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虎丸与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传统

吴述桥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伊藤虎丸与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传统

吴述桥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在海外汉学中独树一帜，已经构成一个以“以鲁迅为方法”为鲜明特色的鲁迅研究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与战后日本对“近代”的整体性反思直接相关，有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基础。伊藤虎丸有着“以鲁迅为方法”的方法论自觉，他对鲁迅的研究构成对“竹内鲁迅”以来日本鲁迅研究传统的“超克”。但正如伊藤虎丸自己所总结的，日本鲁迅研究“外行”逐渐成为“专家”，这一历史悖论也提醒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学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整体性；鲁迅；伊藤虎丸；日本；亚洲主义；超克

日本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缜密扎实的研究在海外汉学中独树一帜，也常为中国学术界所看重。八十年代以来的介绍，如北冈正子对鲁迅《摩罗诗力说》材料来源的考证，斋藤敏康对后期创造社和福本主义关系的考察，丸山昇对左翼文学的研究等等都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重要影响。孙歌的力作《竹内好的悖论》以及不久编译出版的《近代的超克》等都曾给学界带来不小的震撼，引起一波不小的竹内好热。正是由于孙歌、赵京华和李冬木等先生的介绍和翻译，国内对竹内好、丸山昇、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等日本鲁迅研究学者的名字耳熟能详。这些年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伊藤虎丸的《鲁迅与终末论》、藤井省三的《〈故乡〉阅读史》和长堀祐造的《鲁迅与托洛茨基》等也相继翻译成中文出版，同样引起学界对日本鲁迅研究的广泛兴趣。

主要是通过对日本鲁迅研究著述的译介，国内逐渐知道战后日本有一个主要由竹内好开创的鲁迅研究传统。虽然说“二战”之前日本已经有很多对鲁迅的介绍和研究，但自觉发展成为一个鲁迅研究传统的，还是从竹内好开始。伊藤虎丸在《鲁迅与终末论》中曾非常详细地梳理以竹内好、丸山昇、尾崎秀树、木山英雄等为代表的日本鲁迅研究史，清理出了一条学术和现实相关联的非“学术”的思想史线索。可以说，日本学者在不断与前人对话的基础上建构出自己的“鲁迅像”，著名的有“竹内鲁迅”、“丸山鲁迅”、“伊藤鲁迅”、“长堀鲁迅”乃至“池田（大作）鲁迅”等。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学术界也一直保持着对日本鲁迅研究的关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张杰、张梦阳、靳丛林、张福贵、孙歌等先生都向国内介绍过日本的鲁迅研究，并发表了他们对日本鲁迅研究的许多宝贵意见，近些年更年轻一辈的学人如陈朝晖、李明晖、刘伟和曹珊等也在介绍、研究和反省日本的鲁迅研究。但总体而言，虽然多有述及，但我们还缺少对日本鲁迅研究传统的整体性特质的研究。

日本鲁迅研究有很多优良的传统，比如充分占有材料，关注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等。不过笔者以为对日本鲁迅研究传统而言，“以鲁迅为方法”的这种研究方法最具有学术思想特色。日本学者研究鲁迅，包括伊藤虎丸在内，当然都有自己的眼光，但作为一种延续半个多世纪的以鲁迅作为反思日本乃至东亚近代以来文化的方法，其形成的逻辑、背后的知识构成以及可能性的限度等值得我们总结和反思。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点。他是第二代日本鲁迅研究者的重要代表之一，[1]更关键的是，他的鲁迅研究带有强烈方法论自觉。他明确告诉我们，日本的鲁迅研究并不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史，而是一个和社会现实、时代思想“肉搏”的历史。他的鲁迅研究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明确的将学问和对现实的关注和思索相结合的问题意识，正如其所言，“本书所收各篇，对我自己来说，是我以学园斗争中的学生的责问和追究为契机，通过重读鲁迅来对我引以为出发点的‘战后民主主义’——其可以更具体地归结为竹内好先生的评论和浅野顺一牧师的说教——的再次确认和咀嚼”。[2]4

