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圣经汉语“逆”翻译研究——论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翻译策略与思想

林 红

( 成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成都 610051)

我们有时会遇到一种翻译现象，无法用现有的翻译理念或术语来描述它，因为它似乎与现有的翻译行为与翻译理念都是相“逆”的，我们暂且称之为“逆”翻译，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就是这样一种翻译文本。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版权：Copyright 2010 by BRSI, Inc.)是圣经研读学会(Bible Research Study Institute-BRSI)创编的一个研读圣经的汉语文本系统。圣经研读学会的前身是圣经参考工具出版社(Bible Reference Publishers Inc.)，由圣经研究专家马健源先生创立。早在1987年，马健源先生就和封志理先生共同出版了《原文编号新约全书》一书。该书序言中这样描述其目的：“根据最可靠的原文版本(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 3rded. and the Nestle-Aland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26thed.)，将相当于原文每个字的编号置于中译之下，旁边附以英译。如此，既可以中、英对照，更可以藉着编号翻查本书后部，找出该字原文的字义、字源、字系和字汇。”[1]1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是马健源等先生在《原文编号新约全书》基础上，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于2012年完成的一个汉语圣经研读系统。这个系统在新约圣经原文释经上又迈进了一大步，由“原文编号”阶段的词层面“单字释义”扩展到句层面的“单字+文法”释义。在汉语语境下，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在更深维度上展现出新约圣经原文——普通希腊文的原貌。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在翻译策略、翻译思想及翻译理念上，都有其独特性，研究其翻译策略、翻译思想及翻译理念，有助于我们拓展对翻译概念的认识，也有助于建构丰富多彩的翻译学理论。本文试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阐释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的翻译策略及其所体现的翻译思想与理念。

一、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翻译策略

(一) 翻译目标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的翻译目标与一般翻译作品差别极大，也与诸多汉译圣经版本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相“逆”的。

就一般意义而言，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2]5189，翻译的目标是让译语读者(听者)在译语语境下领悟原语文本的语言信息。对圣经汉译来说，其目标是让汉语读者在汉语语境下通过汉语系统领悟圣经所传达的语言信息。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的翻译目标与此截然不同，创编者在序言中说：“使得以华人为主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经由中文直接认识由普通希腊文所撰写的新约圣经，并得以按照原文的字序，有机会以希腊文的思考模式来体验经文中的重点强调及上下文的逻辑关系。”[3]3

这里所谓“按照原文的字序，有机会以希腊文的思考模式来体验经文中的重点强调及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其实可以解读为：让汉语读者进入新约圣经所使用的普通希腊文语境。而“经由中文直接认识由普通希腊文所撰写的新约圣经”，让我们看出，这种进入新约圣经原文希腊文语境的途径，却是通过汉语系统，也就是说通过汉语认识新约圣经希腊文原文原貌。

从序言中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的翻译目标与以往所有译作包括圣经汉译的翻译目标大相径庭。

以往的翻译是在译语(这里指汉语)语境下转换原文的语言信息，目的是让译语读者在译语语境下接受原文信息，其目标指向是译语语境；而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恰恰相反，其目标指向却是原文语境即新约圣经所使用的普通希腊文语境。

这个翻译目标是相“逆”的。更大的反差还在于：完成这种语境转换却是在汉语符号系统内进行。当然，这个希腊文语境也并非真正的希腊文语境，而是运用汉语符号系统表达的在汉语语境下的“希腊文语境”。

因为翻译目标的相“逆”性，由此带来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等一系列的相“逆”性，称之为“逆”翻译，应不为过。

(二) 翻译原则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另一个名字是汉字对等化希腊文新约圣经。这个名字很好地体现了它的翻译原则。

在《使用说明》中，创编者说：“但相反的，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则是完全将就希腊原文思考的模式以及希腊原文语法的规则。”[3]3

为了让读者进入希腊文语境，“将就希腊原文思考的模式”，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采用对等(Equivalent)翻译原则，它包括三个层面。

1.符号层面

符号层面是指编号对等(Number Equivalent)。

新约圣经是用普通希腊文写成。普通希腊文(Koine Greek)大约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后300年间使用，与现代希腊文(Modern Greek)差别巨大。当代人读新约圣经希腊原文，有相当的难度。为了让普通人有机会直接了解圣经原文原义，圣经研究专家“用编号来代替原文。全新约使用了五千多个不同的希腊字,每一字都用一个编号来代替。”“原文编号，种类很多，各国都有好些不同的编号系统，它们都是根据原文字母排列，将每一个原文字给予一个编号。各编号系统都大致相仿，却不尽相同。”[4]3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沿用《原文编号新约圣经》所采用的国际通用的史畅博士(Dr. J. Strong)的编号系统。

