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研究的回顾与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德春

(邯郸学院 中文系，河北 邯郸 056005)

由邯郸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应用研究所协办的“荀子研究的回顾与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6月8日至11日在荀子故地邯郸市隆重举行。以下是会议综述。

一、对于荀子的人性论的研究仍然是“荀子研究的回顾与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重要论题，相关论文共有七篇

曾振宇《“性质美”：荀子人性论辩诬》从“礼”切入荀子思想之内在逻辑结构，指出：“礼”之道德精神是“仁”；荀子从道德形上学高度为“仁”存在正当性进行论证，这是荀子仁学所达到的理论新高度；在本根论层面，仁是“天德”；作为“客观精神”的仁具有绝对性、普遍性特点，因而是人之“命”；荀子“人性”概念蕴涵三层义项：人之欲、感官功能与属性、“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然德性；在人性论层面，荀子一再声明人“有性质美”，“性伤”才有可能导致人性趋向恶；“人之性恶”与“未发”意义上的欲没有直接关系，恶不是“本始材朴”自然材质固有的本质属性，恶只与后天“已发”意义上的发生学相关；故将荀子人性学说界定为“性恶论”、“人性恶”，不能不说是一深度的误读与误解。

颜世安《荀子以情欲界定人性在儒家思想史上的意义》指出：《性恶》以外《荀子》各篇人性思想自成一个系统，不仅不能由“性恶”说解读，且内在观念与“性恶”说差异甚大。各篇人性思想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人的品格形成，天性不重要，关键是后天作为；二是以情欲界定人性。对于后者，学术界多认为与性恶说相关，其实正好相反。从思想史脉络看，孟子主性善，同时认为情欲是人身上低级的东西，需要小心戒备。这个观点代表先秦儒家共识，并且开出宋明理学“戒慎恐惧”的传统。荀子以情欲界定人性，实质是不戒备情欲，以情欲为人伦世界的基础。荀子人性观是儒家正视情欲思想流派的先导。《性恶》晚出，为与孟子性善说相抗而故为“性恶”说，不能代表荀子人性观，可是却在思想史上长期遮蔽了荀子人性观的本来面貌。

周志煌《性恶·原罪·染识：清末民初荀学观念与西学、佛学之对话》指出：就清末民初的思想氛围而言，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都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在此世变之下，传统思想观念作为“面对外来学术、观察新世界、因应现代化”这些课题背后的一种“支持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往往在与西学、佛学的对话之中，镕铸成为一种新的思维形态，展现在清末民初学者的观念主张之中。以荀学而言，为因应晚清以降西方叩关所挟带的军事长技、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学理等输入的冲击，荀学思想中所强调的课题：如“性恶”重视人欲之存在，如何“度量分界”以养足人欲，及建立“富而能强”的社会，等等，大抵都可以看出在迈向现代化的氛围之中，现代性的诸多议题让荀学有了不同于传统学者的诠释面向与新的转化。一方面改变了他们面对传统学术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让他们观看及思维世界的方式有了一种新的突破。

方朝晖《先秦人性论解释中的本质论与发展观误区》指出：对孟子人性论的解释与对荀子人性论的解释是相关的。先秦人性概念中的两个基本理解维度——本能属性与成长法则——有所不同但不必相互矛盾，所以，孟、荀人性论侧重点不同，意义也不同，但不必相互对立，而孟子人性论似乎高出一畴。为了理解先秦的人性论，应当清理两个误区，即本质论和发展观的误区。

赵法生《荀子人性论辨证》指出：荀子的人性论一向被说成是性恶论，实际上，性恶论体现了荀子对于人性的价值判断，却不足以代表荀子论性的全部内涵。按照荀子自己有关性的定义，他的人性论应包括情性、欲性和知性三个方面，而对于欲性和知性的深入研究正是荀子对于先秦儒家人性思想的独特贡献。但是，由于荀子对于人性的价值判断为性恶论，并以性恶作为其社会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而情性和知性均不能与此一人性的价值判断相契合，所以他最终将情性和知性排除在其人性论的内涵之外。于是我们在荀子的人性论中发现其论性的内涵与论性的价值判断之间的不对应：从其关于人性本身的定义与内涵出发，我们很难得出性恶的结论；如果坚持其性恶的结论，就无法容纳他所论述的人性内涵。 所以，学者们常说的荀子人性思想中的矛盾，正是由于他的人性定义与人性的价值判断之间的不一致所致，只有将荀学中的人性定义所涵盖的人性内涵与其关于人性的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才能对于荀子人性论有一个全面客观的把握。

