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HP评价的浙江海洋生态安全机制研究

宫敏丽 唐 林 孙 硕

(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22)

基于AHP评价的浙江海洋生态安全机制研究

宫敏丽 唐 林 孙 硕

(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22)

用AHP和德尔菲法评价浙江海洋生态安全，显示浙江海洋生态安全呈波动上升趋势，生态安全状态一般，海洋生态还存在很多安全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海洋活动强度过大、过度的海洋资源开发、环境污染严重和海洋管理体制不健全。结合浙江海洋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分析认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协调，市场行为主体与政府监管之间关系的协调，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的协调构成浙江省海洋生态安全机制。

浙江；海洋；生态安全；影响机制；AHP

浙江省是海洋大省，全省海域面积4.24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和海岛总数均居全国第一。全省海岸线约为6700公里，可供建设大吨位泊位的深水岸线约506公里；海岛总面积约1900平方公里，岛屿约占全国海岛总数的44%；渔业资源藏量居全国首位，潮汐能年发电量位居全国前列，海洋旅游资源多样而富有，存量滩涂资源占全国的13%。[1]第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不断减少，第二产业发展增长缓慢，第三产业的海洋经济贡献值不断增加，产业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浙江海洋大省和强省的地位不断突出。但海洋经济的发展也遇到瓶颈，海水水质变差，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水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也频频发生。建立海洋生态安全机，保持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浙江海洋生态环境描述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浙江省近岸海水质量持续得到改善，一、二类海水水质占海域的37.7%，水质富营养化维持在中度状态，入海排污口达标排放率较低，66%以上的海域呈现富营养化状态[2]，赤潮发生次数占全国总数的1/3以上。

（一）近岸海域环境情况

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有一定改善，沿岸区域主要是劣于第四类海水，全年夏季水质明显优于其他三季，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标。据2007—2016年《浙江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及《2016年浙江省海洋灾害公报》数据显示，2006—2014年劣于第四类海水的海域面积变化不大。与去年相比，四类和劣四类海水下降7.4%，水体富营养化状态等级维持在中度，海水水质基本满足渔业用水要求。

（二）六个港湾生态环境情况

六个港湾水质较以往总体有一定的改善，全年水质最好的季节依次是夏季、春季。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为主要超标物。杭州湾生态系统较之其他港湾水质状况比较严重，总体处于不健康状态，全海域为劣四类海水。石油类、重金属锌超标物有一定改善，但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标物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水体处于严重营养化状态。象山港全海域为劣四类海水，处于中度营养化状态。海域沉积物质量呈现良好状态，均符合第一类质量标准。三门湾全海域为劣四类海水，处于重度营养化状态。海域沉积物质量良好，无机氮超标状况基本维持上年水平，活性磷酸盐超标状况较上年加重。台州湾、乐清湾、温州湾的大部分海域属于劣四类海水，海域沉积物质量均为优良。乐清处于重度营养化状态。杭州湾与去年相比，潮间带湿地沉积物等级保持优良，各指标均值含量基本稳定，波动较小。

（三）主要海洋功能区环境情况

全省海水养殖区和海水增殖区的功能区域环境质量优良，滨海旅游度假区全年水质均为优良。年平均海面状况良好，海洋保护区水质良好，倾倒区的主要倾倒物为疏浚物，倾倒总量大幅度增加，但倾倒活动影响不大，可以继续使用。养殖区域的沉积物主要超标物为铜、铬和有机质,超标9%多，保护区水质里的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有不同程度的超标。

（四）入海污染物情况

全省主要入海河流有6条，其中有48个入海排污口，入海口海域区域环境状况一般。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现象较严重，排污口达标排放的次数占42.6%。入海的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总有机碳、氨氮、亚硝酸盐氮、总磷、石油类、重金属和砷。其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石油类和重金属总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普遍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五）海洋环境灾害

