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月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舒 畅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大多数是通过译本以及刊物文章进行媒介沟通。《共产党》月刊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本文以早期知识分子创办的重要刊物《共产党》月刊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轮廓，进而探讨其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做出的贡献，以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1)。

一、《共产党》月刊的创办

《共产党》月刊是由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创办的一个理论性机关刊物，1920年11月创刊，十六开本，每期50页左右，至今保存的有一至六期，出版于1920年11月7日到1921年7月7日。编辑部地址设在主编李达家中，先开始是在上海老渔阳里二号，随着李达搬家后迁至辅德里六百二十五号。出刊的半年里，《共产党》月刊因为经费紧张和上海巡捕房的干扰，出现过一次停顿。《共产党》第三期第一篇《告中国农民书》的篇首写着“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就是最好的印证。这次停顿之后，《共产党》和《新青年》一起转至广州进行印刷发行。它并不是公开发行，而是随着《新青年》的出售赠与的刊物，对于远离上海的地方，就通过寄送的方式将《共产党》月刊送到共产主义发起小组的成员手中供其阅读。因为一没有销售收入，二没有版面广告，所以《共产党》的经费非常紧张，维持刊物运作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是由撰稿人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换取稿费；二是从中共党员收入中抽出10%用来维持。《共产党》选择在苏俄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的日子成立，因此其开始就带着浓烈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暗示。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外有帝国主义势力的欺压，内有军阀混战的局面；民众生活在不见天日的黑暗里，一直期许着有人像盘古一样开天辟地，让中国人民走出这种苟延残喘的日子。由于这种压抑的气氛日益凝重，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就此展开，形形色色的思想或者主义开始充斥大街小巷，鱼龙混杂。每个主义都赋予自己拯救中国的伟大使命感，整个思想潮流中都充满了具有诱惑力的主义们。人们往往难以辨别各中真伪。所以这一时期《共产党》应运而生，组织这些不会发声的文字，针对非议理论进行还击，并且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和介绍苏俄第三国际的情况，不仅在思想的浩海里激起千层浪，还让那些犹豫不决、混沌不清的青年们意识到哪个主义才是适合当下，哪个思想才是救国之本。

从《共产党》文章的数量来看，除去开头短言和结尾的世界消息外，其大大小小的文章总计有47篇。现将各期篇目总数及已考证出作者的主要撰文或译文情况统计如下(见表1)。

表1 《共产党》中可考证作者文章书目统计表

通过表1分析得出，其中被沈雁冰和袁振英两位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占到了19篇。不难发现，这些被翻译、刊载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描述和苏俄以及第三国际情况的介绍。剩余11篇则是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文章。

二、《共产党》月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

按照列宁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三大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是科学社会主义。遍览《共产党》月刊的文章就会发现，其主要针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阐述，但论述并不深刻，往往是几笔带过，浅尝辄止，但这却是《共产党》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原始资料。

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经国外传入中国，很多人对其一知半解，甚至是不甚了解。更为不妙的是“还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抹去了曲解了。”[1]30-31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就针对当下讨论不清的阶级问题展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其认为人类社会运动是有规律的，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所以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不是可怕的事情，而是推动历史轨迹向前发展的动力。以前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现如今无产阶级可以抢夺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国家。国家的本质虽然是“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1]32-35，但是只有依靠国家的存在和法令的颁布实施才能尽可能地调和阶级的矛盾。如果阶级矛盾可以自动修复调和，国家就永远不会出现。所以无产阶级需要“拥有阶级的觉悟，由其等待他们的进化，不如自己人为地促进”[2],建立自己的国家。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3]3-5，才能将无产阶级的利益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再受到其他资产阶级的欺压。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李达着重解释了分配制度问题。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在生产力有限的水平下，根据生产物对于需要的关系，分量多，则定价从廉，否则定价从高。且按照个人劳动的强与低的方式进行分配。”[4]如果忽视了本身社会生产力不高的实际情况，而采取了过于理想化的各取所需的分配方式，则会出现求大于供的紧张局面。再者，生产力不高，人均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们的道德水平也不会发达到至高无上，所以对于各取所需原则只会加重人类的贪婪性和无尽索取的程度。只有通过按劳分配的制度才能保障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最后在组建了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后，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才能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促进经济的发达。“使阶级的差别自然消灭，建立共产主义制度。”[5]6-8

