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医学文献征集小考*

★ 彭贵珍 （江西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昌330006）

宋代医学文献征集小考*

★ 彭贵珍 （江西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昌330006）

宋代以文治国，君臣均认为医理之中包含治国之至道。因此，自开国之初，宋廷就将搜集整理医籍，作为其实施仁政不可或缺的一环。宋代皇帝多次颁诏搜求医籍医方，给奉献者以金钱、官职、出身奖励。在此政策鼓励下，官民踊跃献书献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宋代国家所藏医书种类超过以前历代，某些珍本秘本重见天日。宋廷的医书征集及其后的编校工作，不仅使古代的医学典籍得以保存和流传，而且为随后历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以旴江医学为代表的地方医学正是在医学典籍传播的过程中逐渐繁荣和发展起来的。

宋代;医书;医方;征集

清代学者在修《四库全书》时曾感慨，“自古以来，惟宋代最重医学”，当今世上留存的宋以前医学典籍，绝大多数经宋廷校正而得以保存。可是，宋代开国之初，国家所藏图书不过万余卷[1]，医学文献更是少得可怜，北宋初期修《开宝本草》时引录前代医籍不过8种，可是，北宋中期编修《图经本草》时，引录医药文献却达到了近200种[2]。短短七八十年间，宋廷何以能搜集到众多医籍？宋廷搜集医学文献是出于何种思考？

1 宋代医学文献征集背景

自古以来，医学在中国社会中承担的责任，远远超出治病救人的范畴；医理也远非只是论病救人的道理，往往推衍至治邦安国的大道理。早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提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3]此处的“方技”虽不仅仅指医学，但探讨治病救人的医药知识无疑是其重中之重；而“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则明确提出治病救人的医理同样适用于治国。唐代孙思邈则有“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之说，[4]在“药王”看来，医国者居庙堂之高以利天下，医人者处江湖之远以济世人，医国者与医人者虽处不同地位，但医国与医人同出一理。

宋代重文轻武，以文治国，对医理与治理相同的道理认识更为深刻，徽宗时期宣和殿大学士蔡攸曾在奏章中指出：“窃考《内经》所载，皆道德性命之理，五行造化之妙。”宋徽宗在诏书中更明确指出：“朕阅《内经》，考建天地，把握阴阳，其理至矣。”[5]宋代君臣认为，《内经》虽为医书，但其蕴含天地阴阳之理，“五行造化之妙”，因此，医理之中必然包含治理天下之“至道”。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宋朝历代皇帝都特别重视医学，不仅改进医事管理制度，兴办医学教育，而且设置慈善机构、开设国家药局，将医政视为其实施仁政的重要一环，而以上举措均离不开医学知识的传授与推广。

台湾学者李建民认为，在中国医学知识的传授中，医学典籍扮演着核心角色。[6]因此，整理医学典籍、编修实用方书就成为宋代君臣实施“仁政”不可或缺的工作。而要开展此项工作，首先必须占有大量医学经典，可是，经历唐末五代战乱之后，图书典籍大量散佚，医学书籍也未能幸免。太宗朝殿中丞孙兆奉命点校医籍时曾慨叹：“古之如张仲景、《集验》、《小品方》，最为名家，今多亡佚。”[7]仁宗朝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苏颂在谈到唐修《本草》及其图经失传的情况也说：“二书失传且久，散落殆尽，虽鸿都秘府，亦无其本。”[8]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整理医籍，首先必须搜集历代医籍，因此，自开国之初，宋廷即开始搜访五代时期各割据政权的藏书，且多次颁布诏书向民间寻访书籍。北宋自太祖乾德四年至徽宗宣和四年的150余年中，下诏求书和征书17次，南宋大规模的征书活动也有近10次。[9]

2 宋廷对医学文献的征集

在《宋大诏令集·求遗书》中收录的太宗、真宗、仁宗几代皇帝的诏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宋廷求“书”若渴的情景。

太平兴国期间（976～983年），太宗发布《诏求三馆阙书诏》：

“若臣僚之家，有三馆阙书，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以上者，与子出身。不及三百卷者，据卷秩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

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十月甲子颁《访遗书诏》：

“国家大崇儒馆，博访艺文……特降恩制，用广搜延，应中外官及民庶家，有馆阁所少书籍，并令进纳。每卷给千钱，及三百卷已上，当量材录用。”

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颁《求遗书诏》：

“宜开购赏之科，以广献书之路。应中外士庶之家，有收馆阁所阙书籍，许诣官送纳。如及五百卷，当议与文武资内安排，不及五百卷，每卷支绢一匹。令进奏院遍牒四京并诸路转运司，指挥辖下州府军监县镇，委自知州通判等，多方采访。如士庶之家，有收藏得上件书籍，及别更有奇书，令具名件卷秩、所撰人姓名年代，逐旋缴连闻奏。内在京者，仰于崇文院投纳……当议依诏推恩。”[10]

