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张积家,王 娟,邓碧琳,肖二平
(1.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2.杭州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杭州 310036)
摩梭家庭的亲密度与适应性研究
张积家1,王 娟1,邓碧琳1,肖二平2
(1.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2.杭州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杭州 310036)
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考察540名摩梭高中生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状况。结果表明:摩梭家庭的亲密度显著高于常模,适应性显著低于常模;多数摩梭家庭属于中间型;云南和四川的摩梭家庭在亲密度和适应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云南摩梭家庭的亲密度及适应性显著高于四川摩梭家庭。摩梭母系制及现代文化的冲击促使摩梭家庭出现了高亲密度、低适应性的特征,同时造成了地区之间的差异。
摩梭人;母系家庭;亲密度;适应性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体成长和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功能是衡量家庭系统运行状况的重要标志,也是影响家庭成员身心发展的深层变量之一[1]。Olson提出的环状模式(circumplex model)理论认为,家庭功能是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联系、家庭规则、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的有效性,包括亲密度(cohesion)、适应性(adaptability)和沟通(communication)三个维度。亲密度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适应性是指家庭为了应付外在环境压力或婚姻、家庭的发展需要而改变其权力结构、角色分配或家庭规则的能力;沟通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它对家庭的亲密度和适应性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家庭功能研究通常以亲密度和适应性为主[2]。影响家庭功能的因素众多,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关系、发展阶段、生活事件等因素都影响家庭功能的发挥[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家庭运作模式。在人类历史上,人类家庭和婚姻的发展出现过血缘婚、群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四种婚姻形式[4]。家庭功能的发挥是否会受到家庭和婚姻模式影响?对于这一问题,前人研究中还较少涉及。
摩梭人居住在云南省宁蒗县和四川省盐源县交界处的泸沽湖畔,以泸沽湖为中心,分布于四川和云南两地。居住在四川境内的摩梭人成为蒙古族的一个分支,居住在云南的摩梭人成为纳西族的一个分支[5]。摩梭人具有稳固的母系大家庭和特殊的婚姻模式,被国内外学者称为“地球上最后的女儿国”、人类历史的“活化石”。“阿注”婚姻以走婚为载体,男子夜晚到女子家中访宿,第二天清晨又返回自己家中从事生产劳动,偶居的双方不组织共同家庭。这种“暮合晨分”的阿注关系的缔结,以母系血统近亲不婚的原则为界限,不受年龄、金钱、辈分、等级以及民族等条件限制[6]。同这种婚姻形态相联系,在摩梭人中普遍存在一种母系家庭形式。每个家庭都由一个始祖母及其姐妹的后裔组成,每一代人都是家庭中上一代女性成员的子女,男性成员的子女则属于其“阿注”的母系家庭。在摩梭家庭中,兄弟不内娶,姐妹不外嫁,配偶双方各居母家,诸姐妹所生子女及其兄弟姐妹、外祖母等母系家庭成员共同生活,血统按母系来计算,财产按母系来继承。亲族既是一个血缘集团,又是一个生产、生活单位,每家约有十余口人,个别家庭多达二、三十人。近50年以来,摩梭人的家庭发展及婚姻模式经历了重要变化:20世纪60年代普遍实行属于对偶婚的母系阿注婚姻;80年代出现了少量的专偶制婚姻家庭;目前则形成了以母系家庭为主,存在少量的父系家庭与双系家庭的格局[7]。摩梭家庭的母系性以及所受到的外界冲击使得摩梭人的家庭功能呈现出独特性。本研究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来考察摩梭人的家庭功能,目的是反映摩梭家庭的现状,丰富家族功能研究,充实摩梭文化研究,为有效地保护摩梭文化提供参考。
采用整群随机取样法选取云南省宁蒗县和四川省盐源县的450名摩梭高中学生,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02份,有效回收率为89.3%。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7.25±1.6岁。云南地区回收有效问卷264份,男生130份,女生134份;四川地区回收有效问卷138份,男生65份,女生73份。
