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海事活动与海权意识

刘兴诗

(成都理工大学，成都 610051)

一、中国史前及先秦时期海上活动

中国不仅是大陆国家，也拥有广阔海疆，并积极开展海事活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海洋国家，具有丰富航海经验。

最古老的地理书《禹贡》有云：“四海会同”。该书明确指出中国四周的海疆。《礼记》进一步提出了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的观念。其中的东、南二海，可以确切肯定前者包括今天的渤海、黄海和东海，后者就是今天的南海。渤海或曰北海，乃是另一种解释。中国历代均曾积极开展海上活动，海权意识十分清楚。

中国海事的“古”，始于何时？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遗址，有钻孔的海生贝壳，其必定来自最近的渤海湾。这二者相距有一定距离，原始时期山顶洞人必定曾多次往返，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留下了“涉海”的证据。

新石器时代例证更多。舟山群岛出土石器，与附近河姆渡遗址系同一时期。台湾许多地方出土的陶器和石器，和山东城子崖遗址属于同一体系，乃几千年前的航海活动证据之一。

江苏吴兴钱山漾遗址，有4700多年前的船桨出土。河姆渡遗址亦有7000多年前船桨出土。渤海大长山岛4000多年前遗址，发现船桨及一残缺不全船尾。大连长海县的广鹿岛和旅顺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亦曾发现船形陶器，说明当时海上已有了船。所有这一切均清楚表明了，早在几千年前，中国沿海地区即已开始航海活动。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怎么可能不出海。

除考古发现外，古籍亦有记载。《竹书纪年》记述，夏代帝芒曾经“东狩于海，获大鱼。”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鱼类不会如此正式记载，《竹书纪年》记载的如此大鱼非鲨即鲸。北方海上无鲨，很可能就是巨鲸。但是，鲸不可能在近在咫尺之海滨获得，外海大鱼能抓捕带回亦不简单。这也说明当时航海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否则不可能在外海获此巨鱼。

远古时期，涉海事例尚多。《左传》记载，夏代有一叫“浇”之驾船好手。斯时有寒浞者，趁羿在外，夺其权，霸其妻，生下豷、浇二子。后来浇受父命率兵先后灭亲夏的斟灌氏与斟鄩氏。此二者在山东半岛，浇于此出海十分合理。《论语》亦云：“羿善射，浇荡舟”。可见孔子也知其人，与羿并列，暗示在同一时代，有同样超常本领，其真实性十分可靠。

夏代如此，商代若何？在当时的甲骨文中，就已经有“舟”字出现。殷墟卜辞中，还有商王用船追捕大批逃亡奴隶之事件。帝辛讨伐人方的时候，曾经有派遣3000多人，两次渡过淮河以后，再沿海岸前进的记载。

前述帝芒捕鲸之事，在殷墟终于觅得可靠物证。殷墟遗址曾发现鲸骨，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考察报告中说：“小屯时代的殷人，能……捕东海之鲸。”这岂不是反证了夏代帝芒所抓住的大鱼，很可能也就是鲸？古代中国的捕鲸活动，必定就开始在这个时代。如此推理，似有根据。

夏商之后的周，继承夏商水平，北方齐、鲁，南方吴、越，航海水平均已非常发达。山东半岛最东端之莱夷，早有“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可算是不折不扣的海上民族。吴、越更毋庸讳言。西周开始不久之周成王时代，就有“于越献舟”的事件。

《慎子·逸文》曰：“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故也。” 仔细分析这句话，岂不清楚说明，因为当时有海船，就能十分顺利坐船到南方的越国。这说明近3000年前，就有了沿海航行。

《礼记·月令》记载：“季春之月，命舟牧复舟。五复五反，乃告舟备。” “复”乃检查之意，舟牧即管理船只之官员。春末之时，经过管理船只的官员5次反复检查，船只才能通过，可以出海航行。可见当时对航海很重视，质检制度非常严格，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这也反映出当时的航海活动非常正规，而且频繁，否则设置这样的质检官员有何用？

