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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正义缺失与“三维伦理”矫正

时间:2024-08-31

黄晓燕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广州 510663)

环境正义缺失与“三维伦理”矫正

黄晓燕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广州 510663)

环境正义是环境伦理学的重要价值论关怀,其实质是环境利益和生态责任的公平分配与合理分担。有鉴于工业文明以来经济过程的反生态性、反人道性和不可持续性,在处理人际关系、代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都必须高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必然要求传统伦理学拓展研究视域,坚持“三维伦理”(利己、利他、利环境)规范,切实矫正环境正义缺失,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针对我国的现状,我国应在环境伦理意识培养、市场主体建设、政府决策民主科学、建立科学的生产方式、破除社会陋习、树立正确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观念方面进一步加强。

环境正义;“三维伦理”;人的全面发展

一、环境正义的缘起及其基本原则

在世界范围内,较早步入工业文明的西方社会,环境安全和生态意识也较早产生。“环境正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环境保护运动而提出的伦理命题和学术概念,它标志着西方社会环境伦理思潮的萌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R·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为契机,美国爆发了环境保护运动,1970年4月22日,2000万人举行环保大游行,这一天被定为地球日。然而,这场由白人中产阶级参与领导的环保运动,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要求提高美国社会的环境质量,并不特别关注有色人种所实际遭受的环境歧视和生态灾难。

美国的黑人、印地安人、亚洲人、南美人等有色人种,曾经长期在美国得不到与白人同等的社会地位,他们被迫承受着环境歧视和生态灾难,其居住社区成了化学工厂辟建地和危险废弃物填埋场。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北卡罗来那州沃伦县,这里的主要居民是非裔美国人和低收入的白人。1982年,在联合基督教会的支持下,该地居民举行游行示威,他们组成人墙,封锁了运送有毒垃圾的卡车通道,抗议在其居住区附近建造多氯联苯废弃物填埋场,多人遭到逮捕。这次抗议第一次把种族、贫困和工业废弃物的环境污染联系起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启发了国内穷人和有色人种的环保意识,被称为“沃伦抗议”[1],环境正义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1987年,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的一份题为“有毒废弃物与种族”的研究报告,把美国社会的环境正义问题推向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前沿。报告表明:美国境内的穷人和有色人种社区,长期成为有毒废弃物的处理场地。在国家环保局和州环保机构所确定的有毒废弃物填埋点中,40%集中在阿拉巴马州的埃默尔、路易斯安那州的苏格兰维尔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凯特勒麦市三个地区,而这三个地方都是穷人和有色人种的聚集区;同时,还有1500万非裔人口、800万西葡裔美国人生活在有毒废物填埋场社区。这份报告所揭示的种族歧视,暴露了环境政策制定者的种族偏见。[2]因此,有人把这种环境政策称为“环境种族主义”,它激起了有色人种的强烈愤怒。

继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民权环保运动之后,1987年出版了《必由之路:为环境正义而战》,该书首次使用了“环境正义”概念来称谓这场运动。1988年,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环境正义》一书,该书从环境法视角阐释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提出了环境领域的公平、效率和安全等问题。1990年,美国国家环保局设立了“环境公平工作组”,促使环境公平概念为公众普遍接受。

1991年10月27日,在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的资助下,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高峰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与会代表包括来自美国各地的基层环保组织和非裔、拉丁裔和亚裔及土著美国人,另有来自加拿大、中美、南美及波多黎各、马绍尔群岛的代表。他们聚集在一起,争取有色人种环境保护组织的自主性和发言权。经过三天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具体的“环境正义原则”,其内容大致包括:

(1)尊重地球与生态系统,永续利用资源。主张尊重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及所有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了人类和非人类生命体的利益而自觉防止和修复生态系的破坏,维系地球生态系的平衡和永续发展。

(2)尊重所有人的自主权和环境权,人类应该互相尊重,彼此平等。所有公共政策均应以全人类的互相尊重与彼此平等为基础,不允许在不同种族和地区实施任何环境歧视或环境差别政策。

(3)所有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环境方面均有其基本的自主权,所有工作者均有权享受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的权利。

(4)停止再生产并有效管制有毒物质。停止生产放射性物质、有害废弃物及其他有毒物质;所有生产、制造该类物质者必须以负责的态度考虑如何销毁或控制该类物质,如何消除由此而产生的废弃物对人类的危害;并呼吁全面反对核试验、核生产以及所有危害清洁空气、水源、土地及食物的有毒物质的生产和废弃物处理。

(5)实施合理的赔偿及救治制度。对于因环境正义缺失而蒙受伤害的受害者,政府及国际社会应给予合理而充分的赔偿及康复救治,使其所受之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并施之以心理救助。