采用Olson等人编制的、由邹定辉、周远东、费立鹏修订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Ⅱ-CV)来测评。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包括2个分量表,共有30个项目,主要评价亲密度和适应性两方面的家庭功能。要求被试者对自己家庭现状的实际感受进行评价,从“不是”到“总是”在5点等级上评定,量表的信度为0.85[8]。
采用集体测试方式,由调查者统一发放问卷,说明指导语及注意事项。被试作答完毕后统一收回,数据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分析。
将摩梭家庭的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常模比,结果见表1。常模的数据取自于汉族群体。
表1 摩梭家庭的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常模比较表
由表1可见,摩梭家庭的亲密度显著高于常模,p<0.001,表明摩梭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良好,关系亲密;摩梭家庭的适应性显著低于常模,p<0.001,表明摩梭家庭在遇到问题时的应变能力较弱。这说明,摩梭家庭的亲密度和适应性显著不同于汉族家庭,摩梭母系制是促使差异产生的主要因素。
根据FACESⅡ-CV量表的分类法,将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各分为4种类型。亲密度水平由低到高依次为松散的、自由的、亲密的和缠结的;适应性水平由低到高依次为无规律的、灵活的、有规律的和僵硬的。4种亲密度水平和4种适应性水平组合,形成16种家庭类型。当两个维度得分都属于极端水平时,此类家庭就属于极端型家庭;当两个维度得分属于中间水平时,此类家庭就属于平衡型家庭;其余组合即属于中间型家庭。按上述标准,将研究中各被试的得分归入相应水平,最后得出16种家庭类型[9]。摩梭人家庭类型分布状况见表2。
由表2可见,超过半数(58.54%)的摩梭家庭属于中间型,这说明在摩梭家庭中,超过半数的摩梭家庭在亲密度或适应性上有1个方面处于极端水平。20.27%的摩梭家庭属于平衡型,说明约有1/5的家庭在成员关系上自由亲密,在处理问题上灵活、有规律,是健康的家庭模式。21.18%的摩梭家庭属于极端型家庭,说明约有1/5的摩梭家庭成员关系缠结,处理问题没有规律,或者关系松散,处理问题僵硬。
在机械电气设备电压诊断故障发生后,如果煤油自接断电或出现停机问题,需对设备中电流及电压参数进行及时检测。同时,在机械电气设备电压诊断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应熟悉机械电气设备中每天一条线路,依据线路中电压具体情况对机械电气设备输电问题进行判断,从而准确找寻出机械电气设备故障发生区域[2]。同时,在使用电压诊断法的过程中,维修人员也需依据某一电流电压的检测结果,判断其是否处于额定标准范围之内。由于机械电气设备结构较为繁琐,零件种类及数量较多,为从根本上提升机械电气设备故障诊断效率,相关工作人员应对设备故障进行全面监测,降低因故障停机对生产经济效益造成的不利影响。
研究表明,摩梭男、女被试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评定上没有显著差异,p>0.05,说明摩梭家庭的男、女成员在对家庭亲密关系和适应能力的判断上趋于一致,评定结果参见表3。
表2 摩梭家庭的类型分布
表3 男、女摩梭被试对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评定比较
研究表明,云南、四川的摩梭家庭在亲密度和适应性上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p<0.01。云南的摩梭家庭在亲密度上显著高于四川的摩梭家庭,p<0.001,差异分析结果见表4;云南的摩梭家庭在适应性上显著高于四川的摩梭家庭,p<0.01。这表明,云南的摩梭家庭在家庭成员的亲密程度和感情关系上好于四川的摩梭家庭,云南的摩梭家庭在遇到问题时的应变能力显著好于四川的摩梭家庭。
表4 摩梭家庭的亲密度与适应性的地域差异
摩梭家庭具有较高的亲密度,显示了摩梭家庭成员之间亲密的情感关系。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认为,社会关系就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引发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圈子的大小会因为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自我是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0]。亲密度是指对方在“差序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亲密度是指家庭成员之间或亲属之间的亲密程度。通过亲属词概念结构的语义空间,可以看出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性质和联系的紧密程度。