《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还只是介绍，并未深加工过，所以出现了不管适不适用，只要是马克思主义都刊载出来的局面。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进一步宣传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在《新青年》刊载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中就谈到，马克思并不是神，也是个普通人，著述的理论因为受到当时历史、社会环境的影响，自然不是完美之作。其次，中西社会状况存在差异性，有些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所以不能盲目套用，要做出‘孔趋亦趋，孔步亦步’的样子”[6]。

当然，《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功能不能因此减少，其主要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里的无产阶级政权学说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商品分配原理两点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和初步的阐述。虽然这一时期的理论还并不趋于完善，阐述时也有些片面。但是这些介绍和宣传毫无疑问是为日后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战打下理论基础。

三、《共产党》月刊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批驳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下成为了受人追捧的潮流，很多主义比如无政府主义就希望借助共产主义的东风为自己造势。有些主义如改良主义无法沾光就开始歪曲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模糊不清、混淆视听的做法使很多人都无法清楚辨别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其他主义的不同。

虽然《共产党》的创立是作为理论宣传的媒介而出现，但是同时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在面对思想世界中的混杂时，其不仅要坚守自己的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要去除马克思主义者身上的思想犹豫，坚定革命信念，去发展和拉拢其他思想主义者并肩作战，一起来抗击共同的敌人。

首先是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展开论战。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反对政府和国家的建立，斥责阶级战争的残酷，主张建立一个个人自由的、没有强权的和谐社会。他们向民众渲染战争的恐怖色彩：“人类吃战争的亏真不浅，欧洲大战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所希望的只有和平。”[3]6-8另一方面，却认同革命存在的必要性。朱谦之在《革命的目的与手段》里提到“革命的目的是在于创造将来，革命的手段是打破现在。”[7]面对这种前后矛盾的理念以及不切实际的思想，周佛海认为：“抵制强权，却又反对阶级斗争，如果不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就没别的办法了。等到支配阶级势力恢复了，那么压迫将更加深重，那何来无政府主义高唱的自由平等呢？”[8]所以，只有采用革命的手段，发动阶级斗争，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当政的社会。而在之后与无政府主义论战中，旅欧少年创办的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己任的《少年》刊物还对阶级斗争这一理论做了更深层次的阐述，认为阶级斗争还有存在的必要性：“是在防止从前的掠夺者的复现和联合无知识农人阶级的散碎群众，聚到一个紧密的同盟中”[6]46-56。所以说阶级斗争并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流血、暴力和战斗的意思，其内涵是为了让被压迫的人们团结在一起，让他们远离被欺压的生活。之后面对无政府主义叫嚣的无国家论，沈雁冰则是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用于回击：“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只要有阶级，就会有国家。而且只有特权阶级的国家的本质是恶的，需要被铲除。然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即可。”[9]此外，陈独秀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刊物《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重申了对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事业，马克思主义思想者的坚决态度和决心[10]。

其次针对改良主义的批驳。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认为：“之前所说的旧式政治道路不宜于中国，故主张实行国民法律上取得自决权。采用联省自治的办法，通过不流血的方式，一点一点改革，来建立像西方一样的民主制度。”[11]还有人提出可以走代议制的办法，“劳动者组织团体为参政的运动，劳动者要选议员，送到国会或地方议会去，参加立法的机关。”[12]实现劳动者的诉求。可是无论“联省自治”还是“代议制”，在中国都是走不通的。沈雁冰率先剖析了提出联省自治方案的绅缙阶级的本质：“他们和军阀官僚就好比后山老虎与前山老虎一样，本质都是要吃人的。如果运动成功，自然他就是下一个军阀官僚。”[13]谈及救中国的手段，陈独秀认为绅缙阶级是打着联省自治的幌子哄着无产阶级为其办事，到头来还是要压制无产阶级。“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就只能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14]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要使一切生产工具都归劳动人民所有，这种革命就是要战斗到底，直到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复活为止。俄国就是这样做的，到现在都已经三年了。所以既有理论，还有成功的例子，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再者，面对代议制，陈独秀指出代议制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用来哄骗无产阶级的噱头。李达更是直言不愧道：“无产阶级议员要想在议会中成立法案，除非与资本阶级妥协，不然是办不到的。如果这样，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成了空想。”[15]只有将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网罗在一起，联合打破经济政治上的压迫，夺取政治势力，实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会中的经济的事业。

