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循与变革：霍光主政时期对匈政策的演变

刘良亮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汉匈关系问题是两汉边疆史、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关于霍光主政时期(前87～前68年)①的对匈政策，学界主要从武帝朝政治路线是否向“守文”转变这个宏观方向去探讨，目前主要存有两种主流观点：田余庆、成祖明认为，霍光延续了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政策，《轮台诏》反映了汉朝政策的重大转向[1]，这也是学界数年来一致认可的主流观点；陈苏镇、辛德勇、杨勇认为，从霍光对外政策来看，看不出他转变了武帝制定的对匈政策[2]。另有相关文章从总体上论及霍光对匈政策的态度[3]。以上都是从宏观角度对霍光主政时期对匈政策作出的整体性分析与评价，但在霍光主政的十九年中，由于朝廷内外局势的变化，霍光对匈政策发生了前后明显的变化，学界对这点关注尚少，此方面的研究尚可深入。研究拟从武帝末年至霍光主政时期朝廷内外政局的变动，来揭示霍光对匈政策的嬗变及其原因，以及这一政策转变对宣帝朝的深远影响。

一、因循守职：霍光对《轮台诏》政治精神的继承

征和四年(前89)，武帝颁布《轮台诏》，深陈既往之征伐，“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4]3912。透过轮台诏书并结合武帝遗诏，不难看出，在连年征伐匈奴造成国家疲敝、民怨沸腾后，武帝晚年确有悔过之意。然而，此时的武帝已入暮年，疾病缠身，既无时间也无精力来完成对外政策的转变，这一重任就落在了即将嗣位的幼主昭帝身上。《轮台诏》颁布后两年，“后元二年二月，上疾病，遂立昭帝为太子，年八岁。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4]217。昭帝即位后，霍光主政，史称“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4]2932。显然，此时朝廷内外政策体现的是霍光的政治意志。

霍光甫一主事，在内政上就表现出了对民间疾苦的高度重视，恤农措施屡屡出台。如始元元年(前86)“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4]220。又二年秋八月，下诏“所赈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4]220。在对匈关系上，史书虽未直接明言霍光在昭帝始元年间(前86～前80)的对匈态度，但从相关记载中也能窥探一二。自武帝去世至昭帝始元年间，匈奴势力虽大为削弱，但其并未停止对西汉边郡的骚扰，如武帝去世当年，“冬，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4]218。又如“后二年秋(始元四年，前83年)，匈奴入代，杀都尉”[4]3782。面对匈奴的一再侵扰，汉朝均没有作出反击，这体现了汉廷对武帝轮台诏“毋乏武备”精神的继承。其实，霍光若积极出兵，昭帝始元年间应是最佳时机。此时匈奴正值内乱，矛盾重重。《汉书·匈奴传》载昭帝始元二年(前85)匈奴情况。

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后三年，单于欲求和亲，会病死。初，单于有异母弟为左大都尉，贤，国人乡之，母阏氏恐单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杀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复会单于庭。又单于病且死及单于死，卫律等与颛渠阏氏谋，匿单于死，诈挢单于令，与贵人饮盟，更立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是岁，始元二年也。壶衍鞮单于即立，风谓汉使者，言欲和亲。左贤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众欲南归汉。恐不能自致，即胁卢屠王，欲与西降乌孙，谋击匈奴。卢屠王吿之，单于使人验问，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卢屠王，国人皆冤之。于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尝肯会龙城。[4]3782

借此良机，霍光若于此时大兵出击，毕其功于一役，未必不可实现。这一点，同为辅弼之臣的桑弘羊有着清晰的认识。《盐铁论》载贰师伐大宛后桑弘羊语：“匈奴失魄，奔走遁逃群臣议以为匈奴困于汉兵，折翅伤翼，可遂击服。”[5]557但霍光在此期间并没有兴兵举措。相反，在匈奴多次请求和亲的背景下，最终选择与匈奴重结和亲之谊。故史书记载：“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4]2466。”