肖二平、张积家、王娟和林娜考察了摩梭人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并与汉族人亲属词的概念结构比较。结果表明,摩梭人与汉族人的亲属词的语义空间中均出现了“亲属的亲密程度”的维度,但是,除此之外,汉族人还具有“姻亲/非姻亲”的维度,摩梭人还具有“辈分大小”的维度。汉族人和摩梭人的亲属词分类共享“亲属的亲密程度”的维度,表明亲属的亲密程度是维系汉族人和摩梭人亲属关系的重要标准[11]。张积家和陈俊发现,亲属的亲密程度反映了亲属之间的血统关系和感情联系[12]。从血统的角度看,亲属的亲密程度取决于亲属关系层数,亲属关系层数反映了亲缘关系系数[13]。亲缘关系系数是指具有共同祖先的两个个体中基因相似的比例。个体之间的基因越相似,人就越容易做出利他行为,因而也就越亲密。亲属的亲密程度还反映了亲属之间的社会交往频率的差异[14]。血缘在摩梭人和汉族人的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亲属的亲密程度”凸显的主要原因。这与多项研究的结论一致。Li比较了加拿大人和中国人对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和朋友的亲密程度的差异,发现与加拿大人相比,中国人与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关系更为亲密,而加拿大人和中国人与朋友的亲密程度则没有显著的差异[15]。张洪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外显的亲密度上,血缘关系高于浪漫关系,浪漫关系又高于友谊关系[16]。汉族人和摩梭人对于血缘关系都极为重视。但是,本研究表明,与汉族人相比,摩梭人的家庭亲密度显著地高于汉族人。这显然与摩梭人的母系制家庭有着必然的联系。摩梭家庭世代以母系为基础,母传女,女再传女,如果遇到下一代没有女性的情况,则从其他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下一代中选取一位女性来继承,由此形成了一个延续性很强的母系家庭形式。由此可见,在摩梭人的亲属关系中,血缘关系是第一位的原则。Lévi-Straus认为,基本亲属关系服从于二元对立的原则:夫妻关系与兄弟姐妹关系对立,父子关系与舅甥关系对立。夫妻关系好,兄弟姐妹关系相对就差;父子关系亲密,舅甥关系就相对疏远;反之亦然。同样,如果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克制,夫妻关系则缺乏克制[17]。在摩梭家庭中,男不娶,女不嫁,配偶双方各居母家,男方除了在晚上去女方家走婚以外,平时不与女方及母系家庭的成员在一起生活。因此,“阿注”(夫妻)关系不亲密,兄弟姐妹关系亲密。父亲不与孩子一起生活,孩子常常得不到父亲的教诲,却无时不沐浴在舅舅的恩泽之下。因此,孩子亲舅舅而不亲父亲,舅甥关系好过父子关系[11]。
在父子关系亲密的社会里,世代相传以父系为基础。易法建的研究表明,父亲对于父系家庭中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等家庭功能的影响大于母亲,父亲的职业以及文化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家庭的亲密度及适应性[18]。虽然在汉族家庭中父系的血缘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汉族的家庭单位不仅有来自父系血缘的成员,还有来自隶属于其他父系血缘的母亲,而且母亲在个体的心理建构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朱滢从认知角度进行的研究表明,大学生被试对于人格形容词进行自我参照加工和母亲参照加工具有同样的记忆优势[19],自我参照加工和母亲参照加工对于中国被试者来说都是提取诱发遗忘的边界条件[20]。在汉族人的自我中,包含了母亲的成分。但是,从家庭的血缘来看,母亲属于其他父系血缘。因此,虽然血缘关系在父系家庭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与母系家庭相比,血缘的纯净度明显地高于父系家庭。因此,母系血缘家庭的亲密度显著高于父系家庭的亲密度,与前人研究中“血缘关系最为亲密”[16]的结论相一致。
除了血缘关系以外,感情联系或社会交往的频率也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在摩梭母系家庭中,“达布”(祖母)全权负责全家的生产计划、劳动分工、财产管理、生活安排及宗教祭祀。尽管如此,“达布”仍然没有特权,重大事情的决定都要经过家庭成员的共同商议[21]。因此,摩梭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较多,感情和亲密度也高。另外,摩梭人的生存环境(主要居住在农村)也是造成汉族人和摩梭人的家庭亲密度差异的原因。李斌等人认为,农村家庭的亲密度水平高于常模,这与农村村民的家庭活动固定及沟通机会多有关[22]。
摩梭家庭的适应性显著地低于常模,这可能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
1.现代文明的冲击导致摩梭家庭和婚姻的不平衡,从而促使其家庭适应性降低