此时航海活动发达，还可以用一件事证明。《左传》曰：“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请注意其中“观兵”两个字，似乎当时东夷已经有了海军。再看“循海而归”这句话，表明春秋时期早就有了沿海航线，在山东地方由齐国控制，所以有了这个想法，还必须齐国国王允许。再注意“齐侯许之”中的一个“许”字，犹如现在到别国入境，必须得到签证，这岂不是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海权认识和制度。大海无边，谁都可以走，为什么还要别人允许？这一“准入”事例，清楚地表明当时已经有了领海的观念。

关于有无海军之事，在战国时期就非常清楚了。《左传》中有一段话：“襄，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这说的是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3年)的事情，楚国就有了“舟师”。如果说这是内河舰队，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海军的话，那么另一本《越绝书》记载的应该算是海军无疑。《越绝书》记载：“越王……，有楼船之卒三千余人。”越国在海边，早就有频繁的海上活动。这些巨大的楼船和3000水兵，当然是正规的海军无疑。《越绝书》又云：“水居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人习惯了水上生活，航行自然非常发达。又曰：“勾践伐吴……，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一个平常的望海台，面积超常巨大，可见越王勾践的海权雄心也很大。

越国如此，其旁之吴国亦然。其也是一个“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沿海国家，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能制造各种各样的船只，其中包括十几丈长、可以装载90多个战士的战舰“大翼”。

《左传》又曰：“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齐人杀悼公……，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徐承帅舟师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这清楚表明，不仅南方吴国有海军，北方齐国也有海军，双方发生过一次海战。当时沿海的诸侯国一般都有自己的海军，乃是平常之事，无须过多佐证。

综上所述，早在几千年前的夏商周时代，就有海上活动，也已经有了明确的海权思想。确凿之物证、人证、书证，足以说明中国是古老的航海民族。

当时海上活动之频繁常见，《论语》亦有记述。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其语气中，可以想见出海觅求新的生活方式，乃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国语》中有记载，齐桓公曾经“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就是另一个“涉海”的事件。

东莱在今天的烟台、黄县境内，临近渤海湾，是当时的一个小小的莱子国。《国语》的这句话表明，当时齐国曾经和它交流过一些海产品，发展过海上贸易。

试想，倘不直接下海，怎么可能得到这些东西，东莱和齐国必定都有相当发达的海上活动。不消说，东莱人必定是名副其实的“海上民族”，比齐国更加了解海洋，有更多的海上经历。另一本《说苑》，就有一段更加值得注意的记载。公元前五、六世纪之交在位的齐景公，曾经“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返。”这个国王居然在海上玩得高兴，整整半年也不回家，实在太逍遥自在了。较诸今日之几天、十几天出境游，以及最最使人羡慕的81天环球邮轮旅行，不知要长多少。虽然“游于海上”这句话的意思，并不一定从头到尾统统都泡在海上，很可能也会在一些风景美丽的小岛和港口停留一时；但是长时间出海却是不争之事实。这个国王真正是旅游达人，今天许多旅行家也没法和他相比。

再者，他在海上整整泡了半年，这是玩乐，还是考察？不管是玩，还是考察，岂不都有很强的海权意识。

二、秦汉时期海上活动

秦汉涉海，首先应从秦始皇、汉武帝观海说起。《禹贡》记载：“夹右碣石，入于河。”古人解释说：“碣石，海畔山”。大禹曾经到过这里，这不是平常山丘，包括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唐太宗、毛泽东在内，古代雄才大略的帝王和国家领导人，都曾经东临碣石观海。这里不能简单地将古代帝王和国家领导人观海归结为游乐观赏，还应从开辟海疆的观念深入透视这个问题。其中特别是秦皇、汉武，在此登高观海，是和其整个巡视海疆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秦始皇曾经多次“东巡海上”，五次出巡，四次到海边，从北起渤海碣石，南至东海会稽。他还曾在琅邪出海，经崂山、成山角至芝罘，不避风浪之险，绕航整个山东半岛。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曾有“渡海渚”“望于南海”之经历，又“并海上，北至琅邪”。其种种海上活动，应该不是偶然的行为。后他又曾“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和随行重臣“议于海上”。所谓海上“东门”，应该理解为海上世界，具有明确的海疆和海权意识。乃至派遣方士徐市也就是徐福率领大批男女与甲士，入海寻求仙山与不死药等活动。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简单归于个人欲望，还应进一步从深层探讨其开辟海疆之海权意识。