以上几位皇帝的求书诏虽未明确提出求医书的问题，但他们都非常重视医学，因此，其所求的“遗书”中肯定包含医学书籍。此外，宋廷还专门征集医学文献，《宋大诏令集·医书》中收录有太宗和徽宗的两道诏书：

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十二月癸酉，太宗颁布《访求医书诏》：

“太医之方，以十全为上。神农之药，有三品之差……比令编纂，多所阙遗。宜行购募之文，用申康济之意。宜令诸路转运司，遍指挥所管州府，应士庶家有前代医书，并许诣阙进纳。及二百卷已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优给缗钱偿之。有诣阙进医书者，并许乘传，仍县次续食。”

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八月三十日《求方书药法御笔》：

“令天下应有奇方善术，许申纳本州，逐州缴进以闻，称朕好生之意。”[11]

《宋大诏令集》之外，时人也留下了宋代皇帝求医方的零星记录，据《宋史》卷四百六十一《王怀隐传》，“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医术，藏名方千余种”；继位之后，“诏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又万余首”[12]。马端林的《文献通考》记载，仁宗庆历年间，福建蛊毒为害，据福州地方官上奏，狱医林士元有治蛊之验方，仁宗乃下诏“录其方，令国医类集附益”，即令太医广泛搜集各方书中的治蛊毒方，编辑成册，于庆历八年（1048）二月颁行，名为《庆历善救方》。[13]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记录，神宗于元丰年间（1078～1085）曾“诏天下高手医，各以得效秘方进。下太医局验试，依方制药鬻之。仍摹本传于世”[14]。

以上记录显示，宋廷求书范围广泛，医学文献是其征集的重要对象。其征集的医学文献既包括医书，也包括医方，且不限于旧书、旧藏，时人新撰的医学著作，以及社会上流传的单方、偏方、验方都在征集范围之内。

为得到民间藏书，宋廷不惜以金钱、出身、官职相交换。上引诏书显示，对于所有提供书籍的人，宋廷以论功行赏的原则进行奖励：太宗、真宗时规定奉献普通书籍者，三百卷以下给予物资奖励，太宗规定“优给金帛”，真宗则明码标价——每卷奖千钱；三百卷以上者，太宗给予出身，真宗则规定“量才录用”。仁宗时期的书籍征集制度趋于完备，新开购赏科，将获得官职的献书下限规定为五百卷，“如及五百卷，当议与文武资内安排”，不及五百卷者，每卷奖励献书者绢一匹，且建立了“州军—路—京”逐级转送的征书制度。

对比太宗的《诏求三馆阙书诏》和《访求医书诏》可以看出，太宗对医书的渴求比其他书籍更为急切，其《访求医书诏》降低了献书者获得官职和出身的门槛，只要献医书200卷以上即可获得出身，且规定已任官者还可以升迁，不及200卷者，也要优给緡钱。其对医书的征召规定得更为细致，似乎有全民动员的倾向。

3 官民应征踊跃

在朝廷的奖励政策之下，献书者踊跃。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载，太宗的诏令颁布“未几，徐州民张成象以献医书补翰林医学。自是诱致来者，所获颇众。”[15]张成象因献医书而获官，无疑让民间医者看到了一条便捷的晋身之道，在功名利禄的诱使下，民间医者纷纷献出自己的藏书或自己潜心研究的成果。虽然此类史实大部分散落于历史的尘埃中难寻踪迹，但仍有少许记录让我们得以窥见宋代医书奉献者之一斑。

“洪蕴，年十三，诣郡之开福寺沙门智巴，求出家，习方技之书，后游京师，以医术知名。……太平兴国中，诏购医方，洪蕴录古方数十以献。真宗在蜀邸，洪蕴尝以方药谒见。咸平（998～1003年）初，补右街首座，累转左街副僧录。”[16]

“大隐先生朱翼中（朱肱，字翼中），壮年隐退，著书酿酒，侨居西湖上而老焉。属朝廷大兴医学，求深于道术者为之官师，乃起公为博士。”方勺《泊宅编》“朱肱……潜心二十年，而《活人书》成，道君朝诣阙投进，得医学博士。”[17]

长沙开福寺僧人洪蕴因献方药而获官，名医朱肱因进献自己的研究成果《活人书》而得医学博士，民间医者因献医书而得赏官职，无疑激起了地方官员搜求医书医方的积极性，投上司所好，特别是掌握自己命运的皇帝之所好，无疑是官场的求升至道。

蔡絛的《铁围山丛谈》记载了政和年间四川成都守臣、监司进献医方一事：

往时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者，于是有于窗隙间呼“货药”一声，人识其意，亟投以千钱，乃从窗隙间度药一粒，号“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夫迹既叵测，故时人多疑出神仙。

