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在重大疫情抗逆过程中的“脆弱—韧性”结构化治理模式

唐 权,甄晓宇

(天津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天津 300222)

一、导言

鉴于“抗逆力理论”中“抗逆”一词所具有的全面生态回应功能，本文将我国社区全面回应突发重大疫情的状态称之为“抗逆”。

2020年战疫之初，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抗逆工作的通知》就将“社区”作为疫情抗逆的主要阵地，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生态事关我国疫情抗逆生态或韧性社区的建设、我国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国际疫情抗逆生态及其韧性社区建设的进程。***在深入北京社区开展实地调研时强调：“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全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 (WHO)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提出了社区发展和复兴议题，又在2014—2018 年明确提出要在各国建设“韧性社区”的任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社区重大突发疫情对其既是一次严峻考验，也是一次重要发展契机。

为了筑牢我国韧性社区“战疫”根基、推进我国治理的现代化、推进国际疫情抗逆生态与韧性社区的建设，本文认为要基于科学理论厘清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内在治理结构及其逻辑。

社区重大疫情抗逆工作具有其内在治理结构，但现有研究尚未基于宏观视角给予应有关注。刘佳燕[1]、李钊[2]、朱海龙[3]等认为新冠病毒具有扩散性、弥散性、人传人、无症状感染、传播面广、潜伏周期长等方面的特征。杨继瑞[4]、易外庚[5]、文军[6]等则将社区视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执政党与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并认为它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吴宗友等将其视为“整体疫情抗逆工作的重要堡垒”和“阻断疫情蔓延的重要空间”。为此，董幼鸿[7]、张军[8]等认为应该采取“志愿者+社会组织”“网格化治理”“精细化治理”的疫情防控模式。为了打赢我国社区新冠肺炎疫情抗逆这场“战疫”，以及推动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可基于生态主义结构化视角提出的“抗逆力理论”及其“韧性社区治理模式”来看待重大疫情的抗逆工作，并从疫情抗逆脆弱特性及其系统的韧性社区治理模式来厘清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内在结构及其治理逻辑。

二、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脆弱结构”：基于社区疫情与抗逆特性

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脆弱特性”是相对于其面对的主客观环境条件而言的。它不仅因为面对重大疫情的“强势侵入”而显现出“脆弱”的一面，也会因为自身存在的各种不足或缺陷而具有“脆弱特性”，从而构成“外界冲击+内在不足”这一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脆弱结构”。

(一)社区重大疫情的“强势侵入”特性

通过较为系统地整理分析现有文献，发现2019年年底快速席卷全球的重大疫情具有以下特性。(1)伤亡性，即自疫情之初就严重威胁着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2)传染性，即对它的研究结论由原来的“动物传人”变为“人传人”，再由少部分零散、个体携带者迅速发展成为大规模疫情传播扩散。(3)流动性，即它借由回家过年时机和返乡人员迅速扩散至全国。(4)隐匿性，即它具有隐匿性或无症状特征。有研究指出，2020年2月8日及以前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染源主要是确诊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9]；而南京医科大学沈洪兵院士研究团队指出，无症状感染者的潜伏周期一般为9.5天，最长高达29天。(5)突发性。随传染性、流动性与隐匿性而来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发性。(6)未知性。早在2019 年12月，湖北武汉就发现了多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人。追溯其来源，有研究认为其可能与野生动物有关，但其具体指向则模糊不清。由于无法完全确定其起源与传播途径，也就无法确定特效疫苗及其大规模市场投放时间。对疫情传播，研究者们的认识从“未发现人传人”“飞沫和接触传播”“老年易感”逐步转变为“人传人”“在鼻咽拭子、痰、下呼吸道分泌物、血液、粪便等标本中均可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人群普遍易感”。对首发症状，研究结果从“最初的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逐渐转变为“首发症状可能不典型，如部分病人无发热、咳嗽等呼吸系统典型症状”。(7)难治性，即病毒生命力顽强，且一直在变异。

(二)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脆弱特性”