在传统的摩梭家庭中,女性是当家人,即使由舅舅或母亲共同当家,经济管理也大多由阿咪(母亲)来负责。家屋所有成员的收入都交给阿咪管理。阿咪掌管经济财政的实权,绝不需要依赖男人[24]333。在生产生活中,摩梭妇女是生产劳动的生力军,工作量和工作时间比男人多出数倍。而在现代社会中,摩梭妇女却严重地受到社会体制的制约。在传统的摩梭家庭中,依靠“走婚”维系的“阿注”婚姻使“阿注”(夫妻)关系弱,兄弟姐妹关系强,父子关系弱,舅甥关系强,两对关系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在现代摩梭家庭中,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外出工作或务工的人多了,他们组成了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小家庭;旅游业的兴起,也使支撑母系制家庭的农耕经济地位下降,泸沽湖地区的摩梭家庭也出现了小型化。摩梭家庭的亲属关系出现了不平衡:“阿注”(夫妻)关系开始变强,兄弟姐妹关系却并不示弱;父子关系趋向亲密,但舅甥关系依然牢固。这种不平衡必将直接影响摩梭人的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稳定[11]。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摩梭人开始游走于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发展、宗教与情欲之间,摩梭人的新生代多处于多元身份的矛盾与挣扎之中[24]320。传统的摩梭家庭依然存在,新的家庭形式和关系还未完全定形,摩梭人的家庭和婚姻发展尚处于不明朗亦不稳定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对家庭权利结构、角色分配或家庭规则做出发展性改变的能力较差。由此,摩梭家庭的适应性必将低于汉族家庭。
2.摩梭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了家庭亲密度
李斌等人的研究表明,农村家庭的适应性水平低于常模,可能与农村的生活模式有关。农村村民的家庭生活节奏比城市市民缓慢,需要适应的变化较城市或其他地区的居民少,因此在面对家庭变动时显得不够灵活[20]。在本研究中,多数的摩梭高中生来自农村,家庭的经济来源单一,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这对于摩梭人的家庭适应性具有显著影响。摩梭人传统的生产方式包括农耕业、畜牧业、赶马运输业、渔业和家庭手工业。农耕业和畜牧业是摩梭人的主要产业[25]。商品经济社会改变了摩梭人依赖土地生存的状况,更多的摩梭人的主要经济收入依赖于旅游业[26],造成收入更加单一,家庭经济来源以及经济结构越发简单的现状,以致于适应性变得更差。在摩梭家庭成员中,中老年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甚至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这使得他们在家庭发生新变化时多选择使用老一辈的经验来解决问题,不能根据时代的发展采取合宜的处理措施,这也是摩梭家庭适应性偏低的原因之一。
3.摩梭人的家庭类型
Olson的环状模式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家庭实现基本功能的结果与其亲密度和适应性之间是一种曲线关系,亲密度和适应性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家庭功能的发挥,平衡型家庭比不平衡型家庭的功能发挥得更好;家庭沟通是一个促进因素,平衡型家庭比不平衡型家庭有着更好的沟通[27]。平衡型家庭是指适应良好的健康家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融洽,能够合理恰当地处理家庭中的突发事件;中间型家庭是指在一个维度上表现为中等程度,在另一个维度上表现为极端程度的家庭,即适应性或亲密度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极端型家庭是指家庭及其成员常常出现家庭内部以及适应不良等问题的家庭。在本研究中,摩梭家庭有58.54%属于中间型家庭,灵活——缠结的家庭和有规律——缠结的家庭居多,表明在现代摩梭人的眼中,摩梭家庭的亲密度偏高。已有研究表明,大部分父系家庭包括农村家庭均属于平衡型家庭[1,8,23,28]。而摩梭人家庭中只有20.27%属于平衡型家庭。这表明,在摩梭人中只有少数家庭的家庭功能能够正常发挥。导致摩梭人家庭功能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摩梭家庭和婚姻的不平衡。在16种家庭类型中,灵活——缠结家庭比例(23.27%)最大,显示出摩梭母系大家庭的特殊家庭结构,亲密度颇高但适应性相对较差。
4.摩梭人的家庭功能的性别与地区差异
不同性别的摩梭被试者对于家庭的亲密度与适应性的评定差异不显著,表明摩梭男女对于家庭的亲密度与适应性的感受一致。在摩梭大家庭中,兄弟、姐妹始终生活在一起,生男生女没有差异,摩梭人重女但并不轻男,这就使得男孩、女孩对家庭关系及家庭内部结构的心理感受一致。这与汉族男女初中生对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评价结果一致[28]。