《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大秦帝国之疆域，有“东有东海”的记述，琅邪刻石“东抚东土”。请注意其中“有”、“抚”二字的领土含义。联系上述一切活动，其暗含之目的就更加清楚了。同书又记载，秦“置南海郡，治所番禺(今广州)”。同书《货殖列传》又云：“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都来自所属南海。东沙、西沙群岛，即在此时正式列入中国版图。

秦代的海上积极活动，还可以从朝鲜半岛三韩中的辰韩，亦即秦韩地方得到说明。所谓秦韩，就是当时从中国移居朝鲜半岛之秦人所建立者。从其具有的规模，也可以想象当时中国海上交通的发达和规模。此外，海运大宗粮食也从此时开始，值得特别注意。《杨升庵外集》之十《秦官名》记载，由于航海事业兴起，秦代曾经设置楼船官，主持造船工作。可见当时对航海之关注，丝毫不亚于后世。

在此基础上，汉代造船技术更加进步。开始使用尾舵，有多层楼船出现，最高达到四层。汉武帝时期设置带领水军的楼船将军和弋船将军，监督造船的水衡都尉。汉武帝继承秦始皇开辟海上之意愿，又进一步发扬光大。不仅也曾巡视海滨，还在开辟西域“丝绸之路”的同时，积极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书中十分详细记载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之路线和行程。主要出发港为徐闻、合浦，进一步开发此前未曾充分开发的广阔南海。

海陆同时对外发展，其作用不亚于“陆上丝绸之路”。《元和郡县志》记载，汉时“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这段史实尽人皆知，毋庸过多叙述。由于经常出入，当时人们对南海之认识非常深刻，可以从其名称得到反映。当时南海又名涨海。《后汉书》曰：“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注意其中一个“皆”字，表明当时南海诸国经过涨海向中国中央王朝进贡，南海已经建立了稳定的相互来往航线。《韩非子》、《尚书大传》均有“帝尧之地，南至交趾”之言。注意其中“地”字，明白作“领土”解释。鲍照《芜城赋》中，描述中国之疆域吟咏说：“南驰苍梧涨海 ，北走紫塞雁门。”

《旧唐书·地理志》说：“南海在海丰县南五十里，即涨海 ，渺漫无际。”唐代诗人沈佺期说：“北斗崇山挂，南风涨海牵”，“崇山瘴疠不堪闻，南浮涨海人何处。”清代文学家姚鼐说：“漫天涨海游龙鱼，西界闽越东尾閭。”可见，涨海即南海，早已深入人心。

《史记》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粤之乱后，设置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等南九郡。其中儋耳、珠崖两郡在海南岛，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天越南，其他均在两广，南海诸岛亦在管辖之内。《后汉书》记载：“交趾别驾陈茂随交趾刺史巡郡，涉涨海遇风”，乃是有案可稽之中国官员第一次巡视南海诸岛、宣示主权的行动，值得特别注意。

南海还有另一个别名叫做“炎海”。《琼州府志》解释说：“南溟者天池也，地极燠，故曰炎海；水恒溢，故曰涨海。”另一本古书也说：“炎海善溢，故曰‘涨海’。”“溢”者，水漫也。所描述者不仅起伏不住之强大潮水，字里行间还透露出，经常发生台风，引起巨大涌浪和风暴潮的现象。

