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早期海洋观探析——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为研究对象

张振岳 马士远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华夏文明早期海洋观探析
——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为研究对象

张振岳 马士远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中国古代地理思想体系中，大地是关注之核心，在“天圆地方”式的想象世界里，海洋处于传统地理思想文化的边缘地带，但并不代表其不存在。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三则文献为对象进行比较探讨，并结合“四海”观念从模糊到逐渐清晰、与方位神相融合的过程，可发现华夏海洋观念虽未发展成为主流思想文化，但早期华夏民族曾试图对东部海洋进行一定的探索的史实。在华夏先民看来，海洋可容纳洪水、山石等物，海洋具有巨大而广泛的容纳性。体现了华夏民族海洋认识的缓慢进步。

华夏；海洋观；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

在古代中国，有两大神话系统，西方昆仑系统和东方蓬莱系统，在先秦典籍中，有关昆仑神话的文献记载颇为丰富，但关于东海蓬莱的神话文献记载相对较少，因而在学术研究上，昆仑神话显然占据了神话研究主流，蓬莱海洋神话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处于边缘地位，但东海蓬莱神话系统却对于研究华夏海洋观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新时期有必要对其进行新的深入探讨。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神话传说中，大禹治水用疏导之法，江河湖之积水皆顺流而下注入海洋，《尚书·禹贡》虽言平定水土，画野分州，却亦暗含深厚的海洋观；愚公移山，愚公将王屋、太行二山“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其涉及主体有二：太行王屋二山、渤海；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海洋更是其所涉及的背景主体，是有关海洋传说中体现最为直接的一则。

一、早期关于海洋之认识

按顾颉刚先生所言，蓬莱，即为神话传说位于海洋中的神山，代表了古代东方海洋文化。[1]31-57关于蓬莱的最早记载，是在《山海经·海内北经》中：“蓬莱山之海洋中，大人之市长海中”，[2]191-192此则记载直接指出了蓬莱在海洋之中。古代关于海洋的认识亦是不尽相同。《说文·水部》：“海，谓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华夏祖先对于海洋的认识是极为原始简单的。海洋位于大陆的最边缘地带，这是最直观的印象，《尚书·益稷》：“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尚书·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早期先民将海当作陆地的终点，陆上江河东流而去不复返，此亦是最容易观察到的一种现象，这一现象则引发了古人众多的思考。《庄子·齐物论》云：“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又《庄子·天地》：“谆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曰：‘奚为焉？’曰：‘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古人观察到江河湖水源源不断注入海洋，由此思考海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且无论江河湖水如何变化，海水都不会发生“满竭”，关于这个问题，《列子·汤问》中夏革在回答商汤的问题时说到：

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3]151

这一段是关于远洋航行想象式的言论，其前半部分讲因海洋深处存在“归墟”与“无底之谷”，所以江河湖注之才会“无增无减焉”，该处用想象之景解答了《庄子》中的问题。后半部分又想象海洋是一个仙人居住的世界。夏革认为大海深处存在着“归墟”，即“归所”的意思，《淮南子·天文训》中亦有着类似的论述，“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天文训》的观点认为，大海不仅是“水潦”的归处，亦是“尘”的归处，这个意义所指就相当广泛了。

《庄子·秋水》篇记有河伯与海洋间的一事，“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河伯自以为广大，但见到海洋之后亦感叹自身的渺小。《释名》云：“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而秽也。”《老子》中就有“澹兮其若海”，阮元解曰：“海，晦也。”[4]因海洋广大，古人对于海洋多是望洋兴叹式的态度，并认为海洋不可捉摸，变幻莫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5]1840齐人邹衍认为“九州”乃为“裨海”所环绕，且海外亦有诸如禹之九州的类似陆地存在。

“大九州”说是古人对于海洋一次革命性的想象认识，虽所谈过于虚妄，但这表明古代至少在沿海地区的人们对于探索和认识海洋有着极大的热情。整体上古人对海洋多是像河伯那种望洋兴叹的态度，并掺杂许多神奇瑰丽的想象，缺少实用性探索与解释，其始终处于“化外之域”的地位。广大、无边无际是海洋在古人认识中的第一印象，加之江河注入而不增减等客观情况，从而形成了古人“巨大容纳性”的海洋认知，这在后世文献中皆有体现。