(6)重建与自然和谐的城乡并重的社区文化。制定和实施城市及乡村的生态政策,净化并重建与自然和谐的城乡,尊重所有社区的纯洁而健康的文化,并协助所有的人拥有接近大自然和利用环境资源的均等机会。

(7)反对军事占领、镇压以及对土地、人类、文化或任何其他生命的开发破坏;反对跨国公司的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8)加强生态环境意识的全民教育。以文化多样性和永续发展原则为指导,对当代人和后代人加强环境正义与保护生态的全民教育。

(9)改善生存样态,降低资源耗费及减少废弃物。每个人均应具备和发挥生态良知,不断提升和改善生活方式,远离有害健康和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活陋习,选择环保、健康的生活方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更加珍惜地球的有限资源,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及废弃物,确保我们这一代及后世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总之,环境正义是把人的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有机统一起来的伦理原则。主体所享有的环境权利,包括个人环境权、社区环境权、国家环境权和人类环境权;具体说来,个人环境权利主要包括个人对于清洁的空气、水源、阳光和其他自然景观的享用权;社区环境权是指生活在一定社区的人们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国家环境权是指国家有均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人类环境权是指人类作为整体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与此同时,无论是个人、社区、国家和人类,都有自觉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人们“享用适宜环境”的含义,包括依法合理开发、创造、利用、享受、保护适宜的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广义的环境主体还应该包括非人类自然生命体,它们的环境权利同样需要受到尊重。尊重非人类生命体的环境需要,是人类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不可分割的有机内容。

针对贫穷的少数族群往往是生态环境灾难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一现实,环境正义原则主张少数民族及弱势群体有免于遭受环境迫害的自由,每个人、每个社会群体对于干净的空气、肥沃的土地、清洁的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均有平等的享用权利和保护义务,通过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资源的永续利用全面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坚持这些环境正义原则,将有助于推进国际环境公正、代内环境公正和代际环境公正。

二、当今环境正义缺失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

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物质需求、轻精神需求的畸形衰变,物质生活需求片面膨胀,精神生活需求被片面淡化,人的生态环境需求几乎被发展经济的狂热所吞噬。反生态的经济发展与科技滥用,促使工具理性日益销蚀价值理性,人生的文化意蕴、生态良知和环境权利受到普遍侵害,人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同步蔓延,从而导致了全球范围的经济价值遮蔽人文价值、物欲需要堵塞人的全面发展后路的环境正义缺失,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利益高端者掠夺环境资源,利益低端者蒙受环境灾难

工业文明以来的经济运行过程,交织着不同人群的能力差异和机会不均等的多种关系,其中的贫富悬殊、阶层分化、群体差异现象随处可见,有机会和有能力占有环境资源和其他生产资源的利益高端者,在增殖自己财富的同时,给利益低端者造成了日益严峻的环境灾难。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阶层差异的重要标志,就在于环境正义缺失。比如,城市改善环境往往以牺牲农村的环境资源为代价;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往往以污染转移的形式破坏后发地区的环境;利益高端者的环境享受以牺牲利益低端者的环境权利为代价。这类少数人破坏环境、多数人蒙受灾难的环境正义缺失,至今仍有继续蔓延的势头。国内有论者在论及我国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富裕中的贫困”问题时指出:“狭小的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缩小,土壤严重退化,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侵害,全国受污染的农田面积达1000多万公顷,严重退化的草场面积达1000多万公顷。”[3]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空气、水源、土壤却被污染了,于是,收入增加与生活质量下降相伴随。

(二)发达国家从生态种族主义走向生态殖民主义

发达国家从生态种族主义走向生态殖民主义,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致使发展中国家蒙受环境灾难。近代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发达国家普遍奉行“经济效益绝对优先原则”,一味追求“对自然的征服”,利用本国的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优势掠夺自然资源,其结果是富国愈富、穷国益穷。当今时代,许多国家和地区不计环境成本,实施“生态赤字”政策,透支自然资源,以环境效率践踏环境公平,引起了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严重后果,这就必然威胁未来人类的环境权益,致使人类作为一个动态整体的生存面临危机。

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对自然界的污染与掠夺所造成的巨大副作用,引起了难以缓解的利益反差和环境非正义。据有关研究披露,“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23%,耗能源75%,商业用燃料79%,原木耗量46%,消费板材78%,钢铁72%,排放二氧化碳75%,排放氟氯化碳90%。人均耗费能源是发展中国家的35倍~50倍。”其中,美国尤为突出。“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4.7%,耗石油量占40%(两亿人口,两亿部汽车),天然气36%,铝46%,锡25%,铜23%,铁22%。排放废气占世界总排放量的30%,固体废物占70%,每出生一人,比第三世界对环境污染大99倍。”[4]多年来,发达国家的污染企业向境外转移以及工业垃圾的输出,给众多后发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沉重的环境包袱。