除面对外界病毒疫情“强势侵入”特性之外，我国社区疫情抗逆还面临着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主客观环境条件欠缺导致的脆弱特性。(1)环境脆弱性。许多社区面临人员密集场所多、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应有的绿化面积与公共活动空间、各类小区混杂融合等方面的问题。(2)人员易聚集。许多社区都因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而导致居民住所过于密集与活动空间狭小等方面的问题，而返乡回家过年与走亲访友文化又加重了这一问题。(3)任务艰巨。社区作为“外防输入”与“内防扩散”的“重要堡垒”，其重大突发疫情抗逆工作往往任务重、时间紧、专业性强。(4)能力不足。2019年年底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已经暴露出我国存在着常态化抗逆思维、缺少风险抗逆意识、主观认识不足、注重短期治理效果、疾病防疫控制体系不健全、尚未制定长期抗逆规划、缺少风险预警机制、缺乏抗逆预判能力、社区人力与医疗卫生资源不足、应急响应迟钝、应急处置不力、事后处理不善等方面的问题。(5)社区脆弱性。许多社区从总体上面临着重大疫情抗逆的迫切需要和现有环境设施的制约。

(三)重大疫情侵入及社区抗逆的“脆弱结构”

病毒与社区疫情抗逆是一个“此消彼长”与“互为因果”的关系，进而构成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脆弱结构”。不仅如此，病毒特性与疫情抗逆特性也具有其内在结构。对于前者，关乎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伤亡性”是第一位的；人际“传染性”为重大疫情的到来埋下“安全隐患”；人员“流动性”导致疫情的大规模暴发；病毒的“隐匿性”为疫情的大规模暴发“助力”；疫情的“突发性”则让我国各地乃至世界人民“始料未及”；病毒疫情的“未知性”使其难以得到“根治”；而病毒疫情的“难治性”则导致社区重大疫情及其抗逆工作的持续。对于后者，首先与社区重大疫情相对而立的是静态的、客观已成的“环境脆弱性”问题。社区地理及其环境设施的“脆弱性”为其“人员易聚”的人文抗逆特性埋下“安全隐患”；社区“环境脆弱”与“人员易聚”特性又促使其疫情抗逆工作“任务艰巨”，进而共同导致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能力不足”的问题。当然，各种社区病毒疫情特性与疫情抗逆特性也是交互作用、互相影响的。例如，社区病毒疫情所具有的难治性、未知性、突发性、隐匿性、流动性、传染性反过来又会引致其伤亡性，而社区重大疫情抗逆所具有的“能力不足”“任务艰巨”与“人员易聚”特性又是“环境脆弱”的来源与重要构成部分，详见图1。

图1 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特性及其内在结构

三、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现有模式

为了科学有效地应对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脆弱性”，现有研究已经基于抗逆主体、抗逆行为与抗逆生态这三种视角提出了十三种治理模式。分解各种治理模式的内在构成，可将其归纳为理论基础、治理模式、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对象、治理机制与绩效考评这八个部分。

(一)侧重抗逆主体提出的五种治理模式

任何社会问题的缘起及其解决都离不开各种组织、群体与个人。现代化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具有利益关联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对象，可基于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工作的公共性将其社会治理主体划分为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现代信息技术及其混合体四类，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侧重单一还是多元主体延伸出政治引领、志愿治理、电子治理、网络化治理和超级网络治理等多种治理模式。

侧重单一抗逆主体提出的有政治引领、社区自治和电子治理三种治理模式，详见表1。

表1 侧重单一抗逆主体提出的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治理模式

1.政治引领模式。新冠肺炎疫情抗逆之初，***总书记在深入北京社区开展实地调研时要求“干部重心要下移，力量要下沉，支援社区工作，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我国各地纷纷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按照“应下尽下、就近就便”的原则着力打造抗逆人力资源补给站，努力织密疫情信息排查网，紧紧守牢社区出入阵地关，以及化身保障居民生活的“代购员”与“快递员”。我国紧紧倚靠党建引领、党员先行、政治动员和全民战疫的政治引领治理模式，才得以在短短的2～4个月控制住疫情、率先实现复产复工与1%的GDP增长率[10]，这一切都离不开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党政机关政治引领和组织动员治理优势。