《2016年浙江省海洋灾害公报》显示，2016年浙江省近岸海域发现赤潮27次，占全国总数的39.7%。其中有害赤潮2次，面积95平方千米。与上年相比，赤潮发现次数偏多，累计面积增加1777.5 平方千米；有害赤潮发现次数偏少，累计面积增加16.5平方千米。其中舟山海域发现赤潮累计面积最大，达到1630平方千米，占总数的62.3%；其次是宁波海域530平方千米，占20.3%；温州海域为308平方千米，占11.8%。2016年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较重的地区是宁波市，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75 亿元；其次是温州市1.19 亿元和舟山市0.81亿元。

二、浙江海洋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一）PSR影响因素的确立

“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反映的是人类在自然界中获取资源进行生产和消费，把废物排到自然环境中，使自然环境的存量和质量发生改变，如果自然环境变化影响到人的活动，人类社会将会做出反应。PSR模型说明了人与环境之间如何发生作用关系，表现人类活动、生态环境和政策行为三者的联系。

压力系统（P）主要是指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给海洋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和压力，用资源、环境污染和人文社会三个指标表示。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都会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影响和压力，反映了一定时期海洋资源的利用强度和经济的发展变化趋势。[2]具体包括沿海人口数量、海水水产品总量、海洋货物周转量、海盐产量、海洋旅客周转量、海域严重污染面积和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海的总量等具体指标。[3]

状态系统（S）是指一定时期海洋生态系统的功能状态，是海洋生态系统对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的反应，是海洋生态系统承载力在一定时期表现，表明了海洋为人类服务的能力，包括海洋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海水养殖面积、盐田总面积等指标。海洋生产总值是在一定期间内各类海洋产业总产值；海洋第三产业是指与海洋相关产业中属于第三产业范畴的部门，主要包括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等。

响应系统（R）反映了人类对于海洋环境问题的处理，反映了人们对于海洋生态压力和状态的应对能力。包括人类为了应对环境变化采取的法律法规、管理机制以及环保意识培育等措施，为了避免和减少环境变化带给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威胁，实施的保护海洋生态安全措施。其衡量指标主要是海洋类自然保护区面积、沿海污染项目治理数量、海滨观测台/站数、海洋科研机构数量、海洋专业本科和专科毕业人数、海洋科研机构课题数等。

为此，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如表2所示。[3]

表2 海洋生态安全评价

（二）基于PSR的指标数据

依据目前可收集的2006—2014年浙江海洋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中相关数据，形成PSR指标数据，具体见表3。

表3 基于PSR的指标数据（2006—2014年)

由于所选取的各项指标数据的纲量都不尽相同，且有正向和负向之分，采用极差变换法处理法对各项指标进行单位的统一，具体见表4。

表4 2006-2014年标准化数据

（三）基于AHP和德尔菲法的海洋生态安全评价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2]，具有系统化、层次化的特点。对于较复杂、模糊的问题特别是在解决那些很难完全定量分析的问题方面，层次分析法是非常合适的方法。海洋生态安全评价具有复杂性的特点，选用AHP方法对浙江海洋生态安全进行评价。

1.层次分析法指标权重的确定

运用德尔菲法邀请相关专家进行打分，计算出每位专家比较判断矩阵打分下的权重值，对权重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权重值都满足WB1+WB2+WB3=1，（其中WB1，表示压力系统权重之和，WB2表示状态系统权重之和，WB3表示响应系统权重之和），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CR值均小于1，说明通过了一致性检验，取指标权重的几何平均值，进行规一化处理，得到目标层A中各指标的权重值。

由（1）和（2）得出海洋生态安全指标的权重，具体见表5。

表5 基于AHP法的指标权重

2.评价结果

（1）综合指数评价法是对生态安全每个指标进行加权求和，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A为海洋生态安全的综合评价值，wi为各指标的权重，yij为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

（2）利用综合评价方法，计算得到的评价结果见表6和图1。

表6 海洋生态安全评价结果

图1 浙江省海洋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及PSR分项指数图

（3）生态安全等级划分

根据浙江海洋生态所处的实际状况和海洋开发的程度，设立5个海洋生态安全度的衡量等级：优秀（0.8-1.0）、良好（0.6-0.8）、一般（0.4-0.6）、较差（0.2-0.4），很差（0-0.2）。

