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化身：李欧梵的现代文学研究概貌

罗文军 曾笑栗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现代性”的化身：李欧梵的现代文学研究概貌

罗文军 曾笑栗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李欧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着深远影响，他的论著对国内批评界在思维转变、视野拓展、理论创新等方面有着重要启示，但是国内研究界还是侧重于对其“现代性”理论的探寻和具体著作的评论。其实，其研究方式的不断拓展本身就展现出一种学术经验不断突破的“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欧梵的学术研究历程也是“现代性”的化身之一。本文通过梳理李欧梵研究“文史结合”、“都市叙事”、“视觉维度”和“回归古典”的几个重要转向，力图对其“边缘人”身份带来的“多元视角”作准确描述，由此探求海外视野与中国经验如何对接的问题。

李欧梵；现代文学研究；海外汉学

自1950年代起，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兴起，海外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审视，采取了西方文化研究的思想模式，这些模式对国内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众多海外华裔学者中，被称为“狐狸学者”的李欧梵显得尤为特殊，其跳脱的治学思维、多重的文化身份和多元的研究领域，在影响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同时，也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自己的学术生命。“现代性”视角可以说是由李欧梵引入的，这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新的“风景之发现”的意义。如果将李欧梵及其研究历程作为研究对象来看，他研究方式的更新本身就呈现出一种学术世界里经验被不断打破、不断创新的“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欧梵的学术研究历程就是其钟情的“现代性”的化身之一。

一、从“文史互参”到形成“光谱”

将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三家视为一汉学共同体加以讨论，以呈现美国汉学眼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西学形象，无疑已成为大陆学界共识①。同夏志清的“批评性”解读和王德威的“史论化”阐释不同，李欧梵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径——“文史互参”，即文学作品和作家心灵史互为参照、同步建构。他不仅关注作品的生成，对其作出评判，而且在这基础之上追问是什么塑造了作家的心灵，从而创造出这样的作品。李欧梵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以历史传记的形式，对林纾、苏曼殊、郁达夫等的“浪漫经历”作了追溯，绘制出现代文学浪漫传统的发展路线，提出五四文学的主要特色是浪漫主义的观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切入视角。而在另一代表作《铁屋中的呐喊》，李欧梵也延续了“文史互参”的考察路线，对鲁迅的思想构成作了一次历史现场的重走与还原。他重塑了鲁迅对从童年到开始成为作家的“心灵史”历程，认为“鲁迅决不是一位从早年起就毫不动摇地走向既定目标的天生的革命导师，相反，他终于完成自己在文学方面的使命，是经过了许多的考验和错误而得来的。他的心智成长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系列的以困惑、挫折、失败，以及一次又一次的灵魂探索为标志的心理危机的过程”②。接着，他将重心放到文类角度，对其创作的短篇小说、散文诗和杂文作了阐释，且确立了杂文这一当时不被认可的文类的合法地位。论述到鲁迅的最后十年，他在分析作品的同时，也揭示了左翼圈子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将鲁迅的文学与政治意识勾连起来。另外，他还首次从“现代性”角度出发，展现了鲁迅在艺术观上的“颓废”一面，塑造出一个“人间鲁迅”的形象。