2.社区自治模式。兰道认为一个具有抗逆力的社区应该在面对风险时相互协作与支持，以便战胜困难与逆境[11]。社区原本并无“统筹协调资源”或“独自处置问题”之权，但在疫情抗逆的特殊时期却被赋予其相应的居民基本生活物资协调与配送、老弱病患等特殊人群护送与救助的权利与义务[6]。也因此，社区居民成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抗逆的主体，抗逆过程与结果突显了我国社区自组织治理关口前移、主动介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公共参与、自愿动员、自行管控、自愿招募,以及负责体温测量与信息登记、社区疫情抗逆宣传与教育、社区医疗与护理、社区互助与资源调配、确保日常生活需要等方面的运作机制的有效性。

3.电子治理模式。2020年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我国各地及其所辖社区都在研发、应用与普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来为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的疫情抗逆工作助力:通过新媒体与社区网络平台传播信息，通过手机“二维码”进行返乡登记与管理，通过大中小学全面推广在线教学来完成其教学任务，通过职员远程操作来完成其工作任务，通过电子商务模式来采购生活物资，进而实现 “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一网管教学、一网做工作、一网保生活” 的非接触式疫情抗逆目标。

侧重多元抗逆主体提出的有网格化治理和超级网络治理两种治理模式，详见表2。

表2 侧重多元抗逆主体提出的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治理模式

4.网络化治理模式。以疫情抗逆任务为导向，以社区为中心打造基层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居民参与、民主协商、社会协同的价值命运共同体，促使其疫情抗逆工作由“中心化”“申令式”向“去中心化”“引导式”转变;通过应用大数据智慧治理技术来弥补基层人力不足和资源短缺的问题，以便实现社区重大疫情抗逆和确保居民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的目标。在“全民战疫”的紧急时刻，我国许多城乡社区都成立了由党政机关、居委干部与社区居民三者共同组成的疫情抗逆队伍:街道物业、基层党组、党员干部、居委村委、自治组织、邻里组织、人民团体、医护人员、民警保安、楼长网格员、社区志愿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扶贫工作队等各种利益相关主体站在了社区疫情抗逆工作的“前沿”;社会组织、卫生部门、疾控中心、医保部门、财政部门、所在单位、公司企业、外来人员等各种利益相关主体为疫情抗逆工作提供了人财物与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资源；而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区块链、云大物移、人工智能、高级数理统计分析等各种现代信息技术的人员替代与工作辅助又为社区重大疫情人员抗逆、物资采购和正常工作助力[3]。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抗逆过程及其结果也充分展现了网络化治理的重要性。

5.超级网络治理模式。将社区疫情抗逆工作置于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之中，通过将工商、交通、公安、环卫、城管与街道办等各级政府机关及其职能部门人员“绑定下沉”至街居体系构建疫情抗逆工作的“主网”，通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物业公司等各种利益相关主体的协动编织疫情治理的“辅网”，以便构筑疫情抗逆与恢复社会秩序的“超级网络”。我国很多省市都采取了省市区(县)街(乡)社区(村)“五级书记抓防控”和行政力量“强力下沉”的疫情抗逆举措，从而形成党政机关、街道办与社区工作人员“协同作战”的局面。

(二)侧重抗逆行为提出的七种治理模式

各种利益相关主体是通过行为相互影响与互相作用的，可基于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行为过程将其划分为三个维度及其七种治理模式。这三个维度为侧重抗逆关系、抗逆方式与抗逆工作，而其七种治理模式则包括合作治理、合伙治理、协同治理、综合治理、混合治理、网格化治理与精细化治理。

在侧重抗逆关系的维度下有三种治理模式，详见表3。

表3 侧重抗逆关系提出的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治理模式

1.合作治理模式。政治因素是创建合作精神的关键，作为帮助者的职业人员的参与是打造合作治理的必要条件，而作为训练场的邻里组织则是创造合作治理的生命动力。为了调节我国社区组织等级制权力结构和疫情扩散治理特性、工具性治理单元和疫情弥散治理特性、有限治理资源和盈余治理需要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社区应该采取基于作为领导者的基层党组织、作为支持者的职业者、作为孵化器的邻里组织三元合作的模式进行治理[2]。

