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李铜山， 盛阳阳

(1．河南工业大学粮食产业经济研究院，河南 郑州 450001；2.河南工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产业快速发展，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乡村新型服务业加快发展，2019年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高达6 500亿元，各类涉农电商超过3万家[1]，极大激发了乡村发展活力，但也要认识到乡村新型服务业还明显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利于乡村振兴的顺利实施[2]。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和2020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均明确“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这一发展要求和政策取向为拓展服务业广度与深度、发展乡村经济新业态提供了思路。为此，本文在界定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用特定指标评价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质量，分析其面临的现实障碍，并思考如何促进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和评判思路

1.1 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

高质量发展时代语境下，理解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首先要界定2个基本概念：一是乡村新型服务业，二是高质量发展。

新型服务业是伴随社会分工细化和专业化，信息技术变革以及知识经济发展而在传统服务业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融合发展起来的，涵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属于广义的现代服务业[3]。

目前，乡村新型服务业尚未有统一的定义，本文综合国内学者研究思路和相关政策文件解读，对乡村新型服务业的解释是：乡村新型服务业是在传统农村服务业基础上创新发展起来，将新技术、新平台、新载体和现代服务理念通过多种方式、多个环节融入到农业再生产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产业。乡村新型服务业通过集聚整合多元化资源来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协同性。乡村新型服务业的具体行业分类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综合性公共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是能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4]，遵循“五大发展理念”，既涵盖微观层面的产品和服务，也涵盖宏观层面的结构和效率,贯穿供给环节、分配环节、流通环节与需求环节[5]。高质量发展更强调发展领域内的“质量”和“效率”[6]。 从产业层面来看，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正确认识特定产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趋势。

新时代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产业融合、服务创新、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等[7]。本文认为，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基于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特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及综合性公共服务业质量提升为路径，以乡村资源要素和新技术、新平台为载体，为乡村生产生活提供优质、多元服务，从而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体现了乡村新型服务业的不同领域发展与整体发展的协同性。

1.2 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质量评判思路

基于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本文从3个路径维度提出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质量评判思路。

一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质量的提升，要注重农业生产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生产性服务的精准化、规范化，优化生产性服务在全产业链配置，形成全产业链服务、全程性服务[8]。

要保障产前生产性服务的精准化、规范化，就需要重视农资购买服务质量。农资购买服务质量与经营主体服务水平、购买主体对农资产品的质量要求有着重要关联。不仅要使经营主体提供优质服务，满足生产者多样化需求，例如农资配送服务需求、多品种农资需求、优质种子供应需求，还应促使参与主体增强绿色环保意识，使用绿色高效农资，提高农资利用率，例如使用有机肥、新型肥料替代传统肥料，提高化肥农药使用率。

要保障产中生产性服务的精准化、规范化，就需要推动农机和农技推广服务、农业托管服务、统防统治服务和生产咨询服务等协同发展。农机和农技应用与农业作业的匹配度、农业科技成果贡献率与产中生产性服务水平的提高紧密关联[9]。以土地托管和代耕代种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托管是服务带动型实现规模经营与标准化生产的有效方式[10]。产中生产性服务水平的提高也离不开统防统治的开展以及专业型服务人才的生产指导服务。

要保障产后生产性服务的精准化、规范化，就需要引导农产品加工服务、农产品营销和物流服务、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服务有序发展。拓展农产品加工作业的深度和广度有利于延长农产品精细化加工产业链条。打造农产品品牌并推进电子商务平台和冷链物流网络体系建设，是提升生产性服务水平的重要路径。农业废弃物是一种错位资源，改善农业生态环境需要优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服务，构建合适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应用体系[11]。

二是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质量的提升，要立足于乡村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消费需求，不仅要满足生存型、功能型服务需求，还要进一步满足健康养生、文化体验、养老护幼等享受型、发展型服务需求[12]。

