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视阈下舟山渔民号子濒危状况及其保护对策研究

鲁京晶 王 金

(浙江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生态语言学视阈下舟山渔民号子濒危状况及其保护对策研究

鲁京晶 王 金

(浙江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生态语言学是生态学和语言学相互结合而形成的一个交叉学科。本文尝试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探讨舟山渔民号子作为一种濒危语言面临的生存现状，并就其保护措施给出建议和对策。通过分析其语境、用语者及其语篇，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其中所涵盖的人海关系，为我们今后更好地传承海洋民俗文化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生态语言学；舟山渔民号子；保护对策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对自然造成的人为破坏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生态也随之成为本世纪的核心议题。人类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把关注点从人的利益聚焦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在此背景下，生态学的原理被广泛运用到人类活动领域的各个方面，诸多与生态学有关的新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生态语言学也是在这种思潮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inar Haugen）最早提出并使用“语言生态”这一概念，他所创的研究领域是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研究会强化或弱化语言功能的环境因素。[1]29生态语言学的另一研究领域是以韩礼德为代表开创的“环境语言学”。韩礼德模式提倡语言学家们要多加关注语言与环境的关系，即把语言和语言研究看作生态问题的组成部分来分析，探讨语言对生态的作用。[2]自20世纪九十年代起，由于人类无节制地开发海洋资源，如过度捕捞、过量开采石油、向海洋排放工业污水和生活垃圾等，海洋的生态危机日益凸显，正在一步一步迈向不可逆的生态窘境，世界范围的海洋生态环境日益严重。在新时代现实语境压力下本文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对海洋文本——舟山渔民号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析，以探索把语言学研究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能途径。

一、舟山渔民号子简介

舟山渔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水文、生物等自然条件，舟山的渔业生产相对发达。一切艺术来源于人类社会的生活与劳动。旧时海上捕鱼作业劳动合着劳动节奏自然催生了渔民号子这一文化现象。

渔民号子种类繁多，因不同的劳动内容而异。现存的舟山渔民号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十大类：手拔类、手摇类、手扳类、测量类、牵拉类、抬物类、敲打类、肩挑类、吊货类、抛甩类共25种。[3]在长期的海上劳动生产实践中，舟山渔民号子逐渐形成了自己极为鲜明的个性和特点。长期的战风斗浪生涯使得这伴随劳动、服务于劳动、由心而起的渔民号子具有极为粗犷、豪放的个性。号子中的唱词具有即兴性，生活性尤强，极好地活跃了劳动气氛、鼓舞了劳动热情。此外，很多舟山渔民号子以一领众和的形式出现，保证了作业的有效指挥，增强了劳动作业的整体性、一致性和协调性。

舟山渔民号子的特点与渔民海上劳作的工作性质密切相关。其来源于海上渔业生产劳动，又服务于渔业劳动，在传统渔业劳动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化机械捕捞取代了传统的渔民手工捕捞作业，以及人为对海洋生态的破坏改变了原来的渔业生产环境，舟山渔民号子已处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局面。

二、舟山渔民号子的生态语境分析

（一）渔民号子生存环境的丧失

生态语言学追求保持语言的多样性。“豪根模式”认为生态环境是语言发展和语言保护的基本条件和保障，语言生态的平衡就会保证文化生态的平衡，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保障。[1]57舟山渔民号子是传统海洋渔业作业的产物，是原始手工生产的文化载体，它不但受劳动强度的约束，也受生产技术水平的限制。随着海洋渔业劳动方式的逐渐现代化和科技化，需众多渔民合力参与的繁重体力劳动逐渐减少，许多流传千百年的渔民号子的存在价值也愈来愈小，它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下趋于濒危。

