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本位到个体诉求——小说性爱叙事的当代演变

秦彬，周婉

（1.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2.廊坊卫生职业学院语文教研室，河北廊坊 065000）

文史研究

从国家本位到个体诉求
——小说性爱叙事的当代演变

秦彬1，周婉2

（1.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2.廊坊卫生职业学院语文教研室，河北廊坊 065000）

性爱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叙事范式，进入当代文学时期，性爱叙事最初是让位于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旨归的民族国家叙事的，继而走向人道主义主题以及欲望的个体价值诉求阶段，性爱叙事呈现出阶段性差异和历史内部的复杂性。对小说性爱叙事的当代流变考察，对于把握文本背后折射出的现代化文学进程由理性到躁动的变迁有重要意义。

性爱叙事；民族国家；身体欲望；现代性

性爱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叙事范式，体现出时代对文学现代性的独特要求。“现代性”是二十世纪的核心价值理念，深刻影响到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现代性”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表现在文学文化上是以独立自由的“个体”为价值诉求的个人主义的盛行。性爱叙事在五四文学时期，在郁达夫等作家的笔下成为“生命文学”的范畴，对性爱的展露超出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接受范围，从性爱的角度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人的感性解放，性爱书写也就有了思想启蒙的意味。进入当代文学时期，性爱叙事最初是让位于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旨归的民族国家叙事的，继而走向人道主义主题以及欲望的个体价值诉求阶段，前后文学形态的差异之大可谓冰火两重天，性爱叙事呈现出阶段性差异和历史内部的复杂性，对小说性爱叙事的当代流变考察，对我们把握文本背后折射出的现代化文学进程由理性到躁动的变迁有重要意义。

一、建国初期性爱叙事让位于民族国家叙事

建国前的战争意识深深影响到人们的心理结构，“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与狂热的非理性的奇特结合，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因战争的胜利而陶醉于军事生活、把战事军队生活方式视作最完美的理想境界等等，这种种文化特征在战后的短短几年中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1]。建国之初，文学中也延续着这种战争思维，民族国家叙事成为主要的叙事主题，性爱叙事被纳入民族国家叙事范畴，人的本能欲望被压抑。

（一）国家话语规训下的性爱叙事

自古代社会以来，性爱是边缘话语，尤其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思想观念支配下，性爱被束缚。尽管五四时期有了一次性爱“解放”浪潮，但很快被消融在革命话语中去。性爱是不能进入公共空间的私人话语，对性爱的态度被打上了道德的烙印，传统的贞洁观念和禁欲主义影响到了作家的创作观念。进入50年代，文学方面“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2]，以延安文学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成为文学创作主流精神资源。

这一时期的性爱叙述作品大都是性爱/政治文本，性爱成为“革命”的附庸，延续了延安时期的性爱叙事模式，政治话语对性爱生活强势介入。建国初期陈淼写作的小说《劳动姻缘》，经“老杨说媒”后的第九章“婚礼”[3]，对新婚之夜新婚夫妇的谈话做了描绘，谈论的是关心组织上的劳动生产以及帮助落后青年提高等话题，其对性爱的态度犹如“山楂树之恋”般的纯洁，就承接了延安时期丁玲在《夜》中对乡村干部何华明的写法，何华明在回家的路上对他间壁青联主任妻子侯桂英的情欲冲动，被淹没在了革命理性主义中：“不行的，侯桂英，你快要做议员了，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4]。从性爱叙事角度我们也能看出这一阶段文学对延安文学的承继关系。性爱叙事要符合民族国家叙事主题，规训于国家话语权力。

（二）性爱叙事成为反面人物的专属

体制下的文学界，文学批判运动屡屡发生，文学观念的论争被贯以阶级斗争的思维。主流文学作品如《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创业史》、《艳阳天》、《苦菜花》等在描写情爱之时，往往将革命者爱情纯净化，反动者肉欲化了，奢靡的性爱成为反动派的专属，纵欲成了反面人物的一种身份标识。

茅盾是性爱叙事的高手，他着重描绘了大革命中反动人物的纵欲生活，而到了当代，“‘反动阶级’享有性描写特权的传统，仍在革命长篇小说中得到延伸。”[5]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呈现出脸谱化特点，人物平面化、概念化倾向明显。性爱在文本中成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划分标准，《苦菜花》中，王柬芝的妻子作为地主少爷的太太，为了排遣自己守活寡的那份寂寞，勾引起了自家的长工王长锁，“一个大风雪的深夜里，王长锁披着衣服到马棚里去给牲口添草。突然，一个黑影扑到他身上，伏偎在他怀里。他一时吓呆了……一切都明白了。可是他没有叫起来，嘴张不开；也没把她推开，他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屈服了，做了她的俘虏……从此以后，每当夜静更深的时候，王长锁就偷偷地溜进女主人的屋里。她正在等着他。”[6]王长锁在对方情欲的诱惑下忘记了阶级仇恨，“与旧社会有杀父之仇的王长锁，竟当了地主婆的俘虏”[7]。可见，性爱成为反面人物的表征，消磨正面人物的革命意志，最后滑向“罪恶”的深渊。