简单一个“溢”，一个“涨”字，包含意思很多，这不是仅指偶尔“溢”、“涨”，而是“恒溢”。这也反映了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长期观察南海潮汐起伏和海洋气象，完全掌握了自然规律。

“炎海”就是“热海”之意。这里位于热带，自然就是“炎海”。“涨海”、“炎海”，清楚描绘了南海的自然环境特点。没有长期观察体验，不可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由此可见，汉代开辟之“海上丝绸之路”，并非偶然性行为，亦非单纯经济性质的活动。根据科学研究发现，保持长期航行之主导权，首先当属科学地命名。而当时除扶南等极少数国家外，南海周边并无其他可以相提并论的国家，开展同样的活动，宣示同样的主权。可以认定早在当时，南海就应归属中国可以影响的海疆范畴之内。

三、三国时期东吴的海上活动

中国古代涉海事件，三国东吴大帝孙权有特殊贡献。东吴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控制整个东海和南海，即使在曹操面前之黄海、渤海，也能自由出入，其水上实力举世无双。况且，其有明确的海权意识，有理想，有行动，早就具有“蓝色国土”的观念，非只知在内陆争夺一城一池之曹刘可以望其项背。其可以被视为组织海上活动、无可替代之“航海家”。

以其水上实力而言，无论“硬件”、“软件”均属当时一流。孙权时代的东吴，仅仅造船基地就有武昌(今湖北鄂州)、豫章(今江西南昌)、湖州(今洞庭湖区)、建安(今福建建瓯)等好几个最重要的制造中心。其中，武昌能造一种名叫“长安”的特大型船只。洞庭湖区所造的船也很大。古书记载“湖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一斛相当于十斗，一斗粮食的重量大约7.5千克。如果按照这样换算，东吴的万斛粮船就可以装载750吨，可以想象这里的造船业多么兴旺了。其中一些是江船或江海联运船舶，福建建安所造即是海船，应该比江船大得多。

西晋左思《吴都赋》描述曰：“泛舟航於彭蠡，浑万艘而既同。弘舸连舳，巨槛接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其中说到鄱阳湖里的船，有上万艘一模一样者。一种名叫飞云的大船，几乎盖满海面，形状非常特殊。虽然文学描写有夸张的成分，可是无论江船、海船之多之大，却是没有疑问的。

当时东吴的海岸线很长，从今天的长江口，到遥远的越南，管辖的地方非常广阔，陆上交通不便，包括粮食和其他商品运输，主要就依靠海运。若是要和海上邻国来往，那就更加离不了航海事业。孙权曾派人访问朝鲜半岛的高句丽。高句丽国王赠送84匹骏马，都是用船运回来的。试想这近百不安份的动物，也得要几艘特大的海船才能装下吧！

当时东吴水上舰队，其战船数量和类型之多，闻所未闻，称之为雄霸一方的无敌舰队亦不为过。在这支舰队中，有船舷高，舷边带护墙，专门用以水战，颇似今日主力战斗舰般的“斗舰”。有从头到尾蒙着厚厚牛皮、船身狭窄速度快、用以冲锋陷阵、不惧枪林箭雨、能从射击孔向外瞄准射箭的快速炮舰般的“艨冲”，还有更小更快、冲锋艇一样的“舸”。这种“舸”一上来就是一大群，敌人无法阻挡。此外，还有更大的楼船，以及一种叫做“飞云”的许多特大型战舰。根据《三国志》记载，东吴最大的楼船可以装载两千个士兵。孙权曾命将军聂友、校尉陆凯带领3万大军到海南岛。不知得要多少大海船，才能运送这支几乎相当于今日三个师的部队。如此水上实力，曹、刘均无法与其相比。

