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时期胡乔木的干部教育思想

顾敏琪

（中共常州市委党校，江苏 常州 213016）

论延安时期胡乔木的干部教育思想

顾敏琪

（中共常州市委党校，江苏 常州 213016）

胡乔木在延安时期曾亲身参与干部教育工作实践，并就在职干部教育、干部教育原则方向、学制、学校组织形态、课程改革等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回顾总结胡乔木的干部教育思想和实践，并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以期对当前干部教育工作有所借鉴和助益。

胡乔木；干部教育思想；延安时期

胡乔木（1912—1992）是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怀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始终密切关注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抗战爆发后，胡乔木在延安亲身参与干部教育工作实践，曾先后在中央宣传部、战时青年训练班和中央青委工作，任青训班负责人、中共中央青委委员、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对奔赴延安的大批进步青年和边区青年进行革命教育。期间，他协助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历史文献，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党史之用。建国后，他为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汉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审订、普通话推广等一系列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重温延安时期胡乔木的干部教育思想，对于推动当前干部教育工作改革发展、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能力素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深刻理解干部教育特别是在职干部教育的重大意义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工作，革命形势急剧变化或经济建设加快推进的时期，也是干部教育工作取得辉煌业绩的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以及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加强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干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大胆探索创新，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干部，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证。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为了搞好整风运动，决定更好地开展干部在职教育，发布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其中指出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

对此，胡乔木认为当时的干部教育特别是在职干部教育意义重大：一是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需要培养大量的干部。他深刻指出：“干部的品质，所关就已经不是一事之成败、一地之得失，而乃是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了”，“我们现有的各部门的干部如果不能够站定自己岗位，力求进步，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付千斤重担胜任愉快地担负起来”。［1］51二是党所承担的中心任务需要各级干部虚心学习。“在战争中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决不是一件容易事，事事样样都需要人做，而且所需要的是能够把他的学识、经验灵活地运用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的人”，但是“我们的一般党员、干部甚至普通常识还都非常贫乏，在区乡干部中还有大量的文盲”。［1］52三是党所面临的特殊时代需要干部提升自我。“如果站在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不能够不断地从学习中提高自己，如果不能改造自己的经验，充实并提高我们的学识和能力，我们就会迷失方向、站不稳脚跟、以至腐化、堕落，甚至为时代、为革命、为人民所抛弃”。［1］52—53四是在职教育是培养干部的最有效办法。他突出强调：“我们决无可能把所有在职干部从工作抽调出来进入学校学习”，“实际工作中的锻炼和学习才是锻炼人材的最好学校”。［1］53胡乔木之所以认为在职干部教育意义重大，是对抗战时期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有着清醒认识，且对党在当时面临的艰难形势有着科学研判的基础之上的，既实事求是而又不乏理论前瞻性。

二、全面把握开展干部教育工作的重大原则和重要方向

牢牢把握干部教育的原则和方向，是顺利开展干部教育工作并确保取得实效的基本前提。胡乔木从推进党的事业的高度出发，对干部教育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向进行了详尽阐述。

（一）要始终做到“与人民相联系”

党管干部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干部教育方面主要体现为干部教育的政治性。胡乔木认为，干部教育与人民相联系，“不但是说人民可以普遍地享受教育，而且是说人民的实际生活应该成为教育的中心内容，并从教育种得到一种迅速进步的基础”。［1］32在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中，由于教育与政治相脱离，教育在广大群众甚至干部中注入了对于人民和政治的离心力，对根据地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胡乔木认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一种最广大的群众的教育，和一种为了群众的干部的教育”，因此新教育的基础应当“生根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中间”。［1］120无论群众教育还是干部教育，都不是以升学为目的，都有其独立的明确的实际生活、实际工作上的目标。基于以上考虑，胡乔木客观分析根据地干部的中心任务是战争和生产，干部教育就“应该把指导战争和生产所实际需要的知识来列为课程，来部分地或全部地代替那些为升学考试而存在、为所谓正规化而遗留的课程”；在师资和参训干部的选择方面，“就应该吸收那些具有战争和生产经验，担任战争和生产工作的干部来做教员、做学生，来部分地或全部地代替那些对于战争生产既无知识又无兴趣的人们”。［1］121胡乔木改革教育的意图在于革除旧式的小学中学的形式，建成群众所欢迎的群众教育和干部所欢迎的干部教育，“只有这种教育才能供给群众和干部以切实的知识，帮助根据地争取战争和生产的胜利”。［1］121