作为身体一部分的“性”仿佛成为“‘革命’所要解放或压抑或牺牲的能量”，黄子平认为“我们如何讲述‘革命’和‘性’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如何阅读‘革命’和‘性’的问题”[8]，这为我们阅读和研究性爱叙事小说提供了方向指引。

二、性爱叙事与人道主义的复归

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全面复苏，并重新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社会各界纷纷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现代化”的诉求。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则显得更为曲折，文革期间文学的题材被严格限制，“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和样板戏的风靡让作家在独立创作的道路上受挫。所以文革结束之后，作家开始思考和反省这一荒谬性既成事实背后的文化动因，“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一系列文学潮流登上历史舞台。此时的文学核心就是重新确立启蒙主义精神，性爱叙事无疑成为文学突破题材禁区之后的独特选择，是从原欲层面对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价值认同，被纳入文学启蒙的大视野中。此时的性爱叙事呈现以下特点：

（一）新启蒙主义下的性爱叙事

学术界常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的新启蒙主义看作是与“五四”文学精神的对接。新启蒙主义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性，以及人道主义和人的主体性的回归。文革结束之初，多数作家呼唤社会良知，纷纷用文学用手中的笔来进行理性主义反思，并逐步恢复发扬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和现代战斗精神，以一种先锋姿态登上文坛，引领时代精神风尚。改革不仅是改革政治经济体制，更重要的是变革人的精神世界，改变人的心理状态，只有精神焕发，才能在工作生活中激发更大的潜能。“五四”新文学传统渐渐恢复了活力，复活了作家的启蒙责任和重建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

一批老作家重返文坛，成为创作的中坚，作品中流露着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干预和对普遍人性的赞美。作家普遍追求淳朴的人性，人道主义、启蒙主义成了这一时期性爱叙述的主题，小说中高扬着纯净唯美的性爱，洋溢着人性的芬芳，没有大段的性爱场景描绘，没有多么华丽的辞藻，完全是一种近乎自然的性爱意识的启蒙，张扬着最至纯至善的两性，并且把大背景放在“文革”这一禁锢人欲的时代，人们表达爱情是含蓄的，因为当时“爱情”也是禁忌，更不用说涉及肉欲的性爱了。如果两性之事被上级发现，就会被批斗，写检讨，而且要细致入微地描绘细节，他们再拿来当作黄色小说读，这就是那个时代非常态的人性。此时文艺方针被调整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性爱叙述作品是性爱/道德（伦理）文本。重“情”而轻视“欲”，以“情”取代“性”。很多打破坚冰、突破性爱禁区的先驱者，在小说中描绘了性苦恼、性饥渴以及性压制导致的性功能丧失等等。男女关系转变为基于食欲、性欲的本能行为。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提倡禁欲主义，“禁欲”、“无欲”的伦理道德成为稳定的心理结构，相比之下80年代的人性也只是得到有限度地复原而已。80年代中期以后诞生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刘恒的《伏羲伏羲》等。新时期作品的“人道主义”、“人情味”、“共同美”的主题逐渐浓厚起来。“‘新时期文学’中知识分子政治权力的回归常常通过这种性与爱情的故事来加以体现。”[9]作家大都以文学中的性爱叙事，来揭露和批判文革中的极端“禁欲主义”，揭示政治话语对人性的压抑，尤其是对隐秘的性爱的压抑的书写，传达出对荒诞社会的极力反拨，所以这一时期的性爱叙事涂抹上了浓郁的政治色调，具有反乌托邦的意味。

（二）性爱叙事与男性中心话语

雄性生殖崇拜，很早就被视为对人类原始生命强力的一种赞美。80年代的文学叙事出现了表现男性生殖消退的文本，并将消退的深层次原因指向紧张的政治岁月。然而从性别角度来看，对生殖力消退的书写并不能动摇男性中心话语地位。

