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分析框架中的资本辩证演绎

陈广亮,王娟娟

（1.北京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3；2.北京公交集团党校 党建研究室，北京 100192)

资本是支配现代世界发展的“普照的光”元素。在新时代，如何准确认识和科学运用资本服务我们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是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怎样守正创新、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怎样得到支持、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怎样稳健牵引的经济政治问题和理论实践问题。面对学界近年来或仍混沌不分资本与资本主义之别，或仍坚持资本是生产力发展天然形式论调，除准确把握马克思对资本意蕴的辩证论断外，全面梳理马克思对资本运动的系统剖判，是适时推进对资本正确把握的一个重要路径。

一、社会分工、商业生成与资本“古老形式”出场

资本尽管不是从来就有的，但也不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而言，资本的出场与社会分工、商业形成密切相关。

在对资本出场认识上，国内已有研究的典型观点有“资本作为历史性范畴，主要存在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资本的产生是随着商品生产与货币交换的不断发展致使劳动力逐渐变成一种商品的必然结果”等。前者重在论证资本是与价值生产而非使用价值生产的经济类型对应，否认资本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存在。后者强调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出场的必要条件，意在突出资本与人类发展现代阶段的历史对应。

资本能够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孕生。简单商品经济虽然是为了使用价值的交换经济，但因为它能促使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冲突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冲突，可使货币由最初只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功能，较快地发展出贮藏手段职能。一旦货币的后者职能出现，它将不仅成为“财富的普遍物质代表”170，极大推动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因能调动人们的致富欲望——古代社会人们在货币出现前可能存在一定的贪欲，譬如追求首饰、女人、美酒等欲望，但只有货币贮藏职能发展起来后，人致富的欲望才被激发起来。因为，“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174。只要存在“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一方面专门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靠剥削不受其支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的商业资本就会存在，另一方面古代富者因谋求奢侈或腐化的生活和小生产者因偶然事故和意外变化欲图维持再生产条件，会接受高利贷放贷剥削，而使生息资本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出现。马克思会因此指出，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671。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所以是资本根本上在于其是否增殖，增殖是检验资本的唯一标准。既然能凭借中介剥削古代自然经济而使自身增殖，它就确属资本，而且还是资本的“历史形式”！既然简单商品经济能产生资本，把资本与简单商品经济对立起来，那么否认资本不能存在于后者中的观点就既不符合资本的出场逻辑，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更缺少对马克思系统探究资本辩证演绎的精准把握。

资本并不必然以劳动力商品化为充要条件。把资本与劳动力商品化直接对应起来，认为资本增殖唯一的途径在于剥削商品化的劳动力，只有当劳动力在市场上能自由买卖资本才出场的观点，并不符合资本形成、发展的历史事实。马克思对资本从内容到形式的辩证分析，虽然揭开了资本被物化为社会生产“自然形式”的神秘面纱，还原了其真容，但传统上对资本的认识，不是过于注重对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式生产关系的片面认识，就是过于对资本获取增殖的狭隘解读。相应地，资本被机械、教条地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征，主观地排除了资本在古代世界和现代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客观存在。马克思探究了资本在资本主义的系统演绎，但并未把资本简单、直率地直接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相反，他认为资本并非从天上突然降落于现代世界，而是在此之前，已在古代世界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因为，“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时会看到，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资本的现代基本形式”192。