张元泰《群·欲·性》指出：荀子思想由两个阶段构成。第一，强调“群”的必要性的阶段。对人来说，“群”在使人成为万物之灵之前，首先是人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奠定了后续论述的基本方向。由此，荀子从“群”的形成和维持的角度评价人的欲和情。他虽未将人的欲和情本身评价为恶，但是因为荀子认为人的欲和情会引发“群”中的问题，所以主张以欲和情为主要内容的“性”是恶的。第二，论述“群”中所体现的秩序阶段。现实的人所构成的“群”具有多种习惯和理念，各种习惯和理念并不都是对的，有时错误的习惯和理念会使人“群”陷入混乱甚至将人“群”降至动物“群”的水平。因此，荀子不是在进行人和动物之间的比较，而是对荀子思想乃至人所创造的多种习惯和思想进行评价和批判。最终荀子主张，除“礼”以外，其他所有理念和习惯都不适合人的生活，只有“礼”才是完善人的唯一道路。与第一阶段相结合来理解，人的修养就是为了人“群”的形成和维持，而努力地使自身的情和欲最终接受自身的“性”所不具备的东西的过程。

路德斌《荀子人性论：性朴、性恶与心之伪》指出荀子的人性论并非只是一个性恶论，其完整架构是由三个相互关联且缺一不可的部分组成，即性朴论、性恶论、心伪论。“性朴”与“性恶”，绝不可以矛盾、不兼容视之。

二、关于荀子与四书关系的研究有论文三篇，这三篇论文均很有见地，代表着新荀学发展的方向

梁涛《荀子与“新四书”》指出：宋儒出入佛老数十载，然后返之六经，借鉴佛老形上思维，通过对四书的创造性诠释，完成儒学的伟大复兴。我们今天也应借鉴宋儒的方法，出入西学(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罗尔斯等)数十载，然后返之于六经，以新道统说为统领，以新四书为基本经典，“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以完成当代儒学的开新与重建。什么是“六经注我”？“六经”的价值、意义注入到“我”的生命中，滋润了“我”，养育了“我”，是谓“六经注我”；什么是“我注六经”？“我”的时代感受，“我”的生命关怀，“我”的问题意识又被带入到“六经”中，是谓“我注六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六经皆史”——“六经”是一部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自由的历史。此精神、自由之历史才是儒家道统之所在，是孔、曾、游、思、孟、荀精神之所在，也是新四书所要解决的问题。

邓小虎《荀子思想中的“诚”：回顾和梳理》之目的在于厘清“诚”在荀子思想中的位置，并由此梳理“诚”和《荀子》中理想人格的关系，最后则希望反思“诚”和个人自我实现的可能关联。

王楷《荀子诚论发微》尝试透过一种精神修持的视角考察荀子的诚论思想。在战国时代的心术思潮中，荀子的“治气养心之术”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儒家心术理论。此文指出，作为一种精神修持(心灵修养)的方式，荀子的诚以道德修养作为理想和目的。并且，在其自然主义人性论背景之下，诚的思想在荀子整个道德修养学说中具有一种特别的理论意义。此文特别指出，以诚养心的修持过程也正是心逐渐理性化、精神化，进而最终转化为道德理性主体的过程。最后，对诚的实践的分析表明，荀子的诚主要表现为行为主体在内在的心志上专一于对道德理性的信守和贯彻，从而为以心治性的道德修养实践提供了主体基础。

