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多重制度逻辑比较及启示

郑 军,秦 妍

(安徽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构建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老年健康服务,深入推进医养康相结合,以更好地满足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的养老需求。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基于老年需求的多样化和多层次化,将养老资源与医疗资源有效融合,集照料、医疗、康复等服务为一体,满足生理、安全、归属等多层次需要,是未来养老服务发展的方向[1-2]。

学术界对医养结合相关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20世纪9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整合照料这一概念,将医疗与社保两个领域综合考量,医养结合正是因此发展起来的。医养结合以个人需求为导向,对医疗与养老进行不同程度的整合,以此满足老年人的需求[3-4]。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各国开始将医养结合这一策略运用到养老问题上,探索特色化的养老服务模式。例如，英国的官办民助模式以人为本,由政府主导将医疗与养老资源有效整合[5];美国的护理院与寄宿和照护之家模式为许多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和医疗康复等服务[6];日本的介护养老模式更是将医疗和保险深入融合进养老领域,以不同的护理等级照顾健康状况不同的老人[7];我国因为现实情况复杂,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有内源、外源、社区等多种形式[8-9]。在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评价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国外学者主要从经济学、公共卫生学、公共政策学等角度,结合公共政策理论、合作与竞争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进行比较,认为个人与政府之间的联动关系是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的关键,个人需求与政府政策的有效衔接可以保障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10-12]。国内学者则是主要结合嵌入理论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进行评价,通过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分析各种模式的优势与弊端,实现老年人照护、医疗、心理慰藉等全方位的服务[13,8]。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总结与评价上,对于医养结合更深层次比较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相比于发达国家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我国处于起步阶段,医养结合相关的机制并不完善,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于外国学者比较浅显。回顾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为应对老龄化趋势进行的探索,其已形成了以医养结合为主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模式也发展为具有现代化特征的“介护型”养老模式[14]。在老龄化不可逆的趋势下,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体系建设及发展过程是否需要改进?与日本相比,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又存在哪些优势与不足?本文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比较中日两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家庭逻辑、政府逻辑及市场逻辑,进一步为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和借鉴。

一、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多重制度逻辑理论分析

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来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集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为一体,进而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环境。家庭、政府、市场成为影响养老服务行业发展的三个重要主体[14]。因而在多重制度逻辑理论下,通常认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是家庭、政府及市场的共同作用。

“制度逻辑”这一概念最先由弗利南德和阿尔弗德提出,他们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宗教等社会所有的核心制度,其逻辑决定了个人偏好、组织利益及其他行为[15]。随后,桑顿等人在弗利南德和阿尔弗德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制度逻辑还包含了给人们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物质实践、假设、信念、规则等,同时确立了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家庭逻辑、宗教逻辑等,共同构成了西方的社会制度系统[16-17]。其中,家庭逻辑强调家庭成员之间无条件的忠诚与孝悌,家庭和谐与代际传承贯穿一个家庭的发展过程[16]。政府逻辑指政府部门通过制定政策、法规,维护社会的稳定[18]。市场逻辑强调市场化的生产、交换、分配机制以促进市场稳定、长期的发展[17]。

关于多重制度理论的研究,最早期局限于各逻辑主体之间的关系[16]。随着多重制度逻辑理论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开始对宏观经济层面的制度变迁与行业组织关系、微观层面的制度逻辑对组织成员行为影响，以及环保、信贷、医疗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19-20]。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西方学术界也开始应用制度逻辑理论研究养老服务领域,例如对养老服务业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分析，养老服务对象中老年人与残疾人服务内容的制度逻辑冲突等[21-22]。虽然国内学者对此类研究相对较少,但有研究表明家庭的观念会影响养老服务的理念,政府与市场的参与也会对养老服务的对象和内容产生影响[14];并且充分的市场竞争会提高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23]。这也显示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性。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本文认为文化观念与经济来源是影响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家庭逻辑;政府养老服务标准体系与政府政策体系是影响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政府逻辑;市场组织形式与市场需求是影响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市场逻辑。因此,本文从家庭、政府、市场三个维度,分别对中日医养结合养老模式进行比较,进而为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中日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家庭逻辑比较

在多重制度逻辑理论下,通常认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家庭逻辑是家庭成员对家庭代际传承功能的责任承担,家庭的文化观念影响家庭成员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认知,经济水平影响家庭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购买需求。