（二）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相一致”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干部教育实践品质的根本体现。胡乔木一贯提倡“学贵致用”、“为用而学”，但在抗战时期他看到“近年来学校教育中的学用脱节的状况，在我们的干部学校中也有着他的影响”，表现为“常常我们学校中的毕业生成了教条的贩卖者，而不能分析任何实际问题。”［1］53胡乔木对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作了分析，一是“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的隔离即研究和实践的隔离，及由此而生的唯心论的思想习惯”；二是“我们的唯物论的教材，大半取自欧洲和苏联，与中国的实际本有一定的距离，而中国的实际则又许多还没有理论化”；三是“我们的教育方法有时还带着唯心论的和形式主义的色彩”。［2］270至于如何实现理论与实际相一致，胡乔木认为新教育必须在各方面是民主的，而且要多设置关于中国问题和工作方法的课程，“在教授法上应该尽量避免注入式的方法而代以启发的、比较的、自由争辩讨论的、调查访问听故事的，特别是设计的和实习的方法，减少正课的时间，而加强个人阅读的辅导，使学生自动地寻得思想门径，逐渐地养成自己的良好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2］271—272更为重要的是，胡乔木认为只有强调在职干部教育才能实现学与用、理论与实践的一致，“要在紧张和复杂的环境中，在克服困难和阻碍的过程中，能够独立地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深刻地领会马列主义的精髓，掌握党的政策和路线，则非仰赖于不断地在工作中的学习不可”。［1］53

（三）要勇于纠正教育的“急性病”

有效的干部教育是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也是把握干部成长规律和干部教育规律的重要体现。通过调研，胡乔木发现在干部教育工作中常常犯着严重的急性病，主要表现为：在课程编排上，忽视学生年龄、知识基础，把主观上所要教给学生的东西往学生脑袋里硬塞；在教学方法上，不重启发学生自己思想判断能力，只流于灌输死硬教条；在学习态度上，提倡“学习突击”代替恒心与耐心，常常组织“学习竞赛”。长此以往，会导致干部“由于样样都学、样样都学不通，样样都是浅尝辄止，样样都尝不出真味道”，甚至“养成懒于进步、漠视学习，或是趾高气扬、自以为是的极端有害的态度”。［1］64在胡乔木看来，现在所需要学习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不要求我们‘活到老，学到老’的东西”，特别是关于思想认识的理论教育，“这决不是三年五载十年八年所能‘学完’的一门功课”。［1］64胡乔木指出，提高学习效率的唯一途径在于确立正确学习态度，运用正确学习方法。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正确的学习态度是站稳一个立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中华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正确的学习方法是“从做中学、学着做”，“懂得实际生活、参加实际生活、并改造实际生活”。［1］65学习的正确态度与正确方法，都是从经常的学习制度与经常的学习习惯中得来的。

三、深入借鉴干部教育学制、学校组织形态及课程改革的重要思想

学制、学校组织形态和课程等是干部教育的重要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干部教育工作能否做到让组织满意、让干部满意。胡乔木在深入研究根据地教育改革问题的基础上，对根据地干部教育学制、学校组织形态和课程改革等提出了一系列新见，为推动根据地教育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关于学制改革

胡乔木认为，根据地的学制应该体现如下特点：一是干部教育应该重于群众教育。“干部是群众的先锋，他们更需要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培养和提高的目的也是为着群众的”，“群众教育则须大量发动群众自办，政府只居于指导协助地位”。［1］124—125二是现任干部的提高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针对当时忽略对许多已有经验的干部加以培训，“至多也只由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或政府中非教育部门给以简单的训练”［1］125，他强调高小以上的各级学校，都要吸收现任的干部学习，与普通学生、学校教职员一起互相学习，使学校教育更切合实际要求。三是战争与生产所直接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的教育重于其他的所谓一般文化教育。“根据地的教育是为人民的，为人民的战争与生产的，所以战争与生产所直接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不但在政治课和政治学校中，而且在文化课和文化学校中，都应该首先被着重”。［1］126他不赞成干部学文化 “一直学到康熙字典去”，批评许多教育工作者把重要技能的传授推广放到了教育工作的界线以外。基于以上精神，胡乔木认可的根据地学制为三级制，即群众教育（村镇乡市范围的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初级干部教育（县或分区范围，县科员及区乡级干部的提高和培养）和中级干部教育（军区或边区范围，边区科员、县区干部及从事农工商医艺术文化事业干部的提高和培养）。由于当时根据地教育系统能力有限，高级干部教育一时还无法实现，所以胡乔木没有进行专门设计。至于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他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科学设置，“随环境的不同，都可以少则不满一年，多则三年四年；旧六年制小学的高级两年，则可斟酌情况并入初级干部学校，作为普通中学的预备班次，或作为独立的训练班”。［1］127鉴于当时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各级学校间不拘于实施严格的衔接。

