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影响研究

刘森林,李海灵

(福州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一、引言

职业地位能够反映个体所拥有的经济收入、声望及权力,职业地位的获得是个体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途径,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同时也是社会分层的指示器[1]。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如何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实现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不仅对劳动者来说至关重要,还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平等问题。

如今,中国进入了以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经济发展阶段，劳动者需求结构和技能构成发生改变。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中,将弱化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增强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2]。因此,能力要素的作用日益显著。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是新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要素,在影响劳动者市场结果、职业选择的因素中,认知和非认知能力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3]。目前关于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市场结果影响的研究中,学者将焦点集中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职业地位作为衡量个体社会成功的关键标准[4],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分析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劳动力职业地位获得所起到的作用,旨在促进家庭、学校和社会培养出匹配劳动力市场岗位需求的人才,助力个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提升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二、文献综述

(一)职业地位的研究现状

社会学关于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最为经典的是由布劳和邓肯提出的“先赋—自致”模型[5]。模型中,主要关注的是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布劳通过对美国在职男性的研究得出,在现代社会中,以个人受教育水平为代表的自致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高于先赋性因素[6]。

此外,另一个被学界所熟知的关于地位获得的研究是由格拉诺维特及边燕杰等人提出的社会网络模型。格拉诺维特将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其中在弱关系群体中成员的异质性较高,个体能够获得更加丰富的信息。因此,找工作的过程中，“弱关系”更能为个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即人际网络通过促进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流动影响个体职业的获得[7]。相反,边燕杰发现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强关系”在个体职业地位起到的作用要大于“弱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越强,求职者越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帮助,从而获得理想职位的可能性越大[8]。

林南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指出个体地位的获得受到嵌入在社会关系内的资源的影响;而社会资源反过来也受个体初始结构性位置的影响;社会资源受交往者关系强度的影响,相较于强关系,弱关系的影响更大[9-10]。

在以上模型的基础上,学者基于中国本土化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分析哪些因素对劳动者职业地位产生影响。学者们关于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从两个层面出发,一是外部因素,二是个人因素。

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家庭背景,其中,制度因素主要指的是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在户籍制度尚未改革时,中国劳动力市场按照户籍类别被划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大块[11]。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城乡间流动,但某些特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是他们无法进入的[12],在城镇劳动力市场,无论是就业部门的选择还是职业地位的获得,农村劳动力都没有优势[13]。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结果影响了劳动职业流动和收入,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劳动者在提高职业地位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低学历劳动者则是通过转换工作实现职业地位的提高[14]。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之间的差别在中国主次劳动力市场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劳动回报率方面,主要劳动力市场高于次要劳动力市场[15-16]。不仅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受原始家庭的影响,初始和现职地位仍受其影响。具体表现为,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间接影响子代的职业地位[17]。在“平等化”制度的影响下,父子间的职业代际传承不再明显[18],父母的工作单位对子女的职业地位有较大的影响,而其职业对子女没有显著影响[19]。此外,个体的职业地位与家庭的经济资本有关,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获得较高职业地位[20]。但也有研究得出，孩子的工资收入或职业地位与家庭收入无关或有很小的关系[21]。

通过研究个人禀赋对青年女性职业地位的影响,发现个体的高学历水平、担任过班干部、有培训经历等能够增加劳动力职业地位提高的机会[22],党员身份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取也有促进作用[23]。但是,在工作晋升机会的获得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职位晋升几率低于男性[24]。

(二)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相关研究

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能力的核心变量,可以研究其对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随着“知识型社会”的发展,具有相同学历的个人在技能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差异性,教育不能再作为认知能力的核心指标来解释个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果[25],忽略能力仅考虑教育程度只会带来对人力资本效应有偏的估计[26]。1976年,鲍尔斯(Bowles)指出,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应纳入非认知能力和认知能力。此后的研究也表明,在影响个体工资收入方面,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起到显著作用[3，27],认知能力还可以通过影响个体职业选择进而影响收入,但非认知能力在其中的作用并不显著[28]。与此结论不同的是,研究发现,在低技能劳动群体中,非认知能力在增加劳动者工资方面起到的作用更大[29]。除认知能力外,研究表明，非认知能力中除开放性以外的其他维度都对职业地位产生影响[30]。