摩梭家庭的亲密度与适应性评定出现了地域差异。虽然同为摩梭人,地理位置和生产、生活环境也无太大悬殊,但云南摩梭家庭的亲密度与适应性显著高于四川摩梭家庭。这显然与云南和四川两地的行政归属、现代文明对摩梭文化的冲击有着必然联系。随着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也随着泸沽湖地区的旅游价值凸显,摩梭人开始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泸沽湖地区成为了旅游胜地。旅游开发给泸沽湖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泸沽湖又名左所海,俗称亮海,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与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之间。湖面海拔约2690.75m,面积约48.45平方公里。泸沽湖分属于四川、云南两省管辖,东岸归四川省管辖,西岸归云南省管辖。由于交通条件不同,也由于两省在泸沽湖开发上的力度和政策不同,东、西两岸发展差距较大。四川片区的旅游发展相对滞后,云南片区发展成了著名的旅游景区。居住在云南片区的摩梭人由此走上了致富之路,生活在四川境内的摩梭人则相对贫穷[23]。根据Shek的研究,社会经济地位是家庭功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收入高的家庭的适应性高于经济收入低的家庭[29]。由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因素导致云南与四川的摩梭家庭的经济来源不同,致使四川摩梭家庭的亲密度与适应性低于云南摩梭家庭。
通过本文的系统研究,主要形成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摩梭家庭的亲密度显著地高于汉族家庭,适应性却显著地低于汉族家庭。
第二,摩梭家庭半数以上属中间型家庭,平衡型家庭和极端型家庭所占的比例相近。
第三,云南摩梭家庭的亲密度和适应性显著高于四川摩梭家庭,摩梭男女对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评定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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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Mosuo’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ZHANG Ji-jia1,WANG Juan1,DENG Bi-lin1,XIAO Er-ping2
(1.Center for Psychological Appli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2.Educational Science College,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0036,China)
FACESⅡ-CV was adopted to explore 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of 402 Mosuo’s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Han nation families,Mosuo’families showed high cohesion and poor adaptability.Moreover most families belonged to the middle type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Yunnan province and Sichun province,Yunnan Mosuo families’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were higher than Sichun Mosuo families.Mosuo’s matriarchy and impacts from modern culture made Mosuo families having the features of high cohesion and low adaptability.The shock from modern civilization lead to an imbalance between Mosuo family and marriage,also depressed family’s adaptability.
Mosuo people;matriarchy family;cohesion;adaptability
C955
A
1672-0539(2012)03-0060-06
2012-01-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摩梭人亲属关系的心理学研究”(10BSH044)研究成果
张积家(1955-),男,山东蓬莱人,教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
刘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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