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路径建构

余成龙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新冠病毒具有潜伏期长、隐蔽性强和跨界传播等特征,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迫在眉睫。***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倡议，“世界各国应携手合作、共克时艰、守望相助，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1]。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提出，科学地回答了全球疫情向何处走的问题，为全球抗疫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疫情终将被战胜，但世界公共卫生危机并未被消灭，因而加快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保障世界人民健康福祉的正当抉择和题中之意。

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意蕴

时代发展催生新的思想出现，***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既拓宽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视界，又彰显了全球抗疫合作的中国智慧，更体现了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一)拓宽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视界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2]47。在此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了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共同体，如双边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同体，直到2017年1月18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深刻、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价值与目标，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了中国关于人类未来的思考。2017年10月24日，***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世界——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 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包容的世界、清洁美丽的世界。其中普遍安全的世界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世界卫生健康的安全，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视界得到进一步的延展。***指出卫生健康是人类的共同夙愿，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其宏观的视野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向贡献了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撑，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是世界人民的卫生健康，这一理念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更加具象化和微观化。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卫生领域的具体主张，是改造人类卫生健康领域的指路明灯，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3]。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在世界卫生领域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有机系统，具有“同心协力的合作意识”“平等互惠的包容意识”“血肉相连的整体意识”“永续发展的绿色意识”的建设目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视角。

(二)彰显了全球抗疫合作的中国智慧

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经过长期艰苦的研究揭露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虚假共同体”的本质，并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认为人类只有在这个联合体里面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4]65。2013年3月***在莫斯科的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向世界。2020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战疫”这个词一直伴随着全球，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正式提出，反映新时代中国正确认识了世界卫生领域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实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深化和发展。在理论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延伸和理论自觉，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逻辑理路；在实践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全世界人民面对疫情的正当抉择和必然选择，为全球的抗疫合作提供了实践进路。中国在自身面对新冠病毒压力的同时，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相关组织主动公布了疫情信息；第一个公布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开设了疫情网上知识中心并向世界各国开放。这足以说明中国秉持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践行着人类命运同呼吸共生存的原则[5]。如今，全球饱受新冠病毒的滋扰和侵袭，世界人民的卫生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世界各国渴求一剂“猛药”来还太平盛世。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冲破了资本的逻辑，认为人的基本生命权远远大于经济权利，要求人人平等并享有生命健康和安全的基本权利。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新时代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球卫生领域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是全球抗疫合作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体现了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回望历史，“战争与和平”是古代历史的主旋律。人民的基本生命权利只有在短暂的和平中得到维系，战乱不断导致的苛捐杂税、人口流失使人民的基本生命权利失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在压迫之下。“战争与革命”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主流。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封建社会逐步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资产阶级打着“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口号赢得了这场革命的胜利，人们挣脱了封建地主的压迫，却换来了更为严重的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仅有维持自己生存和家庭再生产的权利，其基本的生命健康权利被资产阶级的极度致富欲所摧残。“和平与发展”是现代世界的主题，世界各国在保障人们基本生命权利的维度上提出了各种主张和愿望图景。一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高级的福利待遇和医保政策维持人民的基本权利，但疫情的暴发使他们本质尽显。二是中国不断通过教育、医疗和住房事业的改革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具体的疫情问题上则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个全新的世界理念，旨在保护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新时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突显了其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又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旨归和最终取向。此次疫情的发生和发展使人的卫生健康问题迅速成了一个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世界各国只有齐心合力、加强交流，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才是保护世界人民生命健康的最佳途径和必由之路[6]。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只有人的生命健康权得到基础保障和优先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不是空中楼阁和天方夜谭，因此生命健康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关键核心和必然要求。在全世界都面临公共卫生危机挑战的情况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使命就是让全世界人民都能获得高水平的医疗保障和实现健康权利所需的基础条件[7]，超越了“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观和冷战思维等陈旧观念，体现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和价值追求。

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现实困境

面对全球的新冠疫情暴发，世界各国理应共克时艰，保障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利，更好地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8]。然而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阻碍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建设进程。

(一)文化观存在差异

中国和西方各国在历史长河的孕育下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念，中西文化观的矛盾使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变得举步维艰。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中国应对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率先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这是中华民族“天下为公”“天人合一”“民吾同胞”等优秀传统文化观的现实写照，两者在价值意蕴上一脉相承，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高度的统一性。中华民族崇尚仁爱的思想是深入骨髓的，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人类的命运和发展。***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秉持着关心世界人民卫生健康的初心，始终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主动给全世界分享相关的信息，为世界抗疫做出了巨大贡献。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遵从资本主义极致利己的文化观，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时候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而歪曲事实，把病毒政治化和污名化，认为中国应对这个病毒负主要责任，他们没有认真处理本国疫情，错过了中国为他们创造的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导致其国内疫情迅速升级。近年来，世界强权政治、民族冲突、价值观冲突、领土争端、贸易冲突乃至意识形态的对立都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蒙上了一层阴霾。正因为如此，观念问题始终是全球抗疫合作的首要问题，世界人民的生命无关乎上述冲突，人类的生命健康权利是平等的，世界各国理应抛弃文化偏见和歧视，在沟通中求合作、在合作中谋发展。新冠疫情已然不是一个地域性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是一个传播速度极快的全球卫生问题。新冠病毒的传播并不分国籍和民族，也不会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绕道而行，更不会因为经济发展状况的高低而“嫌贫爱富”，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和任何民族都有可能成为新冠病毒的承载者，各国应分清主次，共同合作是主流，差异对抗则是次要[9]。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需以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为基础，更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归为目标定位，人类最基本的利益和最起码的责任就在于保障生命的共在[10]。世界各国应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努力打破文化观之间的隔阂，进而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建设进程，共同维护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福祉。

