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传播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马传谊，杜文平

（重庆邮电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重庆 400065；2．郑州大学 西亚斯国际学院，郑州 451150）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也在增加，并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今社会已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社会，即风险社会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信息时代，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和沟通主要依赖于大众传媒的风险传播，而传媒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也会造成风险的放大和弱化。而且，人们的媒介接触又可能会制造新的风险。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这必然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如果说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那么，正确认识和处理风险传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系，无疑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民族的理想和共识的关键。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一、风险传播的成因分析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世界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随着两极世界的消退，我们正在从一个敌对的世界向一个危机和风险的世界迈进。”［1］4他同时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风险社会，而这种风险“不是一国的，而是全球性的。”［1］4这基于“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的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2］的事实。尽管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被认为有近乎夸张的倾向，但是，经过切尔诺贝利核泄漏、“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SARS、利比亚动荡、日本地震导致的核泄漏以及最近的“盐荒”、“瘦肉精”等食品危机事件后，除非是有意回避，我们已不得不承认风险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风险不仅不是偶然的，而且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历史现象。马克思指出：“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76由此，风险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3］41－42人们创造出成果的同时，也被实践的副作用所困扰，这种副作用表现为各种不确定性的风险而存在着，这便是贝克所认为的对于“第二现代性”的挑战，而对于这些挑战做出反应，风险传播便成为前提和必然，这当然也是认知和应对风险的前提，从传播学角度而言，风险传播至少有以下必然性。

（一）风险传播是人们认知风险的渠道

风险传播就是大众传媒对风险的报道与评论，“是一个以公众感知为基础的、多元复杂的、信息互动与民主对话的过程。”［4］现代社会，仅仅通过感官已无法全面感知不断变化、发展的外部世界，人们不得不依靠大众传媒来加深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理解。大众传播是现代社会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我们用新媒介和新技术使自己放大和延伸。”［5］同样，在信息社会，人们对风险的认知有赖于大众传播对于风险的呈现。风险的不确定性、隐形性和复杂性，使得人们无法从生活中直接感知风险的存在，需要大众传媒对潜在风险的揭露和强调，这将潜在的、隐形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在媒介环境中呈现出来，甚至可能将风险放大。因此，传媒的风险传播提高了风险的社会能见度，风险传播自然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的风险认知、民主参与和社会风险沟通的主要渠道。

（二）对风险的传播报道是大众传媒的责任

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担负着风险的信息传播、培养公众风险认知、形成社会风险沟通和民主参与的责任。传媒对风险的真实、客观、公正传播，与其说是增强了风险的社会认知，不如说这是社会风险沟通、民主参与的前提和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依据现代社会责任理论，大众传播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因此，传媒除了要使其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符合真实性、正确性、客观性、公正性等标准外，还必须对社会和公众承担和履行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传媒对风险的传播报道不仅是公众知情权和新闻传播规律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是我们正确认识风险、积极应对风险、从而做出快速反应的前提。

（三）风险传播加深了社会风险

信息时代，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加深了人们的媒介接触，超国界的、超越社会制度、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与整合随之而来。而人们的媒介接触又增强了风险的新的不确定性、隐形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人们的媒介接触，不论是风险信息传播本身，还是其他的媒介消费都具有风险。“这些始料不及的风险和危险将不再是由工业社会的物质化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和危险，而是从信息领域、从生物技术领域、从通讯和软件领域产生出新的风险和危险。”［6］比如：媒介所展示的酒精、色情、暴力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人们的心理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甚至媒介的广告、消费的刺激都会产生新的风险；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不断地向人们呈现和建构着不确定性、隐形性、复杂性的社会风险，“因而，它们在知识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消减，并就此而言，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从而，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利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7］20而风险的放大与弱化本身就存在着风险，它必将会造成更大或者是新的风险，因此，如果说风险社会使风险传播成为必然，那么，风险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又将进一步巩固和加深社会风险。

二、风险传播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使风险社会成为世界性的风险社会。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对全球性风险社会的积极应对，但是，世界风险社会仍然以强大的破坏力影响和冲击着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风险传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一）风险传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效果的弱化