1990年代后，李欧梵的学术兴趣转向了文化研究，但即使是作为城市文化研究的《上海摩登》，也并没有舍弃其以“文史互参”模式探求作家心理与作品生成关系的研究路径。在对老上海文化地图和文化记忆进行想象性重构的过程中，任何文化现象都被李欧梵当了文本来研究，包括作家、作品及其营建的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想象，也包括画报、广告、老照片和电影等视觉图（影）像，甚至整个城市、街道、建筑、娱乐场所，以及作家的都市生活体验都被当作有意义的文本来理解和阐释，而这些不同文化现象之间形成交互对照的关系，构成了复杂的“互文关系”。由此，李欧梵“文史互参”的叙述有了新的发展，即“我们现在不能按照直线进行的方式来描述文化现象，譬如先有印刷文化，后来有影像文化什么的。现在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既有印刷文化，又有影像文化，还有视觉文化”，“事实上，许多文化因素不但是并行的，而且交互影响”。③《上海摩登》确立起了一种新的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批评范式，将“都市”的视角引入了现代文学的批评研究。由于长期以来大部分作家都将目光集中投向“乡土中国”，乡村叙事成为现代文学的叙事重点，“城市文学却不能算作主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特别是在大陆)往往不重视城市文学，或径自将它视作颓废、腐败——半殖民地的产品，因之一笔勾销，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宰下的偏狭观点”④，这就导致了文学研究视域的封闭性和滞后性。事实上，也正如李欧梵所言，现代大多作家虽然是乡村出生，但是求学和生活的背景更多是在城市。经过考证，他发现“30年代不少‘乡土’作家都住在上海，文学杂志和出版业的中心也是上海，一连串的文艺论战和左翼文学活动也在上海展开，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现代作家的想象世界虽以乡村为主，他们的生活世界却不免受到城市的影响；作家心目中的矛盾也就奠基在这个无法调解的城乡对比上”。⑤另一方面，对于为何选择上海，而非北京、南京等城市，李欧梵其实也主要是从其理论核心——“现代性”角度进行考量的。“这种城市的模式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所表现的一些心理上的失落、震撼和种种复杂的感情……正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基础，一种文化性的基础”。⑥知识分子在面对发展到极端的现代工业文明时，在作品中怎样展露现代性及现代性体验，是李欧梵上海城市文化研究的焦点，也“是对中国大陆乡土型学风的一个反拨”。⑦他通过重构都市文化空间的价值，进而对海派文学进行钩沉，这一思维转向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拓了一种新的视域与研究角度，使之充分挖掘了被现代文学研究所忽略或所遮蔽的一面——即现代性与城市化的紧密联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城市既是“现代化”的表征符号，又承载了“现代化”所具有的复杂意蕴。李欧梵所开拓的“都市”空间，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由此发掘了一大批曾经被“遮蔽”的可以被纳入都市叙事的作家，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海派作家，借都市文化语境，结合丰富的史料和文本比较，重建了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构想。另一层面，对都市“日常现代性”的关注，也呈现了“多种现代性”之一的发展面貌。

李欧梵将“视觉文化”作为一种策略引入文化批评，同样也可以说是从《上海摩登》开始的。他受本雅明“技术性观视”理论的启发，将视点集中于现代印刷文化、电影与文学创作及其交错的影响，进而展开持续研究与追问，为什么受图像影响的作家产生的思考或焦虑，不能从图像得到疏解，反而退回到文字世界？⑧另外，他还探寻了“鸳蝴派”小说以降的文学创作发生视觉性转变、都市视觉刺激带来的现代性想象、鲁迅“幻灯片事件”牵扯出的现代文学的合法性问题等。

近来，李欧梵并未停止探索的脚步，他将眼光放在了“文化传统”上。在最新出版的《中国传统的六个面向》一书中，他选取了自己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古典文本——《项羽本纪》、《原道》、《赤壁赋》、《喻世明言》、《聊斋志异》、《阿Q正传》。他一贯认为传统是两种积淀的结果，“传统本身也是一个活的东西，传统本身也可以是不同时代的人、从不同的文化立场对于它的解释所构成的积淀”。⑨鲁迅的作品就是把传统做“创造性的转化”的最佳案例，“他的大量著作（包括他的学术研究，如《中国小说史略》），为我们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系谱，我称之为‘抗传统’——是‘对抗’主流思想，而不是全盘否定和扬弃传统；鲁迅作品中的‘阴暗面’更代表了他和‘幽灵’传统的紧密关系”。⑩而李欧梵的研究本身至此也形成了一个“光谱”：从对作家经历的关注到作家心灵史的再现，再到文化语境的想象，又到从人文角度解读传统。作为现代学者的李欧梵，其学术的“现代性”也正体现于研究疆域的拓展，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更新。

二、“边缘人”与“多元视角”

“边缘人”身份首先影响的是角色的定位。由于受本雅明影响，李欧梵将自己看作一个“漫游者”。从《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到《中国传统的六个面向》，他的写作风格都不是白描式的，而是在文本和对象内部展开“漫游”，融入自己对文化内涵的理解、思考和追求，带领读者进入历史场景，成为连接历史、空间与读者的中介，兼顾了历史文化现象与自己思想片断的展示。

在李欧梵的研究中，边缘视角同时也意味着视角的多元性。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相通的观点和可以应用的视角，都被积极地运用于他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中，这些复杂的理论恰好也适用于诠释复杂的对象。李欧梵在研究鲁迅时，便借鉴了心理学、传记、历史、文学、革命和现代性等等众多看似繁复但各有作用的理论，充分地运用理论，而又不被理论所局限。