除此之外，昭帝即位后的始元年间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党派纷争激烈。而霍光作为当值之臣，也不得不卷入这场政治漩涡当中。首先是以燕王刘旦为首的宗室对昭帝继位不满引发的谋反事件。《汉书·刘旦传》载：“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昭帝，赐诸侯王玺书。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旦怒曰：‘我当为帝，何赐也！’遂与宗室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等结谋，诈言以武帝时受诏，得职吏事，修武备，备非常。”[4]2751-2752燕王刘旦谋反说明，昭帝即位后的朝廷政局并不稳定。武帝去世后，由皇权继承引发的政治危机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除了燕王刘旦一案外，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还曾爆发一起“伪太子事件”。《汉书·隽不疑传》载：“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4]3037这时，时任京兆尹的隽不疑当即收缚伪太子，令群臣莫不惊叹，自愧不如，霍光甚至“欲以女妻之”[4]3038。霍光作为辅弼之臣，在武帝刚去世的几年，保证昭帝皇位的稳固是其头等大事。因此，霍光对此两案不得不十分慎重，这是霍光将注意力不得不集中于内政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辅弼之臣内部之间因利益纠纷引发的朝廷内争。霍光与上官桀同为顾命大臣，后来又结为儿女亲家，史称“光时休沐出，桀辄入代光决事”[4]2934。可见起先二人关系较为和睦。后来，上官桀、安父子为鄂邑长公主男宠丁外人求官，遭到霍光拒绝，自此与霍光有了间隙。上官桀父子与桑弘羊、刘旦一同结为反霍联盟[4]2751-2752，企图通过宫廷政变诛灭霍氏。这一阴谋后被霍光所知，“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自杀”[4]2936。诛灭上官桀等反霍同盟一事虽在元凤元年(前80年)，但其内争主要是在昭帝始元年间。通过这一政治事件，霍光不仅成功剪除政敌，而且名声大震，《汉书·霍光传》称其“威震海内”[4]2936。

综上所述，昭帝即位后的始元年间，霍光主政重心在内不在外。一方面，霍光对于武帝《轮台诏》之政治精神不能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其自身亦无法独立于昭帝始元年间的政治漩涡之外。外加当时社会凋敝、民怨沸腾，霍光也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外政，对匈和亲是昭帝始元年间霍光唯一可选的举措。《汉书·昭帝纪》论赞称“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4]233。班固的评价是中肯可信的。

二、盐铁会议：霍光对外政策的转折

《轮台诏》颁布后，霍光遵从了武帝晚年的缓和政策，不再对外用兵，与匈奴重结和亲之谊，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昭帝统治的始元年间。然而，霍光温和的对外政策并未能够一以贯之，至昭帝始元六年(前81)，霍光转变其对外政策，积极出兵，试图完成武帝未竟之业。这一转折以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作为标志。

学界普遍认为，昭帝始元六年的盐铁会议是霍光精心组织并借以打击桑弘羊一派的政治会议，通过盐铁会议霍光成功打击了政敌桑弘羊，巩固了自己的辅臣地位，霍光是盐铁会议最大的胜利者②。实际上，盐铁会议还是霍光准备转变对外政策而发出的政治信号。盐铁会议后，霍光重新继承武帝早年制定的对匈政策，积极出击，试图完成武帝的未竟之业。具体表现如下。

1.迎回苏武

武帝在征和四年(前89年)颁布的《轮台诏》中曾提及自己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匈奴一事的一个原因。《汉书·西域传》载：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4]3912