(三)急功近利发展经济给动植物带来灭顶之灾

受“人类中心主义”片面价值观的支配,一切狭隘短视的经济发展活动都完全忽视非人类生命体的生存需要,人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向大自然进军”,必然导致环境破坏、大气污染、生态失衡、自然界的大批物种濒于灭绝、自然灾害频发的环境后果。

(四)前代人破坏环境,后代人蒙受灾难

当今人类社会生产效率的高低,始终受制于一个隐性的代内公平率的约束。即当代人如果能够公平地配置和利用环境资源,那么他们就会创造较多文明成果,有望得到较好发展。如果“环境资源最大承载力”略大于或等于当代人所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数量,那么,代际环境资源的配置就是近于公平的,不同世代的人就有望得到比较充分而合理的发展;如果当代人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能力和数量远远超过“环境资源最大承载力”,那么,代际环境资源的配置就有失公平,其后果或者是当代人得不到必要发展,或者后代人丧失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伦理道德本身是适应社会需要的历史发展过程。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期,需要‘三维伦理’与之相适应。如果片面强调和坚持传统功利性伦理,那就会冷漠和弱化市场伦理与环境伦理,从而难免导致缪尔达尔所说的‘软政权’现象。所谓‘软政权’现象,是指来自政治国家的制度、法律、规范、指令、条例等都只能是一种‘软约束’,都可以‘讨价还价’;……这就容易在伦理领域衍生出‘软道德’现象,即国家所倡导的一维伦理规范诸如大公无私、舍己救人、重义轻利等原则,虽然在形式上似乎完全覆盖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但很少有人去真心选择和潜心内化;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自利性或功利性伦理规范则会普遍缺失。”[5]198-199这样一来,市场经济也就很难摆脱“关系经济”的纠缠。在受“关系经济”干扰的市场领域做生意,市民不得不为每笔生意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找关系,不得不支付巨大的“租耗”成本去“打通关节”,而纯粹建立在信用、契约、合同基础之上的交易原则很难推行,这就必然降低市场效率甚至导致市场失灵。到头来,“软道德”现象不仅游离于市场规则,而且潜移默化地销蚀人的灵魂,从而难有环境正义可言。

三、“三维伦理”的生成与环境正义拯救

环境正义的实现体现着复杂的价值关系,文明人类要真正维护环境正义原则,就不仅要实现人际和谐、代际正义,而且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把环保动机与环保效果、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现实价值与历史价值、当代人的需要与后代人的需要同时兼顾、有机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单一所有制代之以混合所有制,一元同质社会结构代之以多元异质社会结构。于是,人们有机会面临多种价值选择的可能性:既可以在市场领域从事商业活动以谋求个人利益,又可以在非市场领域从事公益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且可以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施之以不同形式的保护,从而实现人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

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以需要“三维伦理”与之相适应,这是因为:其一,如果不言自利或利己原则,不给人们追求自利性价值的选择、创造和实现机会,就难以有效地激发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难以有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难以实现我国社会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向“个体独立性”阶段的历史跃迁。其二,如果完全脱离利他而只言利己、只顾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那么任何正常的市场经济和商业行为都难以规范运行。其三,假如不顾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而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则自然界必然会对人类实行报复,这样一来,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都将荡然无存,人与自然将同时面临生态灾难。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借助于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关系,每个人只有依赖他人的劳动才能够得到需要的满足,“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6]102。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高级社会阶段,利己、利他、利环境相统一的“三维伦理”,将成为人们自觉完善或“治理”自身的根本原则。这时,利己与利他的关系就是彼此内在的关系,“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7]7显然,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自觉为“三维伦理”主体的现实生成及其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一)走出单纯经济观念的误区,普遍提升全社会的生态环境意识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尖锐冲突的死结至今都尚未彻底破解,美国学者哈丁所提出的“公用地悲剧”依然到处上演,赌上环境代价脱贫、贪图眼前利益致富的经济发展模式急剧泛滥。有些地方经济的决策者绞尽脑汁地在环境问题上“打擦边球”,认为吃“环境饭”、揩“环境油”理所当然。所谓“有环境污染的地方,经济必然发达”[8]178的评价标准,至今仍然是一些实际决策者的不可动摇的信条。这就表明,走出“财富的积累与环境的恶化同步攀升”的怪圈,是促进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迫切要求。

(二)加强市场经济建设,促进市场主体生成

笔者曾就此问题做出过分析:“我们选择市场经济,不是首先具备了规范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和市场交易规则,然后再从事市场经济活动,而是市场经济来到了我们面前,迫使我们一边发展市场经济,一边进行市场经济主体素质和能力的‘补课’。”[9]规范的市场经济不仅要求经济上讲效益,而且要求政治上讲民主,道义上讲正义,文化上讲自由,诚以待人、利己利他、保护环境。