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舟山的渔业生产逐渐地由木帆船作业过渡到了机帆船作业。80年代末，钢质渔轮的使用使得机帆船又相继被淘汰，高科技逐渐代替了渔民老大的经验判断，机械化接替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帆、橹、桨等常用的船上工具被遗弃，掼网、烤篷、摇橹等传统的劳动形式不复存在。随着需要众人合力参与的高强度体力劳动的逐渐减少、消失，原为配合渔民海上作业的渔民号子随之从作业中淡出、消失，渔民号子的生存环境被霸道的现代文明挤轧得无立足之地。正如生态批评理论批判科技的负面作用那样，科技的进步本身没有错，它降低了人们海上作业的风险和捕鱼捕蟹的劳动强度，但是人类对其管理和应用不当，过度利用科技的先进性和便利性，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负担，导致渔民无鱼可捕的现象出现，从而使渔民号子的生存环境丧失，让其成为一门濒危的地方语言。没有良好的语境，渔民号子这种带有强烈地域性色彩的语言面临即将消亡的窘境。

此外，舟山渔民号子产生于渔业生产中，主要产生于小黄鱼、大黄鱼、带鱼、乌贼等四大鱼类的生产中。这四大鱼汛曾被数万乃至十数万渔民视为“淘金之汛”，而今却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鱼汛的消失减少了渔民的出海作业，渔民号子的使用也随之减少。当保护海洋生态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们才意识到保护幼鱼、恪守禁渔期的必要性。而那高亢激越的渔民号子正面临着濒临消失的处境，只能被作为文化遗产记录、保存下来。

（二）渔民号子传承人的丧失

“豪根模式”认为，语言有自己的生态环境，用语者的态度决定了语言的生存环境。[4]渔民号子作为一种语言通过交际者的互动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经济社会中，老百姓的生活焦点无外乎自己的经济能力和生活水平。机械化的渔业高效生产方式剥夺了渔民号子生存环境的同时，渔民们意识到光凭一身蛮力和号子无法跟上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于是他们跟随机械化的大流作业，久而久之，渔民号子的使用频率减少了，人们也逐渐淡忘了这一原生态语言。

渔民号子的传承人变得愈加稀少，精通渔民号子的老艺人也上了年纪。打号子是一项对体力要求很高的活动，老艺人们年纪高了，体力也不如从前，身体条件的限制让他们无法进行渔民号子的宣传及传授，因此舟山渔民号子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人们对其的熟知度日趋降低，这无疑也加剧了渔民号子的濒危。

三、舟山渔民号子的生态话语分析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客观地记载与反映文化。[5]渔民号子是来自大海的语言，是在海上陪伴勇敢勤劳的渔民们乘风破浪的语言，它记载与反映着具有独特风情的渔文化、海洋文化。“韩礼德模式”认为由于语言对人类生存的大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就会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生态。[2]渔民号子的濒危也从侧面反映了现代文明下的海洋语言不利于维护语言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和谐。

（一）人海关系的演变

木帆船时期，人类对海洋的情感处于敬海、畏海的阶段。当工业文明尚未涉及地球上这一广阔的蓝色水域的时候，海洋对人类来说是未知的、神秘的、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农耕文明下的沿海居民依赖于大海的恩赐，渔民们用自己强壮的体格和坚韧的毅力跟海上的风暴做斗争，去换取大海的宝贵资源。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对海洋尚存些许忌惮，人类相较于海洋而言是渺小的，力量是单薄的，血肉之躯难以与自然之力相较量。渔民出海前时常会有祭海活动，祈求海神能够让他们的海上之行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因为当风篷失却了季候风的鼓动，舟船的行驶就失却了大自然的动力，渔民们不得不在茫茫的东海大洋中驶船摇橹，一摇几个小时乃至半天、一天，这无疑降低了海上作业的效率，增加了危险。就这种行为来看，那种情境下的“人类中心主义”远没有现今社会的“人类是大自然的主宰”霸道、不合理。相反，人类对海洋的畏惧、人类凭借勇气、力气和意气在海上乘风破浪凸显了人海的有机统一，不以任何对象为中心，没有破坏大自然原有的和谐，正是生态批评理论所呼吁的解构人类中心主义。