考察乡村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可从乡村居民消费水平、城乡融合发展、服务种类、从业人员比重等方面入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及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乡村居民不仅需要改善生存型、功能型服务的消费体验，也对享受型、发展型服务产生新需求。为提升乡村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质量，需要拓展服务种类，提升服务质量，推动传统服务方式与新型服务方式优势互补、互动提升；需要围绕城乡融合发展趋势，重视服务业自身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渗透状况，重视专业型服务人才的作用，重视“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服务全过程中的应用，为生活性服务业能有效地适应和引领市场需求提供必要的技术与管理支持，从而更好地凝聚现实需求，激活潜在需求，加快服务业提档升级，推动乡村生活性服务业向品味、品质方向升级，提高产业链整体竞争优势，反过来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服务业、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三是综合性公共服务业发展质量的提升，要注重卫生、教育、交通、供水供电、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环保生态、物流网络、应急管理等公共服务提供，为改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乡村综合性公共服务业发展质量，要统筹考虑“硬性”基础设施建设与“软性”公共服务供给情况，发展方向要注意由基本保障转向优质供给，发展过程要注重两者的动态一体化[13]。完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例如卫生基础设施、道路通行、电力水利、信息基础设施，这是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的重要保障，有助于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有助于改善乡村服务环境和乡村人居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加强农业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聚焦医疗教育投入、生态环境治理、物流网络构建以及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等发展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的有力支撑，有助于构筑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引导更多主体参与乡村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成长过程。

2 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及实证分析

2.1 乡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质量分析

结合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质量的评判思路与数据的可获得性，产前环节主要选取的评价指标是种子质量抽检总体合格率、化肥施用量和环保型规模农资企业总体占比；产中环节选取的评价指标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生产托管组织个数；产后环节选取的评价指标是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农产品电商交易额。

从产前看，《中国农业年鉴(2019)》数据显示，近年来，种子质量抽检总体合格率均在96%以上，表明种子供应质量显著提高，种子市场秩序明显改善。同时,2014—2019年中国化肥利用率逐步提高，如图1所示，表明产前环节“节肥”服务工作取得成效，农业生产者树立科学施肥理念。截止到2016年，中国新型农资企业近2 000家，但注册登记的环保型农资企业数量只有300多家(含生物农药)，占比约20%[14]。这表明当前农资企业市场化发展滞后，不能有效满足农资服务绿色化发展的需求。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农村部官网。

从产中看，2019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70%，其中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0%，基本实现机械化[15]。但农业机械化服务发展较不均衡，尤其是棉油糖、果菜茶等经济作物的综合机械化水平较低[16]。2019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2%[17]，技术支撑对农业生产更有力，但贡献率低于发达国家 70%～80%的水平，农技推广存在水平低、激励机制缺失和经费不足等问题[18]。从农业托管服务发展情况看，截止到2019年底，全国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达44万个，服务小农户超过6 000万户[19]，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但也要意识到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发展过程中部分农户普遍存在顾虑心态，担心合同履行不到位、服务质量有折扣等，应持续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提质扩面[20]。

从产后看，2019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2∶1，距发达国家平均水平8∶1的比值还有较大差距[21]，尚需进一步挖掘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潜力，延伸产业链。农产品电商销售额由2014年的870亿元跃至2019年的3 975亿元，带动农业生产者增收的作用不断显现，如图2所示。

注：数据来源于2014—2019年《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2.2 乡村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质量分析

结合乡村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质量的评判思路与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选取的评价指标是乡村居民消费水平、乡村地区二、三产业人员从业比重和城镇化率。

从乡村居民消费水平看，2014—2019年中国乡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显著提高，如图3所示。同时国家统计局2019年“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中国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为9 886元，同比增长12.6%[22]，表明乡村居民消费水平稳步提高，但也要意识到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水平仍有明显差距，2019年两者相差2.11倍。从乡村地区二、三产业人员从业比重看，201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3—2018年中国乡村地区二、三产业人员从业比重分别为37.6%、39.9%、40.8%、40.6%、40.5%、40.7%，表明乡村地服务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就业吸纳能力，但乡村地区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仍较低，反映出乡村地区服务业发展不充分，高素质服务型人才较为缺乏[23]。从城镇化率看，2014—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逐步提高，如图4所示，城镇化水平提高会带动不同要素向乡村地区渗透，促进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推动城乡同质性发展，但也要注意到当前城乡发展差距仍较大，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4—2019年“中国年度统计公告”。下同。