一、战后日本的整体性反思与“以鲁迅为方法”研究传统的形成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开始了对帝国日本的全方位改造，涉及到金融、土地改革、社会体制等方方面面，而其中最为棘手的就是要在精神层面消除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严防其死灰复燃。杰出的文化人类学学者、“二战”时期美国情报人员本尼迪克特是深度介入的一位代表，其《菊与刀》从日本战俘和被拘禁人员的调查入手，对日本文化的分析具有经典性地位，对麦克阿瑟改造日本有着重要的意义，从1946年出版到1963年曾重印次数达三十多次。但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并没有从近代史的层面对传统日本和近代日本之间作出区分，而且对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也造成了实质性危害。[3]尽管美国方面的改造并不彻底，但战争的失败及其责任也使得日本人不得不接受从明治维新至日本战败以来的“近代”只是一种失败的近代化模式的判断。另一方面，战后日本思想界不同派别在与本尼迪克特所代表的战胜国的日本认识上同时也存在着竞争。因为如何认识日本的近代问题不仅是一个史学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日本应该如何改造和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的思想和政治命题，因而深深纠缠于日本现代思想和政治之中，每逢重大的政治课题，近代日本都会如幽灵般重现在思想领域，同时也为政治变革提供历史动力和契机。

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尽管经历过“二战”中的集体“转向”，但作为战争期间的几乎是唯一的抵抗力量，在战后国际局势下，获得了为数众多的支持，众多知识分子信仰或者接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运动在日本战后初期曾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二战”结束不久，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在大陆建立了起来，中国经历百年劫难之后终于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两相对照之下，战败后的日本却受到美国实际控制而失去主权。日本知识分子怀着与其说是近代不如说现实的挫败感来重新审视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不同道路及其前途，一个共产主义日本的前途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未来想象中占据重要位置。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唯物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解释日本失败的近代主义的重要任务。唯物史观是一种整体性把握社会历史的思想方法，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推动力量，而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学等都是在这一对根本矛盾之中的功能性存在。这种结构机能主义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契合了日本战后语境所规定的把“近代”作为对象的反思思潮。运用唯物史观对日本近代主义的批判是战后初期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流派，可惜中国国内对此却没有太多的介绍，比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西功和批判竹内好的加加美光行等就没有被介绍到中国来。

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不同的是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一批战后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基于主体性的思考，他们借助中日比较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展开另外一种整体性的反思的向度。伊藤虎丸在《鲁迅与终末论》序言中也确认了自己的工作和竹内好、丸山昇等有着共通之处，那就是，“即以战败为契机，把学问确立在对战前的学问方式进而是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总体的‘反省’之上，意在重新恢复学问和文化的总体性；而这种志向本身，同时又是在精神深层来接受战败这一事态，并且以面向重建新日本的实践性（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国民的）热情与希求为主题”。[2]40和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机能主义阐释学不同，竹内好的整体性反思建立在亚洲主义的视野当中，他认为欧洲的近代“乃是欧洲在从封建社会中解放自我的过程里获得的自我认识”，而“东洋之为东洋，借助的是欧洲的脉络”，[4]183，188也就是说，东洋的主体性是建构在对欧洲的他者关系当中的，而抵抗则是主体性的展现。[2]208他将中国和日本作为两种不同的近代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的近代是一种具有“回心”的主体抵抗模式，而日本则是一种失去主体性的“转向”模式。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竹内好肯定大东亚战争对西方的“超克”，而“超克”在竹内好的意义上来说正和抵抗和否定相同。竹内好的东洋主体性的整体分析模式是一种“精神深层”的阐释学理论，它将一切外在都作为应该克服的实体，将东西方的矛盾看成纯粹的精神运动。竹内好的这种整体性思想方法，抽离中日两国之间的众多区别，而仅仅将两种近代化的结果作为依据论证日本的失败，以及日本应该走的道路，就方法论而言是一种十分粗陋的比较归纳研究，而例证实际上也只把鲁迅作为代表，不符合社会科学的有效性逻辑，只能认为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文学主义”表现。[2]280