(一)中日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文化观念的比较

1.日本“介护型”医养结合模式深受“耻辱”文化的影响

多重制度逻辑理论中,家庭成员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将引导一个家庭战略的选择,而日本回避“羞耻”的文化观念,造就了日本人民不过分依赖家庭成员的现象。在日本“介护型”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下,政府与社会机构将医疗与养老融汇为一体,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这时,深受“耻辱”文化影响的老年人将会对这种新形式的养老模式产生新的认识,老人通过互帮互助排遣无聊的情绪,减少子女为其养老提供帮助的机会,靠自己的能力解决自身养老问题。随着《介护保险法》《社会福祉法》《老年人医疗法》等法案的颁布,逐渐完善的政策制度进一步保障了日本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老年人可以享受到更高层次的物质及精神养老服务,家庭成员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接受程度更高。在面对养老模式的选择时,子女和老人都会偏向选择较为全面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同时满足老年人对养老与医疗的需求。2019年日本东京多摩地区为鼓励地方医院与养老机构共同发展养老服务,开办了中泽综合养老项目,通过设立护理养老服务咨询点,帮助老年了解更多医养结合养老的服务内容[24]。

2.中国医养结合养老的认知度深受根深蒂固的“家孝”文化思想影响

中国传统的“家孝”文化倡导“您养我小,我养您老”的世代传承思想[25],而多重制度逻辑理论中的家庭逻辑也强调家族思想的世代传承。随着社会意识的不断变化,个人逐渐从家庭中撤离,但这种传统的养老思想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在传统“家孝”文化的影响下,自古以来养老都是晚辈对长辈应尽的一份责任,讲究家规、家训的传承。而这种将医疗与养老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虽然能同时兼顾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与医疗需求,但终究与注重家庭养老的传统思想有所冲突。在中国,更多的老年人在亲缘观念的影响下对机构养老并不认同,他们认为自己在家庭中享受的待遇会与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享受的待遇大有不同,选择入住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不能时刻关心家庭,便很少有老年人愿意选择医养结合养老模式。

这种现象在农村更为明显,在我国农村“养儿防老”思想世代传承,认为家庭养老是最为体面的养老模式,只有孤寡老人才会入住养老机构。作为我国首批医养结合试点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与邯郸市,到2020年已经建立了许多如平安医院养老院形式的医养结合型的养老机构,但由于服务特色不足,此类型养老机构的入住率仍然不高。

(二)中日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经济来源的比较

1.日本多层次经济来源为“介护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提供物质保障

经济作为家庭发展的延续之道,在家庭逻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日本养老产业多层次的经济来源主要体现在家庭、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支持,充足的资金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养老资源与医疗资源。在家庭方面,对于一些年老体弱生活无法自理而子女又无法照料的老年人,子女会定期为其缴纳相应的养老护理费用,以保障老年人的养老与医疗需求。政府与社会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支持也减轻了家庭养老的压力,一方面日本政府对保险费用和国家公费的承担,减轻了子女的养老压力;另一方面社会对养老机构的资金支持,减轻了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降低了机构对老年人赡养费的收费标准,减轻了家庭成员的压力。以日本东京梦之湖日间照料中心为例,每半个月梦之湖日间照料中心都会举办一次集会活动,届时子女会来陪伴老人参与苗圃种植、阅读朗诵、制作糕点等活动,以防止老年人情感迟钝[26]。

2.中国代际之间的经济转移无法满足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各项支出

多重制度逻辑指出经济伴随着家庭成员的财富分配,一直跟随着家庭的世代传承。经济代际转移与子女工作收入更成为父母养老的主要资金来源。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父辈传给子辈的经济财富并不充裕,因而代际转移远远不能满足我国老年人人口的医养结合养老需求。而由于计划生育与老龄化的双重影响,在导致出生率下降的同时增加了老年人的数量,目前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越来越多,家庭成员的财富分配也更加偏向于孩子的学习与娱乐,对老年人医疗与养老方面的财富分配比例相对较低。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患慢性病的概率大大提高,传统的居家养老无法提供较好的医疗资源,而有限的经济条件无法满足家庭对医疗与养老的财富预留,导致老年人缺乏及时照护、就医无人带领的情况时常发生。就四川省自贡市红太阳老年公寓来说,2019年76岁至89岁老人的每月机构照顾费用约3100～4000元[27],这对于收入相对局限而家庭又没有太多资金储备的子女来说,很难支付得起,从而导致老人很难享受红太阳老年公寓提供的高质量养老服务。