所以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改良主义，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认清革命的必要性，妄图通过一些不切实际的主义就可以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走上康庄大道。殊不知军阀官僚资本主义者本身就不是善人，不会将到嘴的蛋糕分出来。更何况，在中国，“无政府”、“联省自治”运动和“代议制度”根本就是资产阶级用来压迫无产阶级的遮羞布，企图掩盖他们压榨黎民百姓的本质。所以《共产党》毫不留情地批评这些主义者的虚伪嘴脸和掠夺本性。让进步青年在混乱纷杂的思想潮中认清了这些思想的面目，也更加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四、《共产党》月刊对苏俄与第三国际的宣传

无论是《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还是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驳，都是源于马克思主义者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这一想法。面对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外患以及军阀混战的内忧，他们也意识到只有赶走这些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才会有好日子过。而这些思想和意识都离不开第三国际与苏俄对其的影响。

其实，《共产党》早已将苏俄和第三国际当作无产阶级战斗史上的楷模，刊载了很多与其相关的文章进行宣传(见表2)。

表2 《共产党》所刊与苏俄政府有关文章目录表

通过介绍苏俄共产党的历史以及苏俄政府情况，《共产党》充分肯定了苏俄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英勇事迹。虽然“1905 年的革命终归失败，”但是“这是有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的迷信有以致之，并非劳动阶级战略不良的罪过。”[16]之后劳动阶级养精蓄锐，培养自己的实力，在1917年终于发动了十月革命。“于是俄罗斯农人的花，工人的叶，充满生机的少年，经过百练的战士都擦拳摩掌，卷入革命漩涡，诺曼底帝室于是乎推倒。”[17]之后由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政府建立起来了。

马克思主义者觉得苏俄的成功经验可以得到复制，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苏俄也很相似，都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除此之外，《共产党》非常乐观地认为,中国不仅可以借鉴苏俄夺取政权的经历，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在组建政府后学习苏俄如何处理社会问题的手段来管理国家。一是在教育问题上“实行改革，将教育和政治分离开来，并逐步实现男女同校。”[18]二是在儿童问题上，“ 一是儿童食物问题。国民委员会自治会下令: “以优美的食物享待儿童，16 岁以下的小孩子们都按着法律享有食物优先权。二是儿童健康问题。俄罗斯劳农政府专门设立了儿童健康保护委员会，来保护儿童健康。三是儿童体育问题。除了儿童健康保护委员会设立了体育文化部外，公共卫生委员会又设立了一个体育文化学院。四是儿童防疫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都是苏俄的经验之谈。而俄文日报《上海俄文生活报》则侧重于对政治问题的解读：主要是刊载苏俄政府的宣言和文件，以及播报每日世界各地的政治局势[19]。

《共产党》对第三国际的介绍主要是围绕对第二国际的抨击以及对第三国际成立的意义两点进行的。其首先例数事实抨击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无道德的行为，“欧洲战地，每个枪声，每个炮响，都是第二国际的死葬钟声! ”[20]27，之后高歌了第三国际的诞生“欧洲无产阶级的军伍……想到：必须要生出一个新的，真诚的，万国工人的手足团体来——这就是第三国际。它是将兴的明星。”[20]28-29《共产党》一直将第三国际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对它的夸赞溢于言表。“共产党万国联工会，将要在最近时间，联合起来各国的工人。共产党万国联工会就是令被压的世界有希望的明星。”[20]28-29当然这种崇拜并不盲目，因为第三国际是站在世界的情势上看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在面对世界资产阶级美好梦想要南柯一梦时，第三国际就坚决指出：“要使人类得到生存的机会，破坏帝国主义是最要紧的事，只有站在系统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可以解决。”[21]如此看来，《共产党》决断革命，呼喊要彻底革命的口号是受到第三国际的影响。

除了对苏俄、第三国际情况的介绍，《共产党》还宣传了一些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情况。例如意大利革命运动，《共产党》月刊充分肯定了意大利工人罢工的方法，认为意大利已经出现了“赤化”的表征，最后的选举结果也是意大利社会党大获全胜[22]10-12。诸如此类的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共产党》还介绍了很多。这些国外共产主义运动的盛况宣传无疑是让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成为井底之蛙，也对中国民众“睁眼看世界”的行为推波助澜，为日后的革命提供了参照蓝本。