（4）计算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的图、表，浙江海洋生态安全指数总体呈现出波动缓慢上升趋势，生态安全处于一般级别。浙江省实施海洋大省强省战略，施加给海洋的压力越来越大，集中体现在2009年和2013年。2009年金融危机，实施产业战略转移，浙江实施海上战略。2011年以后随着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成为国家战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人类对海洋生态的变化采取了更积极的应对，海洋生态保护措施更加完备，2010年以后海洋生态环境基本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

1）压力状况。浙江海洋生态压力基本上呈现波动状态向下方向，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其对浙江海洋生态安全总体影响很大。说明人类活动对浙江海洋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断加大。其主要的原因是对海洋生态安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肆意向海洋索取资源，废水和废弃物排入海的总量呈现上升趋势，环境的污染不断加剧，海洋生态安全的压力愈来愈大。

2）状态情况，浙江海洋生态安全呈现平缓波动向上趋势，海洋生态安全没有明显好转，其中，2007年状态较差，是因为沿海城市人口增多，直接入海的废水量和废弃物量大幅增加，海洋生物生存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2010年以后，尽管海洋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海洋生态安全状态指数没有随之出现大的提高，说明人类重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环境污染治理取得成效，更多的生物受到保护。

3）响应状况，响应指数呈现波浪式平稳地上升，并且与海洋生态安全状态曲线较相似，说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得到认同和强化，人类越来越重视海洋生态安全问题，建立健全有关海洋利用的法律法规，加大对海洋生态安全的监管力度，海洋环境科学研究不断增强，海洋专业人才逐年增加，对海洋生态安全现状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海洋环境承受的压力。

三、浙江海洋生态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

调查显示浙江海洋生态保护的任务依然是困难重重，还存在很多的生态安全问题，概况起来影响浙江海洋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如下：

（一）人类活动强度过大

截止到2016年末，浙江全省常住人口5590万人，呈现上升趋势，人口密度较大。与此同时，人们更重视养生和健康饮食，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对海洋水产品的需求呈大幅度提高。浙江的海水养殖面积却不断减小[4]，但海产品产量却逐年增加，表明海洋捕捞强度大大超过渔业资源供给能力。到2020年，浙江海洋港口主要建设目标为“四个一流”,全省新增51个万吨级以上泊位港口，20万吨级以上泊位超大港口8个，总量将达到270个；货物吞吐量设置目标为12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为2900至3000万标箱。[5]浙江省的海洋货物吞吐量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0%，海洋经济极度活跃，超强的海洋经济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二）过度的海洋资源开发

利益驱使大面积的建造养殖池，使部分的海滨植物和防护林遭到毁坏，使海岸的护岸功能大大降低。渔业生产过度捕捞现象十分严重，近岸渔业资源处于枯竭状态。近几年滨海旅游业成为旅游新宠，浙江大力发展滨海旅游和海岛旅游，在开发滨海旅游过程中忽视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规划设计不到位，致使宝贵的岸线及近海资源遭到肆意破坏，一些湿地、沙滩也受到大量游客毁坏，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缺乏科学理念和规划。

（三）海洋环境污染严重

海洋环境污染突出表现是海洋运输造成的船舶污染问题，使海水水质降低，鱼类和其他生物生存受到威胁，其他的海上经济活动也会受到影响，尤其是事故性船舶污染造成污染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消除。浙江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海的总量逐年减小，污染物达标排放的比率也越来越高，但沿海城市人口不断增多，涉海活动更加频繁，海洋污染物呈现上升趋势，相关指标也将受到影响。

2016年全省近岸海域水体总体呈中度富营养化状态，四类和劣四类海水占51.1%。主要超指标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化学需氧量，宁波、舟山和台州均以四类和劣四类为主，分别占58.8%、57.2%和50.7%。陆源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的现象依然很严重，2011—2016年排污口邻海区域水质为第四类和劣四类平均每年在78%以上，邻海区域水质没有明显得到改善，长期的累计效应会对周围海域造成较大的环境压力。以2015年为例，仅海洋部门监测的钱塘江等6条主要河流就携带入海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270万吨左右，48个入海排污口全年排放入海污水总量约达5.8亿吨，陆源入海污染物总量仍居高不下。具体见表7。大量海洋工程、港口海运等沿海开发活动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6]