“现代性”问题一直是西方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李欧梵现代文学研究理论的核心所在。李欧梵受马泰·卡林内斯库的影响，认为现代性有两个层面，即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并将其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将中国的现代文学完全置于现代性背景下来探讨。《铁屋中的呐喊》贯穿了对鲁迅“现代性”追求的阐释；《现代性的追求》探讨了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文化上的“现代性”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一书则是将“颓废”作为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新叙事线索；《上海摩登》中，他又将殖民与现代性结合，探索都市现代性和都市作家群的现代性生成。但是李欧梵及其以后研究者的问题也在于此——将“现代性”作为了一种标准与真理，而忽视了现代中国具体的经验，有学者就认为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探寻的“显然还是属于主要存在于‘西方现代性经验’中的问题意识，如时间感的消失、历史的断裂等问题，而无涉于国内批评者所更关注的‘贫苦生活’。但正是在观看坐标的错位而导致的差异中，我们隐约感觉到某种不可忽视的危险；当作者站在现代性的问题框架内言说‘上海’或者说中国问题时，是否只注意到诸如时间感的丧失或历史意识的断裂等具有全球特征的现代性问题，而中国内部的经验差异及其独特的地方问题性则被遮蔽甚至被取消？”也就是说，李欧梵的上海想象更多地借助于西方现代性经验的理论，虽然是在言说中国问题，但实质上仍是一种从西方理论衍生出来的想象物，而并未注意到中国自身经验的独特性。当问题用中西方“共性”所诠释时，作为“中国经验”的“特性”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忽视和遮蔽。

雷蒙德·威廉斯和本雅明对于李欧梵的都市文化及文学研究影响重大。他的《上海摩登》，就深受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启发。本雅明对巴黎与波德莱尔文学创作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对照分析，他认为巴黎的都市文化，尤其是拱廊街文化孕育了波德莱尔及其文学的现代性。李欧梵正是在本雅明的理论基础上找到灵感，认为都市文化生成了都市作家群和都市文学。但是近几年也有学者指出，这种“移植”虽然开辟了新的领域，但也使研究走向了另一种“塞壬的歌声”，即都市文化和文学的生成关系，其实脱离了那个时代上海的文化语境和文学境况。而上海的文学镜像和上海的城市空间的互证，在茅盾、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邵询美、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中，都有十分鲜明的差异，这些差异与都市上海的关系并不密切。另外，将施蛰存小说的审美现代性与张爱玲的新市民小说归因于具体的“上海都市文化”，就丢失了施蛰存比都市文化更高层面的现代意识和张爱玲小说中无处不见的传统。

雷蒙德·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是李欧梵都市研究的又一理论资源。李欧梵以“城市—乡村”的思维模式为基点，发现其时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在主题选择上恰好相反：更多的文学创作者选择乡村叙述，仅有的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叙事大多与上海有关。这种“乡村与城市”模式在开拓批评空间维度的同时，似乎也留下了“题材决定论”的美学后遗症，李欧梵在这种“城乡两分”的二元模式对立下，建构起“上海”这唯一的都市景观，是否又带有太多想象性的色彩与西方理论的套入，从而走向了城乡意识划分泾渭分明的学术误区，也未注意到城市背后的乡村目光和乡村里的城市投影其实是相互交错的？诚然，我们不可能对学者的关注点是否全面作出苛求，但相关的问题却值得探讨。

“多元视角”引发的还有因庞杂带来的不严谨问题。《上海摩登》甚至出现多处史料错误。对此，李欧梵也自嘲自己的研究是缺乏“鲁迅风”的“杂文”。栾梅健就认为，李欧梵“是一位艺术感很好的学者。不过，由于他长期身处海外，资料收集与比照研究相对困难，同时可能也是其脱略小节的才子气使然。他的学术著作往往存在较多的知识性错误与硬伤，并由此影响到他学术论著的质量与可信度”。从大陆到台湾到美国再到香港，李欧梵的求学与教学经历呈现一种流动性。他在史华兹处受了严格的史学训练，又师从普实克和夏氏兄弟，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备受他敬佩的同事韩南，则对他后来追溯古典文学传统有深刻影响。而从国外到香港中文大学的任教经历，也使得他转向探究中国“本土”现代性的生长。地域、社会的更迭对其学术追求与研究方法产生撞击，促使其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与模式，跨文化的教育背景使其具有开阔的“世界视野”。但是，研究“现代性”的现代研究者也难以避免现代性的裹挟，李欧梵觉得自己“永远挣扎在两种角色之间，一个是专业的研究者，一个是广义的人文主义者”。