2.合伙治理模式。此次重大疫情抗逆结果突显部分社区营造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对人性化与高效抗逆疫情和确保生活工作秩序的重要性，如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街道上河村社区六方主体所织的五张疫情防控网。

3.协同治理模式。社区重大疫情抗逆力的建设不仅涉及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及其合作治理方式，也需要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在同一时间或同一事项上合作关系的强化管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抗逆过程及其结果已经证实，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充分应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协同处理公共议题的重要性。

除抗逆关系之外，各种利益相关主体还可选用侧重多种抗逆方式的社区重大疫情治理模式，详见表4。

表4 侧重抗逆方式提出的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治理模式

4.综合治理模式。综合治理意味着选用任何一种治理方式都难以及时有效地抗逆社区重大疫情，而只有综合选用自治、法治与德治等多种疫情抗逆方式，才能建构非常态化的应急管理体系，实现各种治理方式的优势互补，进而形成疫情抗逆的合力。

5.混合治理模式。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系统任务多样且复杂多变，需要具有复杂动机的多元利益相关主体混合选用多种抗逆路径及其方式进行治理。为了完成观念引导、心理疏导、物资配给与行为劝导等多种社区重大疫情抗逆任务，几乎我国所有小区都在不同程度上选用了“政治引领”“社区自治”“电子治理”等多种模式，详见表1—4[8]。

除抗逆关系和抗逆方式之外，各种利益相关主体还应关注整个社区重大疫情抗逆工作过程，由此延伸出网格化与精细化治理模式,详见表5。

表5 侧重抗逆工作提出的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治理模式

6.网格化治理模式。此次疫情触发了我国各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网格化反应，***在疫情之初明确指出：“各地区要压实地方党委和政府责任，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秉持“强基础”与“全覆盖”的治理理念，我国各地将社区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划分，归并整合为网格单元，将发现与解决问题的权力与责任下放：通过“条条联合、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无缝隙治理模式来攻克行政与社会贯通的“壁垒”；通过全面推进人财物与信息技术资源的下沉来强化基层社区的建设；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各种网格协调机制来促使社区党政组织、自治组织、服务组织、社会基础的协同治理并按网格单元进行绩效考核，以便实现预警及时、反应快速、多元协同、处理科学、优质高效的复杂系统处理目标。

7.精细化治理模式。基于重大疫情抗逆“全过程”，我国社区应该采取人性化防控理念、多元化抗逆主体、精准化抗逆手段、标准化抗逆行为、制度化抗逆流程、精确化抗逆对象，通过绩效考评不断反馈与改进精细化抗逆治理举措。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抗逆过程及其结果也证明，党政机关与各种社会主体秉持精准、精确、标准、细致、规范、严格与不断优化的治理理念及其采取的精准防范、精准识别、精准预警、精准决策、精准沟通、精准响应、精细管控、精细服务、精准保障与精准追责的重要性。

(三)侧重抗逆生态提出的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治理模式：韧性社区治理模式

除了抗逆主体及其抗逆行为之外，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还应全面系统地考虑其所在的地理建筑与环境设施等方面的建成环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是多种结构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既包括新冠病毒的强势侵入，又受制于建筑规划、自然环境、人口密度、社区建设、设施配置、人员配置、生活习俗、抗逆组织和适应学习等各种社区自然的与人文的影响因素。此次疫情抗逆过程既彰显了我国社区人文生态抗逆的韧性，又暴露出我国社区自然生态抗逆方面存在的不足，从而使得基于总体生态意义上的社区韧性抗逆模式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详见表6。

表6 侧重抗逆生态提出的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治理模式

四、我国社区重大疫情的抗逆模式重塑：“脆弱—韧性”结构化治理

虽然不同研究者为应对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脆弱特性而从抗逆主体、抗逆行为、抗逆关系视角提出了多种社区重大疫情抗逆模式，但它们之间是存在内在的逻辑本质关联的。也即，可基于整体性结构化治理视角，将其纳入以抗逆重大疫情强势侵入与社区脆弱特性为目标的政治引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干部下沉、志愿治理、社区自治、全民参与、技术嵌入、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网格化治理、网络化治理、精细化治理、综合性治理与韧性社区治理的“脆弱—韧性”结构化治理模式之中。