表7 2015年浙江省主要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量（单位：吨）

海洋养殖池的废水污染严重，水质恶化。养殖池排放大量溶解营养盐、氨、氮、细菌以及残留的饵料和排泄物等，使水体富营养化严重。浙江省的海水养殖以贝类为主，而贝类的产量和其排泄废物量之间的比例是1∶68，如果养殖密度过大，会使无机营养盐的浓度直线上升，控制不得当，就会造成海区生态失去平衡。

（四）海洋监管机制不健全

浙江省海洋跨越了几个行政区域，海洋管理机构众多，隶属于不同的国家海洋管理机构，省、市、县等各级都设置了海洋管理机构，都可以对海洋资源进行调控，政出多头，成为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遇到的重大问题；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和政绩，忽视海洋生态安全，大规模地开发海洋资源，破坏该区域的海洋生态功能，必然会导致海洋生态安全状态向“较差”转变。海洋管理法律法规不健全，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海洋科研和管理人才，现有人员缺乏系统的学习和培训。

四、冲突分析与海洋生态安全机制建设

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协调和作用程度决定了海洋生态安全的状况，在一定界限时，四者相互协作和作用，使海洋生态系统由无序状态向有序的状态转变，形成海洋生态安全机制。

（一）海洋生态安全的冲突

近年来，浙江实施海洋强省战略，海洋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导致很多地区开发过度，环境污染加重，使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受到威胁。高密度的海水养殖方式超越了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导致区域水质污染问题。[7]沿海地区人口的聚集、滨海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和海洋运输持续繁荣发展，忽视海洋生态承载能力，海洋经济迅猛发展与海洋的过度利用的冲突日益突出。

1.海洋经济迅猛发展与海洋生态保护加强之间的冲突

浙江海洋经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已经得到迅猛发展。海洋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3500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6700亿元，约翻了一番，海洋经济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4.41%。[6]与此同时，在发展海洋经济时，难免会破坏湿地和滩涂，损坏特定生物的生存环境。优化海洋经济结构，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同样也升为国家战略，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保护两者常常发生冲突。

2.监管缺失与市场主体利益的冲突

一方面，海洋功能是一个综合体，其综合功能受到相关部门的调节和管理。另一方面，在市场中每个谋求最大经济利益的主体，却无偿地或者用较少的费用取得海洋资源和海洋的公共服务。这就需要政府进行监管，利用生态补偿机制来调整资源的合理配置。

3.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冲突

海洋生态安全评价的支撑点就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理论，秉承“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造成威胁”。海洋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当代人”为了满足其自身的需求，过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使得“后代人”无法获得发展所需的足够的资源，产生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冲突。需要建立一种机制，在对“当代人”过度的生产消费行为和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加以限制和制约，在海洋资源利用过程中体现代际公平性。

（二）海洋生态安全机制建设

海洋生态系统是个复杂的系统，包括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四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关系又形成正反馈系统和负反馈系统。人类可以利用不同的发展模式干预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使系统得到协调发展。

1.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机制

海洋生态安全和资源、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是实现区域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海洋资源的永续使用才能保障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追求经济增长同时保持海洋生态环境的健康良性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在资源可持续利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当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呈现良好协调发展时，发展的重点应放在环境质量的提高与改善上。当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发生明显冲突时，在确保环境质量的前提下重点发展经济，提高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度。

2.监督管理机制

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市场主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谋求个体利润的最大化，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可能导致经济活动失控。海洋资源作为公共服务资源，需要政府进行监管和干预，以减少海洋资源利用的程度和频率。把经济与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作为政府各海洋管理部门长期目标，对各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统筹和安排，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经济与海洋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建立健全海洋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创新管理方式方法，依法加强海洋资源利用管理，提高海洋管理人员的科学工作水平和综合素质，完善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科学监测系统，提高区域民众的海洋生态意识，形成监管、法制、科学、参与、有度的监管机制。