三、荀子与现代化问题是“荀子研究的回顾与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热点论题，共有论文十三篇，所涉及的现代化问题比较广泛，其中，政治现代化是重点，东方朔《“无君子则天地不理”——荀子思想中作为政治之理想人格的君子》和储昭华《促进还是消解？——荀子“君主-礼义”关系思想之政治哲学考量》是很深刻的论文，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东方朔《“无君子则天地不理”——荀子思想中作为政治之理想人格的君子》指出：学者对荀子君子观念的研究大都把注意力放在作为道德之理想人格的层面上，而对于作为政治之理想人格的君子观念则措意不足，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在荀子思想中，作为政治之理想人格的君子既是道德的楷模，也是理想的社会秩序和公道世界的设计者、承担者和完成者；同时，荀子的君子观念也将儒家的精英政治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储昭华《促进还是消解？——荀子“君主-礼义”关系思想之政治哲学考量》指出：荀子思想具有综合性与全面性的特征，也具有一种综合统一所导致的内在矛盾与冲突的负面效应，荀子关于“君主—礼义”、“君—民”之间关系的思想正具有这样的特征与效应，堪称实际影响与历史效应最终与其宗旨背道而驰的典型代表。这种背离是偶然的，还是具有必然性？对儒家有着怎样的深刻影响？其背后蕴涵着怎样的政治哲学教训？这无疑值得我们认真探究，进行总结反思。

方尔加《谈荀子思想中的文化物质》指出：“文化物质”是儒家的重要思维方式，可成为推动今日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遗产。可却一直没有被学术界提到。该文特将此一思维方式提出，冀收引玉之功。

郑文泉《荀学与人权——当代儒教以联合国为“王朝礼”体系下的荀学发展》是对荀学的当代儒教世界体系发展潜能的探索文章之一。从儒教(或儒家文化)的传播事实来看，它在当今世界已发展为一以联合国为其“王朝礼”的世界体系，下隶各国官方之“邦国礼”、“学礼”及民间之“乡礼”和“家礼”的新“五礼”框架。作为一探索文章，本文仅对荀学与联合国层次的“王朝礼”作一学理对谈，认为前者的“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的“人”论与后者《世界人权宣言》的“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的“人”论(第一部分)均可彼此会通；但是荀学的“人生而有欲”且须以礼义“分之，以养人之欲”的说法和后者的人权的具体内容(第二部分)及个人和国家的义务(第三部分)的说法虽然没有根本理念和精神上的差距，它的生物学的自然主义之阐释却显得过于质朴而有待深化与改进，以因应现代高度智识化、人权化的文明发展与形式。

王灵康《试由〈荀子〉思考个人道德与道德传统的发展》在晚近中国学者《荀子》研究的基础上，藉着评析西方诠释来探索一个基本而重要的道德哲学问题：《荀子》可以如何答复“人如何认识道德上的是非”？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分为“人如何从在道德上无知进步到开始知道对错？”“开始知道对错之后，如何可以继续进步？”并将“人”分为“道德传统中的个人”，与从众多“有知之属”的物种中脱颖而出的“人类”，就此两种意义的“人”来讨论个人道德修养之发展与人类道德文明传统的发展。

王永祥《荀子“人能群”与“法后王”的进步社会历史观》指出：在荀子看来，国君就应如君子一样，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这样才能善养人、班治人、显设人、藩饰人，从而做到能群，而国则得治矣。这就是荀子关于人能群且分的社会观及礼治兼法治的王道论，这就是荀子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李记芬《荀子“人”概念的心理分析——“思哀”的美德》指出：当代伦理学家对于儒家思哀思想的态度不一。有人悲观地认为事死观念本身会是对人自身的一种疏离，而有人则认为对死者的哀悼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认同。本文在重新梳理孔荀思想基础上，联系当代关爱伦理学观点，进一步指出应该将思哀/思慕本身作为一种关爱的美德。思慕本身不仅是对父母的一种自然情感，也是一种积极的伦理情感。这一积极德性不仅有内在的心理依据，而且在践行中也取决于与之相关的亲疏关系。将思哀作为一种关爱德性的观点有其时代意义，对于当代伦理学的发展方向将会提供有益的思考。