尤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作为一种“方法”，鲁迅研究在建构这种虚构的日本主体性中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竹内好从在他的思想上不当作问题的被日本侵略的中国找到了一个他自己理想的典型——鲁迅，以鲁迅作为思想资源来论证自己亚洲主义的主张。他认为鲁迅正代表了“东洋的抵抗”，而日本没有抵抗，说明日本不具有东洋的性格，[4]196从而产生对日本近代的批判性诉求。竹内好问题的实质是，他把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事情当成了日本自己的事情，或者说，把亚洲当成了日本自己，或者再退一步说是希望自己和亚洲一样，回避了中国和朝鲜等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日本的大和民族的民族主义，从而“克服”和“超越”了东亚各国本身的主体性，这种大亚洲主义逻辑必然导向肯定大东亚战争的合理性。需要明白的是，亚洲主义是在现实的民族疆界和民族利益之中而不是高高在上。亚洲各国尽管存在一个遭遇西方的共同困境，但也只能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更高层面的包括文化、地缘政治等在内的综合性区域议题。即使是说东亚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遭遇西方而形成的后设概念，那么竹内好理论也只是把中华文化圈当成了一个统一的构造，以纯粹精神运动的理论方式把吞并朝鲜所带来的现实伤害，侵华战争所造成的人道主义悲剧等“实体”抽离到精神运动层面，虽然竹内好本人并不回避人道主义责任，但其逻辑显然无法对日本极右翼分子设防。在日本，这种荒唐逻辑被不计后果地认为是直面了日本的民族主义问题，在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的实际境遇中被置换成日本这个国家的安保运动的抵抗精神，因而获得了丸山昇在内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认可。竹内好的思想框架在丸山昇等学者的研究那里并没有获得突破，他们一直延续了竹内好的主体性和政治与文学的二元结构等命题，刚好证明竹内好的命题在日本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证明日本一直也没有超越实质上是日本民族主义但却以东亚面貌出现的所谓的亚洲主义思想领域。

近代化问题是战后日本思想史论争的一个焦点，这种反思将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受到战后日本现实处境的规定，也即是说，近代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战后日本的问题，而不是帝国日本的问题。伊藤虎丸曾引用寺崎昌男的话来申明战后日本曾经有过一种“要在总体性当中来重新把握各种专门学问到战前为止作为研究对象的事情本身”的思潮。[2]40但整体性作为把握历史的一种方式，意味着要将社会理解为一个有机结构，因而必然将日本近代的所有重大问题都与整体相关联，整体性的任意一环出现问题，必然导致整体结构的涣散和失败，所以整体性的把握方式常常呼唤一种彻底改造的“革命诉求”。实际上日本战后的整体性思潮和战后日本社会的激烈变革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伊藤虎丸对竹内好等为代表的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家的思想活动曾有一个总体性的概述：“其理念的核心，可看作是在于文化整体性恢复”。[2]22尽管如此，虽然竹内好式的“文化总体性”见解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具有外观上的相似性，但其阐释学只是在精神逻辑上展开，忽略物质性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无力面对日本的实际问题，对中国和鲁迅的把握也只能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层面，因而缺乏针对现实层面的有效性。

伊藤虎丸在《鲁迅与终末论》当中概括了“战后民主主义”的真实境遇，他认为“战后民主主义”实际上从来没有被实现过，哪怕是一次，也即是说，战后竹内好式的整体性反思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智力活动，其理论的精神纯洁性癖好不能在现实中实体化为有效的现实政治理想。虽然竹内好的理论讨论的一直就是关于欧洲精神如何通过鲁迅的抵抗与否定而实现，也即是欧洲精神如何和东亚实现真正的有机的关联，而不是日本式的“杂居”，但用排斥和实体相结合的纯精神活动来“肉搏”现实，而不“借助”实体来表达“精神”，正好说明竹内好的精神纯洁性癖好无力应对现实，因而不足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实体，当然就无法真正实现。事实上，战后民主主义的空洞化恰好证明竹内好的理论本身无法和日本社会现实实现真正的关联。而毫无意外的是，尽管竹内好是安保运动的领袖，但其精神生产活动在现实层面中最终被右翼分子所利用，成为为右翼分子保驾护航的理论依据。因而可以说，竹内好的理论并没有成功地从失败的日本近代中搭救出亚洲主义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精神内涵，他的在文学和政治之间走钢丝般的理论不具有和现实相连接的能力，它注定只能是一个精神事件。尽管竹内好和丸山真男也认识到，“认识主体，从作为被直接赋予的现实中经过一番隔离，而处在与现实尖锐对立的紧张关系中——正是有这种对世界的依照逻辑的重新构成，理论才成为转动现实的杠杆”，[2]46但忽视了“隔离”之后仍然需要保持和现实的直接关联才能具有“转动现实的杠杆”的能力。