“真要呀，求老天公，吔啰嗨，好风呀，还要送呀，吔啰嗨。”（《摇橹号子（十）》）、“求求龙王发善心，救救苦命小儿郎。”（《抲鱼人祈祷龙王》）

这些唱词反映出旧时渔民出海存在的一系列未知的危险，仅凭一艘木帆船以及船上的帆、橹、桨等常用工具是不足以与海洋抗衡的。因此出海作业要借助多种自然之力才能顺利进行，而这自然之力是与海洋息息相关的。由于渔民对海洋抱有由衷的期待，其将这份感情融合进了渔民号子中。舟山的渔民号子具有独特的地方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舟山方言将渔民海上生产劳作的场景与对海洋的期待、感恩幽默轻快地表达出来，也颇具苦中作乐的意味。与此同时，舟山渔民号子也隐含着人海关系的和谐统一。

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人类用高科技制造出的钢质渔轮足以坚固到来抵抗一些大海上的阻挠力量，并且几乎每艘船只配有GPS导航系统，一有不测，各方救援力量也能及时发动。海上的作业劳动风险已大大降低，因此人类对海洋的态度也演变成侵海、征服海洋。人类逐渐地以主宰者的姿态凌驾于海洋之上，肆意地掠夺海洋资源，破坏海洋生态。

（二）海洋生态的破坏

舟山渔民号子的唱词中除去大量的衬词外还有很多独具舟山方言特色的话语。这些话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木帆船时期渔民打捞海洋生物资源的欢快场景。通过对这些话语的语境分析，对比前后的海洋生物资源情况，可以发现人类在近几十年对海洋生态的破坏造成了不可逆的后果。

语篇分析是生态语言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可以揭示实际语言使用中的语篇的交际功能，也可以帮助说明为什么语篇能表达特定的意义和实现其功能，还可以从经验的识解和意义的表达以及语篇的交际性角度考察和评估语篇的有效性（如成功的、不是很成功的、失败的）。分析舟山渔民号子的语篇，可以发现其交际功能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由渔民号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船老大带领渔工们打号子，一领众和，这是船老大和渔工之间的交际。二是渔民号子的社会人际意义，当渔民号子作为文化遗产记录、保护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阅读、观看相关表演感受到渔文化的独特魅力。

不同时期的语言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木帆船时期的渔民号子是海上生产劳作的辅佐工具，而在当今社会，渔民号子无疑已丧失其实用价值。在它变成一种文化符号被列为非遗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对海洋生态的破坏已不容忽视。《拔网号子》中有一段唱词“浪岗三块团呀，玉秃老蟹鳗呀。抲来种小囡呀，蟹要蟹排球呀。蟹排龙灯球呀，蟹排来结球呀。结球把我船装满呀。”（《拔网号子》），这段唱词主要描绘了涨潮时浪岗所处海域的鱼类资源之丰富，捕捞起的蟹团成一个个球，装满了渔船。“天上有多少星星，嗨哟！地上有多少人丁，嗨哟！海上有多少珍珠宝贝，嗨哟！诸葛亮，嗨哟！刘伯温，嗨哟！数拉格数不清吓，嗨哟！”（《起网号子》），这段唱词通过排比传达出海中生物资源多得数也数不清。“一拉金嗨哟，二拉银嗨哟，三拉珠宝亮晶晶，大海不负抲鱼人呵。”（《起网号子》），其中金、银分别指黄鱼等金黄色鱼类和带鱼等银白色鱼类，珠宝指近洋的杂鱼。从这些比喻中不难看出，大海满足了渔民们对它的期许，为他们提供了富足的生活资源。

渔民们用朴素的幽默融合舟山方言的特色打出了高亢激越的号子。诸多比喻、排比、夸张等修辞方式的运用生动形象地刻画了海洋生物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景象。现代文明下的机械化捕捞模式克服了人类身体素质的限制，降低了海上作业的风险，以至于人类对海洋生物资源的掠夺愈发肆无忌惮，造成了鱼类数量的锐减。人类不能以主宰者的角色凌驾于海洋之上，只关注自身的利益而至岌岌可危的海洋生态于不顾。