二、三则文献的海洋观

（一）百潦众水入海——《尚书·禹贡》海洋观之体现

河，乃是古代对于“黄河”之称呼。《禹贡》文本以黄河作为疏导治水的核心，有关各州入黄河之叙述有：冀州：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青州：浮于汶，达于济；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达于河；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其中“洛”、“济”、“渭”皆与河相通，又诸州末尾皆言“达于河”，而黄河最终归处即为海洋。

导山部分，“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通过列举归纳可以发现，导山各段末尾亦言“入河”，其中相当一部分更是直言“入于海”，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入河”或“入海”，其终极目的皆是海。

在传说中，禹不是唯一的治水者，在禹之前的治水者是其父亲鲧。鲧使用的是堵塞的方法治水，没有成功而被赐死羽山。鲧死后，禹继承父业，改用疏导的方法治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大禹治水的成功是由鲧治水的失败作为教训的。堵塞与疏导，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治水方法，这是大禹治水中颇需注意的一点。《尚书·洪范》：“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在五行说中，水乃为下流之性，鲧所用堵塞之法违背了水之性，因此治水失败。禹则是用疏导之法，充分利用水下流之性，使江河之水下注海洋，从而治水成功。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是古人崇尚的解决问题的重要思想，大禹治水成功所用疏导之法，实质上就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生动体现。纵观整个大禹治水的整个治水过程，虽未言海洋，但海洋却担当了治水成功结果中极为重要的角色，海洋被赋予了古代天下观中某种秩序意味。

《禹贡》乃我国历史上最早一部历史地理文献，其核心要素是平定水土、画野分州。平定水土，乃平定陆上之山川河流；画野分州，亦是画陆上之土地为九州。但经仔细探讨发现其并不仅仅局限于陆地，《禹贡》之中暗含有早期的海洋观念认识。《禹贡》导水篇与导山篇虽有所不同，但皆以水之疏导作为叙述主轴，言水之导向入黄河或入海，在古人看来，陆上之水众而成灾，但导陆上之水入海却可治灾，海洋具有容纳洪水的巨大空间。

（二）陆海探索并行下的海洋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海洋观之体现

关于愚公移山的神话传说，最早见于《列子·汤问》：“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3]159

“神话”一词的定义，最低限度当蕴含四个重点：“第一它是象征的表达；第二它是故事题裁；第三它寓意着超越界的临现；第四它蕴含着庄严而深奥的讯息”[6]以此为准则可对愚公移山神话文本进行分析。愚公移山文本中，愚公是主人公，其所涉及对象，一为所移太行、王屋二山，二为山土之去处“渤海之尾”与“隐土之北”。案“太行在河内野王县，王屋在河东东垣县”[3]159又“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而“豫南”即豫州之南，“汉阴”即汉水北岸，可知愚公所处之位置当为冀州中南部。原文中关于“移山”之动机为“山北之塞，出入之迂”，而“移山”之目的为“通豫南，达汉阴”，其置土石目的地为“渤海之尾，隐土之北”。按“尧都平阳”[5]12“舜都陶城”[5]24，其地皆处冀州之境，禹时帝都所在地为冀州，之后“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5]68又“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5]74周朝时，“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5]97《史记》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5]2467愚公所处之地为冀州，乃华夏文明发祥地。

《淮南子·地形训》：“东南神州曰农土，……正中冀州曰中土，……东北薄州曰隐土……。”隐土，注云：“薄犹平也。”其意是说，以冀州为中心，东北方地势较平坦的地区为薄州，又称隐土。又“八纮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苍门”注云：“东北木将用事，青之始也，故曰苍门。”《禹贡》曰：“海岱惟青州。”《释名》谓其“在东，取物生而青也”。《太康地记》亦曰，“青州，东方少阳，其色青，其气清，岁之首，事之始，故以青为名焉。”郑樵《六经奥论》释《禹贡》治水之序曰：“水生木木属东方，故次兖次青次徐。”太阳每天东升西落，古人认为东方是“万物之始”，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生命、生气之意。“隐土”具体位置虽无法确定，但既移二山于“渤海之尾”、“隐土之北”，推测两者位置应当相差不远，渤海即今日渤海，按《淮南子》“九州”与《禹贡》“青州”所云，隐土所处范围当为今山东半岛北部以及河北、天津、辽宁环渤海平原地区。

