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渔村的空间转向与空间冲突——基于对舟山朱家尖月岙渔村的观察

王建友

（浙江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典型渔村的空间转向与空间冲突
——基于对舟山朱家尖月岙渔村的观察

王建友

（浙江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以典型渔村——舟山朱家尖月岙村例，分析渔村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社会变迁。利用空间转向作为研究该村社会变迁的切入点，观察渔村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空间转向，展示基于外来渔工这支重要力量对典型渔村带来的变化，分析留守村民与外来渔工所进行的空间重构及空间冲突，揭示一个典型渔村由内外力所塑造的社会变迁。

渔村；外来渔工；空间转向；空间冲突

空间转向主要是指人们生活和生产中的空间具有社会性。从社会学、地理学和政治学来看,在城市和区域研究中，空间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条件与结果，受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化和资本化的生产模式的制约。[1]空间即一个充满着力量对比、负载着新旧时间性或时代性交叠、互动和回应的空间。[2]在很多人看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空间”这个变量不无关联。显然，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会受到其出生或成长的地理位置、物候环境等空间因素的影响。就这一层面来说，“空间”理应成为一种解释社会的路径和理论。[3]相对于时间、历史这两个维度，空间维度是压缩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邻里关系等。

沿海海洋渔村是一种空间关系的存在。它有渔业生产空间的实践、渔民社会生活实践。美国学者索亚在2009年《时代精神到空间精神：空间转向的新纠结》一文中，指出空间转向在当代的突出表现就是空间作为资本出现[4]，这个结论在典型渔村表现更为明显，在传统渔业向生计渔业、商业渔业转型过程中，资本力量已经成为塑造典型渔村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因此，研究渔村的空间问题，应该有社会学的关注，尤其是海洋社会学的观察与思考。

一、月岙村的地理位置与渔业发展历史

月岙村是舟山朱家尖岛东北角上的一个偏远渔村，三面环山，北与海天佛国普陀山隔海相望，是一个世代以渔为业的自然村，现隶属朱家尖街道莲花社区。目前只有一条公路直通月岙村，而朱家尖环岛公路月岙段由于资金缺乏还要等十年才能建成，2015年才开通朱6线公交线路，属于朱家尖交通边缘末梢地域。

建国以来至1978年，该村的经济组织形式经历了“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也试行了“三定两奖”、“渔船大包干”等形式的生产责任。期间，月岙人的富裕程度虽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社会安定和谐，生活温饱有余。在舟山渔业最辉煌的六十年代中期，全村渔船总只数120余艘，下海作业的渔民达到近2400余人。渔业产量曾占普陀区总量的2-3成，与普陀的樟州渔业村平分秋色。[5]

二、月岙村的空间转向

渔村本身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及人类活动的场域，它集中展现了渔村社会生活随着社会生产力及时代不断变化的空间转向。

（一）渔村子弟的价值观转向

渔民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他们希望子女通过受教育提高社会地位。虽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及以前，渔民的平均收入比较高（1980年，平均收入284元；1985年，平均收入828元；1995年，平均收入4634元），但渔民社会地位比较低，海上捕鱼被称为“三K”行业——即“肮脏”、“危险”、“辛苦”只有那些在陆上找不到工作的人，才会去捕鱼。所以渔民重视子女升学，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子女获得更好就学条件,村民开始向沈家门东港、大洞岙迁移。

渔民的子女不愿意子承父业，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接受教育或从事其他职业因为出海打鱼辛苦，加上风险较高，北部湾地区从事渔业生产的人数已经越来越少，用工荒问题也一年比一年严重。[6]

（二）渔业生产的空间转向

1996年左右，铁船替代木船，动力达到350马力，现在达到900马力。近三十年来的变迁，月岙成为了舟山最大梭子蟹捕捞产地，常年从事“蟹流”作业。同时在渔民内部由于资本实力、作业技术水平、经营水平等等差异，渔民内部开始分化，大部分渔民弃海上岸，一小部分成了船老板。还有一部分工商资本进入渔业，他们依托雄厚资本实力，修建大马力、设备先进的渔船，以盈利为目的、追求高额利润。现在本地的船老板80个，有渔工800人，有船108条，13条辅助船，2条运油船，93条生产船，由生计渔业转向商业渔业。

