用，如同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周氏兄弟“都清醒地意识到文学的无用，却依然紧紧拥抱着文学，用文学来发出一无所依、一无所恃的痛苦之声。无力的文学转化为有力的秘密也就在此”[28]。

三、结语

随着表述层面的分离，鲁迅文学启蒙的逻辑亦与梁启超区别开了。梁启超笃信“文艺救国”论，他以全知全能的“救世主”自居，讲求文学的时效性，既要揭出病症，又要开出药方。因而，他的文学启蒙常带有“工具论”的色彩，强调文学应无条件地服从于政治宣传。在梁启超的笔下，我们可以读到颇多对政治时局的看法与建议，因而他的文章具有一种急切的现实功利性。而鲁迅从“救世主”的中心地位退出而居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尽管他从事着文学启蒙的工作，但对于文学启蒙的现实有效性却有着深刻的怀疑，在他的身上发生了“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现实中，鲁迅将“诊病者”的角色留给了自己，力求揭示出“国民性”的弊端，而“治者”这一颇为重要的角色则被推到未来。因而，鲁迅的文学启蒙是一种类似于“为将来做准备”的工作，至于准备什么，他曾表示要“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29]。因此，在鲁迅的眼中，只有养成了“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精神界之战士”之后，才能有资格谈论梁启超口中常出现的政治启蒙。这使得他的文学启蒙更为关注与人密切相关的各种人生问题，其文学启蒙的最终归宿在于人的解放与发展。同时，我们也通过鲁迅对自身启蒙困境的思考及其个人身份的重新定位，看到他比梁启超更具有一种“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19]300的自省意识，这种“反求诸己”的观念无疑是一种更为内省式的思维与更具超越性的见解。关于这一点，无疑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