(一)社区“脆弱—韧性”结构化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系统的生态抗逆理论

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既离不开客观人居环境与条件的容纳，也离不开居民形成的人文免疫系统。无论是侧重抗逆主体提出的五种治理模式，还是侧重抗逆行为提出的七种治理模式，抑或侧重自然人文建成环境提出的韧性社区治理模式，它们都是我国社区疫情重大生态抗逆治理的重要构成部分，应该基于系统的“生态抗逆理论”来树立总体的或整体的治理模式认识观。也即，有关社区重大疫情的抗逆过程不仅涵盖人文抗逆部分，也包括自然环境的消融部分，还包括人文抗逆与自然容纳的“有机结合体”。虽然社区居民所在的客观的生活环境往往会受到人类社会行为的设计与再造，但其行为环境依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自然环境与条件，它都会在社区突发重大疫情时发挥治理效用，尤其是对通过科学研究与规划设计的社区而言。反过来说，倘若所在社区及其自然生活环境因为先前地产开发与设计不当而导致生存生活空间受限，那么将不利于发挥其疫情抗逆作用。也因此，除了关注包括社区居民在内的人类社会抗逆行为所具有的效用之外，我们还应关注其所在的整个自然的、人文的，以及以上二者相结合的人类居住环境。在此基础上，依据系统的生态抗逆理论来解释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治理逻辑，并据此提出科学有效的治理对策。

(二)社区“脆弱—韧性”结构化治理模式的治理目标：自然容纳与人文免疫

基于系统的生态抗逆理论，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有必要以更为全面系统的自然容纳与人文免疫为治理目标。具体说来，社区是我国城乡空间配置的基础单元，它在平时为人们提供基本的居住生活、卫生健康和商业休闲等服务，而在重大疫情到来时则要满足各种初诊、核查、监督和互助等方面的防疫需要。突发重大疫情不仅危及我国社区居民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也冲击其抗逆能力与抗逆体系，还危及我国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正常工作。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韧性不仅包括社区自然生态环境对病毒疫情的容纳消解能力，也包括社区各种利益相关主体对重大病毒疫情的人文抗逆能力，还包括维持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与正常工作的服务能力。鉴于重大病毒疫情给我国社区人民生命健康、抗逆工作、日常生活与正常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危害，我们有必要从总体上树立更为全面系统的韧性社区治理目标。也即，我们有必要基于时间秩序、直接与间接影响、客观与主观条件全面系统地确立有关自然生态、疫情抗逆、日常生活与正常工作保障这“四位一体”的韧性社区治理目标，详见图2。

图2 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危害及其韧性治理目标结构

(三)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治理理念：自然容纳与人文抗逆相结合

为了实现我国总的社区重大疫情抗逆韧性治理目标，我们应该基于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脆弱结构”树立自然容纳的与人文抗逆相结合的韧性治理理念，并将其付诸多元利益相关主体有关自然生态的、疫情抗逆的，以及确保居民日常生活与正常工作的结构化、交互式的治理过程之中。对自然容纳治理理念，我们应该给予自然生态治理理念应有的重视。也即，我们应该树立通过事先科学的、合理的、前瞻的、弹性的社区地理规划、建筑设计、环境建设、医疗资源、卫生治理、活动空间设置与公共设施配备来承载、容纳、消融与抗逆社区重大疫情。对于人文抗逆而言，我们也应该给予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合作共治疫情以应有的重视。也即，我们应该通过各种社区利益相关主体内生的、外治的、救助的、法制的、宣传的、教育的、引导的、行政的、经济的、应急的、协同的、网络技术的与社会保障的治理理念来预防、控制直至最终解决社区重大病毒疫情。其中，我们尤其要树立有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和正常工作的预先储备与应急生产调度理念。