图4 2014—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

2.3 乡村综合性公共服务业发展质量分析

结合乡村综合性公共服务业发展质量的评判思路与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选取的评价指标是乡镇道路建设水平、医疗服务水平、互联网普及率、农产品物流服务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从乡镇道路建设水平看，截止到2018年底，乡镇、建制村硬化路比例分别达到99.6%和99.5%，通客车率分别为99.1%和96.5%[24]，城乡公路网络不断完善。从乡村卫生建设情况看，截止到2019年底，全国乡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65%，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已覆盖90%以上行政村，近30%的农户生活污水得到有效管控[25]。从医疗服务情况看，到2020年，实现“互联网+医疗健康” 远程医疗服务覆盖全国所有医疗联合体和县级医院，并逐步向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延伸[26]。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进一步推动了公共服务供给完善，例如，近年来乡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明显缩减，如图5所示。但农产品电商基础设施与配套物流服务方面仍明显薄弱，尤其是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缓慢，导致生鲜类产品在物流过程中的损耗率达15%，果蔬类产品的损耗率高达25%，而发达国家果蔬类物流当前损失率一般控制在5%以下[27]。从2018年的非洲猪瘟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看出乡村地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在防控风险、维持经济社会正常运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乡村产业有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28]。

2.4 乡村综合性公共服务业综合评价分析

将上述乡村新型服务业的3个分产业路径的指标评价结果归纳汇总起来，能使其发展质量得到更清晰展示，如表1所示。其中，每个指标的星级(★)数量确定是依据于相应指标数据的定量结果，星级标准用百分比衡量，每个“★”代表20%的发展程度，以累加的星级数量衡量发展质量，然后进行产业分类的总体横向对比，从而初步得到综合评价结论。

注：数据来源于2014—2019年《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表1 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质量评价简表Table 1 Summary table of quality evalu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service industry

3 中国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障碍

3.1 顶层设计不够完善

国家正式确立乡村新型服务业的发展政策较晚，还来不及进行详实的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已有的一些顶层设计也还没有达到完备的程度，相关产业政策偏少，相关发展战略和政策创新滞后于发展实践，尤其是缺少政策统筹与整体部署，缺少行业发展标准和政府监管机制，缺少综合性农业农村服务业管理机构[29]。

3.2 服务供给能力相对滞后

从生产性服务供给来看，环保型农资企业数量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推广程度低，农产品营销包装及物流服务较为滞后，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信息供给和更新不及时；从生活性服务供给来看，服务企业激活新需求的动力不足，乡村居民在康复养老、休闲旅游等享受型、发展型服务方面的可获得性不高，城市丰富的生活性服务向乡村延伸度低，乡村生活性服务仍以传统商贸服务为主，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甚至一味“重设施轻体验”；从综合性公共服务业来看，生产生活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尤其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金融、技术、医疗等资源配置不足，物流服务存在“最后一公里”瓶颈。

3.3 要素资源聚集存在短板

从人才要素层面看，技术型和管理型人才均较为缺乏，从业人员掌握互联网技术的能力薄弱，部分服务业企业经营者尚不具备或更新现代管理理念；从技术要素层面看，农业农村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数字化技术与产业发展的融合度不高，例如有待加速物流技术、电商平台与农产品流通产业的有机融合[30]，关键技术研发推广与产业开拓的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从资本要素层面看，目前政策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相对不足，且由于社会投资者不甚了解乡村新型服务业，投资积极性不高。同时，由于乡村地区工业布局较分散以及城乡要素市场流动性不高，工业企业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难以实现[31]，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要素资源向乡村服务业聚集，乡村服务业企业无法共享生产要素。