竹内好等热切地召唤总体性的反思自然是日本近代在战后遭遇严重挫折的反应，作为日本的思想和政治议题存在于延绵于近代至现代日本的历史之中，有待治日本史的学者的研究，在此不用继续讨论，但其中“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思想方法和鲁迅研究则和现代文学直接相关，因而有必要再交待几句。“作为方法的中国”和“以鲁迅为方法”是将中国和鲁迅作为缺乏主体特征的客体，作为功能性的方法作为建构现代日本主体的他者，服务于一个主体的表述而不是主体本身，其作为思考日本的思想方法是可行的，但其学术研究思路本质上是日本现代思想问题的延伸，判断其有效性应该放到日本现代思想史和自身的发展理路当中去得到检验，而不是其有关中国论述对于中国的判断是否精确，虽然实际上对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带来了思想上的冲击力和新的方法。

二、对“竹内鲁迅”的克服与超越

具体到竹内好鲁迅研究的学术史，“以鲁迅为方法”也是在日本现代思想史逻辑的层面展开，而竹内好提供了一个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内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动力学模式，他将具有“回心”意义上的抵抗作为东亚主体性的动力，以此批判近代日本放弃主体性的近代主义。因而竹内好的鲁迅研究是一个思想史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大学中的中日比较文学的问题。但就如前面所分析的，竹内好的逻辑只是在纯粹的精神意义上展开，这种“不及物”的思想见解不可能获得现实力量的谅解，因而不可能取得现实政治的有效性。围绕竹内好对作为“罪的自觉”的“回心”因表达方式的缠绕实际因精神的纯粹性而出现的现实政治的生产性困难，如何重新解释作为“文学的自觉”的“回心”反体系的“核心”及动力来源，以及这种精神动力的现实运作方式成为丸山昇、木山英雄和伊藤虎丸等后继者的研究重点所在，正如刘伟所说，“‘竹内鲁迅’作为一种精神资源被有效地注入战后日本的思想和文学中，不仅奠定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基础，而且在后来者的继承与挑战中，不断被赋予历史性的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就是在不断继承、批判和超越‘竹内鲁迅’的过程中得以深入发展的”。[5]

被认为具有“玄学”色彩的竹内好的独特话语方式容易引起理解上的困难，与此相反，大受中国学界欢迎的是丸山昇的表达十分清晰的“实证主义”鲁迅研究。丸山昇的《鲁迅》是直接对尾崎秀树《与鲁迅的对话》的批评。丸山昇批评尾崎秀树将自己的政治经历带入鲁迅研究当中，因而在理解对竹内好理论十分关键的政治和文学的二元上出现偏差。他批评尾崎秀树将“文学＝个性”，“政治＝组织或无视个性”的简单化图式做法，是一种“文学主义”的思考方式。伊藤虎丸认为丸山昇正是在反对政治和文学二元的日本式思考上这一点上继承了竹内好，丸山昇的研究只是将竹内好的“文学”置换成了“革命”。[2]265他进一步对竹内好和丸山昇作出了区别，肯定丸山鲁迅试图“在精神与现实的接点上发挥连动机能的方式”上看待鲁迅的思想，[2]250发展了竹内鲁迅精神在其动力的行为方式上的正确认识，然而并没有对鲁迅思想的“原点”进行充分说明。在伊藤虎丸的眼中，“竹内是溯及性追求鲁迅获得‘死的自觉’的‘终极之场’，丸山是在追踪由此而生成的‘无限运动’”。[2]265从他的分析可以看出，丸山昇的研究驱散了竹内好对鲁迅思想的“回心”论动力学模式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话语阴影，“实证”了“他的‘核心’，就在于他的精神在与现实的契合点上运动并且发挥机能的方式当中”，[2]266而根据伊藤虎丸的说法，丸山昇的研究和他自己作为一个“革命参加者”具有莫大的关系，尽管伊藤虎丸和竹内好实都对丸山昇所参加的革命和鲁迅的革命的一致性表示怀疑，[2]261但“革命参加者”的分析无疑具有革命实践可能性的意义，[2]263因而可以说丸山昇夯实了竹内鲁迅的动力学基础。

