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治建设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的辩证逻辑

孙国栋

(商丘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把政治建设这一根本性要求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布局，不仅使党的总布局更加科学、鲜明，也标志着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理论飞跃。2018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 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突出准则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凸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并提出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成为推进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新时代要实现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之间的辩证统一研究，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加强党的自我革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一、党的政治建设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内涵及学理分析

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必须把握其根本方向和运行机制。党的政治建设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党的建设方向和机制的内在理路。深入探究党的建设的政治之维和内在逻辑，必须深度把握党的政治建设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科学内涵与理论脉络。

(一)党的政治建设的内涵及其新时代意蕴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属性是其根本维度，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社会组织的显著标志。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根据实践变化加以推进，必须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以党的法规制度建设明确党的政治立场、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严格党的政治纪律，进而维护党的政治权威。

现代政党发源于西方国家，在英美法等国家发展比较成熟，形成了当今世界政党政治的国家治理图景；但是，其政党一般是资产阶级性质政党，突出表现为运作市场化、价值中立化、治理社会化，且政党从属于国家。因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范式是基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权力架构而建立起来的，而中国的“党治制”范式是在中国特色的“政党—国家—社会”的交融互动框架中得以生长、发展的。这一框架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本土自觉和文化记忆，而且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政治范式、政党发展范式的理论扬弃和价值超越，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人民情怀和法治意蕴。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发展党内政治文化，以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构建党的政治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之路，实现党的建设目标。

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特殊的政治实体，其建设和发展不仅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原则和规律，更要实现其对现代政党政治发展原则的扬弃和超越。中国共产党发展、建设的这一双重逻辑必须要注重党的政治建设与制度建设，使二者相互促进，进而提升党的政治文化，凸显党的执政价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在阐述党的政治建设的科学内涵时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1]这是从政治维度强调政治建设的内涵及其规范性，也是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应有之意。***强调：“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2]

一般而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是由党的政治建设来决定。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全面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维度。党的政治建设主要是指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道路、政治纪律等在内的诸多方面的建设，以各方面的有机统一规范党员言行，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来看，作为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党的政治建设，并将其与思想建设相结合。党的十九大把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总布局的首位，主要是鉴于近期党内出现的政治路线和方向偏离、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纪律不严明、政治生态不清正等若干问题。这样的总布局是为了提高政党的引领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政党的法制化程度和法治化水平，为了实现执政党国家治理的历史任务而适时提出来的；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辩证演进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和任务，根本途径就是严格按照以党章为内核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形成的若干准则，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以维护、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可见，党的政治建设命题的提出和逻辑展开，体现了治党务必从严的战略规划和理论飞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等均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也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以规治党的内在要求，更是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

(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内涵及理论脉络

作为科学性与阶级性、政治性与组织性的辩证统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以规治党的根本依据。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党规”一词，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渐变成为“党内法规”。关于党内法规，目前较为规范的概念源自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的定义：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3]。根据《条例》第四条，党内法规主要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7种规范形式。在广义层面而言，党内法规还包括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纲要、方案、规范、答复、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党内规范性文件。党内法规制度不仅包括党内法规和党内制度，还包括党内的规范性文件。由此展开，“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由党内法规、党内管理制度和规范性文件三类不同属性和功能的规范所构成而且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制度结构”[4]。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并注重其系统性、协调性和统筹性，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法治依据。2013年5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党内“立法法”的确立成为制定党内法规的纲领性文件，为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提供了法规依据。同年11月，党中央发布历史上第一个《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 2013—2017)》(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从6个领域、37个具体方面及45个具体法规来加强规划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期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体系”。其中，《纲要》以“政治建设法规”代替以往的“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法规”的命名，通过党的工作和政治生活凸显党对人大、政协、政府、司法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军队等的领导，重新赋予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政治意蕴。2017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再次强调，要完善以“1+4”(即党章和其他位阶上不同的党内法规制度)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在党章之下划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四大板块。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台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专门性文件，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并把党的领导法规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维度[5]，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构夯实了“四梁八柱”。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并把党的政治建设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相统一。

在上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宏旨大义来看，中国共产党对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空前重视，并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上成果显著，譬如《中共中央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多部条例的制定和出台，使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体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不断增强，并被赋予崭新内容和政治功能，成为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的重要抓手。

从其发展可以看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相互配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依规治党、从严治党提供制度前提和法规依据。它不仅是规范政党行为、推进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更是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理念建设和价值导向，倡导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凸显其科学性与系统性，使其“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二是比较注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内外兼顾，即党内法规制度各组成部分的相互支撑、党法与国法的相互衔接，更注重其耦合性、可操作性、实效性与执行力。

作为政治性组织，中国共产党必须推进自身政治建设。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仅是当代政党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行动指南。党的政治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基因，必须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植入、赋予。