随着国内一些大型社会调查将非认知能力纳入其中进行测量,国内关于劳动者能力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其中,研究的焦点集中于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青年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受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31-32],进一步将非认知能力细分为五个维度,情绪稳定性和宜人性在提高女性工资收入中起到的作用更大,而尽责性对男性收入的影响更大[33]。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教育回报率具有性别差异,其中前者对女性的影响更加明显,而后者对男性的影响更大[34]。此外,研究者还发现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初职收入[35]、创业选择[36]、青年职业地位获得[37]也有明显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影响劳动者职业地位的研究可以归为两大类：一是基于外部因素,包括制度因素、先赋性因素等；二是基于传统人力资本的分析框架,探讨教育、培训等对劳动者职业地位的影响,只有极少数学者关注了个体能力对职业地位的影响。国内相关研究证实了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但目前学者仅关注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初职收入等的影响,职业地位作为劳动力市场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被忽略了。鉴于此,本文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为核心解释变量,分析其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影响,并在控制传统人力资本主要代理变量教育的前提下,分析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职业地位产生的净效应,比较了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在个体职业地位中作用的大小。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此调查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自2010年起在全国每两年实施一次的对个体、家庭和社区进行的跟踪调查,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调查样本覆盖全国25个省(市、区),数据具有代表性。基于研究目的,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年龄在16至60岁的在职劳动者,剔除关键变量的缺失值和异常值,最终获得8 279个样本。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职业地位,本文使用CFPS2018成人数据库中所提供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来测量个体职业地位。ISEI是根据不同职业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赋予不同权重计算得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被广泛用于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研究中[38]。ISEI是连续性指标,取值范围为19至88,其取值越大,个体的职业地位也越高。

2.核心解释变量

(1)认知能力

基于CFPS2018调查问卷的现有问题,对于认知能力的测量本文借鉴黄国英、谢宇的做法[31],个体的认知能力通过测试字词识记和数学的得分来得出结果。此外,由于字词识记测试得分的取值范围为0～34分之间,而数学测试得分的取值范围为0～24分之间,为使结果便于比较,本文在数据处理阶段对字词识记得分和数学得分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2)非认知能力

学术界目前对非认知能力的测度方法不一，本文采用国际普遍认可的“大五”人格分类法。 CFPS2018问卷中提供的非认知能力指标正是简版的“大五”人格量表，具有高度普适性，且国内学者也认为其能较好地解释中国人的非认知能力[39]。问卷中的相关题项如表1。

表1 CFPS2018问卷中的“大五”人格量表

由于非认知能力中的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情绪稳定性这五个维度的得分是分别由3个题目得分的加总,为了判断每个维度所包含的3个题目是否代表了同一种态度倾向,以及是否可以构成一个态度测量指数,本文通过Cronbach’s Alpha进行检测。一般而言,Cronbach’s Alpha系数值在0.8至0.9之间表示有相当高的信度。通过计算,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情绪稳定性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972,0.968,0.969,0.973,0.967,信度较高,表明每个维度的3道题目都可以构成一个强度指数。为了比较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职业地位的作用,本文对非认知能力包含的各个维度也做了标准化处理。

(3)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从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出发选取了可能影响个体职业地位的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变量主要为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相关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如表2。

(三)方法说明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职业地位,核心自变量为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本文使用连续变量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来测量个体职业地位,借助Stata16统计软件使用OLS回归模型估计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影响。

表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四、结果与分析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与职业地位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的结果显示,除婚姻状况变量外,个体的其他特征变量及父母的最高受教育年限会对个体的职业地位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年龄和性别对个体的职业地位产生负向且显著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与经验相比,劳动者的学习能力日益被雇主所关注,从一些招聘要求也可以看出,企业将职位的匹配人才限制在一定的年龄范围之内。相较于男性,女性的职业地位更高,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上企业对女性依然存在歧视,雇主给予女性的晋升机会显著低于男性[24],因此女性更偏向于获得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以此降低因生育等带来的失业风险,而体制内的工作大多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如教师、医生和公务员等。与农业户口劳动力相比,具有城镇身份的劳动者更容易得到更高的工作职位,可能的解释是，我国城乡发展依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城镇户口的劳动者更易获得丰富的资源以此增加自身的资本,从而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政治面貌为党员的个体更易获得高职业地位,党员作为衡量个体人力资本的一个外显因素,有助于个体职业地位的获得。传统人力资本的核心代理变量受教育程度与个体职业地位获得有正向相关关系,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职业地位相应增加1.332个单位。此外,家庭特征变量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对劳动者职业地位的影响统计显著,此结论与布劳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相一致,即子代的职业地位获得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可能的原因是父母的文化资本会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提高子代的文化资本,而像上述结果所显示的,个体的文化资本受教育程度能够提高劳动者的职业地位。