(三)进一步推进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进程

当今时代的称职政府,不仅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同时要对环境负责、对后代负责、对人类负责。这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决策和立法行政程序,都要严格遵从科学和民主原则,经受人民利益和环境伦理的检验。近几年来,我国陆续出台的“珍惜资源”、“节能减排”、“退耕还林”的相关政策,就是尊重民意的环保举措。然而,实际上尚存需要认真反思的现行政策,比如,由行政部门推行的火葬制度就是典型一例。国内有论者早就撰文指出:火葬焚烧尸体“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的良性循环,消耗大量的能源、燃料,将其燃烧变成CO2和SO2等有害气体,同时产生了很多的烟尘,造成了大气的污染”[10]。火葬又拉动了墓地经营,哄抬坟墓价位,损耗国土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变幻名目牟利的势头愈演愈烈,令百姓“活得没尊严”、“死得没尊严”。“树葬”是世界上被公认为最生态、最环保的殡葬方式。“树葬”也叫生态葬,采用可降解的环保棺材装殓死者遗体,深埋地下,地面不留坟墓,墓旁植树以作纪念,遗体进入自然界物质的良性循环,立体使用土地,绿化成林。这样不仅节约能源和保护土地资源,而且有利于环境保护。一些长期实行“树葬”的国家,都收到了明显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果。

(四)矫正粗放型重复生产,破除社会陋习

低层次的重复建设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成为我国当前经济领域的突出问题。重复性生产的直接消极后果是产品无销路,库存爆满,生产虚假过剩,一批批粗放型污染企业不得不纷纷倒闭。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生产污染和生活污染,给生态环境增添了沉重的包袱。我国的化肥、农药的生产、施用以及白色污染、化工产品的滥用,在发展生产、“于民方便”的外观下,加剧了生态环境污染破坏;中国约3.5亿烟民随处释放的二道烟,成为公共场所环境污染的一大祸患。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的决策部门积极认真应对。

(五)走出城市建设误区

现代城市建设存在诸多误区:外延式扩大地盘,忽视内在资源配置,是最突出的城建误区;人畜粪便的处理,江河湖海是城建的第二大误区;城市绿化的“远交近攻”:引进外地草树物种,灭除本地草木资源,是城建的第三个误区;有的城市实施“灯光工程”为植被照明,结果不仅增加了“光污染”和“温室效应”,而且干扰了植物的“暗反应”,搅乱了昆虫和鸟类的栖息地,是城建的第四个误区;个别城市采取“硬化河床”治理河流的办法,结果破坏了天然河床的“过滤”功能,引起严重的水质污染,是城建的第五个误区。[11]

遵循“三维伦理”规范,有利于维护环境正义,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必要的和谐、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为人们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创造性提供了活动平台;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为尊重人们的知情权、话语权和社会归属需求疏通了人文渠道;与之相应,“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12],在全面满足人的多样化需求的过程中,多重利益主体必将随之而相互过渡、相互融合与相互提升,片面的利益主体将代之以全面的利益主体,从而促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社会利益与自然利益彼此统一起来。

[1]侯文蕙.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运动[J].世界历史,2000,(6):12-20.

[2]文同爱.美国环境正义概念探析[J/OL].(2002-12-24)[2011-12-01].http://www.riel.whu.edu.cn/article.asp?id=25243.

[3]谭崇台.论快速增长与“丰裕中贫困”[J].新华文摘,2006,(6):31.

[4]秦益成.该怎样谈论“环境问题”[J].哲学研究,2001,(6):27-31.

[5]崔永和,等.走向后现代的环境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编辑室.焦点访谈:经济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9]崔永和,黄晓燕.集体主义的现代演进与马克思的原典回归[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31-35.

[10]王国进,窦德才.火葬未必是最佳的殡葬取向[J].社会,1997,(12):18.

[11]李皓.我国城市环境建设中的问题和出路[J].新华文摘,2001,(10):49.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3(1).

The Lost of Enviorment Rightness and Three-Dimension Ethics Remediation

HUANG Xiao-yan
(Department of Basic of Guangzhou Moder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stitute,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3,China)

The enviorment rightness roles as important value of caring in enviorment ethics,with the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and sharing of enviorment benefit and synusiologic duty as its substance.for the anti-ecology,anti-humanism and non-continuation of economic prossesion since the initialization of industral civiliza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must be cared seriously in dealing with interpersonal,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ernal relationship,which demands traditional ethics to enlarge its research range so that the notion of three-dimension(self-regard,altruism,and enviorment-regard)must be hold to remedy the lost of enviorment rightness and boost the civilization of society as well as the free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For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the country should cultivate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players,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of democracy and science,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mode of production,get rid of the social bad habits,and establish the correct cit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environmental justice;three-dimension ethics;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X22

A

1672-0539(2012)03-0024-06

2011-10-14

黄晓燕(1979-),女,湖南郴州人,硕士研究生,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教师。

刘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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