二、党的政治建设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联动互构的内在逻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进程中，党的政治建设命题的提出和逻辑建构，拓展了党的建设理论视野和实践维度，也赋予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政治意蕴。新时代讨论党的政治建设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之间的互构与联动，具有功能主义和规范主义相互型塑、相互促进的价值导向。功能主义侧重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解决党内问题时彰显出来的工具性，而规范主义侧重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构建党内良好政治生态时彰显出来的目标性。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党的政治建设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党的政治建设可以规制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根本方向，可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起到“方向盘”之作用；另一方面，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对党的政治建设予以规范和保障，将政治建设置于自身制度框架之中。

(一)党的政治建设在价值取向、行为取向上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动力引擎

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先进政党靠的是“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6]。***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7]党的政治建设促进了党的建设总布局的整体优化，是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意。毛泽东把党的建设比喻为“伟大的工程”。这一“伟大的工程”要求“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这奠定了党在政治建设根本维度的整体目标和任务安排。2019年2月，《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出台，成为党从战略高度部署新时代伟大工程建设的重要文献。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是对目前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直接回应和制度安排，更是契合执政党严格规范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行动逻辑，同时也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本质属性提供理论定位和思想保证。

从价值取向上看，政治建设主要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党的政治建设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为指导，才能体现人民意志、把握政党规律、规范政党行为，发挥强大的政治领导、思想引导和组织动员功能，才能有利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有序性、有效性推进，从思想价值方面保证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顺利进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其建设的内在灵魂，而其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恰恰就来自于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制定、修改、完善和运行都依赖于党的政治建设的加强和完善。

从行为取向上看，政治建设旨在锤炼党员党性、约束党员言行、提升政治能力、永葆政治本色。政治建设始终贯穿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全过程，体现法规制度建设的政治之维。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可以规范党员言行，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担当，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和原则性，体现党的建设的政治向度。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制度建设要求必须树立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权威。树立党的政治领导制度权威不仅保证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定，而且也为党的政治制度建设提供凝聚力。广大党员干部是加强党的政治制度建设的主力军和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党的政治建设中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专业训练和实践锻炼等形式做到政治上的自觉。上级部门要把对党的政治制度的执行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从而维护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增强党内团结统一，在思想和言行上做到“两个维护”。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在党内政治制度建设上规范自身政治行为、切实发挥作用，才能加强党的政治制度建设，确保建设方向。

(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行为规范和法规保障

1859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8]。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特别强调“极严格的纪律”和“无产阶级党内铁的纪律”对党的重要性，以保证国家治理的顺利进行和党的建设的加强完善。2013年，***曾强调“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希望党的领导干部“做政治的明白人”，将“讲政治”放在第一位。***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多次强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9]。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而且还要实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在规范性、动态性上的互动衔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在总体目标、立法规划、具体安排上与国家法律法规保持一致、协调共进。对一些与国家法律法规衔接不够的党内法规，要及时进行修改和更正；对比较完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党内法规制度要适时进行理论总结，以便转化为国家法律法规。另外，国家法律法规有些地方不能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就需要全国人大根据程序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便使国家法律法规凸显党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和要求。通过上述举措，可以进一步提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整体性，使二者之间在结构和功能上的衔接互构更加紧密顺畅，进而实现二者在法治实践中的协同联动。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就是通过自我革命凝聚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革命和既定目标。党自身的净化、完善、革新和提高，不仅要加强自身党性锻炼，更需要依靠纪律严明加以保障，而纪律严明需要党内法规制度不断推进和完善，进而实现党的团结统一。全面从严治党、以规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作为党规党纪的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提升党的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同时，党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来进行自我革命，进一步凸显自身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内在基因；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完善以推进党自身治理的现代化，将党的治理奠定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基础之上。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打折扣、搞变通，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削弱了党中央的权威。政党是政治组织，具有政治属性，那么党规也具有政治性。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本身就具有政治和法治的双重意蕴。无论是党内法规所指向的党员权利和义务、党员干部的职责范围，还是党内组织生活、民主生活的范围、形式等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各级党组织必须在党规的指导和规范下开展活动、实施行为和执行权力，以保证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姓党”是加强其建设的内在本质。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保证。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对执政党自身而言，可以规范权力、保障权利，推进党内民主和实现党的治理；可以完善党的制度体系，提升制度建党水平，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二是对国家治理而言，可以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高执政能力，提升党领导国家法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弥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足；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法治化水平和社会道德水平，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点就是健全和完善党内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党内政治生活提供完整的行为规范、法规保障。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做到前后衔接、上下配套、左右联动。其越立体越严密，就越能有效监督党员干部言行，有效解决党内冲突和矛盾，为政治建设提供规范和保障，防止党内出现分裂，提升党自我革命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立健全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一环，以制度建设的方式为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动力保证、根本遵循、长效机制、纠错路径、理念支撑，这也是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使命担当和重大命题。”[10]