2.词层面

词层面是指字义对等(Word Equivalent)。

史畅博士(Dr. J. Strong)在原文编号基础上还做了原文字注解工作，“列出字的组成，追溯字的来源，再加上原文字义及英钦定本的翻译。”[1]1

1987年出版的《原文新约圣经》在新约原文字典部分又补充了汉语圣经和合本译字，使新约圣经原文编号与汉语系统联系起来。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在《原文新约圣经》的基础上又迈进一大步。在《简介》中说：“根据原文学者对各个字的来源及解释，以中文代表字将其字义表达出来，然后将其试读于所有用到该字的各处经文中，最后找出最能够表达该原文字的一组中文代表字。通常在同一个字系中，由每个原文字的中文代表字可以看出字与字的衍变关系。”[3]

这一工作，使新约圣经希腊原文在字义层面与汉语系统建立起一个“对等”关系，而不是像《原文编号新约圣经》那样，仅仅给出和合本译字。

3.句层面

句层面是指文法对等(Grammar Equivalent)。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不仅在词层面上建立起汉语系统与新约圣经原文的“字义对等”关系，还创造性地在句层面上建立起新约圣经原文与汉语系统的“文法对等关系”，“将原文每个字的文法要素，以中文代表字表达出来，使研读经文的时候，可以直接了解到希腊原文动词的时态、语态、语气、格式，和其他字词的性、数、格等文法特性。藉此可更深地明白原文圣经的意义。”[3]

“文法对等”已进入思维模式层面，文法的差异直接体现出新约圣经希腊原文的思维与汉语思维模式的巨大差异。“文法对等”也是从汉语系统进入希腊原文语境的必由之路。

(三)翻译方法

为了实现通过汉语进入新约圣经希腊文语境的目的，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在“对等”原则下，采用“代表字”化的方法进行新约圣经的“逆”翻译。

所谓“代表字”化，就是把希腊文语境下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用固定的中文字表达出来。任何一种语境下的语篇文本都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词汇意义，就文本中一系列能指(signifier)符号的所指(signified)含义[5]68；二是语法意义。语法意义，即语法形式的意义，“包括在各种语境中都稳定不变的基本语法意义和在特定语境中出现的派生语法意义。”[6]25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的“代表字”化也分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两个层面进行，通过“代表字”化实现“对等”。词汇意义的对等即“字义对等”，前面已有阐述；语法意义的对等是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独创的翻译方法。“代表字”对语法意义的对等化，是基于汉语与普通希腊语之间巨大的语言形态差异而人工创制的一套对等法则。普通希腊语与汉语文法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语序。语序在汉语中起着基本的、核心的意义制约功能，也是汉语语法意义表达的主要手段和形式。而在普通希腊文中，语序的语法意义功能大大减弱，有时候甚至失去了意义制约功能，但修辞功能(如强调)突出增强。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在翻译文本中保持了希腊文原文语序。

二是形态。汉语是缺少形态变化的语言，而普通希腊文的形态变化极其丰富。汉语中靠语序制约的语法意义，在普通希腊文中大多由形态变化来完成。当然，也有一些在汉语中以词汇直接完成的意义，在希腊文中也由形态变化来完成。

对这些由形态变化来完成的语法意义，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则一一采用“代表字”来实现其“对等”化。新约圣经希腊原文形态的“代表字”化，是从汉语系统进入普通希腊文语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二、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的“翻译”思想与理据

与现有的翻译行为及翻译作品相比，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在翻译学意义上有其明显的相“逆”性。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它在翻译理念上诸多的相“逆”性而将其排除在翻译范畴之外。我们仍把它视为翻译作品，在翻译思想与理念上有其内在的逻辑理据。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的创编者在《使用说明》中强调：“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的发展，是奠基在一个与‘翻译圣经’截然不同的概念。”[3]3

创编者如此鲜明地表述与“翻译”概念截然不同的立场，似乎表明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不是一种“翻译”行为或现象。但从翻译学意义上思考，这种独特的行为或现象仍属于“翻译”范畴，其目的文本仍可视为翻译作品。我们从“翻译”的概念入手来分析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的“翻译”思想与理念上的理据。