三、中日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政府逻辑比较

在多重制度逻辑理论的政府逻辑下,政府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参与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同时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承担着推动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的主要责任。

(一)中日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政府标准体系的比较

1.日本标准化服务体系促进“介护型”医养结合养老的发展

在多重制度逻辑理论下,政府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领头羊,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应承担主要的责任。作为典型的福利体制国家,日本政府在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工作方面成绩比较突出,这也为“介护型”养老模式的标准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政府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标准化探索,主要体现在长期护理服务行业的发展上。目前,日本在长期护理服务行业的发展上,共发布实施29项养老服务业国家标准和包括《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介护保险法》《高龄老人保健福利推进10年战略计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政策和法律支持体系。日本厚生劳动省为养老机构制订了建设标准、运营标准、设备标准及服务人员标准。厚生省老人保健福祉局制订了养老服务评价标准,根据日常生活服务、特殊服务、其他服务、与相关业务单位的协作、设施设备与环境、经营管理六方面内容设定各种问题,组成养老服务的评价项目。现今,日本养老服务的标准体系中处处体现着内容详细、要求具体、可操作性强的精细化特点,保障了“介护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良好发展。

2.中国标准化服务体系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提供保障

打造规范化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要素,我国政府通过设置合理的养老服务准入标准、价格标准、服务标准、评价标准促进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28]。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合理化养老服务标准化体系也是政府促进养老服务发展的体现。虽然新型家庭养老模式与社会化养老模式已开始结合医疗服务,共同发展养老服务[29],但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已发布的与医养结合相关的标准体系数量较少。为加强对全国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统筹指导,2017年8月民政部、国家标准委共同发布了《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将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分为通用基础标准、服务提供标准、支撑保障标准3个子体系。现有的医养结合相关养老服务标准体系一般是依据《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等系列国家标准进行搭建,基本包含通用基础标准、服务提供标准和服务支撑保障标准几项内容。以安徽省为例,2018年制定的《安徽省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2018—2020年)行动计划》,从加强人才支撑、健全标准体系、优化财政政策、强化考核监督四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截至2019年,安徽省发布的养老服务领域相关地方标准已经达到了31项,承担养老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5个,承担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12个[30]。

(二)中日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政府政策体系的比较

1.日本“保险+地域福利”的养老护理制度政策体系较为成熟

政府逻辑中,政府政策的制定是发展政府目标的关键一环,政府政策制定的本质是为了整个社会美好愿景的实现。日本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医疗保险体系的发展,因而在福利多元化的影响下,日本政府为了达到快速发展医疗保险制度的目标,开始在多地实施地域福利制度[31]。随着这种“保险+地域福利”的养老护理体系的快速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充分利用了许多地域福利资源。在医疗保险制度的快速发展阶段,日本政府为了提高老年人养老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提出了老人介护保险制度,这一制度由老年福祉制度和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合并而成(见图1),更加关注贫困、孤独、高龄老人的养老困难,这也符合老年人对晚年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在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影响下,日本安徒生福祉村依据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以每10000～20000个居民的生活圈为单位设立地域综合援助中心,划分服务的内容、结构及对象层次,为了保障困难老人的养老与医疗需求,政府部门与医疗和养老机构进行了多方面的协商与调整,就近为更多的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尽可能多的养老护理服务[31]。

图1 日本“保险+地域福利”作用于医养结合养老体系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https://www.mhlw.go.jp/index.htm)。

2.中国“保险+医疗”的政策体系尚不完善

政府政策体系的构成、政策的执行力度及政策的优化过程,有助于政府治理效能的提高。为了推动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我国一直以来都在规范养老机构管理体制,不同时期医疗保障与养老保障相关政策的制定是为了更好地调整各部门的分工,以保障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快速发展。2013年,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了“医养结合”政策,同年政府为了减轻农村居民医疗费用的负担,开始试点新农合制度,自此“保险+医疗”的养老体系进一步发展。国家在老年服务设施上的总投资逐年增加,据民政部2020年第4季度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民政事业累积建设支出已经达到了4229.4亿元[32]。为了进一步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度,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等医养结合相关政策,进一步号召地方政府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在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若干意见》的指导下,北京市丰台区结合自身老龄化现状、城市功能定位及自身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项目,通过入住人员对养老服务的意见反馈,优化医养结合养老资源的配置,推进养老服务的发展进程。