20世纪90年代初，渔区普遍推行股份合作制，月岙人放弃几十年的不变的“对渔”（俗称“对船”作业），选择了海上劳动强度最大的“蟹流”（单层流刺网）作业。据曾担任村带头船老大的虞信祥介绍，月岙人之所以选择“蟹流”，一是因为该作业时间相对短，每年最多5-6个月，二是“蟹流”大多在近洋作业，投入相对低，风险小，三是梭子蟹资源相对稳定，渔民人均年收入稳中有升。[5]

（三）渔民的生活空间转向

部分渔民从传统海洋渔业逐渐退出，由海上捕捞作业转向陆地就业或海上运输行业。渔船机械化以后，一些无力改进生产设备的渔民只好上陆，改做其他行业。一部分渔民由于捕捞业存在巨大风险主动选择退出渔业。在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提高的情况下，传统渔民到城镇就业、定居，从事与渔业生产无关的产业，逐渐转化为市民，这种社会流动带有向上代际流动的特点。目前月岙村全村474户村民，已经购买200套商品房，88户船老板在城区购买了商品房。

（四）集体经济的空间转向

2009年以前月岙村集体经济收支平衡，现在靠网厂出租、收取渔船服务费，收入只有50万元。村集体经济本是村级集体活动的支撑和联系村民的粘合剂，但是由于集体经济衰弱，集体经济已经变成“鸡肋”，其功能已经碎片化。

（五）常住人口的构成空间转向

原来月岙村总人口3100多人，其中本地490多户，1422人。由于计划生育带来人口数量刚性减少、本地村民的不断迁出等原因，现在全村人口不到600人，而外来渔工家庭包括子女竟达到1700人，月岙村变成了典型的“人口倒挂村”。

三、外来渔工的空间转向

外来渔工又称“外来渔业农民工”,大量的农民从大陆农村进入到渔村，职业上发生了转换，可是他们没有获得在渔村居住和生活的制度性安排，也没有获得具有普惠性的就业、子女教育、公共文化和医疗保障。上世纪的90年代初期，外来渔工开始由原来的零星打工转为大量出现在舟山的海洋捕捞渔船上。月岙村对外来渔工来说是一个异地空间，但这个异地空间是他们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的新空间，他们在这里聚散并进行空间创造。

（一）外来渔工的生产空间转向

上个世纪80年代，原来捕捞船为6人小船，后来随着渔船马力增大，由木壳船变为钢质船，需要的船员也越来越多。当时正值舟山渔业快速发展时期，先由一部分安徽籍农民工来到月岙村从事捕捞渔业，后来经亲戚朋友相互介绍，逐渐形成了月岙村外来渔工集聚的现状。

捕捞渔业存在较高的比较收益，导致外来渔工在典型渔村集聚。月岙村捕蟹业以张网类、流网生产为主，该作业只需船老大、老轨有一定技术。除此之外，捕蟹作业就是手工作业，进入门槛低，外来劳动力只要能够吃苦耐劳，基本能保证一定的产量和收入，这对外来渔工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所以，在当前渔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的今天，外来渔工成了本地渔业劳动力退出后重要的渔业劳动力支柱。目前，月岙全村1214名下海劳动力中，外来“渔工”有873人，占71.9%，月岙村已经集聚了来自湖南、安徽、四川、重庆、贵州等全国14个内陆省份的外来渔工。

在农业传统社会背景下，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是随着季节而周而复始进行，并依据差序格局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而捕捞渔业具有鲜明季节性和半工业化特点，外来渔工的生产空间转变为按照资本逻辑（船老板主导生产）在单一渔船这一生产单位上展开。如月岙村的捕蟹作业一个生产周期有三个季节，外来渔工一般7月15日左右来，8月1日出海，生产到10月份；第二个季节，从11月至12月份；第三个季节，从来年1月至3月，到东海休渔期结束。生产季节结束后，外来渔工中男劳动力就会另外寻找短期工作，而女劳动力则留下装网、织网。

（二）外来渔工的收入转向

沿海地区随着渔业劳动力的短缺，外来渔工工资上涨，一般年收人5-6万元左右，多则达到8-10万元。舟山一般对渔船渔工采取固定工资制，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开结算。