海洋意识就是最好的“软件”。孙权不仅充分利用条件发展运输，还利用自己的海上优势进行外交活动，探索外部世界。

为了寻求同盟，对付共同敌人曹魏，他曾不止一次派舰队访问辽东半岛之公孙度，动辄上百艘军舰、上万士兵。即使今日世界，一些国家的海军外事访问也无法相比。公孙度坐镇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来访的东吴舰队从黄海进入渤海，大摇大摆在曹操面前经过，安安稳稳停靠在辽河口。这简直就是侮辱性的海上示威，一世之雄曹丞相视而不见，无法对其制约。由此可见，孙权时代之东吴，不愧是第一流的海上强国。

除了这种近海航行之外，孙权还积极组织进行远洋航海活动。黄龙元年(公元229年)他在金陵称帝，次年即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30多艘战舰、1万多士兵(相当于今天一个师的兵力)巡视并开发夷洲(今台湾)。当时的丹阳太守沈莹根据他们考察叙述所写的《临海水土记》，就生动描述了当时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台湾高山族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吕岱平定交州(今两广与越南北部)叛乱后，孙权又于赤乌年间派遣康泰、朱应出使扶南(今柬埔寨、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泰国东南部一带)。《晋书·扶南传》记载：“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其国”即言其事。这乃是中国首次派出专使与东南亚诸国交通往来的一件大事，或以为就古代南海对外交通史而言，其意义不亚于两汉时期的张骞、班超之通西域。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记述其事。据《三国志·吴主传》、《吴历》等记载，在此前后扶南多次遣使来华，积极开展外事活动。

所有这一切，都是孙权时代的功劳。说他是有眼光的“航海家”、一代海上之雄一点也不错。“生子当如孙仲谋”之语，当从更加深层意义领会。

四、南北朝、隋、唐、宋、元时期海上活动

两晋、南北朝时代，海上活动并未衰减。南北朝文献记载，广州“海舶每岁数至”。东晋末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使臣经过漫长的10年跋涉，首航广州前来“朝贡”，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谢灵运《武帝诔》有“刘宋涨海”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就曾派遣水师巡逻南海维护主权。

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混乱时期，隋朝一统天下后，雄心勃勃的隋炀帝登基之初就设立四方馆，专门负责外交和外贸事务。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他派遣常骏、王群政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吉达地方)。《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振州(今海南三亚)管辖之地，包括“西南至大海千里”，其中明确表示南海诸岛属于中国领域。

《韩昌黎集》卷二十一，记述唐穆宗时期，岭南节度使管辖范围，“隶府之州，远者至三千里，悬隔山海……多州岛”，显示唐代中期，南海诸岛也在版图之内。

大唐王朝时代，航海事业进一步发展。贾耽《海内华夷图》记述其中最长之“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直通波斯湾，全长14000千米，举世无双的国际航线。扬州、明州、泉州、广州等对外贸易大港亦应运而生。当时广州港可以停泊上千艘大小海船，“蕃坊”聚集12万外国商人、水手和家属，于是在此设置市舶使专门管理。唐代的市舶使以及后来的宋代市舶司，主要检查进港外国船装载之货物，按规征收关税，收购专卖品，颁发允许贩卖一般货物之证件，接待保护外国商人等。这其中含有今日海关、工商管理、交际处等综合作用，乃执行海权保护之正式机构。

唐宋以来，造船技术进一步发展。至宋、元时期，在朝廷坚持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达到了顶峰，不仅官方积极进行对外贸易，还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并加以鼓励。《琼州府志》记载，北宋仁宗年间“招收广南水军，予以旗鼓训练，备战守之役。”明白记录了当时建立南海水军的事实。《武经总要》还记载了当时水师备防和西沙群岛巡海情况。

元朝是骑马的王朝，想不到对海洋也十分关注，亦可算是下海的王朝。除继续发展海外贸易，远洋航行不输唐宋，其中就有几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其一为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为了掌握领土的范围，派天文学家郭守敬进行“四海测验”。其中南海测量点在黄岩岛，可见其十分注意维护海疆。早在此时黄岩岛就已经列入中国版图，岂有其他外邦置啄之地。

其二为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史弻“以五千人合诸军发泉州，……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这可视为中国第一次派兵巡视南沙群岛，意义十分重大。