三、“西方化”而非“西奴风”

学界普遍认为1980年代后文学观念与思维方法的更新，除了“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宏大叙事’的背景直接关联”外，“又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作为异质因素，也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和学术再生长机制的建立”。但是到了今天，由于盲目把海外汉学当作学术标准而形成了“汉学心态”，学界逐渐出现了“反击”海外汉学的声音。

“狐狸学者”李欧梵自然也被多方批评，如上文所述，有人认为其脱离了中国经验，只是西方理论想象的产物。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研究都有主体性存在，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与学术趣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对象和视角的选取。李欧梵在台湾时师从夏济安，与夏志清关系也很密切，而后受教于普实克，在普实克那里汲取了左翼的批判精神。这使其能较早摆脱了其成长和求学环境中反共意识的影响，关注并正视鲁迅、茅盾、萧军等作家的文学价值。他并未落入意识形态的窠臼，而是理智看待中国问题，这与虽言说中国问题却“缺乏历史感、分寸感与同理心”的一些海外学者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其新作《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面向》，在海外学者“西奴风”正盛的时候谈论中国的传统问题，连通起现代文学的传统文脉，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当前海外汉学界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反抗”，是以“西方化”的理论与方法在审视和反思中国问题。

李欧梵的现代文学研究虽然有诸多为人诟病的地方，如对中国特殊时代经验的忽视和过度“移植”西方理论、史料不严谨等问题，但其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维度的拓展与创新，是值得肯定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立，与李欧梵这批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海外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及中国人的主体性问题，并提出建构“文化中国”的可能，这同样与李欧梵有着多重关系。李欧梵的“现代性”理论、“颓废”叙事、都市叙事、视觉文化等问题思考，为大陆199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作为研究者来讲，其在学术世界不断创新、多元视野与自觉对中国问题的观照，也是值得承续的学术精神。

海外汉学关注的是中国问题，但在学术思想上却一直追随着西方。我们对此也不必过多指摘，学者的学术背景和身份也是构成其批评的重要因素，并且“任何一种学术的发展不是一个声音、一种模式可以决定的。全球化进程中的思想和学术也不应只是一种形态、一种思维，而应具有自身的文化身份与指纹。”只有在众声喧哗处，也只有在大陆与海外学界的不断交流和对话中，我们才可能共同建构起契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文学研究。

注释：

①夏伟：《对美国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当议——将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视为汉学共同体》，《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5期，第189-192页。

②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页。

③⑧李欧梵，罗岗：《视觉文化·历史记忆·中国经验》，《天涯》2004年第2期，第4-39页。

④⑤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108，108页。

⑥李欧梵，季进：《李欧梵季进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⑦李欧梵著，陈建华录：《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4页。

⑨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⑩香港商报文化东方：《李欧梵：在中国文化的幽魂中感受余辉》，http://taiwanchuanji.jinciwei.cn/322460.html，2017年9月4日。

Incarnation of Modernity: Leo Ou-fan LEE’s Study of Modern Literature

LUO Wenjun ZENG Xiao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9, China）

The influence of Leo Qu-fan LEE’s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far-reaching. His research works ha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on domestic criticism in terms of thinking transformation, expansion of vis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so on. The domestic research, however, only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Modernity”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comments and writings. In fact, a constant expansion of research method itself shows a breakthrough of academic experience in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In this sense, one of the incarnations of Leo’s academic research is also the process of “modernity”. This paper, through the research into several important turns of Leo’s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metropolis narration”, “visual dimension” and “returning to the classics”,attempts to depict exactly the “multiperspective” brought by the identity of “marginal man” so as to explore the issues of how to connect the overseas vision to the Chinese experience.

Leo Ou-fan LEE; modern literature research; overseas Sinology

I206.6

A

2096-4722（2017）05-0043-05

2017-08-21

罗文军(1978- )，男，四川宣汉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及现代诗学；曾笑栗(1993-)，四川资阳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