除却过度捕捞，渔轮行驶时泄露的石油、柴油在海面上漂浮，也极大程度上污染了海洋环境，加剧了海洋生物的死亡，甚至灭绝。渔轮作业时发动机制造出来的噪音会造成海洋生物的内分泌紊乱，使其游动不畅，最终死亡或迁移出这片海域。在海岛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渔民号子所传达的意境不沾丁点儿现代文明，而这正是人们对自然美、纯朴美的一种追忆和追求。

四、舟山渔民号子的保护与传承

在舟山，渔民号子是一张地域文化名片，它是世代舟山渔民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文化家底的一部分，是不可取代的海洋文化瑰宝。如果再不积极地加以保护和传承，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将无缘欣赏到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也无法从中了解舟山渔民的精神和智慧。保护渔民号子，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显然，这是政府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精神文明的应有之义，也是大有可为的。为了使舟山渔民号子得以更好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以下几点浅见。

（一）开展内外宣传。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媒体，播放舟山渔民号子精品节目，加大观众的认知度；拍摄舟山渔民号子的相关专题，作为礼品输送出去；鼓励精品渔民号子节目参加市级及市级以上的文艺比赛或演出。

（二）构建活动平台。文化部门和相关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搭建活动平台，利用一些传统节日譬如徐福东渡节、中国海洋文化节、中国海岛旅游大会等，让渔民号子有更多登台亮相的机会。同时，可以邀请渔民号子传承人以“讲师团”的身份走进学校、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讲述渔民故事，宣扬海洋文化。如定海区海山小学，并邀请享有“渔民号子王”头衔的洪国壮老艺人担任授课老师。

（三）组织传承队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是与传承人紧密相连的，对传承人的筛选和保护是保护工作的重点。在日本和韩国，会给予传承人必要的经济补助，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等特殊待遇，同时赋予他们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这一点舟山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确定舟山渔民号子传承人，制定传承人保护办法。建立渔民号子传承队伍，邀请渔民号子传承人或老艺人进行辅导，开展名师带徒活动，对传承人发放每月补贴费，并给予他们医疗方面的特殊待遇。通过关心传承人的生活，让他们带徒弟，传技艺，使他们得以完成保护遗产的心愿。

（四）加强培训辅导。近年来，舟山的一些中小学校开设了音乐第二课堂—学唱舟山渔民号子。几年来通过师生在各个场合的演唱、表演，渔民号子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后继有人的局面已基本形成。市文化馆利用企业文化载体，组织业务干部下企事业单位编排渔民号子节目。可以开展形式多样化的“渔民号子进课堂”活动，尤其是大专院校，让更多的学生群体了解渔民号子，在“象牙塔”内挑选渔民号子的传承人。

（五）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近年来在渔民号子的传承和保护过程中，因资金不足或缺乏导致非遗的传承工作脚步放缓，学校渔民号子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以及音像资料的录制、保存都因缺乏资金投入而显得步履维艰。通过适量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使舟山渔民号子有一个良好的传承条件，充分调动舟山渔民号子传承人的积极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有效传承。

（六）促进产学研相结合。政府、高校、企业应加强沟通与合作，定期举办研讨会，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鼓励开展高校团队调研，并积极与企业合作，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1]Haugen E.The Ecology of Language[C].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2]Halliday M A K.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J].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1990(6):7-16.

[3]舟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舟山渔民号子[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21-26.

[4]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J].中国外语,2016(1)：9-12.

[5]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8-9.

On Endangered Status and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s of Zhoushan Fisherman’s Songs from Eco-linguistic Perspective

LU Jingjing WANG J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316022, China)

Eco-linguistic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of ecology and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g out the current existing conditions and to find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s of Zhoushan fisherman’s songs as an endangered langu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inguistics. The analysis of context, language user and discourse of Zhoushan fisherman’s songs helps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a and man so as to provide the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nheriting marine folk culture and protect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linguistics; Zhoushan Fisherman’s Song;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s

J607

A

2096-4722（2017）05-0033-05

2017-08-26

浙江海洋大学2015年度培育项目“欧美海洋文学中的人类与海洋关系嬗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鲁京晶（1982-）,女,湖北随州人,副教授,硕士；王金（1980-）,女，浙江舟山人,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