得力于孙歌、赵京华等学者的译介，国内对竹内好、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鲁迅研究学者有一定程度上的认识，但对竹内芳郎和尾崎秀树等的鲁迅研究相对了解较少。李冬木翻译的《鲁迅与终末论》一书及其四篇附录对日本鲁迅研究的历程有一个翔实的线索，使我们得以较为详备地了解日本鲁迅研究的状况。丸山昇的《鲁迅》曾引来大石智良和竹内芳郎等人的批评。大石智良批评丸山昇的“禁欲”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表达了对鲁迅“非合理的飞越和断绝”一面的重视，而丸山昇对此缺乏足够的说明。竹内芳郎的文章赞同丸山昇的革命者鲁迅的观点，但批评丸山昇在把握现实行动的政治和作为非现实行动的文学的本质差异方面太嫩。伊藤虎丸则认为竹内芳郎没有理解丸山昇试图通过“革命者”统一“启蒙者”和“文学者”的一元化努力，而仍然停留在竹内好确立起来的“启蒙者鲁迅”和“文学者鲁迅”的二元性构想上。[2]273他认为大石智良和竹内芳郎对丸山昇的挑战在于他们指出，丸山昇将竹内好的“回心”和“自觉”仅仅解释为“中国非革命不可的这样一种信念”不能够实证鲁迅精神“决定性”的“心灵的飞跃”，[2]262可惜竹内芳郎自身的解释（屈辱体验）也不具备说服力，[2]275-276因为屈辱体验不能够解释竹内好提出的类似于宗教性的“赎罪文学”的概念，而把鲁迅的文学理解成了表达情感或者怨恨的感性的文学，[2]277流为和尾崎秀树等相近的日本式的文学和政治相分离的理解方式。

由于日本学界对竹内好的“文学的自觉”和“回心”概念众说纷纭，以致产生各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形象。虽然伊藤虎丸赞同丸山昇对“回心”的运动方式，但学术史上尾崎秀树、竹内芳郎等对“回心”的非理性的文学主义解释看来并不能够够令他满意，丸山昇的实证主义尽管十分慎重，但对鲁迅精神的“核心”实行“禁欲”也无法说明问题。可以看出，伊藤虎丸的批评和丸山昇一样表现出对实证的认同。另一方面，和丸山昇、木山英雄等一样，他也十分重视对材料和文本的解读。这体现在他对木山英雄著作的推崇上，他直言不讳地承认本书有关对《狂人日记》的解读受到木山的《关于〈野草〉形成的逻辑及其方法》的启发。[2]367-368不过他对丸山昇的实证主义的“专家”研究仍保持相当的警惕。他认为，在思想史意义上说，丸山昇的“专家”姿态是“战后民主主义的空洞化”的表征，这是由于“科学作为思想没能成为各门学问的整合原理，再次分化为‘科学主义’、‘文学主义’和‘政治主义’，因此，各个科学领域的学问，伴随着丧失整合原理而走向专业化、细分化之一途……”[2]247这体现出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关切与思索，同时也是其对现实政治的客体化努力，他终于提出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所在：“作为我自己——这是一个只是出于我个人兴趣的话题——我是想在丸山阐明的鲁迅的‘精神运动和机能方式’的前提下，重新确认一下竹内所称呼的‘回心’，重新确认一下‘回心’的本质与构造。究竟是怎样的‘精神’或精神体验，使这种运动和机能‘方式’成为可能？鲁迅又是在哪里获得的？”[2]264更进一步地，伊藤虎丸认为，“日本的鲁迅研究，应从竹内《鲁迅》的咒缚当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2]278而竹内好提出的“罪的自觉”“是在昭和十八年这一时间点上他为了支撑自己的抵抗所作的假说或虚构”，[2]279应该从“科学者鲁迅”的角度得到重新理解，从而走向了自己的鲁迅论。[2]280在这本《鲁迅与终末论》完成的几年之内，伊藤虎丸终于拿出了自己的鲁迅论——《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6]

虽然作为完整的鲁迅论著作，《鲁迅与日本》成书在本书之后的1983年，但在《鲁迅与终末论》中，伊藤虎丸已经提出了自己的鲁迅论见解。伊藤虎丸将鲁迅的清末语境放到了一个类似于战后日本的“整体性崩溃”的语境中进行论述，重新发掘了鲁迅的整体性文化内涵。他认为，“鲁迅在年轻时从进化论和自然科学以及尼采、拜伦、克尔凯郭尔等人所代表的十九世纪思想和文艺那里，在其整体性当中（不是把近代科学、近代文学和近代政治等作为个别的东西来把握）把握到了欧洲的近代，并将其作为与四千年的传统文明彻底异质的东西。其中对欧洲近代‘人的观念’有着极为本原的而且是极为明确的把握”，并且进一步将这种“人的观念”归纳为去本质化的“能动”的“精神”，“那时，鲁迅把握到的欧洲近代，不是什么作为既成实体的主义和体系（诸如个人主义、主我主义或作为既成知识的科学之类），而是将它们孕育出来的能动的‘精神’（或‘自由的精神’）”，[2]26他将之归为鲁迅的近代个人主义。[2]80伊藤虎丸的这种看法在其后的《鲁迅与日本人》一书中有进一步的发挥。在该书中，他将“自由精神”概括为“在整体上把握分裂为学者意识、政治家意识、艺术家意识之前的作为‘独立精神’的欧洲近代精神”。[6]73不同于竹内好的“玄学”的解释的是，他认为这种精神来自于作为精神和伦理问题的科学者的精神，从而建立起不同于竹内的文学者鲁迅、丸山昇的革命者鲁迅的科学者鲁迅形象。