(二)发展观存在分歧

21世纪的世界创造了巨大的成就，世界的发展成果由谁共享？不同的国家给出了相异的答案，这次疫情尤其突显了这种不同。全球形成了两种典型的发展观念，一种是中国的人民至上发展观，另外一种就是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至上发展观。2020年本应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但新冠疫情暴发，使全社会陷入了停工停产，各行各业的发展势头受到打击，经济发展几乎停滞甚至是倒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严峻的考验。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是否可以不顾新冠疫情恢复生产？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采取了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制定严密的防控方案”[11]，本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尽检、应隔尽隔”[12]的坚决态度，第一时间做出了封城指示，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果断采取各种防控措施，虽然使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但人民至上的发展观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如果人民没有基本的生命健康，经济发展得再好也是枉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小康是建立在人民有良好生命健康基础之上的。此外，面对全球疫情的蔓延，***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其内涵就是把人类生命健康权放在第一位，经济发展则次之。相反，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经济受阻和高失业率的巨大压力时，选择了立即复工复产，其结果显而易见，就是西方国家的疫情越发失去控制，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持续增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以人的生命作为基本保障的价值追求，西方国家以经济发展为第一位，人民的生命健康为第二位，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结果。西方国家大资产阶级追求的就是生产—利润—生产—利润—生产的循环往复而已，人民的生命健康好像跟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社会福利的完善就是他们能为人民做的最大服务，真正的人民基本生命健康权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西方国家这种经济至上发展观严重窒塞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损害了西方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利，极大地冲击了他们的医疗事业和医疗产业，更让西方各国人民对他们的政府丧失了信心。经济发展的高低挽救不了生命，西方国家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理念，加强与世界的沟通合作，才能建立一个守望相助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三)抗疫模式存在非普适性

全球每个国家都基于自己的国情选择了不同的抗疫模式，采取的抗疫行动有所差异，最后取得的效果也必然大有不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不仅需要有治理能力的主权国家，而且需要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从中协调和发布相关信息。毕竟公共卫生危机是发生在每一个主权国家内的，所以每一个主权国家都理应是这次全球抗疫的主力军。国家间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民族冲突和种族矛盾的突出，让各个国家在抗疫中采取了不同的模式，这也给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建设进程带来了挑战。首先，中国对疫情的态度是必须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疫情发生时，中国一是明确必须把应有的资源统一调配，集中所有力量支援湖北疫区；二是发挥人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积极配合高级医疗专家组的指导，采取大隔离、大排查的措施；三是采取不漏检、不差检的原则，实现对每一个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初衷；四是迅速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医疗物质缺什么生产什么，及时给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解围。这体现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其次，有很多生产力落后国家没有相应的制造和产业体系，供应链不足，致使一些基本的口罩和检测试剂盒等医疗物质极其匮乏，抗疫历程相当艰难。他们在面对新冠病毒的时候只能依靠其他国家的科研成果，医疗技术落后，形成较高的死亡率和大规模的传播相互交替，人民的健康受到了巨大威胁。最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抗疫模式。他们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口号漠视隔离措施，导致疫情迅速蔓延。领先全球的医疗能力未能保护这些国家的国民健康，反而深陷疫情泥潭。国际卫生治理亟待新的理念[13]。截止到目前，没有任何一种模式能让其他国家抄作业，比如美国的“鸵鸟抗疫”、英国的“佛系抗疫”、德国的“死磕抗疫”，以及一些国家的“沉默抗疫”。中国抗疫模式的传递是为了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为其他国家的抗疫提供一些经验和帮助，中国的“输出”绝不是为了在抗疫过程中获得利益，中国的模式也不要求强加在别人身上，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抗疫模式显现了大国担当和责任，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增添了重要砝码。

