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杨文超
(徐州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前瞻性研究
杨文超
(徐州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面对2012年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中央经济工作的会议公告透露出十分重要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将出现重大转折的新信息。这种转型将表现在摆脱“货币依赖症”、改变以往唯GDP是从的指导原则、调整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或虚拟经济的关系、减弱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等几个方面。
货币;经济政策;金融市场
从经济政策的视角,来看刚刚结束的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论是强调经济增长的“稳中求进”,还是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表述的没有改变,以及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的深化与细化等,都强调了一个“稳”字。不过,在笔者看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的会议公告却透露出十分重要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将出现重大转折的新信息,而2012年也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可能出现重大转型的一年。这种转型将表现为几个方面,本文将就此作一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已养成了对银行信贷资金的过度依赖,增长靠投资,投资靠信贷,成了基本的增长模式。例如,20世纪80年代至今,各级政府成立的各种信托公司或投资公司,都是为了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用于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历史上,中央对地方政府融资问题已经进行了多次清理和整顿。但地方政府是错了就改,改了再犯。这说明,错不在地方政府,错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地方政府不断犯错误,每年占投资总量25%~30%的基础设施怎么能完成?国人又如何能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享受着媲美发达国家的先进基础设施?问题总是两面的,过量的货币投放如同血液为中国经济输送着过量的营养,同时也积累了问题。
首先,货币总量与实体经济总量关系扭曲了。我国的银行资产总量已超过一百万亿元,过去10年中增长了七到八倍,差不多是GDP的两倍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第一。相比美国银行资产尚只有GDP的80%左右,我们的银行太发达了。另外,我们的M2总量是GDP的1.8倍左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位居第一。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两者的倍数将继续拉大[1]。
其次,尽管我们每年新增的信贷总量远超新增名义GDP总量,但实体经济仍然觉得缺钱。目前,我们每年新增名义GDP四到五万亿元,新增实际GDP不到四万亿元,但新增商业银行信贷七到八万亿元,大家仍然觉得货币投放过小,社会资金面过紧。今年又出现了利率上升、高利贷泛滥及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等状况,这是由长期过量投放养成的。即使未来三到五年我们每年都以七到八万亿元的速度来投放,货币存量和GDP的倍数仍将继续拉大。
从2003年起,中国经济政策一直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混为一谈,以为只有GDP上去了,个人纸上财富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就快速增长了。而这种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各种信用过度扩张的基础上。可以说,近十年,中国经济的“货币依赖症”十分严重。在1998年~2002年,银行信贷增长的速度年均为1万亿元左右,而到当前信贷增长速度则达到年均近8万亿元,后者是前者的8倍,但实际上2010年GDP增长只是2002年GDP增长的近四倍。
近十年来,中国货币总量与实体经济总量关系出现严重的扭曲。比如,十年来国内银行资产总量达到110万亿元以上,其增加近8倍,也是当年GDP的2.5倍以上,这样的占比也是世界绝无仅有的。而美国的银行资产总量则不足GDP的1倍,其他成熟市场国家更是如此。还有,我们每年信贷增长远远大于实体经济需求。比如近些年来,我们每年新增名义GDP为5万亿元左右,新增实际GDP为4万亿元,但近3年的信贷增长年均超过8万亿元以上,如果加上银行表外业务及外汇占款,其信用增长占比更是惊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还认为信贷十分紧缩,市场流动性不够,中小企业及农业等实体经济无法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其实,问题核心并非是信用增长慢,市场流动性少,而在政府政策对实体经济发展及虚拟经济发展没有严格界定的基础上,大量的钱流向各种资产,并用这些钱吹大了GDP,同时也推高不同资产的价格,吹大了房地产。在这种态势下,尽管中国面临着2012年经济下行的风险,政府并没有主张改变当前的货币政策,让信贷增长又过度扩张。可以说,2012年的货币政策,只是会在2011年的基础上表现更为中性,表现为用如此有限的信用扩张来发展实体经济。比如保证国家已经批准开工的在建水利、铁路、重大装备等资金需求,而不会来救助过去总是左右政府政策的房地产业。也就是说,2012年中国货币政策的中性主要是流向实体经济而不是再来推高资产及GDP业绩。
2011年2月14日,日本内阁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2010年度日本名义GDP总值为54742亿美元,这一数字较中国同期少4044亿美元。几乎所有的国际媒体均在数据发布后迅速发声:持续数十年日本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历史已被终结,新兴的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早在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清楚,高速发展的中国超过经济逐步萎缩的日本,仅仅是时间问题。然而由于中日特殊的历史关系与现状,这仍然引发了巨大的波澜。甚至有人撰文考据称,历史上中国的GDP曾经三超日本,分别是直至清末漫长的封建社会、二战刚刚结束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
事实上,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来自1953年联合国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及其附表”,它是这一体系的核心指标。在经过1968年与1993年的两次修订之后,SNA系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最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被称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的萨缪尔森对GDP赞誉有加:“虽然GDP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连曾长期执掌美联储的格林斯潘也说,是GDP“把秩序带给了本来是混乱的世界”。
然而从GDP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似乎难以取代的尊崇地位的争议就从未停止,20世纪另外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早就警告世人,应远离对GDP的迷信。“GDP是充满穷人的富裕”,在来到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斯蒂格利茨如是说。
可以说,弱化对GDP的是从,已经是十七大报告就提出的观念。当时的观念是,国家GDP增长是重要,但GDP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何让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福利提高。因此,考核政府业绩的主要指标并非仅是GDP,更重要的是保障与改善民生。不过,尽管这些观念开始在一些政策中初露端倪,但是当面临着经济环境突发事件出现时,刚刚注意到民生的政策就被新的经济环境变化所终止。2008年下半年,尽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但是中国却在经济环境没有出现重大逆转的情况下,所有的经济政策又走向了唯GDP是从的老路。可以说,2008年下半年国内经济政策突然逆转给整个国内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后遗症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无法修复的。