风险的不确定性、隐形性和复杂性使风险传播放大并可能制造风险，也就是说，风险传播在消除了不确定性的同时，又创造出新的不确定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资本和利润的驱使，传媒的风险传播往往会片面追求轰动效应和为了制造“卖点”，在风险传播过程中片面地甚至错误地放大风险。这在促进人们认知风险的同时，不仅强化了原有风险，而且又制造了新的社会风险。风险传播使风险充斥着传媒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并很快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在“拟态环境”中形成主导，从而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2010年的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从第一名跳楼者到第十四名跳楼者，与其说媒体对其进行了极高的关注和报道，不如说媒体对其进行了大肆渲染，大篇幅使用“第×跳”等极敏感的字眼，事件本身对于公众就极具有吸引力，甚至有网络媒体还关注“下一跳”何时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讲，媒体在跳楼事件中起到了一定的暗示和诱导，使风险进一步放大并在传播中迅速形成舆论主导。而北京电视台的“纸馅包子”事件引发的食品恐慌，也可以说是风险传播将风险放大到了极致。同样，在对SARS、三鹿奶粉事件、日本地震核泄漏事件的风险传播过程中，又引发了“醋荒”、“三聚氰胺恐慌”和“盐荒”等新的风险。而面对风险传播，“每一个利益集团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并通过这种方式去规避可能影响到他们利益的风险。”［7］31但是，这并没有规避风险；相反，却强化了风险，并导致更多的风险，增加了风险治理的成本。比如，日本地震核泄漏事件之初对核事故的沉默和隐瞒，最终导致风险扩大，以及人们对政府和机构的信任危机等一系列新的风险。这些风险弥漫在舆论氛围中，在激烈讨论中又得到强化，并直接作用于现实环境。

风险传播放大风险并制造风险，当新的风险开始孕育并发生作用时，又伴随着新的风险传播，如此循环，风险议题便占据着“拟态环境”。不论是风险传播放大风险，还是制造新的风险，都会吸引人们强烈关注，迅速形成舆情，并以爆炸的速度向外传播。这就使风险迅速成为社会舆论和人们高度关注的焦点，导致风险舆论扩大，甚至失语。一方面，在缺乏理性认识风险的情况下，这会造成社会恐慌；另一方面，不断反复的风险传播而形成的舆论话语“专制”和“垄断”，会进一步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际效果，从而造成人们思想、价值观的偏离，甚至价值追求的漠然与危机。

（二）风险传播削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教育，不仅需要使其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认识，更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使其外化为人们的实际行动，以此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认同和共识。而风险传播所导致的恐慌，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

首先，对风险的恐慌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风险本身具有不确定性，风险传播往往在消除原有的不确定性的同时，又会成为新的不确定性的源头。风险所充斥的“拟态环境”作用于现实，必然引发人们对现实风险的恐慌，而这种对现实风险的恐慌并不作用于引发恐慌的“拟态环境”，而是直接作用于现实环境。现实的恐慌一旦形成，就会以爆炸式的速度快速散播，形成强大合力，尤其是在网络社会的虚拟话语空间中，更容易产生强大的互动，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价值判断，进而使人们做出相应的失控行为。SARS危机时，人们疯狂抢购白醋，日本地震核泄漏事故引发的抢购食盐的风潮，都是由于对风险的恐慌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而导致的荒唐之举。在网络信息时代，这种恐慌如风险一样，也是全球性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的形成过程中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

其次，风险传播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更加迷茫。在风险传播环境下，风险的放大与反复传播必然导致恐慌的扩大，对风险的恐慌又会催生人们无限的风险想象，导致人们对风险本身以至社会现实产生了焦虑。人们在面对风险，尤其是在遭受风险伤害时，会感到无助，丧失信心。而当风险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说由于传媒或政府有意回避风险，导致风险舆论扩大，风险应急处理机制不健全导致风险失去控制时，人们会对传媒、政府或者制度机制失去信心，这必然又会导致公众对传媒、政府和机制的信任危机。这一连串的危机得不到及时解决，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使人们在面对风险伤害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更加迷茫。

（三）风险传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方式提出挑战

对风险的畏惧容易引起公众对风险的关注，因此风险传播更容易刺激人们的反应和引发人们的风险想象。在不确定性还未消除又引发新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以风险为舆论焦点的舆论场异常活跃，具有较强的盲目性和排他性，很难容纳相反意见。这对于长期以说教、“灌输”为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方式提出了挑战。

首先，风险传播环境下，“灌输”式甚至一味地渗透式的传播教育方式会引起人们的排斥和反感。风险传播引导着社会舆论的发展，舆论具有强大合力和排斥性，风险舆论一旦形成，难以控制。在风险舆论的恐慌场域环境里，依然使用说教、“灌输”、一味地渗透式的传播教育方式不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相反，会引起公众的强烈排斥和反感，从而增强风险舆论的控制难度。