武帝诏中所谓“汉使者久留不还”应当就是指李陵与苏武③。可见遣还汉使也是武帝派贰师将军用兵匈奴的原因。霍光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4]2458。霍光派人遣回李陵一事当在昭帝即位的始元元年(前86)，但由于匈奴诈称苏武已死，汉廷无功而返④。但盐铁会议后，霍光立即遣使迎回苏武。《汉书·苏武传》载“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诏武奉一太守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4]2467。又《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前120)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4]735苏武归汉后霍光授予苏武掌边事的典属国一职。对于霍光这一安排，以上官父子为首的反霍同盟表示强烈不满，其上书称：“苏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敞亡功为搜粟都尉，又擅调益莫府校尉。”[4]2935这段上书虽为上官集团攻击霍氏专权的托辞，但其反映的内容应当可信。苏武归汉时已六十余岁，霍光不以封侯之赏使之颐养天年而让其担任典属国一职，可能是出于某种用意。盐铁会议后，霍光准备展开其对外政策，故于当年迎回苏武，由于苏武长年滞留匈奴，对匈奴之事必定谙熟，将苏武置于典属国一职，正是霍光发出的想用兵匈奴的政治暗码，也反映出霍光对武帝晚年迎回汉使夙愿的继续。

2.多次出击匈奴

盐铁会议于始元六年(前81)二月召开后，霍光又于元凤元年(前80)夏成功剪除政敌上官集团。至此，武帝晚年托孤之臣除田千秋外只剩霍光一人，在没有其他权臣对其掣肘干预的情况下⑤，霍光独揽大权，为其下一步对外政策的转变打下基础。就在诛灭上官集团的同一年冬，“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4]3783。面对匈奴此次骚扰，霍光毅然派汉兵追击，“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亡失”[4]3783。两年后的元凤三年(前78)，“匈奴右贤王和犁污王率兵四千侵边汉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之，大破之，杀犁污王”[4]3783。张掖太守、属国都尉积极出兵明显是得到了霍光的许可。最能体现霍光对匈态度转变的当属元凤二年(前79)霍光准备主动出击匈奴而征求身边大臣意见一事。《汉书·匈奴传》载：

其明年，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长)〔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大将军霍光欲发兵(要)〔邀〕击之，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充国以为 “乌桓间数犯塞，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寇盗，北边幸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光更问中郞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4]3784

霍光是想趁乌桓与匈奴相攻，出兵打击匈奴，希望得到大臣们的支持。范明友乃霍光女婿，直言可击。相比之下，赵充国所言虽然有理有据，但其并未获得霍光的肯定。于是，霍光以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发兵出击匈奴，并告诫说：“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4]3784最终范明友大获全胜，成功封侯。可见，霍光在昭帝始元与元凤年间对匈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在连续三年打击匈奴后，霍光又将目光转移到乌桓身上，如“元凤四年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两千骑击之”[4]229；元凤六年(前75年)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乌桓复犯塞，遣明友击之”[4]232。霍光对乌桓积极出兵的态度，可进一步印证这一时期霍光对匈政策的变化。

昭帝去世，宣帝即位，霍光不仅继续坚持自己的对匈政策，而且在深度上进一步强化。《汉书·匈奴传》载：

本始二年，汉大发关东轻锐士，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余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三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三万余骑，出五原：凡五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塞各二千余里。及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与五将军兵凡二十余万众。[4]3785

这一次霍光出兵规模之大，完全不亚于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的对匈之战。事后，“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是以五将少所得然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4]3786。这是霍光去世前最后一次积极出击匈奴。四年后，霍光去世，宣帝开始亲政。

三、宣帝中兴：霍光政策转折的政治意义

武帝时，汉廷曾派张骞出使西域，企图联合大月氏国东西夹击匈奴，结果未能如愿。此后，张骞向武帝陈述经营西域方略，进一步提出招乌孙东归故地，并主张与乌孙和亲以“断匈奴右臂”。《汉书·张骞传》载张骞谓：“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4]2692为此，张骞开始了第二次西域之行。但乌孙不愿在匈奴和汉朝这两大势力之间偏向汉朝，张骞只得无功而返。后来，汉廷发兵楼兰，兵威西渐，乌孙乃于元封六年(前105)接受和亲，但汉廷招来乌孙以为外臣的目的未能实现。这一境况一直到霍光主政的本始二年(前72)迎来转变。《汉书·匈奴传》载：