《史记·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夏朝的疆域范围，大抵为黄河中下游的一块区域。丁山先生考三代之源，认为夏人起自山西省西南隅，后渡过黄河而居于今郑州附近，又北至濮阳地区，西至陕西东部，不超出黄河两岸附近地区，其发展方向是自西向东的。夏时的“舆国”和敌国，如穷、寒、鬲、仍、湛灌等部落都在山东省境内，可见夏朝的活动范围只有在黄河、济水流域比较频繁。商民族来自东北地区，商灭夏而主中原，其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夏时黄河流域为其疆域中心，而“大河”位于商朝的南部地区，可见商朝疆域向北扩张了许多。《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又商亡箕子退居朝鲜，商朝比夏朝多出了东北方向的疆域。关于华夏文明与向南开拓的记载，《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冞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有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竹书纪年》：“成汤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更早的还有《尚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建国后在武汉北郊挖掘出的盘龙城，是一处著名的商代遗址。其出土的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都与郑州地区的商代二里岗期出土的器物类似。可见最晚在商朝时，华夏文明就已向南方进行一定的开拓。以此来看在夏商时期，由于商人自东北而来，京津冀沿海地区乃中原与东北的必经之路，华夏族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江南地区已有一定程度的开拓。

通过以上可以发现，华夏文明早期，陆地扩张与海洋探索是同时进行的，但陆地扩张占据了华夏文明开拓的主导地位，而对于海洋的探索处于次要地位。由此推断，愚公欲“通豫南，达汉阴”反映了华夏文明早期向南方开拓的史实。“山北之塞，出入之迂”则象征了开拓时所面临阻碍，“渤海之尾，隐土之北”表面是“置土石”，实质暗喻了华夏文明早期对东方海洋的某种探索。愚公移山的神话源于何时，今无法考证，但从其文本中出现的“冀州”、“豫南”、“渤海”、“隐土”以及“太行”、“王屋”等后世形成的客观地理事物来看，虽无法确定其是否与夏商之际的地域扩张变迁有直接关系，但可以肯定其是有现实历史作为基础背景的。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却依然可以被移入“渤海之尾”而不受影响。海洋不仅可容纳洪水，亦可容纳万仞山，此较大禹治水海之容纳性又有所扩展。

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载于《山海经·北山经》：“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是炎帝之少女，……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2]70这则故事不像大禹治水、愚公移山那样隐晦地阐发海洋观，而是直接表明其故事发生的背景即为大海。精卫填海的故事细节较前两则更耐人品味。值得注意的是其“如乌”的形象，关于“乌”，《说文解字注》曰：“鸟字点睛，乌则不，以纯黑故不见其睛也。”“乌”当泛指乌鸦类通黑鸟属，其在古代文献中的出现与地位相当特殊。《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乌鸦被古人当做天上运载太阳的神圣工具，太阳每天东方升起西方下落，具有反复性，乌鸦也被赋予了反复运载性。《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载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此处乌鸦的地位又有所提高，成为西王母的神圣使者，西王母本具有长生之义，乌鸦既为其使者，亦有着长生不死之义。精卫化而为乌状之鸟，每日飞翔于西山与东海之间，兼有反复性与长生性。

精卫乃炎帝之女，《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因此炎帝之族以姜为姓氏，又《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姜，大岳之后也。”“大”即“太”，可见太岳为炎帝一族的核心活动区域。《禹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陆德明释曰：“‘岳’字又作‘嶽’，太岳，山名。”孔传云：“岳，太岳。”孔疏云：“下文导山云‘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属河东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河东彘县东有霍太山，此彘县，周厉王所奔，顺帝改为永安县。《周礼·职方氏》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可见炎帝族之太岳山即为今日山西境内的太岳山，古属冀州境内。“衔西山之木石”而“堙于东海”，精卫填海的路线为自西向东。其出发地为“发鸠之山”，郭璞云，“今在上党郡长子县西”，按长子县属今山西省，发鸠山亦名发苞山、鹿谷山，为太行山分支。[7]按冀州位于河内，故“发鸠之山”亦位于冀州境内。