分工、商业的产生和资本唯一生命活动——增殖追求对各种社会形态的超强适应，是资本能存在于古代世界的重要原因。第一，社会是以“有机的复杂系统而存在”，其中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运动是以分工为中介进行具体的演绎。最初人类社会的分工是自然分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534。商业产生前，社会分工已相继经历畜农分离、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商业是在上述分工之后才产生的。以求富为目的的商业尽管只存在于以追求使用价值为标志的古代世界缝隙中，但它一出场，就为资本产生准备了充裕的社会环境。第二，商业产生和货币流通能成为资本出场的存在条件，根本上也源于资本生命的独特性。马克思认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269。由于资本增殖并不只有剥削雇佣劳动一种途径，也能凭借流通环节对各种以它为中介旨在追逐使用价值生产的共同体进行剥削。第三，既然资本能依托流通实现自身增殖，靠剥削古代自然经济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就是资本历史出场的两种典型形式。就商人资本而言，它是凭借流通环节从事商品买卖，“专门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362的一种“古老形式”资本。它对利润的获取，“不是靠输出本国产品，而是靠在商业和一般经济不发达的各共同体间的产品交换中起中介作用，靠对两个生产国家进行剥削。在这个场合，商人资本是纯粹的……这就是商人资本形成的一个主要源泉”366-367。就高利贷资本而言，它是商品交换和货币职能丰富到可以通过购买奴隶、土地等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时以放贷生息的一种“古老形式”资本。它在古代世界的放贷对象，“第一是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主要是对地主放的高利贷；第二是对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的高利贷”672。就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共性而言，一方面，二者都是只有现代意义上资本剥削方式，并未有其生产方式，且其增殖途径在于剥削已有的生产方式，是从“外部同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关系”689；另一方面，二者在古代世界流通领域的独立化演绎为流通支配生产，或生产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做了丰富的历史准备。因而，“古老形式”资本虽处于古代世界的缝隙，却是预示现代世界发展图景的先兆之光。

二、资本经“中介自主化”运动成长为现代世界“主体”

在古代世界，虽然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其流通环节是由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等“古老形式”资本作为媒介的。“商业资本起初只是不受它支配的两极之间，并非由它创造的两个前提之间的中介运动”368，高利贷资本亦是如此。因为“古老形式”资本对古代世界的媒介作用，它对旧生产方式的不断侵蚀——不论是商业资本对旧生产方式的“侵占和欺诈”，还是高利贷资本“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674，都共同地加速了它的解体进程，推进了人类社会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是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368。

旧生产方式的解体历史，也是资本从商品流通的中介向把商品生产作为自身存在前提的发展过程。因为，“古老形式”资本对旧生产方式的各种侵蚀，不仅使封建主和小生产者遭到毁灭，劳动条件日益向资本集中起来，而且因“无数偶然的事故”使贫穷的小生产者也逐渐被推向市场，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加上其他顺应现代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发生，譬如西欧因地理上新航路的开辟、经济上的商业革命、思想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社会上的宗教改革运动、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等，资本就开始由流通中介角色成长为统筹生产与流通的中介，支配起现代世界的运演。从生产力角度来说，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388。它会使现代世界“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389-390，进而把人类社会从最初或依赖于人，或依赖于“物”的状态推进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生产状态。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说，资本对生产与流通的统筹支配将会斩断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再无别的什么联系。“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34资本把一切社会关系纳入到以资本为基础或相宜资本的“有机体制”下，不仅会淘汰各种相应旧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譬如“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以及“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的体现者本身，还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而且他们作为这种生产的客观条件被人占有”491关系，还将会把合乎自身发展的、现存社会还缺乏的生产关系创造出来，譬如会使现代民族在对外关系上与其他各民族维护好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关系，会使它们在历史的动态结构上，不断变动和调整它们的社会关系。

资本是现代世界运演的“普照的光”。一方面，任何民族想从古代世界走向后现代的未来社会，都须建立在占有资本创造的现代世界文明的基础上，不能逾越这个阶段，因为资本阶段，仍是人发展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阶段。在资本释放出其极限历史能量前，人类在资本统御下发展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112。人类要实现无资本支配的自由人联合体状态，必须驱使资本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社会联系，否则一切越过资本阶段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109。另一方面资本支配的现代世界并不只有一种发展路径。虽然资本内在地支配了现代世界的演绎，但它并不直接就是引领一国发展的现实社会形式。因为不论何种社会形式，作为一种“有机体制”，都有多维的内在架构。资本只是引领现代世界的社会形式的一个必备因素，并不是其全部，这就是说，资本对现代世界的支配必须符合于一定的“有机体制”。那么，与资本相适应的“有机体制”有哪些呢？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通过其政党围绕资本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形式。不过，资本主义并非与资本相适应的唯一“有机体制”，世界其他民族社会“是否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民族的旧的生产方式，笔者注)，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672。一个民族选择怎样的现代道路，不仅需要与支配现代世界的资本适应，同时也须合乎自身旧生产方式的演变逻辑。因为新生产方式不是从无中、空中及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的”236。如果存在农村公社能够由比资产阶级更先进的阶级领导，同时它又能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将可以避免“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一些部门”[10]。这种非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可以是工人阶级驾驭资本的发展道路——“工人阶级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即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499。工人阶级之所以能驾驭资本引领现代世界发展，原因在于，资本矛盾的解决，既可以是消极的扬弃——资本统御的劳动的逐步消解，也可以是积极的扬弃——工人阶级以自身身份二重化形式在主动驾驭资本中把其消解，这是“自己把自己当作异己的东西来发生关系”441的消解。