昭帝崩，宣帝即位，乌孙昆弥复上书言：“连为匈奴所侵削，昆弥愿发国半精兵人马五万匹，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汉大发关东轻锐士，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与五将军兵凡二十余万众。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4]3785

乌孙发兵与汉廷共击匈奴在西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次出兵共计二十万，其规模之大，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乌孙之所以主动上书请求与汉联兵，其缘由正是元凤二年(前79)霍光派范明友出击匈奴的结果。匈奴遭此役，“由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乌孙，求欲得汉公主。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4]3785。乌孙迫不得已才向汉朝求救，结果才有了这一规模宏大的汉匈之战。本始三年(前71)，校尉常惠又一次“将乌孙兵入匈奴右地，大克获”[4]244，至此，武帝三十多年来联兵乌孙的战略目标一直到霍光主政时期才得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实现固然离不开武帝早年积极的西域经略，也与盐铁会议后霍光及时转变对外政策有关。乌孙是打通西域的重要一环，实现与乌孙的联合为后来宣帝经略西域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宣帝即位后，于本始二年(前72)五月发布诏书：“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其议奏。”[4]243宣帝即位不久就发此诏，意在表明他将继承武帝事业的态度。在此背景下，可以想见，对匈问题当是宣帝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从地节二年(前68)宣帝亲政后，几乎不见他积极出击匈奴的记载。其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的匈奴经武帝、霍光的连续打击，势力江河日下，内乱频仍，不再对汉朝构成威胁。《汉书·匈奴传》载：“元康、神爵之间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4]3814故“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4]3826。在霍光连续对匈积极出击后，“匈奴终不敢取当，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4]3787。霍光去世当年，“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单于闻之喜，召贵人谋，欲与汉和亲”[4]3787。随后，匈奴迫于内忧外患，降汉称臣。匈奴问题至此彻底解决。《汉书·宣帝纪》论赞称宣帝：“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4]275总而言之，霍光于盐铁会议后迅速转变对外政策，其政治意义在于：一是实现了武帝三十多年未曾实现的连兵乌孙等诸国夹击匈奴的夙愿，为宣帝经略西域打下基础；二是积极出兵匈奴，致使宣帝时期匈奴俯首称臣。霍光是宣帝时期中兴局面得以形成的重要推动者。

钱穆曾言“历史之变以渐不以骤”[7]。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一蹴而就，也往往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了曲折、反复、停步甚至倒退的漫长进程[8]。霍光在其辅政的十九年中的对匈政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内外局势的变化而改变。一方面，在武帝连年征伐造成国家疲敝的背景下，霍光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毋发武备、不复出兵，采取温和的态度与匈奴结和亲之谊，使得西汉王朝免遭覆灭。但另一方面，霍光的这一政策却并未一以贯之。盐铁会议后，霍光成功剪除政敌，一揽大权，逐渐开始转变对外政策。他通过迎回苏武，积极出兵等举措，试图完成武帝的未竟之业。在霍光积极经略的背景下，匈奴国力不振，颓势已现，加上内乱频繁，最终在宣帝时期俯首称臣。霍光主政，上承武帝之弊病，下启宣帝之中兴，这一转折，充分体现在霍光主政时期对匈政策的演变之上。

注释：

①霍光自武帝后元二年(前87)开始辅政，到宣帝地节二年(前68)去世，前后辅政达十九年。

②田余庆指出贤良、文学“受霍光支持而与桑弘羊对立”，见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郭沫若认为霍光“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要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反对(桑弘羊) ，贤良和文学那一批就是霍光所利用的人(盐铁会议) 事实上是大将军霍光与桑弘羊的内斗”。见《郭沫若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3页；

③昭帝即位后，多次派遣汉使前往匈奴，请求迎回李陵与苏武，见《汉书·昭帝纪》《汉书·李陵苏武传》。

④《汉书·苏武传》载：“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匈奴。”见《汉书》卷54《苏武传》，第2466页。

⑤《汉书·田千秋传》载：“千秋居丞相位，谨厚有重德。每公卿朝会，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见《汉书》卷66《田千秋传》，第28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