其次，渗透的有限性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难以取得应有的实效性。尽管渗透式的传播教育方式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取得一定的实效，但是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主要依靠政府主办的权威媒体和专业特色的红色网站，大量的媒体资源仍然有待整合利用。在风险传播环境下，有限的媒体资源和渗透的有限性很难取得传播教育的实际效果。

最后，单调、空洞的传播方式削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风险传播环境下，关于风险的报道和评价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网络媒体时代，与声音、文字、图像以及即时互动的风险传播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方式显得力不从心，对公众的吸引力有所下降。

三、风险传播环境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对策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56实践构成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从实践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风险社会是一种历史性存在。这就要求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正确认识风险社会和风险传播。如果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践是化解风险危机的积极探索，那么，在风险传播环境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可以说是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认识和积极应对。这无论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还是认识风险、化解风险、理性参与风险传播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不回避风险，树立科学的风险观念

风险传播环境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首先要做到不回避风险，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树立科学的风险观念。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立场、严密的科学体系和巨大的实践指导作用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因此，风险传播环境下，不仅要继续加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正确认识风险，这样才能树立科学的风险观念，正确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如果说“艳照门”事件是娱乐化形式演化的道德风险，那么，假如我们依然忽视或者在缺乏科学的风险观念情况下来看待“药家鑫”事件，无疑会使这一当今大学生道德风险的预警信号演变成更为严重的风险现实。由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回避风险，树立科学的风险观念是我们积极应对、化解风险的前提。

（二）不畏惧风险，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共同的理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的理想，就等于没有精神支柱，就会失去凝聚力。江泽民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胡锦涛指出，“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8］风险传播环境下，面对风险，要不畏惧风险，充分利用新兴媒体的优势，进一步加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用共同理想的凝聚力、号召力，引导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人们积极应对风险，为共同理想而奋斗。尤其是在当今信息时代，要充分利用新兴网络媒体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网上精神家园，以共同理想引领着风险传播环境下的网络舆论向着理性、健康方向发展，构建健康、和谐的“拟态环境”，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引导力。

（三）积极化解风险，加强正面宣传，增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感召力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在风险传播环境下，要积极化解风险，加强在化解风险困境过程中的正面典型事例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新兴媒体的优势，利用多样化、多渠道的传播方式，使典型事例生动、形象、立体化，以此增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增强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动力。不仅要积极使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而且还要坚持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指导，使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成为战胜困难、战胜风险的强大精神支柱。

（四）理性参与风险传播，在风险传播中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解决的是人们行为规范的问题。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全面系统、准确通俗的表达，它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发扬了我们党优秀革命道德传统，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风尚，是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能够指引人们杜绝非理性的行为，使人们明确荣辱是非。在风险传播环境下，媒体从业人员和公众都要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行动标准，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报道、评价风险、理性参与风险传播，在参与风险传播过程中积极践行和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

（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正确解读和识别风险

媒介素养教育，是指培养人们在面对媒介和媒介所传递的各种信息时，能够正确认识和使用各种传播媒介及其所传递的信息，能够正确解读、质疑、评价各种信息，能够正确有效地利用媒介，参与信息传播，以及使用各种媒介信息服务于个人的工作与生活所需的知识、技巧和能力的一种教育。媒介素养教育实质关系到人们如何正确处理与媒介的关系问题。风险传播环境下，正确解读和识别风险，合理使用媒介，加强媒介素养教育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信息社会，网络媒体的开放性和互动性特征使人们既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但是，当传播者或受众的媒介素养不高或者缺失的情况下，在利用和选择信息时，常常会出现与传播的价值悖谬的效应，导致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弱化。由此，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是一项全民教育，是信息时代的一项重要课题。全民媒介素养的提高，不仅是信息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风险传播环境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要求。

（六）整合媒体资源，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效性

风险传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迫切要求在风险传播环境下不断整合现有媒体资源，使各种媒体资源得到共享，能充分合理利用。各媒体之间除了能在信息、规模上进行必要的整合外，各自的优势和特色也应该在资源整合过程中体现出来。通过各种先进技术和手段，运用多媒体、采取多渠道的传播方式，努力形成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传播格局。针对风险传播的舆论热点问题，协同传统媒体，利用新兴媒体（比如手机媒体和移动媒体）的优势，通过各种不同的传播形式和途径，及时对问题进行阐释，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认识，利用媒体整合而形成的强大合力，在“拟态环境”中形成正确的舆论氛围，提高舆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引导舆论的健康发展，以此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主阵地，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效性。

［1］［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4．

［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1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

［4］郭小平．风险传播的“公共新闻取向”［J］．兰州学刊，2008，（6）：178－189．

［5］［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类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00．

［6］［英］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63．

［7］［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20．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