张丽丽《荀子平民圣王理想及其对孔子的超越》指出：儒家哲学研究范围虽广，但其最高的理想可以用“内圣外王”来概括。但是，程颐认为“圣人之道，至卿不传”，本文拟从仁学思想、教化思想和忠恕之道三个方面来阐述荀子对孔子圣人观的承继；从“圣人吾不得见”与“涂之人”皆可成圣的对比、“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对比及“生而知之”与“学而成之”的对比中阐述荀子对孔子圣人观的发展；从圣能为王、圣由外铄和圣以致用来阐发荀子对孔子圣人观的超越。进而揭示荀子“平民圣王”的理想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邹晓东《礼教的信念机制：〈荀子·礼论〉生存分析》是从宗教维度研究《荀子·礼论》的论文。邹晓东认为《荀子·礼论》以一种“信念机制”回应“学礼”究竟“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邹晓东认为“礼有三本”说带有明显的宗教性，在形式上充当着“情感—认定”与“认识—理解”的中介；邹晓东又说“三本”的宗教性名存实亡，最终沦为现成权势与学者自信感的附丽，自相矛盾。关于《荀子·礼论》有无宗教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韩星《荀子：以仁为基础的礼义构建》探讨了仁在荀子思想中的地位。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说：“孟子多言仁，少言礼。”又说：“荀子多言礼，少言仁。”梁涛《儒家道统说新探》指出儒家仁学与礼学不是得到统一而是进一步分化。韩星认为儒家都以“仁”为基础构建思想体系，荀子也不例外。韩星此论等于翻案文章，孟子与荀子的主要区别看不到了。《劝学》、《荣辱》言仁义，《劝学》、《荣辱》均为荀子晚年之作品。《儒效》、《王制》亦言仁义，《儒效》、《王制》虽然是荀子中年之作品，但是时间偏后，已经具有晚年的思想因素。所以，韩星对于荀子言仁义的作品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

陈光连《荀子思想之几个核心概念探析——与黑格尔道德哲学之比较》将荀子之“化性起伪”、“从义不从父”、“夫妇之别”、“义”、“分则和，和则一”与黑格尔道德哲学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荀子与黑格尔的思想在伦理精神现象发展的序阶方面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遥契融合。”

苟东锋《荀子名学的再审视》指出：其一，荀子并非只关注“名”的理论旨趣；其二，荀子所说的“名”并不等价于“概念”。

韩德民《“正名”：荀子对孔孟社会分工观念的继承和发展》认为荀子继承孟子，并且发展了孟子，角度比较新颖。

四、关于孟子荀子对比研究有论文两篇

杨海文《汤武放伐与王霸之辨——〈荀子·议兵〉的孟荀相似度问题》指出：孟荀思想关系包括相似度、相异度两个面相。传统的孟荀比较研究局限于相异度一面，相似度一面极少被关注。事实上，孟、荀同属先秦儒家，他们在理解并阐释大事件、大观念上的相似度有可能大于相异度。以《荀子·议兵》为例，孟荀相似度在汤武放伐的仁义论证明、王道高于霸道的价值定位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藉助若干个案研究，相似度一面有望成为孟荀比较研究以及孟学、荀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梁世和《下学何以上达？——孟荀整合刍议》指出：荀子所代表的儒家客观精神一面，长期被忽视和打压，虽然有其缺乏上达取向的原因，但他却是上达的重要基础。因此，孟荀思想的整合统一，才是儒家发展的方向。

五、关于《荀子》点校与训诂研究有论文两篇

王天海、宋汉瑞《王先谦〈荀子集解〉点校本标点勘误》清理中华书局1988年版《荀子集解》之沈啸寰、王星贤点校本的标点失误共120条，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一是断句不当，二是标点脱漏，三是标点误用，四是误标引语，五是专名号使用不当。

张新武《〈荀子〉训解新探》讨论了《荀子》书中一些词句的训诂问题，认为《劝学篇》“虽有槁暴”翻译成现代汉语应该是“即使再把它拿到火上去烤揉，再拿去暴晒”；《解蔽篇》“失正求”之“求”，义当为“权衡”；《劝学篇》“神之听之”之“神”，义为“尽善挟治”，此“神”与下文“神莫大於化道”之“神”，应该义同。纠正了几条误说，如《荣辱篇》“沟壑中瘠者”之“瘠”，义为瘠瘦，并非通“胔”；《非相篇》“古今一度也”之“度”非衍文；《解蔽篇》“广焉能弃之”之“能”当读如字等。对一些言而未尽，或言过简略的说法，则做了补充论述。