其三为元武宗、元仁宗年间，朱思本绘制并由罗洪先增补之《广舆图》，将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一并列入中国版图。当时周边地区无人可以议论。

其四为海上运粮通道的开辟。为了完成南粮北调、巩固经济的重要任务，并针对大运河泥沙淤积严重、长期没有疏通的情况，丞相伯颜进入南宋首都临安，立即收缴包括海图在内大量涉海资料，安排海上长期偷运私盐，熟悉海情的朱清、张瑄，开辟一条海上运粮航线。从长江口沿海岸往北，经成山头、渤海湾、海河口，直达距离大都不远之今日天津武清区杨村码头。另据《续文献通考》记载，最高运量达到三百五十多万石，占当时全国收粮总数的三成。可见此时近海运输之宏大规模。还须加以注意的是，元代海运航线开始于沿岸迂回航行之青水洋，采用江海通用之平底船。由于受长江口以北海岸泥沙淤积对运行时间和运输量的影响，运输又改用尖底海船，经远海黑水洋直线前进，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达到有史以来南粮海运之最高峰。

在元代鼓励通商政策影响下，泉州港之崛起可以作为此时航海事业发达之最好例证。泉州港又称刺桐港，可与当时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媲美，乃东方第一大港。呈现一派“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早在《宋史》就有记载曰：“泉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南宋时期负责管理福建和泉州海外贸易的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述，当时到泉州港的外国商船有58个国家。东自日本，西到非洲、意大利西西里岛，南边包括南洋各国，北边还有从中亚转运来的货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亲笔描写，称之为“光明之城”。这是他在中国居住17年后，离开中国的最后一站。《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的《刺桐城》一章里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1289年，波斯国王派使者到中国来求婚，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派马可波罗护送一位公主从泉州起航，经过苏门答腊、印度前往波斯。他描写自己乘坐的船队说：“大汗又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桅杆，能扬九帆……，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可见这些海船有多大，反映当时海运之发达。

对于元代的海事活动，还可以大旅行家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为总结，书中记载近百国家和地区，充分反映当时航海事业之发达和中国影响之深远。

五、明、清、民国时期海上活动和海权主张

继承宋元之明代初期，可以郑和七次下西洋为代表，航海活动达到最高峰。西方以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第亚士绕过好望角、达伽马到达印度为“三大航线”，以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航海世纪的开始。其实，郑和第一次出海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早于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出海有87年之多，无论船队规模及其他，当时西方均无法与之相比。跟随其出海之费信、马欢分别著述之《星槎胜览》、《瀛崖胜览》，记载了沿途各地情况，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世界最伟大的航海世纪当自郑和开始，毫无任何争议可言。惜乎后来由于多次下西洋耗费太大，加之倭寇骚扰，终于导致禁海令颁布。清代继承了这一闭关自守的政策，断绝继续出海之可能，被西方殖民者后来居上，引发种种祸端，乃至在西方炮舰威逼下国门大开，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可悲境地，那是不堪回首之后话了。

虽然如此，一些民间活动仍一直进行。特别是南海地区之活动，始终蓬勃开展，未有任何停止。以下将集中就南海地区的有关海事，作进一步阐述。

前述早自汉代，即对南海有充分认识，根据其特点称之为涨海、炎海，宣示了中国之命名权。其实当时尚有更加全面之认识。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徼外人乘大舶，皆以铁锢之，至此关，以磁石不得过。”三国东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亦曰：“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宋代《太平御览》引用另一东吴将领康泰《扶南传》也说：“涨海中，到珊瑚洲。洲底有盘古，珊瑚生其上也。”“崎头”就是礁石。古人已经发现南海上有许多险恶的礁石，好像有磁力，很容易触礁，因之称为“磁石”。后又进一步发现这些礁石就是珊瑚礁盘，一些“极大崎头”，就是指珊瑚洲和珊瑚岛。