精卫填海故事的核心话语是复仇，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涿鹿之战标志着炎黄部落与东夷部落融合进程的开始。精卫属炎帝之女，其溺死于东海，化而为鸟，立志衔西山之石而填东海，故事的“复仇”话语背景当与炎黄部落与东夷部落的交融进程有关。黄帝部落发源于西北部地区，后来游走至东部地区，与炎帝部落联为一体，合力打败蚩尤部落，至此东夷部落降服于炎黄部落。《列子·周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昆仑山是黄帝活动的中心，其亦是西王母神话的地望所在。顾颉刚指出：“昆仑神话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它那神奇瑰丽的故事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燕、吴、齐、越沿海地区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1]31-57此乃真知灼见。东夷部落活动于山东半岛地区，向东很容易与大海产生交集，炎黄部落征伐与此，同样会面临大海。因此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当是早期西方炎黄部落对位于西方临海部落征服的反映。

精卫填海与愚公移山两者故事内容虽有不同，但发生的地望却是相当一致的，皆是发于冀州，与大海发生联系。

（三）收纳性为主探索性为辅的海洋观

禹使用疏导之法使百水东流注入海洋，愚公将太行、王屋二山移入渤海之尾，精卫亦是衔西山之石以填东海。所谓“故水潦尘归焉”，“潦尘”包括“潦水”和“尘埃”，“尘，小篆体为，会意字，从三鹿，会鹿行扬尘之意，本义为飞扬的微小土粒。[8]尘源于土。“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①可见此处之“尘”实乃代表“陆上土所生万物者”，三个神话故事所言入海之物：江河之水、太行王屋之山石、西山之木石，皆属“尘”类，海洋之收纳性可谓来者不拒。因此三者皆体现了海洋之巨大收纳性。

陈启云曾说：“一个神话、一种神话或一组神话，最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主题意义和其所代表的原始心态。但因为这些意义和心态，隐藏在神话深层，有待研究者细心发掘。分析与诠释，不像神话里的神的名字和神的故事的表象明显容易受到人注意。”[9]《禹贡》所言大禹治水，禹已经完全脱离神性，成为一个纯粹在人间行走的圣王形象，人性压倒神性代表了人本主义意识的觉醒，篇中所叙之言完全是人事，在禹的努力下，使得众潦水归海，陆地之水本应造福人间，洪水所归之处应为大海，传达了一种与陆地之水分而载之的人文秩序海洋观。

愚公移山则没有脱离神性，故事中的操蛇之神、天帝以及夸蛾氏二子，都是完全的天神形象，且其故事结果取决于神的意志，但愚公之精神，当属于人本主义精神的一种觉醒象征，但仍然依附于天神意志，其大抵处于人神“对抗”阶段。愚公将太行、王屋二山移往渤海之尾，“渤海之尾”值得注意。“渤海”当为今日之渤海，“尾”，《经义述闻·尔雅中》云：“次于颍尾”王引之曰，“尾，水之下游也”，②又《方言》卷十二曰：“尾，梢也”。③可以断定，“渤海之尾”指陆上之水于渤海入海口处，即渤海与陆地交界处的浅海，此可分为两层含义：第一，愚公等人欲将陆上山石移入渤海；第二，由于某种原因，其山石最远只能移到渤海浅海处。第二点中的原因，我们可以解释为认知水平有限等条件限制，但仔细推敲可以发现，仅将万仞之山移入“渤海之尾”似乎有一种“欲往而止”的感觉，其暗含了对海洋未知的恐惧感，另一方面“渤海之尾”便可容下太行王屋二山，更反映出海洋之博大。