伊藤虎丸在将鲁迅的精神具体定义为整体性的科学精神之后，进一步把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精神界之战士”）发出的心声视为“鲁迅把握到的近代文学”，“甚至就是作为活的动的‘力量’的精神本身”，[2]27同时，他认为这种“精神界之战士”是“作为自我＝意志的人”，是“反抗的人和作为精神的、不断寻求发展的人”，是“作为‘自由精神’的人”，所以他确信竹内好是把鲁迅的“文学的自觉”和“回心”“作为伦理的和意志的东西来把握”的[2]31，显然他不会同意此前竹内芳郎等将竹内鲁迅晦涩的具有某种只能借用宗教性隐喻的“赎罪文学”的“文学者”具体化为“被压迫民族的作家”的“屈辱体验”动力学。[2]277在他看来，“近代现实主义（其以近代自然科学为代表）当中的合理主义，本来是以在这里被叫做‘回心’的那种非合理的东西来作为其根底的支撑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就诞生在这‘回心’当中”。[2]31更进一步，针对竹内好通过一种宗教性隐喻的方式来把握作为“回心”的构造方式的“文学的自觉”的观点，[4]45-46伊藤虎丸将之理解为鲁迅的基于尼采式进化论伦理观的终末论。[2]154这些观点在《鲁迅与日本人》中得到系统化的表述，并且最终放弃了竹内好的“回心”、“文学的自觉”、“文学和政治”以及自己使用的“终末论”等概念范畴。

此前已经提到，伊藤虎丸肯定丸山昇“在精神与现实的接点上发挥连动机能的方式”的看法，这种把握方式比竹内好玄远的文学和政治的方式具有现实的启发性，更能够了解作为一个革命－实践者在信仰和实践之间的关联方式，已经表现出他对思想的实践性的关心；另一方面，伊藤虎丸对鲁迅“原点”的追踪，则是自己在战后民主主义和大学改革的具体实践之中思索的求解，直接介入到了现实政治当中，不再是竹内好的非直接行动的文学和直接行动的政治的二元模式，所以恢复了鲁迅研究和现实政治的关联。尽管伊藤虎丸仍然延续了竹内好提出的近代主体及其抵抗的命题，特别是对“自由精神”的解释，强调鲁迅和尼采的联系，认为鲁迅理解的自由是意志对于必然性的超越，仍然留有很强的唯意志论色彩，[2]28-29但他并没有将这种能动性放到竹内好宣称的“能动的虚无主义”中去，而是放到实有的作为伦理和意志的科学精神当中，在大学改革的具体实践的方案中提出来。因而可以说，在《鲁迅与终末论》及其后的《鲁迅与日本人》中，伊藤虎丸通过对竹内好的概念和理论模式发展史的考察，澄清了竹内好概念的玄学色彩，将之落实到和现实保持血肉般真实关联的概念上来，并不是消解了竹内好的政治和文学二元框架，而是将竹内好的理论付诸了政治性的实践，因而走向了对竹内好的思想框架的超越之路。事实上，伊藤虎丸之后，日本学者对鲁迅的研究，不论是否有时代政治风向转折的原因，此后藤井省三和长堀祐造等第三代日本鲁迅研究学者的研究，已经不太再见到“竹内鲁迅”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