在此基础上，又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之称谓。前者即西沙群岛，后者为南沙群岛。东沙岛则在晋代裴渊《广州记》中曰：“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其中之“县”就是广东东莞。根据我国渔民相传，这里古时又名落漈。“漈”乃“海水深陷的地方”之意。所谓落漈，必是此处大海忽然变得很深。古人如何在平坦海面，知悉下面海底地形？非长期作业，难以掌握此隐秘特点。现在海洋学家考察，这里是南海水下大陆坡的上段。海上的东沙岛，坐落在300米深的一个水下台阶面上。两相对照，情况完全吻合。

康熙年间，《海上纪略》书中一张“海道图”，又将这里叫做“气”。 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东南洋海道图》，《乾隆五十五年七省沿海图》(公元1790年)，咸丰三年(公元1798年)《咸朝七省详图》内之《环海全图》，均一律将其称为“气”。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有一张《四海总图》，称其为“南澳气”。表示它和正北面的广东沿岸南澳岛有关。

仔细考证，“气”与其另一个俗名“风窟”相应，乃每年冬季强劲之东北季风集中活动的处所。

此外，东沙岛尚名“万里长沙头”之别名。乃包括东沙、中沙、西沙、南沙在内之统称。可见古人早就把南海上所有的岛礁看作一个整体，都是我国渔民历来活动的范围，也都是他们最早发现的。“万里长沙头”这个名字，岂不明确含有我国对整个南海拥有主权之意。

除民间活动外，还有两个材料值得注意：一是正德年间之《琼台志》“疆域”条，将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均列入琼州管辖范围；二是《海南卫指挥佥事柴公墓志铬》记载：“广东濒大海，海外诸国皆内属”，“公统兵万余，巨舰五十艘”，“巡逻海道几万里”。这不仅清楚说明南海诸岛“皆内属”，表示南海主权，又有巡海的事实。南海属于中国，再清楚也没有了。

我国南海，历来尚有大明海、大清海、支那海、南中国海等称谓。外国怎么称呼南海，亦有书为证。比《马可·波罗游记》更早，一个唐代到中国访问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所写之《苏莱曼东游记》，又名《中国印度见闻录》，是中世纪关于远东一带的一部最重要的地理著作。书中说：“到了一个海，名叫Canhay，再往前就到中国门”。所谓“中国门”乃海上“浮山”，亦即“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海上成对分布之小岛。船从两个岛之间穿过，好像走进一道门，继续前进就能登上中国大陆。这乃是古代世界关于南海隶属问题的一个最早也是最好的书证。

古代世界如此看南海和中国的关系，近代如何认识？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外交官郭嵩焘乘英国轮船经南海，奉命出使英国。在其所著《小方壶斋舆地丛书》中说：“船人名之曰‘齐纳细’，犹言中国海也”。“船人”即英国船员，“齐纳细”即“支那海”，亦即“中国海”。当时外国地图均如此称呼。例如，1855年日本出版的《重订万国全图》明白将南海标志为“支那海”。1861年出版的《新刊舆地全册》，干脆叫之为“大清海”。也有一些外国地图，把南海叫做“大明海”。今日许多外国出版的地图，毫无例外均将南海叫做SOUTH CHINA SEA，就是南中国海，而不是别的任何名字。

乾隆《琼州府志》记载，康熙年间，广东水师副将吴升曾经率领舰队巡逻南海，“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

道光《琼州府志》记载：“崖州协水师分管洋面。东自万州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回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所管辖的南海十分广阔，西沙、中沙、南沙均在领域之内。直至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被迫与法国签订《中法界务条约》，两国确定之红线以东，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还归属中国。

关于南海海上活动，还不得不言及《更路簿》。此乃我国海南岛文昌、琼海一带渔民，根据世代积累之宝贵经验所制作的一种特殊航行指南，亦即西沙、南沙捕鱼作业路线图。除这种手抄册外，还有一种口头相传之“更路传”。