六、关于荀子研究回顾的论文有六篇

李哲贤《论大陆学界荀子名学本质之研究及其反思》指出：在先秦时期，除了名家和墨家之外，在名学研究方面，其成就最大的当属荀子。荀子对于先秦名学之主要贡献是进一步批判和发展名家和墨辩之名学，使儒家之名学更加严谨。然而，历来有关荀子之研究多着眼于其心、性、天、礼等之探讨，而疏于抉发其名学之义蕴。直到近年来，由于大陆学界积极挖掘中国古代之逻辑思想，以免西方逻辑专美于前，于是有关中国逻辑史或逻辑思想之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此等有关中国逻辑论著之研究对象主要为先秦时期讨论名实辩说之篇章，尤其是公孙龙、墨辩和荀子名学之研究。此外，由于一些国外学者之参与，使得中国古代逻辑之研究，尤其是关于荀子名学之研究，如今已成一较为普遍之现象。目前对于荀子名学本质之探讨，其中最重要之问题是荀子之名学是否即等同于西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所创之传统逻辑(traditional logic)或形式逻辑(formal logic)。虽然，大陆学界大多主张荀子之名学即等同于西方之逻辑，然而，学者皆未予以明确之说明或证明。因此，有关荀子名学本质之看法，实有待厘清，否则，将影响吾人对荀子名学之确切理解与把握。文章对此一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未来可能之研究发展方向。

佐藤将之《二十世纪〈荀子〉研究综述：由国际视野的比较回顾》试图由国际视野和比较方法来评述二十世纪之《荀子》研究，但是其重点还是在于介绍明治维新前后至二十世纪末日本《荀子》研究的主要脉络和特色。佐藤将之的文章由以下四个步骤来进行讨论：(一)首先从三种途径整理《荀子》思想研究的主要方法；(二)以此为切入点，大致评述整个二十世纪《荀子》研究之主要见解的长处与短处；(三)回顾日本《荀子》研究之早期(约1880-1920)历史；(四) 点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三个视角。

周炽成《新的正统：“唯物主义”视野下的荀子》在回顾1949年以前历史上的孟子、荀子正统地位变化情况之后，重点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荀子以“唯物主义者”成为新的正统，荀学可与西学相比的内容多于孟学是重要原因。但是在台湾，对荀子就未有过这样的推崇。周炽成认为，孟子、荀子并无太多、太大之分歧，后学中之部分人逐渐制造和扩大了孟子、荀子之分歧。

田富美《清代荀子学研究评述》尝试对清代荀学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包括荀学的传统研究：清末民初的排荀、尊荀、荀学与西学的关系探讨等成果，以及清儒对《荀子》书校释及评议。除此传统研究之外，还评述了当前兴起的、以新的视野和更加缜密的思维来审视清代荀学的内涵及外在的实践、考察荀子思想与清代义理学的内在联系等相关的研究，使清代荀学有更进一步的拓深。

郝晏荣、周振国《荀子经济思想的研究回顾与展望》对于荀子的经济思想研究做了回顾与展望。

曾暐杰《正统与歧出之间──荀韩关系研究的开展、回顾与评析》指出：荀韩关系的问题，基本上是唐宋以来，尊孟抑荀的思维下所产生的一个议题。唐宋以来以孟学为尊，便将荀子与法家韩非做连系，言其性恶与韩非同，以此说明其作为儒家的歧出。而当代荀韩关系议题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也大抵承继了这样“述其同”的模式；其后，随着荀子思想与地位的抬升，学者转而以“求其异”为核心作为荀韩关系的论述。另外，更有强调荀子独立价值者，则进一步透过“断舍离”荀子与韩非的关系，企图以更客观的角度探析荀子的思想。

郑宰相《日本的荀子名学研究评述》以日本的荀子名学研究起于明治维新之后，将日本的荀子名学研究分为明治时期至1945年、1945年至1960年代、1970年代至1980年代、1990年代以后四个时期分别加以评述。

