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徐昌和
(衢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 衢州 324000)
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的英语新词汇产生因素分析
徐昌和
(衢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 衢州 324000)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英语新词汇的不断涌现反映了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社会的变革、科技的发展、思维的活跃和观念的更新,都会在词汇中迅速反映出来,其突出表现是新词语所出现的新义及其新的用法。为了全面了解英语中出现的新词汇,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对英语新词新语产生的各种因素作一考察。
英语新词汇;产生因素;社会语言学视角
总体而言,人类的语言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目前已经没有人使用的、已不通行的,称为“死”语言(dead language);另一类是人类在用的、并在不断更新的,称“活”语言(living language)。古拉丁语、西伯来语属于前者,而英、汉、日、德、法、俄、西班牙等语言属于后者。“活”语言的最主要特点就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正如新西兰著名语言学家伊恩·A.戈登教授(Ian A.Gordon)所言,“英语决非僵化停滞的语言,它似一棵生机勃勃的大树不断生长壮大,添加着新词语、新语法、新习语等。任何一部英语词典都难以跟上它最新的发展”。[1]语言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不断变化而变化,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
诚然,“在语言的演变历史当中,这棵大树的主干部分基本的标准英语几无变化。但与此同时,英语这棵语言大树却在不断发展,愈加枝繁叶茂。今天的读者们一定经常感到在英语报刊及电视新闻中不断出现词典中没有的新词新语”。[2]英语词汇的极大丰富已毋庸置疑,它反映了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为了全面探究英语新词汇产生的规律和特点,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对英语新词汇产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等因素作一考察。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又是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它特别强调语言的社会本质,关注语言结构及语言使用同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联系社会研究语言是其最基本的出发点,结合多种学科的理论和知识、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是其特出的特点。[3]作为语言学研究者,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并试图以语言为研究对象,联系社会各种因素的作用来研究和解释语言的变异。
(一)政治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给英语增添了不少新词新语。众所周知cold war(冷战),arm race(军备竞赛),iron curtain(铁幕)等新词新语就是因为美国和前苏联两大军事集团长期对峙而出现的。英美等国家领袖或政治家上台执政后采取或推行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各具特色的政策也给英语增添了一些新的词汇。譬如在总统或首相的姓氏后面加上后缀“-ism”就成了“……主义或政策”。如Thatcherism(撒切尔主义或撒切尔政策),Blairism(布莱尔主义或布莱尔政策),Clintonism(克林顿主义或克林顿政策),Bushism(布什主义或布什政策)等。1972年在美国爆发了“水门事件”之后,Watergate一词被广泛应用以指任何类似的政治事件或大的丑闻。此后,“-gate”亦成了意味scandal的后缀,几乎丑闻都用“-gate”构成,不像以前那样用“affair”或“scandal”。如 debategate(辩论事丑闻),Koreagate(韩国事件或韩国丑闻),Irangate(伊朗门事件或伊朗丑闻)。克林顿总统在第二任期因为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桃色事件即zipgate(拉链门、性丑闻事件),导致国会对克林顿弹劾案的大辩论,使他险遭弹劾。类似的丑闻还有Camillagate(卡米拉丑闻),Squidgygate(婚外恋丑闻)。在美国政府内部,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外交问题称dove(鸽派),主张用武力解决外交问题称为hawk(鹰派),即“好战派”,而介于dove与hawk之间的一派称为dawk,实际上是“消极反战者”或译为“中间派”。
(二)经济因素
伴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到来,英语语言中也相应地涌现出大量的新词新语。European Union(EU)欧洲联盟,成立于1993年11月,由20世纪50年代的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欧洲经济共同体)或European Common Market(欧洲共同市场)和20世纪60年代的European Community(欧洲共同体)演变而来。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为“亚太经合组织”。1975年由美、日、法、英、德、意和加组织成的Group of Seven(G-T)七国集团,又称“七国经济俱乐部”,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历了二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为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政策,重振经济,西方七国决定在巴黎召开讨论经济问题的最高级会议而来。欧盟为了加强经济联盟,决定实行联盟各国内统一的货币政策,因而产生了Euro(欧元)。工商业的发展也导致了新词的产生。ASP(American Selling Price美国售价),Slumflation(萧条膨胀),added-value(附加值),petrodollar(石油美元),revenue sharing(国库分案)等都是近期经济领域出现的新词。
(三)文化因素
西方国家一些人好将事分成类型,并给他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他们对人群和运动也是如此,打上诸如Generation(……一代),beatniks(垮掉一代),peaceniks(热爱和平者)等称号,从而产生各国文化上的许多英语新词。如 hippies(嬉皮士或游戏人生),new yippies(新易比士),yeepies(逸皮士),pieppies(普里皮士),yuppies(雅皮士)。Generation现成了英美报刊中最时髦词之一,肥胖的人多了也被称之为Generation XXL(特大号一代或肥胖的儿童群体)。美国人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就可从南北战争到现在分为诸如Missionary Generation(传教士一代),Lost Generation(迷惘的一代),GI Generation(当兵的一代),Silent/Silence Generation(沉默的一代),Babyboom Generation(婴儿潮一代),Beat Generation(垮了的一代),Me Generation(唯我的一代/自我中心的一代),Generation E(年轻企业家一代),在纽约股票市场买科技股票的又称为Generation Nasdaq(买卖纳斯达克股票的一代)。
现在英美报刊中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单词syndrome(综合症),记者们把凡是病因不明或是闹不清问题的症结,往往就用syndrome代替,因而含有syndrome的各种新词常见诸报端。如Vietnam Syndrome(越南战争综合症),Post-Vietnam Withdrawal Syndrome(美军撤退后而患的越南战争恐惧症),Gulf War Syndrome(海湾战争综合症),Gorbachev Syndrome(戈尔巴乔夫综合症),Four-Two-One Syndrome(四二一综合症)[4]。近些年像globalization“全球化”中的后缀“-ation”一样的构词可将某一国某方面的重要特点或形势勾画出来,是英美报刊新词频现的动向。例如Iraqification(伊拉克化)。它是指美国向伊拉克交权,以便脱身(cut and run),2003年3月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占领伊拉克后,发现其想使它变成一个西方式国家并非易事。占领军到处受到打击而疲于应付,国际上受到孤立,国内受到抨击。因此,美想早日撤军,让伊拉克人自己去收拾着个烂摊子,这就好像Vietnamization(越战越南化政策)。还有Colombianization(哥伦比亚化),指某国出现的像哥伦比亚那样贩集团用毒资收买政界人士和资助政客竞选等腐败现象。