这一时期性爱叙事的代表作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及《绿化树》、《灵与肉》等作品。小说中主人公章永璘丧失了性交合的能力，最惊心动魄的段落是他的性饥渴和他与黄久香的性生活描写。但是作者在写饮食男女时，映射出哲理的光辉。性爱和婚姻、家庭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体生理机能的自然运动和性欲的自然满足过程，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要受到社会的制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实质上指的是男人的其中一半是肉体与身体，而另一半是灵魂和精神。所以，作者的创作动因是从性爱的角度来揭露“文革”对人性的压抑与折磨，文本中有限度地解禁对身体的控制，以此批判那个时代的禁欲主义，但是又把肉体纳入了另一个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启蒙主义与发展主义，尤其是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这也是这个时期性爱写作的基本特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新时期性爱叙事中最大的突破并不在于作家书写了性饥渴、性幻想、性偷窥、通奸、性交易、性治疗等‘禁忌’话语，而在于将性本能提升的人性的高度，即从人道主义层面书写压抑对人性的扭曲，又从精神理性建设高度叙述性压抑对建构现代自我主体的残害。”[10]性爱的满足，性需求的尊重成为现代理性社会中人的精神追求的一个维度，成为现代性评价体系上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时性爱也成为作者对抗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资源，提供了广阔的文学想象与书写空间。我们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的性爱叙事中，尽管女主人公作为拯救者来拯救受难者的男主人公，但总体而言，女性仍处于“他者”的位置，是男性中心话语的边缘者，并未走上独立性的道路，女性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表征则要到下一阶段。

三、原欲释放与性爱叙事的滥觞

（一）骚动的世人心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体制的改革让市场经济全面展开并获得了体制上的合法性。市场经济催生了一个骚动的时代，经济利益成为普遍的人生追求，经济的进步激荡着人们的欲望，社会进入了一个欲望现实主义的时期，享乐主义盛行，身体也成为了消费品。经济的改革带动了文学体制的改革，作家和文学刊物也被置于广阔的市场中来接受读者审美需求的选择。市场改变了作家生存方式，滋生了诸多流行性通俗读物。如同晚晴时期鸳鸯蝴蝶派注重文学市场的开拓以及照顾市民读者的期待视野，9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家摆脱了宏大叙事的写作姿态，以一种世俗化的创作心态迎接文学转型期的到来。同时，经济的飞跃也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丑恶面层出不穷，权钱色的交易屡见，此时人们对“人”的观念的认知发生改变，从理性的人走向非理性的人，人成为欲望的个体，各种物质资源为人的自我身体和本能欲望服务。处于这种历史情境下的作家们以自己的笔触展现了这个欲望骚动的时代和价值多元化的世人心态。

（二）欲望的文学

性爱叙事进入90年代以来，出现了有别于新文学发展历程以往历史分期的新特质。女性写作成为性爱叙事的主力。此时，女性写作与身体的关系更为密切，《沉默的左乳》、《一个人的战争》、《上海宝贝》等涉及性爱的作品争相出现，给文坛投影出另一番景致。身体的经验被人为放大，而对女性生存经验以及精神世界的探求却显得弱化，对人的灵魂的书写以及对人性的开掘的缺失显示出文学写作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程度的增强。女性写作在诞生之初就是作为一种谋求性别平等和身份认同的价值理念和创作观念出现的。福柯认为，性的被激活正是“各种权力关系在性经验的机制中运作的结果”，性变成“以管理生命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11]。新时期以来，女性写作却走向了性别认同的对立面，它所彰显的是作为一种性平等观念而出现的性别观，而最终却获得了消解自身性别的无意识行为。女性写作作为一种宏大的文学命题，应该走出闺房，摆脱那种狭隘地对女性个体私密经验的展示，而迈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并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来关注底层女性的物质生活、生存状态以及情感体验等各种表现女性深广度的方面。现代女性在获得更广阔意义上的身份认同的同时，却滑向了消费主义泛化和欲望化张扬的深渊。作为作家，应该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反思意识，在面对被欲望和物质化充实的后现代社会，作家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应该从理性化的角度来在精神层面给予大众指引，而不是走向渐行渐远的虚无。文学的现代性不仅表现在文学样式、文学语言等技术层面，也体现在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上，即启蒙和批判意识。写作是审美意识的涌动，也是形而上理性价值的传达。

新时期之后，个人终于从集体主义中摆脱出来，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文坛，从《人啊，人》中对人性的回归，到《私人生活》对女性身体经验的叙述，一直到《遗情书》对女性性经验的展览，个性主义走向了极端化的发展路向，与欲望、个体经验的书写不能分离，纠缠不休，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种别样的女性呐喊声息，文学的表现方式窄化，沦落到引用女性的身体、私密的性经验来维系女性的身份认同，以这种极端化的书写方式来对抗男性权力不能不说是女性文学写作走入了误区。在这里，宏大叙述以及国家民族主义、对普通民众的关怀是被拒斥的，以个人空间对抗起了公共空间，以极端化的个性主义抗衡集体主义的吸纳，保持着对理性主义的反叛立场，其反叛的对象是现实主义文学中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道德化现实以及其理性主义的文化成规。从长远而看，从文学的发展进程来看，这种作为私人化写作的女性写作自身的束缚和场域的窄化势必会影响到其长远发展和其深远性高度，走入媚俗和迎合大众的创作误区，留下的只能是艳色文字的堆砌和感官化本能的叠加。