外来渔工可以按产值、按岗位获得报酬。朱家尖街道月岙流网渔船股份很集中，生产人员以外地雇工占绝大多数，由于流网作业劳动强度大，活蟹分级处理对产值影响较大，为调动雇工的生产积极性，月岙流网船雇工报酬采取按产值、按岗位计酬的办法，至今已有13年历史。[7]月岙流网船，一般生产人数12人，其中本地船东老大1-2人；按照分工，外来渔工分为上岗和下岗，上岗按总产值的2.8-2.9%分配，下岗按总产值的2.5-2.6%分配，零工（如做饭）按2.0-2.2%分配。部分外来渔工被邀请拼股，船老板为了留住外来渔业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外来渔工，往往以入股的形式邀请其加盟，外来渔工的拼股在10%-20%左右。在捕蟹旺季，基于产量高的背景下，外来渔工的工资上涨，并且可以分红。

（三）外来渔工的生活空间转向

外来渔工一般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移居在渔村，完成生活空间转向。他们一般采用租房形式，一方面租金便宜，一方面可以满足弹性化的生活需求，譬如很多渔工可以忙时出海、闲时在家，过一种简化、压缩的生活。月岙村之所以成为外来渔工集聚地，并不是当地政府的有意安排，而是在渔村中外来渔工居住需求与当地居民出租房屋市场需求自然匹配的产物。

基于共同的地域认知、相互交流信息及获得安全感需要，外来渔工往往按照原来的户籍形成小的生活聚集区，如形成以湖南沅江籍渔工为主的湖南街，而其他来自安徽、河南、江西、贵州、河北等省的也是如此。

（四）外来渔工的社会关系转向

外来渔工一般通过朋友或老乡社会关系来月岙打工，他们利用原来户籍地的地缘、亲缘及沾亲带故的裙带关系，抱团谋生，形成基于地缘的社会小团体。同时月岙村对于这些外来渔工是一个异质的空间，他们需要团结起来，创造和改变社会空间，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寻找安全感和心理安慰。

基于相同生活习惯、文化认同、行为模式的一个群体中，往往会“人以类聚”地形成地缘认同，同时为了保护群体利益，会形成非正式组织性质的地域性帮派。在月岙村就有湖南帮、安徽帮等，同时这些帮派内部也有不同的小团体。在外来渔工正式组织力量相对缺乏的背景下，帮派成为非正式抵抗、集体抗争的重要组织力量。在月岙村2013年10月的劳资纠纷中，就有帮会力量参与其中。

（五）外来渔工的子女初级教育转向

外来渔工子女大部分只能上教学质量比较差、师资力量比较薄弱的顺母希望小学（官方称为育才学校希望分校），只有少部分能够上朱家尖镇的公办中心小学。在普陀区有积分入公办小学制度，它主要从外来农民工的工作期限、买房、人品等多方面进行考核，符合标准才能入学。而顺母希望小学位于朱家尖顺母社区，现有在校学生600多人，全部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六）社会话语权的转向

话语权转向是一个基于资本空间、生产技术及生产关系而派生的社会事实。外来渔工群体一开始往往处于弱势。基于人员流动性及不稳定性，他们无论在船上还是陆地上，在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上都是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比本地渔工低，要干最脏、最累的工作，在技术职务晋升方面也处于弱势，一般无法做到船长的位置。随着渔船大量依赖外来渔工才能生产，为了调动外来渔工的生产积极性，部分外来渔工成为渔船股东，这样外来渔工在生产中获得越来越高的地位和话语权。

四、外来渔工与当地村民的空间冲突

渔村是一个社会存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包含了外来渔工之间、外来渔工与本地村民、外来渔工与船东等种种社会关系，即当地村民与外来人口之间建立了相互依赖、相互磨合的复杂分工关系，发生了基于渔村空间的社会互动，这种互动由于地缘、血缘、经济利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异质性，而形成空间冲突。

（一）劳资纠纷冲突

在渔区，雇主与外来渔工之间其工资和相关事宜一般是口头约定，没有办理雇佣劳务协议或劳动合同等手续，一旦出现分歧，极易引发纠纷，尤为突出的是工薪高低、福利保障、雇用期内突发事故处理等矛盾。在月岙村，不少雇工渔汛未结束就提前离开，给雇主造成因船员不足而无法生产的损失。

外来渔工由于缺乏契约意识，不愿意和船东签订劳动协议，认为这样会限制他们选择自由，不能随意跳槽，这就导致外来渔工的流动性大与生产不稳定性。但是一旦发生劳资纠纷，在法不责众的心理影响下，外来渔工便采取罢工、闹事等极端维权行为。2013年10月4日至9日，月岙经济合作社流网船外地雇工800多人和船东发生劳资纠纷，导致88艘流网渔船停产，44名船老大集体到市信访局上访。在缺乏统一科学的工资定额标准下，处于强势地位的船老板往往采取扣押渔工有效证件、拖欠工资、拒绝给渔工缴纳保险、随意解雇渔工等极端做法，引发劳资纠纷冲突。