（二）关于学校组织形态

由于根据地的教育与战争和生产活动密不可分，胡乔木认为学校组织的形态也无需严格统一，“与在业教育在职教育中间是并无不可超越的鸿沟的”。［1］127他认为干部教育应该借鉴群众教育的有效形式，采取冬学、半日学校、夜校、星期学校、轮训制、工作团制、实习制、工作协助制（学校协助工作机关研究某一问题或参预某一工作）种种办法。根据地战争和生产的任务十分繁重，胡乔木特别重申：“在我们的一切学校尤其干部学校中，又应该竭力提倡和指导学生的自学，使学生能够取得方法，养成习惯，这也是使我们的学校教育与在业在职教育密切联系的因素。”［1］128

（三）关于课程设置

无论群众教育还是干部教育，课程设置由各根据地的情况、学生的成份、学校的性质和形势共同决定。胡乔木提出，“我们应该减少一些课程，改变一些课程，增加一些课程”。［1］128干部学校沿袭旧教育中的大堆中看不中吃、学用脱节、毕业即失业的课程，在根据地更应决然取消，尚有部分用处的东西则改为少数人选读。譬如国文、算学、社会科学课目等课程本身极具实用价值，由于按照训练文学家或数学家的旧方针来编制课程内容，“学生往往学了五六年，不能胜任一个壁报的记者或一个合作社的会计”，［1］128应当重新确定其内容，重在训练学生成为实际的工作者。一切干部学校首先要开设根据地概况或根据地建设一类的课程，并“使它成为全部课程表和全部学习过程的灵魂”［1］129；另外，“工作中的各种具体任务，凡有比较复杂的技术，需要单独讲授的，都应该列为被重视的课程”［1］129，如有必要可专门开设训练班或学校，彻底打破干部不愿作技术工作的反常心理。

四、对延安时期胡乔木干部教育思想的历史评价

胡乔木在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思想，是深深根植在他所从事的干部教育实践工作之中的，体现了实践特色。1937年11月至1939年7月，他被中央调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并分管教学工作。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之余，胡乔木还肩负着社会科学授课重任，亲自为广大革命青年讲授“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课程，教员们评价他“在政治教学中理论精炼，陈述渊博，语言优美、简洁”，［3］21学员们肯定他“态度严肃、庄重，语言通俗，道理深刻，口齿清晰，声音高亢，抑扬顿挫分明，敌我界限明朗，富于阶级感情”。［3］581940年春，胡乔木又担任延安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继续从事教育教学管理和实践工作，并欣然为学校校歌作词。为期4年的干部教育工作实践，是延安时期胡乔木干部教育思想的源头活水。他在安吴青训班、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所推行的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既是对旧教育中的有益经验的汲取和扬弃，又是对党在苏维埃时期干部教育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与他在延安时期所展现出来的干部教育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胡乔木在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思想，与他在延安亲身参与的干部教育实践密不可分，又彰显了其时代特色和理论风格。总体来看，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胡乔木倡导干部教育始终与人民相联系，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应该是中国战争与革命的堡垒，无论是思想理论教育还是知识技能培训，都须臾不能离开政治。二是注重实用有效原则。胡乔木认为理论与实践相一致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中心问题，干部教育各项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根据地的战争和生产这一中心任务进行，而“学贵致用”、“为用而学”是学习的最有效办法。三是尊重教育教学规律。胡乔木有着丰富的干部教育实际经验，充分尊重且严格遵循干部成长成才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他的许多思想和实践都充分体现了教育民主化、因材施教等精神。诚然，由于时代和个人认知的局限性，胡乔木在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思想还不够系统和宏富，特别在干部教育内容和形式推陈出新上缺乏深度阐述，当然这与我们党干部教育工作早期的发展状况是基本符合的。

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回顾胡乔木在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工作的思想和实践，绝对不是具体做法上的照搬照抄，而是汲取其方法论层面上的指导意义，期望对加强和改进当前的干部教育工作有所助益。

［1］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2］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西安文史资料：第十三辑［M］.西安：陕西省内部报刊.1988.

On HU Qiao－mu′s Cadre Education Thoughts in the Yan’an Times

GU Min－qi
（Party school of CPC Cha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Changzhou 213016，China）

HU Qiao－mu participated in the practice of cadre education in the Yan′an Times，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ideas about the on－job education of cadres，the principle and direction of cadre education，school system，school organizational form，curriculum reform，etc.This paper reviews HU Qiao－mu′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n cadre education，and makes an objective and fair evaluation，to shed light on the current cadre education.

HU Qiao－mu；thoughts on cadre education；the Yan’an Times

D2611

A

2095—042X（2014）01－0076－04

10.3969／j.issn.2095—042X.2014.01.017

（责任编辑：朱世龙，沈秀）

2013－10－20

顾敏琪（1981—），女，江苏江阴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