七、评论Robert Eno的书《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的论文有一篇

丁安祺《评Eno规范性的天的诠释》评论Robert Eno在《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一书中对于《荀子》书中“天”的概念的诠释。Robert Eno在其书中指出，荀子《天论》中所言的“天”也有规范性的方面；此规范性的天指定了人的行为，并且与天的目的论有关——与天地参，亦即是指人以达到与天等同为最终的目的。此文旨在探讨Eno所言规范性的天一义，并指出这个意义的天是不必要的，即荀子所言的天并没有蕴含任何人必须要追求的道德价值；再者，“与天地参”是指人透过了解天的运作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去管治万物，从而使人与万物都可以丰盛地生存。

八、关于荀子与清华简有论文一篇

吕庙军《清华简与〈荀子〉比读研究五题》通过清华简与《荀子》在傅说之状、生活哲理、召与招字义、“中”的传承、日不足惟宿不详等方面的比读，发现清华简某些篇什与《荀子》在语言特征、思想观念、文本传承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可比性、关联性。吕庙军认为清华简与《荀子》互读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某些历史、学术问题的新认识，也有助于了解两种文本著作时代的早晚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流情况。吕庙军认为《荀子》可以作为清华简释读与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九、用“统类”思维研究荀子思想的论文有一篇

杨秀宫《荀子倡议“不求知天”的意义与价值——转向“统类”思维的研究》指出荀子“不求知天”并不等同于对“天”的存在做出全然的否定，荀子没有取消“天”与“人”的联结。荀子一方面从人生而有的情性为基础，论说天职、天功、天情、天官、天君、天养、天政等，另一方面从“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来揭示“知天”的真正涵义。从先秦诸子对于天的众说纷纭，以及孔子的罕言“天道”，可以理解“知天”或许是一种对“天”画限后的结果。因此保留着“天”的浩瀚转而从“道”、“人之所道”的面向来建立学说体系。荀子“不求知天”转向人能“知道”，从讲究“礼义法度”，以及推崇“大儒知通统类”的诉求，代换了以“天道”为立论基础的理路。因此传统对于心性的论述，不足以理解荀子《天论》里“不求知天”的意义与价值。尝试从荀子学说里推崇“知通统类”的观点，厘析《天论》里“心”、“性”之名实约定，并洞察“不求知天”转向“统类”、“择一而壹”、“解蔽”的义涵。荀子“不求知天”并不是将“天”局限为“自然义的天”，而是选择一条“变化代兴”、“人能弘道”的理路。

十、关于孙卿与燕子哙关系的论文有一篇

杨德春《韩非所谓“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考论》指出：《韩非子·难三》之中韩非所谓“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是研究荀子的重要材料，学术界对于此问题争论不休，至今未有令人满意之结论。韩非所谓“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不可能是事实，即韩非所谓“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不是事实，而韩非所谓“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之真实性又无法否定，那么，韩非所谓“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只有如下之解释方能合情合理：韩非此处并非记燕王哙把君位禅让给子之时荀子已仕于燕国，而是评论燕王哙禅让之举不合荀子的理论。

十一、三篇英文论文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史大海(Aaron Stalnaker)的论文《Xunzi on Virtue Politics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Wise》指出：荀子之道似乎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滥用，就荀子之道在减小个人的自由而取而代之以追求全体的福祉而言，荀子之道具有确定的弱点和利害得失，但是这些缺陷比起作为政治理论的自由主义或大众民主或其它使社会有序化的理论的缺陷难分高下。作为道德理论或道德伦理的荀子之道与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托马斯·阿奎那和康德的道德理论或道德伦理一样值得引起当代的注意。

吴荣桂(Michael D.K.Ing)的论文《Xunzi on the Vulnerabilities of the Self》指出：荀子所谓的自我修养(修身)是基于各种关系的；荀子所谓的君子“有终生之乐，无一日之忧”与“嗟我何人，独不遇时，当乱世”的哀叹和忧伤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亦即荀子所谓的修身是有局限性的。

司马黛兰(Deborah Sommer)的论文《Concepts of the Body in Mengzi and Xunzi》指出：孟子和荀子基本上以相同的方式使用身、体、躯，但是，荀子与庄子一样更加强调形，这个不同值得深入研究；孟子、荀子、庄子关于身体的观念与《论语》关于身体的观念几乎没有相同点或完全没有相同点也是清楚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