但是,在今年下半年,尽管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更大,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不小,对政府的各种压力蜂拥而来,但是这次政府并没有走向2008年的老路,而是更为审时度势,弱化了对GDP是从的追求。从公告的经济政策走向来看,面对当前恶劣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政府宁可把所追求业绩的GDP降下来,也不轻易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可以说,从当前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已经完全透露出政府正在弱化完全追求GDP业绩的政策倾向。这将是2012年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型一个重点。
这是2012年中国经济政策重大转向,它也将是国内未来经济政策核心。如公告所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可以说,该段话尽管字数不多,但其中包括了重要的政策内容。也就是说,公告所强调的发展实体经济的基础性,不仅决定了2012年经济政策根本性转向,而且也决定了未来国内产业结构大转变,决定了未来中国金融资源如何分配及个人如何增长。
近50年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虚拟经济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是,在金融创新中,金融衍生产品快速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主要功能在于,分散和防范金融风险,并通过促进资金流动(包括国际流动)来促进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80年代中期,随着“广场协议”的签署,日元大幅度升值(日元与美元的比价从240∶1急速升至140∶1),由此导致了我国的日元外债在价值上的严重损失(一些使用日元外债的企业,迄今难以“翻身”),如果我们在借入外债中能够及时地运用外汇期货中的某些运作手段(如套期保值),则不致发生这类损失。在国际社会中,运用金融衍生产品来防范金融风险的例子,不胜枚举。毫无疑问,正如世间其他事物,金融衍生产品也有其负作用,但这些负作用,是可通过严格金融法治、加强金融监管等予以控制和防范的[2]。
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首先受害的是金融体系,也就是“虚拟经济”遭受严重打击,银行破产、证券市场低迷,等等。由于现代经济金融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很强,金融素有国民经济的血脉之称,所以血脉一旦出现重大病情,实体经济就会遭受重创。没有了实体经济作为依托和基础,虚拟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由于政策的误导,早几年整个社会对金融的理解就是资本运作、就是“一夜暴富”、就是金融来造就GDP业绩等。可以看出,这种金融性操弄或资本动作不仅表现在房地产业及股市,而且也向国内地方政府逐渐蔓延。比如说,国内各个地方城市都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不同地区、不同范围的金融中心,都希望用不同方式把自己打造成金融强省或金融强市。在这种观念下,不少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把这种金融性操弄玩到极致,而今年不少地方的高利贷盛行无不是与当地政府的推波助澜有关。因此,公告强调的发展实体的基础性清楚地向市场表明,加速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是必然趋势,但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只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反之,不是为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发展及忽视实体的经济发展。而这种观念的改变,将影响未来中国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出台。
基于宽松土地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支持,房地产业的囤积行动是开发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其自身风险和其所能转嫁的风险相比,是小之又小的。此前,当经济趋于下行时,各地政府迅速废除了土地开发期限规定,同时原本就十分宽松的土地出让金(招拍挂)交纳制度,也大开洞口。加上地产金融的配合,让任何其他行业都不得不遵守的“存货到期要清出”、“回笼资金再投资”的规律,在房地产业失效。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存货的资产占比(土地囤积和楼房囤积)恐怕是各行业最高的。
这时,远远没有交易量呼应的楼市报价,仍能“被支撑”很久,建房资金回笼的压力、土地投资资金回笼的压力,在这个行业如今再次“形同虚设”。我们毫不怀疑,在这种不符合生产规律的现象下,隐藏的各种风险非常难于及时发现,此时若再延续宽松的风险控制政策和集中资源的垄断性扶持政策,对下一步宏观经济运行是非常不利的[3]。
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去房地产化”,一是表现为政府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坚定性及降低房价目标的明确性。可以说,这两者融为一体,其目标就是要让国内房地产房价水平回归到合理;二是表现为政府将出台一系列政策去除房地产赚钱效应,让整个住房市场的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三是表现调整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性。
总之,在货币投放持续加大的刺激下,次贷危机后三年的世界经济整体呈现出弱复苏态势。无论美国、欧洲还是新兴国家,都各自存在着诸多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经济难题。世界经济新格局已初露端倪,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深度博弈时代已经来临。多种动向表明,中美博弈正不断走向全面化。中国虽最先摆脱危机困扰,而且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多年积累的内部问题较多,急需正视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未来战略方向也需要更加清晰。
[1]陈凤英.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及其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09,(04):2-5.
[2]李翀.加快推进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选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03):7-15.
[3]梁恩.房地产业与泡沫经济[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3):117.
A Prospective Stud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2012
YANG Wen-chao
(School of Management,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Xuzhou Jiangsu 221008,China)
Facing many uncertainties in 2012,conference announcement of central economic work revealed tha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would experience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According to the article,this transition will be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get rid of currency addiction;change GDP standard guiding principles;adjus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 economy and virtual economy;weaken dependence of economy on real estate.
currency;economic policy;financial market
F123.2
A
1672-0539(2012)03-0036-04
2012-01-04
杨文超(1971-),男,江苏淮安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金融与财务。
刘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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