炎黄部落征服东夷，将疆域开拓至海边，古人面对大海，由于认知水平有限，便想象创作了精卫死而化鸟填海的神话。且注意一下精卫鸟的飞行路线，由西山出发，飞向东方海洋，而对于东方海洋方向的具体终点却只字未提，这反映了海洋在古人意识中广阔飘渺的认知。“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是以陆地之“木石”而填于“东海”，这两种物质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文化，炎黄部落乃属于大陆农业部落，后征服东夷，因此笔者认为，以“木石”填于“东海”，实质上是炎黄部落开拓至海滨时，以原有大陆思想对海洋进行思考的反映，其暗含了一种对海洋不断探索的热情。

三、“四海”观念考释

海在古代社会思想观念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四海”观念，对“四海”观念进行探讨有利于深入了解华夏早期海洋观。“四海”观念在古文献中具有特殊意义，它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于世界的一种方位意识，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关于陆地边缘的想象。“四海”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与《尚书》，《诗经·商颂·玄鸟》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祈祈。”[10]《尚书·禹贡》云：“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11]165《尚书·益稷》云：“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11]113古文《尚书》中的《大禹谟》云：“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11]86又《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12]199可见早期“四海”是一种领土范围的代名词，也指四方之夷狄，其与狭义上所说之海水的认识具有很大不同。四海，顾名思义，指位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海洋，清孙星衍曾在解《尚书》时，对“四海”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

四海者，《禹贡》：“青州：潍、淄其道，海滨广斥。”此为东海，在今登州。《禹贡》云：“导河，北播为九河，入于海。”此即北海，汉为渤海郡，为今沧州、天津之境。《禹贡》云：“北江入于海，中江入于海。”此为扬州之海，疑亦为南海。《左传》：“楚子云：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孟子》云：“孙叔敖举于海。”似楚之南海即为扬州之海也。《史记正义》云：“按南海即扬州东大海。岷江下至扬州，东入海也。”《禹贡》不言西海。《史记·张仪传》：“司马错曰：‘利尽西海’”《索隐》曰：“西海，谓蜀川也。”又《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海内西经》云：“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是《山海经》有西海，亦名渤海，汉时谓之蒲昌海。《说文》云：“泑泽，在昆仑虚下。”即蒲昌海也，亦谓之西海。[13]

按孙星衍所说，东海即为今山东半岛以东之海域，西海即为昆仑附近的蒲昌海，南海为今江浙一带的东部海域，而北海即为现京津唐东部海域。通过孙星衍的考据可以发现，古人早期所谓“四海”的范围是比较小的，相当于战国七国所达到的四方最远地区，即使在西、北两个方向并没有真正的海，但古人依旧想象在陆地边缘有海，孙星衍之说虽有牵强之意，但其考据还是比较合理的，基本涵盖了狭义上地理层面的四海概念。但后来随着华夏文明的开拓区域不断扩大，“四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思想观念。

《山海经·海外南经》：“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2]145《列子·周穆王第三》：“四海之齐谓中央之国，跨河南北，越岱东西，万有余里。”[3]104《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水中，盖无几也，七戎六蛮九夷八狄，形类不同，总而言之谓之四海，言皆近于海也。四海之外皆复有海。”④又《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14]199《山海经》一书中，有《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章节，其以四方之海作为章节来叙述。《禹贡》一篇中有九州与五服制之说，篇中所言：“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其所表达的华夷之观念与《山海经》的“海内”“海外”相类似。《周礼·职方记》中亦有与《禹贡》相似的说法，只不过五服制成为了九服制，又《尚书·立政》云：“至于海表”，传曰，“海表，蛮、夷、戎、狄。”[11]478可见古人心中“四海”不仅代表了四方位的海洋，也含有一种划分华夷界限的意义。

《周礼·校人》云：“凡将事于四海山川。”注曰：“四海，犹四方也。”后来随着古人地理认识的不断扩大，四海的观念逐渐成为一种泛指意识，《礼记·祭义》中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荀子·王制》云：“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唐代杨倞注曰：“海谓荒晦绝远之地，不必至海水也。”[15]经过长期的发展，四海的概念又与四方方位神发生了融合。《淮南鸿烈·坠形训》：

“正土之气也……黄龙入藏生黄泉，黄泉之埃上为黄云，阴阳相搏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黄海。偏土之气，……青金八百岁生青龙，青龙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为青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壮士之气，……赤金千岁生赤龙，赤龙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为赤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弱土之气，……白金千岁生白龙，白龙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为白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牝土之气，……玄金千岁生玄龙，玄龙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为玄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16]