三、劳动对资本演绎的中介与资本退场

资本绝非从来就有的，相比“古老形式”资本凭借对古代世界的流通、剥削生存，“现代形式”资本的增殖则是凭借对劳动的支配。“劳动只有对资本来说才是使用价值，而且是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也就是使资本自行增殖的中介活动。”265

劳动是“现代形式”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中介。从资本方面看，实现增殖是资本内容的核心要义。“现代形式”资本能够增殖，在于它能从流通中发现并购买到一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力——“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194-195。换言之，“现代形式”资本正是找到了出卖劳动的自由劳动者，雇佣、役使劳动，才实现价值增殖。从劳动方面而言，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劳动的人格化是商品生产中创造远大于自身价值的特殊商品。价值因劳动形成，这是因为，价值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相对商品经济而言的，“马克思只要谈到价值，都是指商品的价值”[11]。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它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区分，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区分，即具体劳动造就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51劳动尽管创造价值，但由于劳动掩藏在具有一定劳动力的劳动者身上，因而说劳动创造价值，实际上就是说所购买的劳动力对价值的创造。劳动者提供了他卖出既定时间内的全部使用价值，购买者在商品经济的魔法下仅支付劳动力既定时间内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因而劳动力身上蕴藏的劳动是使“现代形式”资本获得增殖的核心中介。 劳动之所以是“现代形式”资本增殖的中介，源于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演绎。

一方面，资本以劳动为中介，本质上是劳动生产的异化、变体。“有些人证明说，归于资本的一切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的倒置、换位，这些人恰恰忘记了，资本本身在本质上就是这种倒置，这种换位，而雇佣劳动本身以资本为前提，因而从劳动方面来看，它也是这种变体。”268劳动本质上是人以自身活动为中介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和人与社会之间精神交往的过程。因为劳动，人才由猿转变为人，“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208。因为劳动，人类才由动物性存在转变为社会性存在——与自然间互动形成一定的生产力系统，与他人的互动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系统，劳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由此实现人类的发展。在资本“现代形式”出现前，尽管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是统一的，但劳动总体上只是受制于自然时空的低水平孤立劳动。在发展范围上，人的劳动一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二是地域性、封闭性明显；在群体程度上，劳动是作为特殊的孤立的劳动者的劳动，不是共同或结合的劳动；在发展层次上，劳动只是劳动者在某一种规定性上的反复再生产。

另一方面，人类劳动生产必然存在异化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根据事物唯物辩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人类劳动形式由受制于自然时空的低水平孤立劳动发展为打破自然时空界限的高水平共同劳动，即由在自然时空下的劳动变为在人创造的“第二时空”下的劳动，由孤立劳动变为共同劳动，由单一规定性劳动变为自由全面发展的劳动，必须经历一个“肯定—否定”过程。一是否定劳动受自然时空的局限，人类才能实现对自然界的真正导控。人既是自然存在物，也是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力量的“人化”自然存在物，促进社会成员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必须破除自然时空对劳动的局限。二是否定劳动的孤立性，人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性的共同劳动。人本质上不是孤立的个体存在物，人“天生是社会动物”379，只是在历史过程中才被孤立化。恢复人的社会性发展，必须打破孤立劳动的局限。三是否定劳动对人的单一规定，人类才能在多个层面上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作为能动的智慧动物，人本质上绝非限于单一的特定领域，而是能够在多个领域实现发展。破除打猎使人囿于猎人规定，捕鱼使人陷于渔夫规定，从事畜牧困于牧人规定，使“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537，必须否定劳动对人的单一规定。本质是劳动异化的资本——劳动成了非劳动的资本的对象化与劳动者的非对象化——就是人类必须经历的“肯定—否定”过程。在时间和空间层面，一是资本使“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106，交换价值又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于是资本使人类的社会存在立于了可物化、量化的社会时间境遇中。二是由于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388，它打破了人的劳动的地域性和封闭性，促成了劳动的世界性、开放性发展。在劳动的群体程度上，资本使“劳动本身作为特殊的孤立劳动的劳动者的劳动被否定了。被否定的孤立劳动，实际上是被肯定的共同劳动或结合劳动”464。在劳动的发展水平上，资本使“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480。