3.利益协调机制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人类需求不断增长与海洋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从海洋生态安全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出发，后代人的长远利益是优先的，不能仅考虑海洋资源开发对当代人的利益，肆意攫取海洋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追求当代人自身当前的利益，造成海洋生态系统的不断退化，为后代人生存和发展带来威胁，失去代际公平。在追求当代人的利益和幸福时，为后代人留下创造美好生活的机会和优良的海洋资源环境。

4.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合理科学论证海洋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海洋资源利用的生态成本，强化有偿使用海域的制度。设立海洋生态修复治理保证金，对排污企业征收相应的海洋生态补偿资金。同时对区域海域民众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可实行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共同参与的三位一体的补偿机制。政府负责产权界定、法律法规制定、技术标准确定，通过财政补贴、建立专项海洋生态保护基金、税收等手段实施补偿的机制。市场补偿是海洋生态保护者和破坏行为者通过市场的支付及交易，对双方出现利益增损问题进行补偿，使海洋生态服务的价值功能得以兑现的经济补偿。选择海洋生态社会保险、海洋生态补偿彩票、直接捐赠等方式使社会资本参与海洋生态补偿。

鉴于以上分析，浙江海洋生态安全机制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构建减轻生态安全压力系统，控制环境污染，优化经济结构，适度用海，依据浙江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目标来确定规划功能区，开发海域资源，协调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安全的冲突问题。加强海洋生态修复系统建设，优化海洋生态资金使用，加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加大海洋自然保护区制建设力度，打造公众亲水和谐海洋生态状态。构建依法用海治海的海洋生态响应系统，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系统，依法维护和管理海洋生态环境，加大执法力度，实行海洋管理、土地管理有关部门参与的海监联合执法，创新海洋生态管制新方式新方法。

[1]周铭,朱美虹.浙江省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综合绩效评价[J].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2015( 6):3-36.

[2]劳鄢陵.滨海湿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D].武汉；中国地质大学，2013：49-51.

[3]孙硕.基于PSR模型的浙江海洋生态安全评价研究[D].舟山:浙江海洋大学，2017.

[4]王朝代.彭道民.王飞,等.浙江省水产品产量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5(9):68.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海洋港口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EB/OL].[2016-04-28].（2017-07-02）. http://www.zj.gov.cn/art/2016/5/3/art_12461_272901.html

[6]浙江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2016-2020) [EB/OL].[2016-10-12].（2017-07-02）. http://www.zj.gov.cn/art/2016/10/12/art_5496_2185802.html.

[7]李京梅,林艳真.海水网箱养殖中的排污收费问题研究[J].渔业经济研究,2009(6):18-23.

On Zhejiang Marine Ecological Security Mechanism Based on AHP Evaluation

GONG Minli TANG Lin SUN Shuo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Zhejiang Oceanic University,Zhoushan 316022, China）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Zhejiang marine ecological security by using AHP and Delphi method shows that Zhejiang marine ecological security index is generally presenting the trend of rising fluctuation, average-level and many problems in ecological security We owe these insecurities to such factors as the excessively intense marine activities, the excessive exploit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seriousl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mperfect marine management system. By taking Zhejiang marine ecological security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we propose in this paper that what is to constitute the marine ecological security mechanism of Zhejiang Province i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harmonization between market behavioral agents and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hort-term and long-term benefits.

Zhejiang; marine; ecological security; influencing mechanism；AHP

X321

A

2096-4722（2017）05-0006-09

2017-08-30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RS和GSPA理论的浙江海洋生态安全动态评价与预警研究”（编号 ：15NDJC180YB）。

宫敏丽（1962-），女，辽宁东港人，教授，研究方向：海洋生态经济、区域经济、营销管理;唐琳（1985-），男，辽宁阜新人，硕士研究生；孙硕（1992-），男，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