3.4 配套保障体系不够健全

从组织层面看，乡村新型服务业涉及到的生产性服务、生活性服务等领域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分散影响产业政策协调与互动发展；从制度层面看，缺少专门支持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尤其是乡村新型服务业监管制度、产权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从法律法规层面看，已出台的部分地方性政策法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落实起来可能会与其他行政法规不相协调或与实际发展情况有所偏离，针对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纠纷问题，确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与规范。

3.5 宣传和认知不够充分

部分从业人员未能深刻理解乡村新型服务业的内涵与发展重点，对乡村新型服务业的业态模式选择方面存在盲目心态，或陷于传统农业农村服务业的固定服务模式中，未能主动更新经营理念与服务理念。这种认知瓶颈主要是由于相关政策宣传不到位、政策解读不及时、政策执行力有偏差以及从业人员自身认知局限等问题，影响政策与法律法规实施的有效性与精准性，不仅造成经营者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的意愿不高，同时造成部分地区乡村新型服务业的新业态存在同质化现象，未能充分利用资源禀赋，甚至可能会导致经营状况不良，政府监管效果大打折扣，投资者望而却步。

4 促进中国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措施

4.1 强化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

一是加强对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统筹规划与分类指导，通过政策引导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综合性服务业质量提升，聚焦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二是完善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支持政策，发挥城市服务业中相关要素渗透和产业链下沉的带动作用。三是衔接好乡村新型服务业不同服务领域的分类发展政策，重视不同服务领域的互动发展。四是不断加大对乡村新型服务业的金融财政支持力度，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用地支持等方法，鼓励经营主体积极拓展业务，鼓励社会投资参与经营活动。

4.2 提升服务供给层次和质量

一是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市场竞争增加经营主体提供多样化服务、改变传统服务方式的动力，增强经营主体服务规范化、精细化、品牌化的理念。二是强化乡村新型服务业产业化、区域化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创制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不同服务功能(例如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等)互补的服务格局。三是顺应乡村地区工业、农业生产发展趋势与家庭居住需求，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尤其要加强物流运输、信息平台建设等服务供给，助推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效率提升。四是积极推动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发展，发挥行业协会的引导与监管作用，通过开展行业交流合作，加强经营主体与公益性主体间的合作，提升行业自律与诚信水平。

4.3 推进要素集聚和创新发展

一是健全专业型服务人才培养与引进体系[32]，引导从业人员通过参加培训、自主学习等多种路径和方式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倡导有技术、会管理的专业型服务人才积极投身到乡村新型服务业的经营活动中，增强服务企业发展后劲。二是加强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扶持科技服务型龙头企业发展，统筹各类技术资源向全产业链下沉，增强产业开拓的技术创新动力。三是强化财政金融支持力度，鼓励经营主体利用股权激励、技术投资等方法拓展融资渠道，有效解决资金需求的同时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四是提高各类要素资源利用率，加强落后乡村地区的要素配置，促进城乡要素从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转变，尤其要促成一些创新性要素向乡村地区集聚，以实现创新发展。

4.4 加强相关保障体系建设

一是创新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有关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的组织管理机构，设立独立领导小组，增强组织部门间工作的协调性，共同推动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二是继续完善产权、市场准入等制度，建立与完善乡村新型服务业的监管体系。三是制定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的专门法律法规，并完善相关法律，例如农业金融保险条例、知识产权法，同时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区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制定含有服务范围、服务标准和发展目标的行政法规。四是加强执法支持，严格执法、科学执法，最大限度地保障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良好的行业生态。

4.5 提高宣传力度和理性认知

一是通过报刊、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提高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的宣传力度，讲解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和成功案例，加深人们对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理解，解决权威政策信息发布接收不及时等问题。二是鼓励企业家、行业协会、组织联盟等发挥行业建设作用，提高从业人员对服务新领域、新模式的认识，引导从业人员掌握经营新理念和服务新理念，减少经营过程中的决策盲目性。三是实地走访促宣传，有关工作人员深入街道社区、乡镇村组等，宣传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的前瞻优势、服务领域与发展重点等，引导发展需求与消费需求，推动乡村新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