(四)科学技术因素
自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很多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新词就应运而生。随着电脑及英特网的发明、生产和普及,英语新词汇就不断产生。如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处理器)、hardware(硬件)、software(软件)、net shoppin(网上购物)、Website(网址)、Web page(网页)、netizen(网民)、Net head(网虫)、E-mail(电子邮件)、Surfing the net(网上冲浪),Information super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等)。科技、医学的飞跃发展同样创造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词汇且流行日广。如DNA(deoxyribonucleic acid)(脱氧核糖核酸)、test-tube baby(试管婴儿)、nuclear reactor(核反应堆)、nuclear bomb(核弹)、nuclear-tipped missile(核弹头导弹)、Nami(纳米)、Clone(克隆)、maglev train(磁悬浮列车)、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科技新词语也表现在新型的学科名称之中,如behavior science(行为科学),psycholinguistics(心理语言学),cybernetics(控制论),bionics(仿生学)等等。
(五)军事因素
战争从来就是语言的沃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了许多与战争有关的新词汇,如shellshock(战争疲劳症),foxhole(散兵坑),blitzkrieg(闪电战)。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随之出现了一些新词语:decapitatio(斩首行动):美国根据情报部门确认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所在的位置后突然展开的导弹袭击,从而爆发了伊拉克战争。Target of Opportunity(良机目标又译为首脑目标):指对萨达姆所在地点进行的突然轰炸打击。Rumsfeld’s Strategy(拉姆斯菲尔德战略)。“拉氏战争或战略”就是伊拉克战争的代名词,因为其方式完全按照美国前国防部长Donald Rumsfeld作战方案,核心的理念就是用先进的高科技手段,在战争中利用空中攻击、情报信息、特种部队、多军种合的作战及地面部队快速出击等特点迅速取胜[5]。
(六)吸收外来语因素
为传播和宏扬中国文化,推广汉语,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在外国设立了许多“孔子学院”,在国外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汉语热已经深入到世界许多地方。不仅来华求学人数连创纪录,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也在急剧增加,汉语教材进了10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课堂。中国语言的影响力还不限于此,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大,中式英语也悄然汇入英语词汇中,促进了英语产生深刻的变化。一大批地道的中国语变成了英语新词汇。如广东话的“饮茶”直接被老外译成drinktea,四书被称为Four Books,五经被称为Five Classics,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了peaceful rising,构建和谐社会(harmonious society)成了时代的强音,邓小平首创的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方针“一国两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也为西方人津津乐道。还有逐字翻译的中式英语“很久不见”(long time no see)现已成为标准的英文词组。更多的中式英语还在继续不断地产生和广泛流通,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译为family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中国宇航员译为Taikonant。
不久前,位于美国的“全球语言监督机构”发布报告称,在全球化大环境下,中国式英语正强烈地冲击着英语,大量的中文词汇进入英语,成为英语新词汇最主要的来源[6]。透过这些中国式英语词汇,我们看到中国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和改革开放后的美好社会蓝图。
总之,语言的发展演变与社会的发展变迁是紧密联系的。作为词汇一部分的英语新词新语是随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国际交流等因素变化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就像一面镜子,无不折射出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特征。新词新语产生的因素远不止上面所列六种因素,还有一些其它因素有待探索,在此仅作抛砖引玉之用。
[1]Ian A Gordon.The Latest English Words and Idioms[M].New Zealand:Wilson and Horton Publications Limited,2000:1.
[2]徐昌和.英语新词新语导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1.
[3]赵蓉晖.社会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9.
[4]周学艺.美英报道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1.
[5]周学艺,袁宝军.美英报刊文章选读:上册[M].第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5.
[6]中文成英语新词最大来源中式英语折射时代特征[EB/OL].(2007-02-15)[2011-01-28].http://news.qianlong.com/28874/2007/02/15/2502@3679285.htm.
On Factors of the Formation of New English Words in the Light of Sociolinguistics
XU Chang-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Quzhou College,Quzhou 324000,China)
Language is develop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It is a fact that more and more new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come out,which shows vocabulary is the most active factor in language development.Expressions show such reflections as reform of society,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people’s active thinking and ideas of innovation in language and a great number of new words with new meanings and new usage emerge.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all kinds of factors which produce the new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with the view of sociolinguistics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change.
new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factors;in the light of sociolinguistics
H313
A
1008-8318(2011)04-0042-03
2011-03-18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2009年规划课题“汉英新词新语产生因素对比研究——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编号:09FC01YB)成果之一。
徐昌和(1962-),男,浙江衢州人,教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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