政和间，祐陵以仁经惠天下，……诏海内，凡药之治病彰彰有声者，悉索其方书而上之焉。于是成都守臣、监司奉命，相与穷其状，乃始得售。……既据方修治，得其全，即并药奏御。事下殿中省，……殿中省群医付诸师验其方，则王氏《博济方》中之保灵丹方尔[18]。

成都守臣、监司想尽千方百计搜得民间验方进献朝廷，虽然此方经殿中省群医鉴定，不过王袞《博济方》之保灵丹方。

《证类本草》所收张詠《进医方表》，详细记录了知益州张詠进献医方的来源、效验和进献过程：

臣因换龙兴观，掘得一碑，内说修养气术并药方二件。依方差人访问，采觅其草，颇有异。……臣自吃至百服，眼目轻明，即至千服，髭鬓乌黑，筋力校健，效验多端。臣本州岛有都押衙罗守一，曾因中风坠马，失音不语。臣与十服，其病立痊。又和尚智严，年七十，忽患偏风，口眼歪斜，时时吐涎。臣与十服，亦便得差。今合一百剂，差职员史元奏进[19]。

知益州张詠偶得医方之后，立即按方采药，在亲自体验不错的情况下，又经两名病人实验，证明疗效确实不错后再派员上奏朝廷，其态度非常审慎。

可见，在朝廷的政策鼓励下，不管是民间医者还是地方官都有奉献医书医方的积极性，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宋代的医书征集成效颇丰。

4 宋廷医书征集成效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宋代医学文献的征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国家馆藏的医学书籍种类丰富，甚至超过了藏书也堪称丰富的隋唐，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代国家医学藏书256部4510卷[20]，《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代国家医学藏书120部4046卷[21]，而宋代国家各藏书处所藏医学书籍却达到了509部3327卷[22]。虽然就卷数而言，隋唐医学藏书超过宋代，但宋代医学藏书的种类已非隋唐可及。

宋廷对医书的搜集不仅广博、众多，且间有秘本珍本得以重见天日。据《金匮要略·宋臣序》，“翰林学士王洙在管阁日，于蠹简中得《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校正《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正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此书的刊行，解决了此前《伤寒杂病论》“但传《伤寒论》，‘杂病’未见其书”的窘境[23]。正是在朝廷的不断征集之下，众多濒临失传的医学书籍、效验秘方才得以保存，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资源。

宋代馆阁收藏的医方、医书作为丰富而且珍贵的医学资料库，为宋臣“博采众本、参校诸家”的医籍整理、校勘与编订、修纂工作，奠定了基础。宋廷曾组织儒臣校勘了《素问》《难经》《脉经》《甲乙经》等医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诸病源候论》等经方，《神农本草经》《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本草学著作，编订了《神医普救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大型方书，除《圣济总录》外，其他医学著作都得以镂版发行。宋廷的编校医书活动，不仅使古代医学经典得以保存和流传，而且为宋元明清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以旴江医学为代表的地方医学正是在医学典籍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1］司义祖.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596

［2］严季澜，顾植山.中医文献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81-82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1 780

［4］张印生等.孙思邈医学全书o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19

［5］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M].北京：中华书局，1957:586

［6］李建民.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

［7］日·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573

［8］日·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1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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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司义祖.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596-597

［11］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842-843

［12］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10 471

［13］日·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625

［14］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29

［1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2122

［16］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10 473

［17］日·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362

［18］宋·蔡絛.铁围山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4-105

［19］宋·唐慎微著，尚志钧等校点.证类本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314

［20］唐·令狐的棻，长孙无忌，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702

［2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1 021

［22］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5 326

［23］日·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336

On the Soliciting M edical Litera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PENG Gui-zhen
Marxism College,Jiangxi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Nanchang 330006,China.

In the Song Dynasty,as ruling by culture,the court believed medical knowledge embodying ruling truths.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ntry's founding,the Song court considered collectingmedical book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benevolent.The emperors issued edicts to search formedical books and medical prescriptions,rewarding the devotees ofmoney office and official position. Encouraged by the policy,officials and people enthusiastically offered medical books and medical prescriptions.After the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the kind of national collectingmedical books of Song wasmore than the past dynasties,some raremedical editions brought to light.Medical books collection and subsequent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work of Song court,not only preserved and spread the ancientmedical books,but also provided wealthy knowledge resources formedicine scholarly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dynasties.Xujiang Medical school as a representative of localmedical was gradually flourishing and developing in the process ofmedical books dissemination.

Song Dynasty;Medical Books;Medical Prescription;Solicitation

R-092

A

2014-09-15）编辑：李丛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C1318）；江西中医药大学“旴江医学”研究专项（2012ZX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