三、“专家”与“外行”的悖论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以文学本体论摆脱政治的束缚，文学以失去“轰动效应”为代价获得了自律性，解放了紧绷在头上的政治神经，但也失去了文学保持社会激情的能力，文学真正成为个人的事情，缺乏和现实的关联性，虽然起初仍然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来表述文学和政治相隔千万重的迂远联系的方式，借以表明文学在政治中仍然在场，只是被打扫到了一个没有社会关联能力的角落，但这种对社会有意的退让和回避，恰好证明有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正力图逃脱阶级论政治约束，也即出现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与之同调的是强调学术的独立立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姿态，那种通向政治的学术研究被视为对学术的干扰，“非政治”的学术被视为真正有才学的学术，过去的革命－政治家都开始穿起衮衮华服正襟危坐，被视为有良心的有社会关怀的学问家。相随着各门类健全的学术制度建立起来的是，各门知识都具有了排他的自律性。相形之下，日本的鲁迅研究传统或许倒有助于我们对现代文学研究进行一点思考。

通过对“作为方法的中国”和鲁迅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学术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以竹内好为开端的日本鲁迅研究，实际上是介入近代化反思的一个方式，文学和政治都从属于日本现代思想史的范畴，其本身都是思想史借以思考历史的手段，而不具备主体意义，或者可以称之为作为思想的文学研究较为合适。这里并不是否认日本鲁迅研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而且给现代文学研究带来许多启发，但更重要的是它在学术史上从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如果仅仅从目前学术分工所规定的文学的范畴来考虑日本的鲁迅研究，或者仍然把文学作为主业，通过竹内好把握政治和文学的方式，重新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文学和政治的关联性，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竹内好传统的鲁迅研究初衷。或许这就是孙歌前些年思考“文学的位置”时候的两难处境。[7]在坚守文学的位置上去做出一个对本学科的新的见解，其实并不能解决本身仍然从属现实文化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事实，也即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越界，而要真正跨出学科去应对更广阔的知识，文学的位置将会被悬置，或如日本鲁迅研究的方式，将文学作为一个思想史处理的领域，文学的本体性则又会被思想史所克服。这样，一个被伊藤虎丸称为“专家”和“外行”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2]247

不容回避是，除了丸山昇以“专家”自任，竹内好以后的鲁迅研究者似乎很少将终身的修业放到鲁迅研究当中去，日本鲁迅研究者很多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如丸山昇等对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的研究，木山英雄对周作人的研究，伊藤虎丸对创造社和郁达夫的研究，都已经更为广泛深入地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之中。从丸山昇立志作为“专家”到事实上成为一个从事于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后来的日本鲁迅研究者很大程度上与其说逾越了鲁迅研究的延长线，不如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离开了战后的反思命题。日本鲁迅研究从思想史范畴走向中日比较文学的领域已经证明文学和思想研究之间的历史悖论。但在伊藤虎丸看来，这个悖论则需要从“专家”和“外行”的角度进入。他认为，丸山昇当了鲁迅研究的“专家”之后，鲁迅研究会的朋友们都开始了各自的摸索，在“专家”和“外行”之间选择去留，这样的抉择并不单纯是个人问题，而是“战后民主主义”的结束和整体性分裂的反映。[2]247显而易见，伊藤虎丸是把“外行”作为“整体性”的表现，而“专家”则是其分裂的结果，伊藤虎丸在书中多次声称自己的这部书是业余的产物，已经表明自己在“专家”和“外行”之间的态度。尽管如此，他仍然不能回避的是，他自己的一系列中国文学问题的研究，虽然是在一个鲁迅研究的延长线上，如对创造社受日本影响的探讨就是与鲁迅受日本影响相比较之中进行的，但他的研究毫无疑问是属于一个既定学科分类的框架，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一个在专业领域有所作为的学者了。