由此可以看出，四海观念与方位神融合后，“东海”即为“青海”，“西海”即为“白海”，“南海”即为“赤海”，“北海”即为“玄海”。以此为据，后人又穿凿附会说，瀛洲位于南海，凤麟洲、聚窟洲皆位于西海，元洲与玄洲位于北海等臆想。[17]

随着社会思想以及地理认识的发展，古人又在四海观念上演化出“四海之神”的概念，他们想象在四面的大海中各有一位主宰神，四海之神的观念最早见于《山海经》。《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惟海神。”又《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山海经·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综上可以发现，四海之观念经过了一个由笼统模糊而走向清晰的过程，四海最初仅是一种方位概念，用来表示位于华夏周围的少数民族，之后与方位神等具有人文性质神邸的融合，则标志着古人对四海认识的进步，其一方面说明古人对于海洋依然有着敬畏之心，另一方面亦反映出古人对于探索海洋的渴望。

在中国古人眼里，海是陆地最边缘的象征。由于内陆腹地面积广阔，存在着大量的肥沃平原，适合农业生产，因此农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业。自秦统一，历代统治者皆奉行“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经济思想，这就注定古代中国的海洋文化不可能超越陆地文化而领导国家民族的发展潮流。通过探讨《禹贡》之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三则文献，并结合华夏早期“四海”观念的发展变化，可得知华夏早期先民曾试图对海洋有所探索的史实，然由于大陆农业思想的制约，古人对于海洋的认知在最原始的“巨大容纳性”而止步不前，华夏海洋思想自此徘徊于华夏思想的边缘。

注释：

①参见《说文解字注》经韵楼臧版，嘉庆二十年。

②参见王引之：《经义述闻》第二十六卷《莫大出尾下》，浙大图书馆藏。

③参见杨雄：《方言》第十二卷，《四部丛刊初编》本。

④参见《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307《海部》。

[1]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J].中华文史论丛，1979（2）:31-57.

[2]周明初.山海经[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3]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阮元.经籍纂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95.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6]关永中.神话与时间[M].台北：台湾书店，1997：9.

[7]袁珂.山海经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87.

[8]窦文宇，窦勇.汉字字源[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172.

[9]陈启云.中国古代神话对“元始”、“终极”的理念和心态[J].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9（15）：308.

[10]毛亨撰，郑玄笺，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45.

[11]孔安国传，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郭璞注，刑昺疏，李学勤主编.尔雅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6：92.

[14]郭璞注，刑昺疏，李学勤主编.尔雅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5]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161.

[16]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156-159.

[17]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5.

On the Early Ocean Concep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aking as An Object of Study“ Dayu’s Taming Water”,“The Old Foolish Man’s Removing Mountain” and“ Jingwei’s Filling Sea”

ZHANG Zhenyue MA Shiyuan
(Confucius Institute of Cultural Studi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In the ancient Chinese thinking system of geography, the earth is the core of attention. In the imaginary world of “round sky and square earth”, the ocean lies on the edge zone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way of thinking in terms of geography, but it does not mean its nonexistence. Taking as an object of study the three tales of “Dayu’s Taming Water”, “The Old Foolish Man’s Removing Mountain”and “Jingwei’s Filling Sea” for a comparative study and discussion as well as combining the conception of “the four seas” following the process from the dizziness to clarity and merging the orientation god, we have find that the Chinese ocean concept has not become a mainstream concept of marine culture, but it is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the early Chinese nation did make a certain exploration of the eastern ocean. In the eyes of Chinese ancestors, the ocean can accommodate floods, rocks and other objects, whose huge and extensive inclusiveness reflects the gradual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understanding of the ocean.

the Chinese nation; ocean concept; “Dayu’s Taming Water”；“The Old Foolish Man’s Removing Mountain”; “Jingwei’s Filling Sea”

K232

A

2096-4722（2017）05-0015-07

[投稿日期]2017-09-2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书》教传统研究”（编号：13BWX041）。

张振岳（1993-），男，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地理文献学研究；马士远（1970-），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尚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