何谓《更路簿》？前人解释说：“更者，每一日夜分为12更，以焚香柱数为度，以木片投海中，人从船只而行，验风之迅缓，定更数多寡，可知航行至某山某界。”“路”就是不同航线。一个“更”相当于多少航行距离，众说不一。清代《海国闻见录》解释说：“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每更约水程60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朝顶风逆则减退。”其中联系了风力大小、顺风逆风以及船舶大小，情况十分复杂。

《更路簿》最早起源于明代，清代补充更加完整，其中有《定罗经针位》、《水路簿》、《西南沙更簿》、《顺风得利》、《注明东、北海更路簿》、《去西、南沙水路簿》等许多不同版本，乃无数闯西沙、南沙渔民用鲜血换来的“生命航线”。书中记述当地海上航行最重要之方位确定和航行距离，以及不同航线的航向和距离，岛礁的地形、物产；不同海区的波浪、潮汐、风向、风暴等许多必须掌握的水文和气象信息。

海南渔民经过长期实践，在制作《更路簿》同时，对南海诸岛使用圈、筐(环礁)、门、孔(礁环缺口)、屿(岛、沙洲)、峙(小岛、小沙洲)、线(高潮淹没，低潮显现)、郎(暗沙、暗礁)、塘(泻湖)等不同词，把各种各样的岛礁区别开，逐一命名，此处不再列举，并在一些岛上留下庙宇、住屋、水井、坟墓以及铜币等文物。无论从首先发现权、命名权、居留权等，南海均显示为中国所有，具有不可辩驳之证据。

上述世代相传的《更路簿》，是活的南海导航指南，有非常珍贵的价值，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样的航行经验十分宝贵。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视南海诸岛，特别招募一些精通《更路簿》的海南琼海渔民做引水。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收复南海诸岛，每艘军舰也请琼海渔民充当向导，顺利到达西沙和南沙群岛一些岛礁完成任务。一本本《更路簿》，就是一部部南海开发史，表现了我国渔民早就在几百年前踏遍南海上每一个岛礁、对这里拥有主权的铁证。

李准和民国海军两次巡海，宣示南海主权，具有重要意义。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李准亲率“伏波”、“广金”、“琛航”三艘军舰，前往西沙群岛查勘，探明15个岛屿，逐一命名后，在珊瑚礁上刻写碑文、鸣炮升旗宣告是中国领土。

1911年，民国建立后。广东省政府宣布把西沙、南沙群岛划归海南岛的崖县管辖。1922年，崖县派员勘查西沙群岛。1927年，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将西沙群岛磷矿交中山大学管理。1928年，中山大学即派教授沈鹏飞率领调查团，乘海瑞号军舰，登临西沙群岛作科学考察。1933年，广东省政府派军舰两艘赴南沙群岛考察。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1943年中、美、英三国元首《开罗宣言》以及1945年《波兹坦公告》，台湾与南海诸岛应回归我国。1945年12月8日，我国台湾省气象局即派成田号，从高雄出发巡视南海诸岛。

1946年12月，中国海军派遣护航驱逐舰太平号、驱潜舰永兴号、坦克登陆舰中业号和中建号，在指挥官林遵率领下出发，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正式接收南沙群岛，竖立主权碑石，以太平舰为主岛命名，留下“太平岛”三字和“南沙群岛太平岛”七字。十分醒目的纪念碑，背面清楚注明日期——“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立”；左右两侧分别刻写“太平舰到此”、“中业舰到此”字样。此外，还有一座孙中山先生塑像，峙立在高威远楼前。为了清楚表明这是中国的领土，后来又树立一个5米多高的“南疆锁钥”雪白钢碑。同时也对南沙一些岛礁进行命名。

与此同时，又以前来接受之永兴号军舰，对西沙群岛主岛命名。1947年树立的纪念碑，明白写着“海军收复西沙群岛”，另一个纪念碑，刻写着“视察纪念”四个大字。旁边还有一行字：“大中华民国十年立”。

有时间，有地点，有明确的标志物，难道还不能宣示中华主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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