五、《共产党》月刊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作用

(一)促进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觉醒

作为当时主要传播媒介之一的《共产党》月刊让很多人知晓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首先，体现在《共产党》的传播主体上，《共产党》月刊的主编和作者像袁振英和施存统等人，多多少少都是在经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洗礼下开始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譬如在成为《共产党》作者之前，袁振英就是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并成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他也曾经坦言在他早年印象中，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没有明显的界限划分，在他看来都是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23]13-16。但是后来袁振英去了上海，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激流涌动，在陈独秀的提议下，将提倡共产主义看作是自己的一分责任，开始翻译外国经典著作文章，把外面精彩的共产主义运动转换成文字，跃然于《共产党》上，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施存统情况与袁振英不同。他早年在日本留学就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回国后写的文章很多都受到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成为《共产党》的撰稿人而与非马克思主义论战时，他就表现出非常犀利的态度以及深刻批判的精神[23]7。像袁振英和施存统这样被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而成为《共产党》月刊作者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大部分都在为《共产党》撰稿后，其马克思主义思想更为坚定，最后往往成为了一名不可动摇的共产主义战士。

其次，还体现在《共产党》月刊的受众群上。《共产党》月刊的受众群一直很神秘，是因为《共产党》本身是半公开发行的刊物,是伴随着《新青年》的卖出附赠出去的月刊。大部分阅读《共产党》的读者是早期各地共产主义发起组的成员。例如,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这份刊物[24]。毛泽东同志不仅在与蔡和森的来往书信里谈及《共产党》月刊对其影响之大，还将《共产党》月刊秘密散发给其他进步学生。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张文亮在日记中就提到，毛泽东曾经给他送过九本《共产党》月刊[25]。毛泽东不仅是《共产党》月刊的受众，转眼也成为了它的传播者。诸如此类的人物或者事迹还有很多，但是有可能因为当时时局对进步思想的打压，也有可能因为军阀的围剿，并没有留下太多《共产党》月刊受众的资料。但是在那个时期，要相信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在为保护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承，为传播《共产党》月刊做着默默的努力。

(二)为中共一大党纲的形成提供了纲领性文件

《共产党》在第一期《共产党未来的责任》一文里详细描述了共产党未来的责任是令人民明白了解共产主义思想以及推翻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的必要性[26]。而这些相似的内容就出现在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纲里第二条。除了这些内容的相似外，整个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框架也是受到《共产党》的一些影响所致。《共产党》在第二期整篇刊发了《美国共产党党纲》，其里面涉及到党的名称、党纲、入党资格、党支部组织、党员管理、党员分队责任、经费及开会日期等八个部分[27]。而中国共产党党纲虽然有十五个部分，但也是按照党的名称、党纲、入党资格、党的组织、党员管理、经费及开会日期这几类构成的。《共产党》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途中不断地添砖加瓦，虽然从创立到停刊只有短短半年多的时间，但是不能因为其存在的时间短，就抹灭它做出的贡献。《共产党》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使读者了解到这些基本理论，还对当时的主编及撰稿人带来了思想上的冲击波。像李达、李汉俊、陈独秀等人都是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发起小组的成员，也是日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除了惠及这些知识分子之外，《共产党》还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筹备铺好了路基石。无论是共产党的责任、任务、组织原则还是党纲，《共产党》月刊都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现成的理论教材。《共产党》月刊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路上的一盏小路灯，虽然光芒微弱，但是能量持久，使在黑暗中前进的有识之士感受到光明，成为他们摸索向前的精神依靠。

注释：

(1)现阶段学术界的相关成果有：段启咸：《〈共产党〉月刊的历史作用》，参见《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张金荣：《近代西学东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推动作用》，参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4期。刘晶芳：《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参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赵付科、季正聚：《中共早期报刊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路径及启示》，参见《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2期。卢国琪：《论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参见《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邹永贤：《李达同志早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贡献》，参见《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周行、田子渝：《李汉俊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杰出贡献》，参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陈挥：《从〈共产党〉到〈布尔赛维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在上海萌发》，参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9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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