社会历史变迁赋予文学新的时代内涵，以往文学服务于革命和政治，充当政治附庸并获得巨大的“轰动效应”。而今文学写作中的欲望狂欢化表明了商品经济社会的偏执发展，社会生活是狂欢化欲望的充斥，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且无名的时代，宗教式的终极信仰缺失，人们关注的是“此一世界”的欲望诉求。启蒙主义主体被解构，后现代主义强势登陆文坛，身体取代了虚拟的主体，主体有了触感，这种观念意识在对启蒙主体的社会化的反拨之外，对个性化的人的自然本能强势推崇，走向了以往对人性压抑的写作观念的对立面。她们以一种纯粹的感性的个体的自我取代了一种“更高的自我”，以一种自我的生存取代了一种为着“理想目标”的生存，普遍追求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意味着“让我们的肉体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初始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12]。作为性爱写作的男作家，则常常将女性视为男性欲望征服的对象，女性是作为第二性出现的，同时有些作家充分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创作了大量满足城市小市民趣味的性爱作品。男性作家创作的《白鹿原》、《废都》、《我爱美元》等将性爱与文化链接，在性爱题材领域表达自己的个性化认知。表面写性，实为写知识分子之死的《废都》，“的确是一本显示了90年代文化的特色的小说。它最好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文化话语中地位的沦落以及对这种沦落的极度的恐惧”。[13]欲望化的时代审美取向以露为美，露骨成为商业卖点和生存资本，并一再提升为女性成名手段。女作家如木子美，卫慧，棉棉的写作无疑也是成名手段，而冷静深思的作家太少。“女性写作”不等同于“身体写作”，它们在词源上就是不同的概念，而现如今后者超强的实践性品格已有渐趋取代前者地位的趋势。

“启蒙主义的主体性指的是人的社会化的一面，而身体化的人则主要代表着一种个性化的前现代性的自然本能，两者的合二为一，才能构成完整的人的观念。”[14]小说性爱叙事从民族国家主题和人道主义主题的藩篱下独立出来，有鲜明的“去政治化”意味，它在走向本能和感官化情欲张扬的同时，却又趋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太执着于对人的身体的非理性主义表达，将文学的理想主义和批判主义色彩消匿，我们应当对“身体中心论”的性爱叙事有清醒认知。性爱叙事是我们探究文学本真和把握现代化文学进程的路径。近几年性爱叙事在众声喧哗之后又趋于平静，其深层次原因将在另文中专论。

[1]陈思和．鸡鸣风雨[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9．

[2]周扬．周扬文集（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13．

[3]陈淼．劳动姻缘[M]．北京：天下图书公司，1952：85．

[4]晓菡．夜[N]．解放日报，1941-6-11．

[5]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55．

[6]冯德英．苦菜花[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57．

[7]安徽图书馆．《斗私批修战斗团》、安徽省巢县图书馆斗、批、改小组．毒草小说批判材料[R]．巢湖：巢湖人民印刷厂，1968：38．

[8]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56．

[9]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C]//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

[10]刘传霞．从“角落”里的浮现到历史中的“逃亡”——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性爱话语变迁[J]．青海社会科学，2010（1）：110-115．

[11][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增订版）[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

[12]沈浩波．香臭自知——沈浩波访谈录[J]．诗文本（四），2001：20-22．

[13]易毅．《废都》：皇帝的新衣[J]．文艺争鸣，1993（5）：47-49．

[14]耿传明．“现代性”的文学进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动力与趋向考察[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260．

From the National Standard to the Individual Demand——the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Novel Sex Narrative

QIN Bin1ZHOU Wan2
(1.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2.Chine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LangFang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Hebei Langfang 065000,China)

Sex narrative is an important narrative paradig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On entering the period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sex narrative primarily gave way to the nation-state narrative aiming at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nation;itthenstruck to humanitarianismand moved to the period ofindividualvalue appealfordesires.Thesexnarrativepresentsthetraceofthestagedifferencesandhistoricalcomplexity.Close study of the contemporary rheological models of the sexual narrative in novels is significant in understanding the modern literature process from the rational to the restless reflected in the texts.

sex narrative;nation-state;lust;modernity

I206

A

1674-7356（2012）03-0038-05

2012-04-05

秦彬（1983-），山东五莲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