可见，党的政治建设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二者相辅相成。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总要求中占据首要地位，政治性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心”与“魂”，客观上要求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应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领导作为自身凸显政治属性的首要标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内容、实质和话语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治价值。其建设不仅要体现内容完备、系统科学、逻辑自洽，更要实现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的辩证统一，并在实践中凸显政党在国家、社会治理系统中的核心角色，以及党的建设中政治维度与法律维度的耦合性、协调性和衔接性，充分体现党的先进性要求、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执政使命。党内法规制度相互衔接、相互支撑，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法治保证和制度架构，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严守提供根本依据，是党员干部立言立行的“基准线”和安身立命的“压舱石”，进而发挥政党的政治功能，推进政党的政治实践，增强政党的政治领导，提升政党的政治能力。

三、党的政治建设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相互提升的时代新路

当前，现行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问题较多，如制度体系缺乏顶层设计、内容重叠交叉且有冲突、条文描述性多于规范性且可操作性不强、法规制定主体和程序不清晰、党内法规制定和落地相对滞后于党的建设实践等，都客观上制约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发展和建构。因此，在新时代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来坚持、加强与完善党的建设：必须立足时代发展的实践，坚持制度建党和思想建党同向发力，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相统一，完善党的各项法规制度建设，注重其可操作性，凸显其政治功能，建设廉洁政治，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进而维护党的统一与中央权威。

(一)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监督和约束权力，彰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政治监督作用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1]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科学规划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保障。首先，“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12]。党的章程能为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的各项工作完成提供坚强保证，因此必须强化党章在党内“宪法”之作用。其次，要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加强完善党委常委决策制度，尤其是改进中央和地方巡视制度。完善纪委监督机制，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才能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法规制度防线，防止“牛栏关猫”，解决好制度悬空状态，以约束权力运行，为树立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提供坚强保障。

(二)坚持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凸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政治方向

思想建党为制度治党提供了方向引领，而制度治党则要以其权威性和实效性做到“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要在党建实践中，将理想信念教育贯彻到制度治党全过程，实现党的思想教育、目标理想、价值理念与党内法规制度的内在逻辑统一。同时，建立和完善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学习教育制度，以制度建设巩固思想建党的效果。制度治党的实质是政党制度化，党内法规作为制度治党的核心规范和主要范畴，是从严治党的根本依据。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在依法治国的总体视域中来展开，其指导原则、主要内容和实现形式不能脱域，也不能脱离管党治党的现实诉求和治党科学化、系统化的理想需求。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所建构的“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立体图景也是党的政治建设效能凸显的关键所在。

(三)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相统一，体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政治生态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党的政治建设具有历时性，又与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共时性，它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全过程。政治建设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实践要求和理论逻辑，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坚定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和政治道路：它决定了组织建设的政治标准，无论是党员干部的选拔还是基层组织的组织力提升，都需要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保障；决定了作风建设的政治立场，植根于人民之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整顿、纠正“四风”问题为着力点，加大作风方面的法规建设力度；决定了纪律建设的导向性，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力弱化、纪律松弛等问题，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提升党的战斗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提供政治保障；通过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实现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在培育健康的政治生态中的目标，以其合力来凸显其对政治建设之正相关功能。

(四)实现党内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相统一，在“于法周延、于事有效”中突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蕴含的政治原则

“于法周延、于事有效”彰显了党内法规制度的系统性、衔接性和配套性，也体现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外部效力，达到既周密周全，又实用实效之目的。鉴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内法规既具有法的属性，也具有政治属性。因此，创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力求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系统化、科学化、可操作性，确保各项制度相互结合、互相促进，注重制度之间的适应、衔接、配套、协调，最大限度发挥法规制度体系的整体效能；并以法规制度建设来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的成果，大力推进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实现党对国家的科学治理。通过各种党内制度的实施彰显其效力，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规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使全体党员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四、未竟的结语

党的政治建设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维度，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保障。因此，推进党的伟大工程建设，实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必须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全面提升执政本领。但是，民主集中制之贯彻与政治文化之发展必须要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得到强化和提升，不能忽略。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民主集中制是相互统一的、并行不悖的。党规不仅仅是对党员干部的限制和约束，还是监督与激励的辩证统一，为形成高效统一而又严肃活泼的政治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制度保证；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为了更好地树立党中央权威。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员民主意识，激发党内活力，是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题中之意和关键一环，更是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制度建党和以规治党的重要内容，统一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是要把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等统一起来，培育党内民主文化，提升党员干部的主体地位。在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过程中，不断完善对党员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不断在党的政治实践中提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质量和效率，真正使民主集中制成为调节党内关系、维护党的团结的根本组织原则。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人们对政治制度的高度认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的行为自觉，是制度执行力得到彰显的深层次酵素。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蕴涵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党的优良传统四者于一体的党内政治文化，“是融入共产党人血脉的精神标识，奠定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精神根基。它不仅为增强党的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和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内生性支撑，还为党的政治价值的实现提供导向性的支撑”[13]。培育、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为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及促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落地实施，提供了更为深沉持久的文化滋养和精神动力。另一方面，也要发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对党内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培育的积极作用。党内法规制度只有内化为党内先进、积极的政治文化，成为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才能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其对党组织、党员干部的规范功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全体党员干部要在实践中强化尊崇党规的意识，进而构建积极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