劳动由资本的中介复归为再次成为主体的过程，就是资本历史性退场的过程。因为这是马克思揭示的劳动者由与劳动资料有机统一阶段，经被迫分开阶段，再次转向统一阶段的必然逻辑，即劳动由自主劳动经异化劳动再次回归高水平自主劳动的必然逻辑。劳动中介资本退场的根本节点是劳动在“人化”自然和社会上开始科学地对待自己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405的特质和这种矛盾二重化为“无限度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与“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的冲突，决定了资本只是历史性的暂时存在，而非永恒存在。资本退场需要达到怎样的发展态势呢？这取决于劳动在资本运演上的中介发展水平。第一，当每个个体的劳动产品或劳动本身还处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108时，由于“交换价值=物化在产品中的相对劳动时间，而货币又=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商品的交换价值”109，人类劳动还受着离开人而独立的物的社会性支配，个人的发展还处在“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108。设想在存有交换价值的发展阶段，就主观地排除资本，由联合起来的个人控制社会总生产，那是十分荒谬和错误的。必须通过劳动中介资本的历史过程本身，才能真正扬弃人受资本的支配。第二，当资本运动的必然趋势——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发展到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时，机器体系就成了劳动人格化跨越资本暂时必然性存在的杠杆。这是因为它的发展程度意味着劳动科学地对待自己不断发展的再生产程度：机器体系并不是自然界直接产生的，“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12]102，“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运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487。机器体系的高度发展，其一，促使“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2]102；其二，促使“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12]105；其三，机器体系的发展，使对象化劳动在物质上的比例不断挤压活劳动的比例。“随着资本已经越来越在对象化劳动形式上占有活劳动，从而，随着劳动已经越来越资本化，并因而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发挥作用，或者说，随着劳动生产力越来越增长，利润率也就越来越下降。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意味着……再生产劳动能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12]165资本竭力压缩必要劳动时间，但又以劳动时间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就使得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显性斗争转为了隐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斗争。资本激发自然界、科学、社会的一切力量，试图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但又想用劳动时间衡量这种创造的巨大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12]101。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发展到一定节点——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靠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时，即只有推翻总是由少数人拥有整个社会生产的大部分财富的状态，推翻他们总是根据自身对生产高度计划却总造成整个社会的无计划、紊乱状态，社会才能开始协调式生产。于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不仅意识到资本成了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而且会扬弃它，促使社会按照社会化生产的目的组织生产。因为生产资料这时已掌握在工人阶级结成的“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社会成员都因是“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份子真正实现了对自身创造的剩余劳动的占有和使用，于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规律就再度实现了统一，即劳动由“束缚在商品中的人类自由”[13]形式再次回到人类秉具的自由自觉实践形式状态。

四、结语

资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它的布展不仅会像其他任何矛盾的布展一样，必然需要通过自身的二重化演绎，而且是由在古代社会发展到出现分工和商业生成，由古代社会流通环节的中介角色，逐步发展到对生产和流通统一的支配。因为资本壮大到对生产和流通的统筹支配是依托在劳动的中介上，当资本这一伟大文明作用释放完时，同时也是劳动从对资本的中介再成长为主体——自由联合的劳动主体和资本被扬弃之时。只有系统地剖析资本的历史产生、辩证壮大和未来扬弃，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对资本的整体剖判。那种只看到资本的现代形式，并且把资本的现代形式直接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认识，只是对马克思资本系统剖析的机械、狭隘的认识，无助于真正把握马克思资本思想的精髓,以及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何以会大力并举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实践深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