（二）信任冲突

渔获售卖信息不对称导致外来渔工对船东的不信任。渔获售卖信息不对称有两层：船东与水产经销商之间，船东与外来渔工之间。渔获售卖渠道与价格显示的滞后性导致渔获售卖信息的不对称。月岙流网船活蟹渔货售卖流通渠道如下：生产渔船—渔运辅船—水产码头批发商（船老板指定）—批发出售。渔获价格显示的滞后性：渔获售卖价格是随行就市，批发商先算渔获产量，等下一次渔获销售时，船老板才知晓上次渔获售卖的价格。而外来渔工一般不接触渔获的售卖环节，无法获得销售价格，该信息只有船东知道，而且也是售后才了解，船东并不主动告知外来渔工，而且船老板还利用指定销售商的机会吃回扣，在渔获售卖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导致外来渔工对船东的不信任。

（三）生活习惯冲突

大量外来渔工常年以家庭为单位租住，使得月岙村变成了本地人和外来渔工共同杂居的“异质性”社区。本地人感受到强烈的“异质性”，因为外来渔工已经成为主体人群，带来外地口音、外来生活习惯、外来社会交往方式。外来人口也感受到聚集区中较强的“异质性”，他们从整体上是被本地人另眼看待。

在生产季节来临，由于作业网具太多，需要堆在街上，导致大量卫生死角存在。外来渔工延续大陆农村的生产、生活习惯，随意处理生产、生活垃圾。尽管社区每年要花很大财力、人力、物力整治村环境卫生，但是效果不明显。

（四）社会治安冲突

在月岙村的狭窄区域内，有十多个不同省份的人聚散，往往因地域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差异性而引发冲突，酿成治安事件。近十年来，该村已经发生多起省与省之间外来人口大规模聚众斗殴事件。同时，外来渔工自恃人多势众，常因日常琐事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在月岙本地村民常住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他们无力对抗，只能忍气吞声。另外，部分外来渔工在劳资问题上无理取闹，过分要求，不走正常程序，也常引发矛盾。

（五）安全生产意识的冲突

外来渔工对渔业生产时间非常了解，为节约生活成本，一般在开捕生产前几天到达，不愿意参加下海前的基本安全技能培训考证，导致他们缺乏海上求生、船舶消防、急救、应急措施、渔业安全操作等知识，这样不但造成船员技术差、生产效益低，同时也给海上安全生产带来很多隐患。

虽然有一部分外来渔工已下海多年，掌握了一定的作业流程等技术知识，但大部分人员缺少海上求生救助操作技术和安全防范意识，上船后极易引起因操作不慎致残、落海、伤亡等安全生产事故。

五、空间转向与空间冲突的内在逻辑与疏解

典型渔村是我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生产力相对集中的区域，虽然在沿海工业化、城市化的变迁中，大部分渔村经历生存、发展、停滞乃至衰亡的生命周期，但是这些渔村通过渔业生产关系的变革，特别是吸纳外来渔工这些新生力量，保持了典型渔村的生产力，并由此产生了渔村空间转向与空间冲突等问题。

（一）外来渔工空间转向存在着内在逻辑

“由农业到初级工业（捕捞渔业），由生计渔业到商业渔业”这个逻辑在渔业发展上，就是外来渔工不断进行跨区域空间转向的逻辑。它是中国整个区域工业化、广大农民被工业化所吸纳的结果，它结合外来渔工的自身资源禀赋与需求，是中国广大农民工的追求自身工业化的过程。

基于保持渔业生产力的客观需要，外来渔工的空间转向不会停止。虽然国家海洋行政管理机关为了国家海洋公共利益，需要执行“渔船双控”和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但是在本地渔民不断减船转业及市场需要海产品稳定供给的大环境下，外来渔工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必然进行跨区域劳动力的空间转向，这对保持海洋渔区渔业生产力发展和外来渔工自身发展是一个双赢、各取所需的结局。