表3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与职业地位的回归结果

模型2考察了认知能力的分指标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影响。在控制了传统人力资本的核心代理变量教育后,字词识记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不具有显著影响,此结果与Anger,Heinec的研究结果类似,语言层面的认知能力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40]。而数学能力对职业地位的影响表现为个人的数学测验得分每提高一分,其职业地位相应提高1.332个单位。数学能力体现出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有助于个体对事物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分析,并展现出很强的沟通能力。因此,数学能力越高的人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中脱颖而出,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从上述结果可知,认知能力中的数学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效应,并且这种影响效应具有直接性。

模型3所列的是将非认知能力的五大分指标放入了回归模型,用来分析各项指标对个体职业地位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的情况下,非认知能力的子指标尽责性、外向性和宜人性对个体职业地位具有正向的影响,但其影响不具有统计意义。开放性、情绪稳定性对个体职业地位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结果与王沛沛所得结论基本一致[37]。由回归系数可知,开放性每增加1个单位,职业地位提高3.723个单位;情绪稳定性每增加1个单位,个体职业地位则增加1.411个单位,即劳动者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得分越高,职业地位也越高。由此可知,非认知能力对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主要来源于开放性与情绪稳定性。可能的解释是，开放性体现的是个体的创新精神和好奇心,在产业结构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个体创新能力越强,越容易进入就业替代率较低的行业[41],这些不易被替代的行业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好奇心能够促进个体不断学习新的技能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增强在劳动者市场的竞争力,从而获取更多提高自身职业地位的机会。较好的情绪稳定性有助于劳动者更好地处理外部带来的压力,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在劳动力市场中尤为重要。而情绪不稳定性的个体在抑郁、沮丧等情绪影响下,无法做出合理的决定,影响工作的进度,不利于职位的晋升。

模型4是将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全部纳入模型,结果显示,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对职业地位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几乎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表明,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职业地位的促进作用受认知能力的影响较小。此外,对比模型1和模型4中教育对职业地位影响的系数可知,在加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后,受教育年限对职业地位的影响系数由1.332降为了1.111,这表明教育不能作为“唯一”能力的代理变量去解释其对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教育之外的其他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职业地位获得同样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此研究结果也体现在对个体收入的影响中[31]。最后,对比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职业地位解释力的大小,从而得出两者对劳动者职业地位影响的贡献大小。由模型2和模型3可知,在控制了包括受教育年限等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个体认知水平对劳动者职业地位差异的解释力高于非认知能力,但两者对职业地位差异的解释力相差很小,为0.2%,在促进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中,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现有研究大多从先赋性因素视角出发探讨影响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因素,如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文化资本等。此外,传统人力资本对职业地位的影响研究以教育为代理变量,忽略了以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在劳动者职业获得中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纳入回归模型,以探讨其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影响。

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个体基本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后,认知能力的分维度数学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2)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对劳动者提高自身职业地位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个体的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得分越高,劳动者的职业地位也越高,而尽责性、外向性和宜人性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通过比较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职业地位解释力的大小,可以得出认知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变化的解释力略高于非认知能力。(3)将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一同纳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认知能力后,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表明非认知能力对职业地位的影响独立于认知能力。

传统人力资本以教育作为能力的代理变量,通过本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包括受教育年限的其他可能影响职业地位的变量后,认知能力子指标数学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子指标开放性、情绪稳定性仍对个体职业地位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如果仅仅以受教育年限作为能力的代表变量,便忽略了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在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中起到的作用,从而高估教育对劳动者职业地位的影响。因此,相较于学历证书,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也在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家庭、学校和社会在重视培养孩子传统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还应充分关注对青少年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逐渐转变,不仅对人才的需求数量在大幅增长,也要求其拥有综合而全面的素质。我们在充分重视个体的教育程度、专业知识技能等认知能力增强的同时,也应该更加关注个体非认知能力的提升。首先,加快我国现有教育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将人格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专项教育内容，通过教育干预使得劳动力市场的未来劳动力全面和健康的人格特征获得充分培育。其次,对劳动力市场或者用人单位而言,在员工甄选、培训及人才选拔过程中,除了看重学历、注重专业技能及培训以外,还要加强对员工的创造性、创新精神、情绪管理等人格特质的培育和激励。最后,对于青少年个体来说,也应该积极加强自身人格特质的培育,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样才能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发现更好的职业机会,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未分析认知能力的记忆能力和数列推理能力两个维度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影响。另一方面,本文未进一步深入探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职业地位影响的群体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