四、中日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市场逻辑比较

在多重制度逻辑理论下,通常认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市场逻辑是一定经济体制下, 经济参与主体对最大化利益的追求。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下,市场组织的形式与市场需求结合市场的发展,对各方主体的利益产生影响。因此,本部分分析中日两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市场逻辑,将从市场组织形式与市场需求两个方面展开。

(一)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市场组织的中日比较

1.日本自由竞争的市场形式是“介护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治理基础

市场参与社会的发展,需要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处理好政府的主导地位与市场的竞争机制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在日本养老服务体系中,日本政府主导养老服务相关政策的制定,对于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并不干预,任由社会组织自由参与竞争。政府主导与社会组织自由竞争共同参与养老服务,推动了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33]。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社会机构参与养老服务的市场竞争,日本政府不断制定、调整相关政策,以此降低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提高养老机构的利润。以日本都市再生机构为例,在政府政策与财政资金的主导扶持下,日本都市再生机构积极参与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建设,以存量活用的手法,在原有的老旧化住宅、空置率高的房屋、单一的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引入介护、支援、医疗、养老等设施,建设以高龄人口为主的养老入住空间[34]。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日本都市再生机构利用现有的存量资产开展开发商不愿做的适老化更新项目,选取市场竞争中成长性较好的大型医疗机构和开发商合作,在社区内配备相应的医疗护理、生活照料、休闲娱乐、上门介护等服务,社会力量的持续参与,深层次地满足了高龄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表1所示为2014—2019年日本都市再生机构存量活用更新项目。

表1 2014—2019年日本都市再生机构存量活用更新项目

2.中国政府鼓励市场参与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提供更多的服务形式

市场逻辑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排斥战略的导向作用,因而政府战略计划的关键性十分重要。目前,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经历了国家福利性供给、社会多主体供给、市场多元化供给的发展历程[35]。为了适应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的多样化需求,中国政府一直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其中,支持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为了提高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速度,推广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普及程度,政府部门与社会机构通过资本合作的形式,力争为老年人提供更强专业、更多特色、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打造更多符合中国国情及市场需求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不论是《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2015),还是《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2019),政府的战略导向都是最大化发挥市场在养老服务发展中的作用,进而达到为更多老年人提供更全面的养老及医疗服务的目的。上海市于2015年颁布《关于推进本市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机构合作,缓解养老机构的压力,同时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从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将社区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嫁接、植入到居家养老服务之中,形成社区嵌入、中心辐射、统分结合“三位一体”的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新模式。

(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市场需求的中日比较

1.日本专门的人才体系与完善的信息技术满足“介护型”医养结合养老的市场需求

市场的需求必将引导市场的发展,市场化改革的核心理念也是坚持市场需求为导向,市场需求更是市场逻辑的中心。在老龄人口比例持续提高的情形下,日本政府开始从学校专业设置、护理人员培训、服务人才资金建设等多个方面制定大量优惠措施[36],这也为日本后期发展“介护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奠定了人才培养基础。日本政府通过在校开设护理人才培养课程提高护理团队的专业化素质。学生毕业并取得国家介护福祉资格证书之后,可以有更多去养老机构、养老部门、养老工作岗位的面试机会。而对那些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但在养老机构工作年限超过3年的护理人员,政府会定期举行介护福祉士资格考试,并为通过考试的人员颁发介护福祉士资格证,满足养老服务市场的人才需求。日本生田老年公寓为提高养老服务水平,于2018年引进了大批优秀专业护理人才,包括12名营养管理师、56名介助师、18名社会福祉师,并对所有的护理人员进行了专业的护理培训[37-38]。为了能够全方位地监测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日本政府发展了以人为本的智能建筑,通过在室内和室外安装感应装置,自动调节门窗、空调、灯光等开关,为老年人营造舒适方便的生活环境。同时,监控老年人睡眠质量的床垫、老年人专用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系统等设备的应用,方便了医护人员的管理工作,极大程度上满足了老年人对健康保障的要求。表2所示为2015—2019年日本介护工作主要职业及工作内容。

表2 2015—2019年日本介护工作主要职业及工作内容

2.中国专业人才的缺乏与起步阶段的智慧养老无法满足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市场需求