(四)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治理模式：“脆弱—韧性”结构化

基于系统的生态治理理论、目标与理念，我国社区应该采取更为全面系统的社区“脆弱—韧性”治理方式来应对突发重大疫情，详见图3。

图3 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脆弱—韧性”结构化治理模式

首先，基于社区重大疫情特性及其个体化、社会化、专业化与行政管制需要，我们应该依据第三部门治理理论与公民自组织治理理论选择以公民自主治理和专业的社会组织参与为主体的社区自组织治理方式，通过社区居民会同外部具有公共精神与专业技能的社会组织(如具有专业的调查、医疗、卫生等方面技能的)自主成立专门的疫情抗逆组织领导小组及其人力资源队伍进行治理。其次，基于疫情抗逆的公共性与社区自组织治理所具有的涣散性，我们应该依据先进的社会主义组织治理理论采取以党政机关组织领导为主导的政治引领治理方式。通过采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逐级动员、干部下沉、权责统一、党员带头、全民战疫的方式来安抚民心、坚定信心，及时高效地解决基层疫情抗逆问题。再次，基于疫情无接触抗逆和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需要，我们应该依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兴起的电子治理理论采用电子治理的方式，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下的各种电子商务与远程操作平台来为疫情抗逆助力。第四，基于疫情抗逆的多元性和现代信息技术的相互助益，我们应该依据利益相关者与网络化治理理论选择网络化治理方式，通过或公或私的各种利益相关主体及其现代信息技术的嵌入来抗逆社区重大疫情。第五，基于疫情抗逆任务的艰巨性与全覆盖，我们应该综合历史传统、治理现实与未来需要依据社会主义制度治理理论和网络化治理理论选择超级网络治理方式，通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与行政首长负责领导体制来加强疫情抗逆网络的组织领导能力。第六，基于疫情特性及其多元主体抗逆关系管理的需要，我们应该依据合作治理理论、公私合作伙伴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通过政府与社区共同建立健全有关法制管理、法治管理、疫情宣传、安全教育、问题解答、物理防护、出入管理、行为引导、物价管控、违法惩治、信息沟通、新闻发布、档案管理、分类治理、公共参与、多元协商、联合行动、远程工作，以及日常生活与应急物资的生产、储备、调度、运输、分配等方面的疫情抗逆体制机制。第七，基于疫情抗逆方式的针对性与互补性，我们应该依据综合治理理论、复杂系统治理理论，通过综合或混合采用自治的、法治的、经济的、宣传的、教育的、德治的、合作的与协同的治理方式来抗逆社区重大疫情。第八，基于疫情特性及其抗逆工作效力，我们应该依据物理抗逆力理论、科学管理理论与精益治理理论采取网格化与精细化治理方式，通过多元利益相关主体采取顶层设计、分工合作、责任明确、技术赋能、多元协同、规范标准、求真务实、具体可行、科学防范、专业精准、人性管理、精益求精的网格化或精细化治理机制来抗逆社区、楼栋、场所、设施、家庭直至个人存在的疫情安全隐患。

(五)社区“脆弱—韧性”结构化治理模式的绩效评估：全面全方位绩效考评

基于治理范围的全面性和治理领域的系统性，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脆弱—韧性”结构化治理模式很难一步到位，有必要通过全面与全方位的疫情抗逆绩效考评来推进。对全面绩效考评，我们可依据治理时空将社区重大疫情抗逆划分为自然生态容纳与消解、人文社会抗逆及其居民生活工作保障等方面；可将有助于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自然生态系统绩效考评对象细分为社区地理规划抗疫系统、建筑设计抗疫系统、环境卫生抗疫系统、公共活动空间抗疫系统、公共设施设备抗疫系统及其子系统；可将有助于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人文系统绩效考评的对象细分为法制抗逆系统、法治抗逆系统、应急管理意识系统、领导组织抗逆系统、行政抗逆系统、经济抗疫系统、宣传教育系统、多元合作抗逆系统、技术抗逆系统及其子系统；可将有助于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社会保障系统的绩效考评对象细分为日常生活保障系统与正常工作保障系统及其子系统；可基于疫情应对绩效考评的关键划分为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信息报送、应急响应、风险控制等方面。对全方位绩效考评，我们应将社区社会关系、经济应急系统、组织领导体系与物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纳入其中，以便通过对管理绩效考评的信息反馈与不断改进来推动我国社区重大疫情抗逆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