（二）外来渔工是典型渔村空间再生的重要外部变量

尽管在国内的渔业政策方面，这些外来渔工因为户籍制度不能享有渔业权，也不能充分享有当地的普惠性公共服务，但是他们是“新渔民”，是典型渔村空间再生产的重要外部力量，如何对待他们，比如出台有区别的渔业政策和扶持政策，以便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建设，是渔村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一份对舟山外来渔工的调查中表明：在476人渔业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100人占21%；初中学历的186人占38%；高中学历的171人，占36%；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19人，占4%；外来渔业农民工相对具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整体文化水平比舟山籍渔民略高一筹，更容易接受科技含量高的渔业设备及渔业辅助设备。[8]这些外来渔工通过空间转向，已经成为塑造典型渔村的重要外部力量。

（三）需要深入研究当前典型渔村空间转向、空间冲突的新情况、新问题

在中国描述空间转向的重要度量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下工作场所与户籍登记地的分离就是空间转向的重要表征。外来渔工没有本地的户籍，由此在地方治理的户籍主义影响下，外来渔工在就业、公共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等公共服务享有方面处于被忽视、被边缘化的境地。

如何稳定渔业生产劳动力、减轻空间冲突，保护渔业基层第一线生产单位和渔工的利益，做到公平合理地使用劳动力，完善渔业外来劳动力入渔管理，保护雇工及外来劳动力的正当权益，保障渔业生产安全，大力推动行业诚信建设，是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需要适时制定渔民制度

为了巩固浙江“一打三整治”行动成果，修复振兴浙江渔场，推进传统渔区转型发展，需要关注外来渔工劳动力的空间转移、有序转移问题，基于此率先在浙江海洋渔区建立渔民制度显得尤为迫切。外来渔工问题是在此背景下的一个新问题，应该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不能将这个问题扩大化，以防产生更大的渔民群体，从而对渔业资源，特别是近海渔业资源形成更大的冲击。

渔民制度即确定哪些人能够成为渔民以及对渔民实施管理的规定和制度的总称。这个制度要解决下面几个问题：这些外来渔工能否成为渔民？能否享有法定的渔业权？是否应该进行分类管理，允许他们入渔？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从农民工成为市民的积分制度获得启示。即从入渔时间、职业技能、守法情况、符合优先次序等方面来确定外来渔工能否成为符合法律规范意义上的渔民。在这基础上建立渔民管理制度。第一，渔民的动态管理制度。包括信息化、大数据管理制度，进行分类管理。第二，渔民组织化制度。包括渔民协会制度，以渔民协会为主体来分配国家的捕捞配额，实行自治管理。

[1]强乃社.空间转向及其意义[J].学习与探索,2011(3):14-20.

[2]崔继新.如何理解“空间转向”概念？——以阿尔都塞理论为视角[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4):19-23.

[3]郝日虹.中国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值得期待[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5-15(A1).

[4]强乃社.空间转向与城市难题的解决[N].光明日报,2011-04-26(14).

[5]胡国跃.当前舟山市渔区外来“渔工”持续增多现象的思考——以普陀区朱家尖镇莲花社区月岙为例[J].舟山社会科学,2015(1):22-25.

[6]刘勤,岳冬冬，戴媛媛，等.浅析当前近海捕捞渔民用工荒现象[J].渔业信息与战略,2014(4):251-255.

[7]江明方.关于加强舟山市捕捞外来劳动力管理工作的调查与思考[J].舟山渔业,2014(6):12-15.

[8]邹德云,朱庆勇，水柏年.外来渔民工对舟山近海渔业的影响[J].农家之友,2010(36):75-78.

On Spatial Veer and Conflict in Typical Fishing Villages——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Yue’ao Fishing village in Zhujiajian, Zhoushan

WANG Jianyou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316022,China)

Taking as an example the Yue’ao Village, a typical fishing village in Zhujiajian, Zhoushan,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hang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An observation is to be made to study the spatial veer of the fishing village in term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y making use of spatial veer as its entry point to investigate that village, demonstrating the changes brought by the significant force of migrant offshore fishery workers in this typical fishing village.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stay-behind villagers and migrant offshore fishery workers so as to reveal social changes molded by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in a typical fishing village.

fishing village; migrant offshore fishermen; the spatial veer; spatial conflict

F304.6

A

2096-4722（2017）05-0027-06

2017-05-14

浙江海洋大学年度培育项目“沿海地区工业化工程中‘三渔’问题研究”（编号:2015P37）。

王建友（1970-），男，山东莒南人，副教授，研究问题：“三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