市场逻辑中,市场需求与市场供给的矛盾与平衡时刻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分配,指引着政府政策的调整。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普遍面临着人才极度匮乏、专业技能明显不足的现实困境。据《2017年中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情况报告》显示,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当前至少需要1300万专业养老护工人员,但2017年我国养老服务人才实际数量尚不足50万人,持证服务人员不足2万人,养老服务人才缺口巨大。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政府越来越关注智慧养老的建设。2019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等产品在养老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从2016年起,陕西省工信厅牵头建设大数据交换共享平台——“秦云工程”,2019年陕西省又以“秦云工程”为依托建立了“健康云”,开始面向智慧健康养老企业开放信息服务,并与其他行业云进行互联互通,实现云数据交换共享。虽然目前我国很多省份都在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我国很多偏远农村地区互联网的应用并不顺畅,智能养老产品的引进存在诸多困难。

五、日本经验对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的启示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从文化观念、经济来源、政府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政府政策体系、市场组织、市场需求等多个方面,比较了中日两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在家庭逻辑、政府逻辑及市场逻辑上的不同,参考日本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优势,本文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转变养老思想,增进家庭成员的情感维系

日本的中泽综合养老项目通过大力宣传、办理咨询点、协调医疗与养老机构的发展,丰富了老年人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认知;东京梦之湖日间照料中心每半月的家庭集会增进了子女与老人之间的感情,有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因此,结合中泽综合养老项目与梦之湖日间照料中心的做法,一是地方政府部门可以办理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咨询点,通过镇村干部的大力宣传,吸引老年人前来咨询了解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以此提高老年人的认知度；二是协调医疗与养老机构同步发展,鼓励社区医院增设养老服务项目或鼓励社区养老院发展医疗服务项目,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养老环境,以此提升老年人切身体验度；三是养老机构应当定期举办亲子集会,举办苗艺种植、棋艺比拼、读书会等活动,让子女参与到父母喜欢的娱乐项目之中,以增进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感情。

(二)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立地域福利政策体系

日本长期护理服务行业详细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为“介护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服务标准;完善的全民医保与地域福利政策体系,更是保障了安徒生福祉村高龄、失独、贫困老人的养老需求。因此,结合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标准体系与安徒生福祉村的成功经验,一是依据我国实际国情,健全《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完善通用基础标准、服务提供标准、支撑保障标准三个子体系;二是,依据我国实际国情与老年人养老需求,划分老年人生活圈,通过医疗、养老、政府、个人等多方协调建立地域福利政策,并结合社会多方主体对地域福利政策体系试行的反馈,调整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内容与结构,以保证下一阶段养老服务的质量；三是,地方政府更应当关注特殊困难老年群体的各项需求,结合国家相关政策,有针对性地为贫困、高龄等特殊老年群体提供更高质量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

(三)政府政策项目主导,吸引企业参与竞争

在政府的政策与资金的支持下,日本都市再生机构将原有的老旧化住宅、空置率高的房屋、单一的养老机构改造成了多功能的养老服务空间,并与成长性较好的医疗机构和开发商合作完成新型适老化更新项目,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因此,结合日本都市再生机构的成功经验,一是,国家应当制定并健全一系列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强化政策执行落地,降低医养结合服务主体的运营成本,以此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二是,政府合理规划老旧住宅、空置住宅及服务单一的养老机构,制定老宅优化、养老机构美化建设等项目,鼓励更多企业参与项目竞争,从而完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的建设；三是,地方政府可以联合市场成长性较好的组织进行项目化合作,通过各方力量的深度参与,在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的同时,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提供可持续的资金资源供给,保障医养结合养老模式良性发展。

(四)培养专业医养护理人才,健全智慧养老信息体系

日本传统的学校教育、严格的专业资格等级考试及介护福祉士资格考试,健全了日本养老服务的人才体系;同时,日本智能建筑与智能产品的应用也丰富了日本养老服务的信息体系。因此,结合日本医养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一是,我国应从学校教育入手,加大医养专业教育的力度,国家和地方政府要严格规范养老机构护理人才录用机制与培训机制,保证所有护理人员都是持证上岗,以提高我国养老服务护理人才的整体素质,健全我国医养结合人才体系；二是,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可以共同为培训机构及养老机构建立人才资金,为培训机构提供专业护理人员培训补贴,以缓解护理培训机构的压力,同时为养老机构护理人员提供从业补贴,以保证机构养老从业人员的稳定性；三是,借鉴日本智能化社区为老年人生活提供便利,加强互联网技术与养老服务的结合,推动偏远农村地区智能信息平台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应用,实现信息共享机制,以此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信息体系,发展智慧养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