伊藤虎丸对自身的定位仍然延续了战后整体性反思的线索，同时他也明白“整体性分裂”的现实状况，然而他对自己作为鲁迅研究的“外行”定位仍不能改变已经是某项专业领域专家学者的事实。伊藤虎丸在本书中将“专家”与“外行”的原因归之于“战后民主主义空洞化”，而其原因又在两点，一个是“把科学作为现成的主义、理论和教条——即不能以‘唯一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真理’、‘历史的必然法则’等形式——来接受”，[2]212另一个是欠缺“终末论”，[2]218总起说来，现代思想缺乏鲁迅所能够把握的近代欧洲精神。这种回归源初整体性的理论是伊藤虎丸毫不掩饰的“文化总体性”看法，如前面所分析，正是产生革命性变革冲动的理论来源，但政治、文学和其它部门在源初的精神共同体中一旦诞生，在实体化如此彻底的时代，作为失去整体有机性的社会分工要回归原初状态以重建整体性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伊藤虎丸对自身“外行”的定位与实际上的某种错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何给这种状况作出合理的解释，显然还不能仅仅放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中进行思考。应该如何重新整合知识的分裂并不是我能够完成的命题，再则，或许事实上根本并不存在一个文化整体性的起源？文化整体性是现代思想对某个时间段内知识的机能主义反映因而只是某种“想象的共同体”？换句话说，整体性可能只是一个后设性装置，来源于战后日本反思作为“近代”以来这样一个时间段内事件的必要性规定，离开这样一个语境再来谈日本的近代性已经失去了意义，那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竹内好只是试图从中搭救出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其行为本身不就已经是谬误？①如果是这样的话，日本鲁迅研究传统的基石将会被解构的洪水冲垮。另外，对于目前来说，争论整体性的有无和如何起源并不重要，而解决实际存在的学科知识之间的隔离所造成对问题的遮蔽才更为紧迫。是不是存在某种整体性或者能够建立主体间性不得而知，但越界冲动的出现以及有关话题的驳诘已然说明现存的格局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一种想象的“文化总体性”已经暗含其中了，或许这是一次浪漫而无实际行动的文学主义？或者能够开花结果也未必。

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在“外行”“流为”“专家”的历史演绎中出现了悖论，这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其主观原因，或者可以视为思想的“异化”未为不可。至于使其“异化”的原因是不是“整体性分裂”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学术的越界行为当然也不足以说明日本鲁迅研究传统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学者的思想正是通过与鲁迅和现实的缠绕之中展开，表现出强烈介入现实的姿态，学术本身是学者与现实“肉搏”的“副产品”，给日本的鲁迅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很强的现实驱动力。到底是潜心学术的学术最伟大呢？还是“经世致用”的学问更为切要呢？在鲁迅那里不是一个问题，在日本的鲁迅研究者们那里似乎也不是问题，而且正因为如此，学术由此诞生。如同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和坚持“纯文学”立场的作家们争论政治和文学的关系一样，再次用某种方式挑起政治或者更为宽泛意义上的思想介入的问题实在已经没有再理论的必要，但仍然有必要检讨坚持文学（以及与其同样不参与直接行动的学术）和政治以及思想迂远联系的看法。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恢复”文学和政治的直接关联，文学和政治始终都是存在关联的，不关联是文学对政治的一种姿态。这里想说的是，应该存在一种和政治和社会采取对话的立场、保持社会激情的文学和学术，而不仅仅只存在一个回避现实的文学和学术。保持文学和政治的多元见解或许才能真正有利于让文学和政治保持一种自由开放的联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与现实搏斗的思想才能不通过越界而直接通过文学和文学研究表达出来。

注释：

①竹内好将“近代的超克”说成是“思想形成之最后的尝试，而且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见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54页；孙歌将之比喻为“不惜在带有右翼色彩的日本民族主义和亚细亚主义思潮中‘火中取栗’”，见《序言：思考的习惯》，《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吕周聚,藤井省三.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藤井省三教授访谈[J].社会科学辑刊,2017(3):149-154.

[2]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M].北京：三联书店，2008.

[3]诸葛蔚东.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M]//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李冬木,赵京,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5]刘伟.“竹内鲁迅”与战后日本鲁迅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6）：71-77.

[6]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M].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孙歌.序言：思考的习惯[M]//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

Ito Toramaru and the Tradition of the Study of Lu Xun in Postwar Japan

WU Shuqi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tudy of Lu Xun in Japan was unique in overseas Sinology. It has constituted a tradition of the research on Lu Xun with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aking Lu Xun as its method”. The formation of this tradi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ostwar Japan’s holistic reflection on“the Modern times”, which is based on Japan’s Asianist ideology. Ito Toramaru has the methodological autopsyche of “Taking Lu Xun as its method”, and his study of Lu Xun has constituted the “surmounting” of the research tradition in Japan since “Takeuchi’s Study of Lu Xun”. However, just as what Ito Toramaru commented himself is that Japan’s research “laymen” of Lu Xun seems to becoming “experts”gradually. This historical paradox also reminds us that we should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s and the society.

holistic；Lu Xun；Ito Toramaru；Japan；Asianism；surmounting

I210.97

A

2096-4722（2017）05-0048-08

2017-08-17

吴述桥（1981-），男，湖北武汉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