对于“翻译”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我们选取几种界定作为参照。张振玉认为：“以甲种语言文字传达乙种语言文字之含义曰译，亦曰翻译。”[7]1范存忠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里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正确地重新表达出来。”[8]80黄宣范则认为：“真实的翻译，从认知心理的观点看，就等于对一个使用他国语言的行为作最可靠的推断，最可靠的解释。”[9]2而奈达(Nida, Eugene A.)对此却认为：“翻译就是在译语中再造出首先在意义上，其次在风格上与源语信息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信息。”[10]105

从以上几个对“翻译”概念做出的界定来看，翻译(指语言文字翻译)应包含这样几个基本元素：

一是原语文本，即翻译的对象(源语信息文本)。正如张振玉定义中的“乙种语言”、范存忠定义中的“一种语言”、黄宣范定义中的“他国语言”。

二是译语文本，即翻译的目标文本。正如张振玉定义中的“甲种语言”、范存忠定义中的“另一种语言”。

三是译者，即翻译行为的实施者，其可为人，也可为机器。

四是翻译行为或过程，即运用一定条件和手段完成两种语言文本之间的转换过程。这在张振玉定义中表述为“传达”，在范存忠定义中表述为“正确地重新表达出来”，在黄宣范定义中表述为“作最可靠的推断，最可靠的解释”，在奈达定义中表述为“再造出”。

五是翻译目标。翻译目标是界定“翻译”的一个重要元素，是在两种语境文本之间转换的方向、目的、成果形式等方面的规约。翻译目标在范存忠定义中表述为“正确地重新表达”，在黄宣范定义中表述为“最可靠的推断，最可靠的解释”，而奈达的表述最为丰富——再造出首先在意义上，其次在风格上与源语信息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信息。

从以上翻译诸元素考查，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仍属“翻译”范畴。

首先，从原语文本、译语文本和译者等角度来看，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都具备这些基本要素：

原语文本——新约圣经普通希腊文原文；

译语文本——汉语文本：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

译者——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创编者。

就翻译过程而言，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也属于“翻译”范畴，是从普通希腊语文本转换成的汉语文本；而从翻译目标的界定来考察，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似乎有些复杂。

以上几个定义中，对翻译目标的描述关注视角主要在译语：范存忠定义中的“正确地重新表达”，是指在译语语境下的“正确”；黄宣范定义中“最可靠的推断，最可靠的解释”，也是就译语而言。

奈达对翻译目标的界定与前面几个有很大不同：“再造出首先在意义上，其次在风格上与源语信息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信息。”他把关注视角扩展到原语文本，而且提出更高层面——风格层面的目的，不仅“在意义上”，也要“在风格上”界定翻译目标。在此基础上，奈达进一步提出一个更为理想化的目标——“对等”。奈达认为，翻译目标就是“再造出”“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信息”。这样，以“对等”概念把翻译目标推向了理想化的极致目的。

与奈达“对等”目的不谋而合的是，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也提出“对等”概念。当然，其“对等”指向与奈达“对等”指向有所不同。奈达“对等”概念指向原语文本的“意义”、“风格”。与其一致的是，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的“对等”也指向“意义”，并指明其“意义对等”的实施手段是“字义对等”。

与奈达“对等”概念指向不同的是，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没提出风格上的“对等”，而是直接指向文法，提出“文法对等”。

我们认为，“文法对等”的目标已进入更深的层次——思维模式层面的“对等”，其目的是让译语(汉语)读者在译语语境下进入原语(普通希腊文)思维模式，最终目的是更完整、更全面地传达原语文本的语言信息。在这个意义上，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当然也属翻译的范畴。

综上所述，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虽然在翻译思想和翻译理念上表现出诸多的相“逆”性，但仍是一种翻译行为，是翻译领域出现的一个全新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地去研究、思考，以拓展我们对翻译概念的基本认识，丰富翻译学理论。

参考文献：

[1]马健源.原文编号新约全书[M].香港：圣经参考工具出版社(Bible Reference Publishers Inc.)，1987.

[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3]圣经研读学会(福阴影视网FUYIN.TV).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汉字对等化希腊新约圣经)[EB/OL].[2014-06-05].http://brsi.fuyin.tv/hxgx.html.

[4]李广.查考圣经的生命——如何使用原文编号新约字典汇编方法与范例[M].台北：永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

[5]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岑麒祥，叶蜚声，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胡正微.语法场与语法意义——兼论“已经”和“曾经”的语法意义[J].语言科学，2005,(3):23-30.

[7]张振玉.翻译学概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

[8]范存忠.漫谈翻译[C]//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5.

[9]黄宣范.中英翻译：理论与实践[M].台北：文鹤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

[10]Nida,Eugene A..TowardAScienceofTranslating[M].Leiden:E.J.Brill,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