(四)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需存在矛盾

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平衡是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核心，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需要有充足的公共卫生产品作为基础。国际公共卫生产品是全人类的健康福祉，如充足的医疗物质和核心医疗技术。然而，国家间意识形态的斗争、零和博弈的观念使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供需矛盾尖锐对立[14]。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经济制度的差异及价值观的差距不仅不能有效地治理这场传染疾病，而且给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蒙上了一层阴影：一是西方国家很少参与全球抗疫合作，奉行单边主义政策；二是他们减少对外援助的承诺，使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供给不足。这就挑战了国际奉行的多边主义合作政策，使国际公共卫生产品的供需矛盾日渐升温。美国政府是“单边主义”政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首先，其不顾其他国家的需求，强行使国际组织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破坏多边合作机制[15]。其次，一旦国际组织发出的号召不能使他满意，立马就开始“退群”“脱钩”“断联”。例如2020年5月美国不顾全球的舆论反对，直接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种行为违背了国际合作机制，威胁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最后，当发现其他国家的抗疫有力，而本国抗疫面临重重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开始为寻求国内新冠疫情矛盾的出口而污蔑别国，美国使病毒污名化和抗疫政治化就是其具体的表现之一。以上这种单边主义行为导致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需失衡。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抗疫需要国家之间、国际组织和地区之间加强交流，形成抗疫“治理共同体”。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塔和避风港，世界人民的安全需要每个国家认真对待。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合作是关键，提供有力的公共卫生产品是保障，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供需平衡是核心，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是世界人民健康安全的保护伞。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认为人类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个体和共同体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揭示了人类的卫生安全只有在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需平衡时才能实现，国家间必须倾力合作而不是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维持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需平衡的最佳实践进路。新时代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需要单边主义的解体，国际社会应该摒弃“甩锅”“退群”的思维模式，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是保护世界人民健康和维持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需平衡的必由之路[16]。

三、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可行路径

新冠病毒是一个全球性的病毒，凡是地球上可能携带病毒的个体都不能置身事外。世界各国应减少分歧，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共同努力探讨新时代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可行路径。

(一)树立新型文明观

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化的世界，交通和无线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交流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大大缩短。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繁华的文明世界，也造就了“傲慢和偏见”的文明世界。当全球化浪潮使大多数国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追赶这个信息文明世界时，也让少数国家建立了隔离网，他们怕后发国家奋起直追，挑战和威胁他们制定的“文明世界”秩序，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变得异常艰难。无须赘言，2020年全球发生的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要求世界各国必须树立新型文明观，形成良好的国际抗疫合作。首先，树立新型文明观必须以平等为前提。***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17]259全人类共同努力创造了多彩多样和奇幻无比的文明世界。一方面各个文明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各有所长、包容万象；另一方面每个文明也不是十全十美，都有其不足之处。文明之间没有孰好孰坏、谁高谁低的价值和地位之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礼仪之邦的中国一是坚持人道主义精神，主动传递本国的疫情信息给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世界其他国家抗疫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二是加强和其他国家的交流，中国呼吁世界各国在疫情防控上多沟通，在交流中吸取每个国家的可取之处，这体现了中国的平等文明交流的精神。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之所以不交流是害怕其他国家通过疫情防控赢得世界的认同，提升国际地位，从而挑战其霸权地位。他们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圈子里自说自话，对抗疫交流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其次，树立新型文明观必须以包容为动力。世界上现有的所有文明都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结晶，文明的独特性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保障。在对待文明的多样性上，应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种文明不能强加在另一种文明上，生搬硬套是十分有害的。每一种文明都值得珍惜，都应在包容的前提下发展。当今世界面临着全球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开始发生转变。政治多极化挑战着霸权主义政治，经济全球化冲击着以资本主义利益为主导的资产阶级垄断经济，经济发展主体逐渐走向多元化，国际新秩序的重塑迫在眉睫。于这场大变局中各个文明应该发挥包容性，世界才有可能形成国际抗疫合作，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基础。各个文明在平等的前提下交流，在包容的基础上合作，有助于全球化的公共卫生产品由世界人民共享，更有利于共同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建设进程。

(二)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而人民安全是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人民健康是人民安全的基本前提[18]。***在多个场合公开论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性。人民健康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体现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只有不断地保障和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国家和社会的安全才会有坚实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19]104他们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前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生命健康得到保障，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被极大地发挥出来，才会挖掘出生产力的巨大潜能。首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指出在保障人的生命健康的时候，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人的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中国平等无差别地治疗患者，并且坚持“应检尽检、应治尽治”的原则，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拨款来抗击这次疫情，实行了新冠患者免费治疗政策，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其次，把“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传递给世界。每个治理主体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能否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看作人类的最基本的权利，是抗击疫情的关键。中国言行一致，实现了“人的生命重于泰山”的重大承诺。中国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引领下，一直强调正确认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生命权是国际抗疫合作的基础。中国抗疫是全球抗疫的先行者，是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典范。最后，破除意识形态对立，形成经济发展为人民的意识。少数西方国家没有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当作最基本的权利，提前复工复产，发展经济，这是大资产阶级无限追求利润的自私自利的表现。世界各国必须打破这种发展观念，使全球抗疫合作率先形成经济发展为人民的意识，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一步。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阐释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人民是这场疫情阻击战的主体，想要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必须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构筑战疫的人民防线，必须凝聚人民的向心力，鼓励人民发挥积极性，为构建战疫共同体而努力奋斗。

(三)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当今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世界惊叹，***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在此基础上，少数西方媒体和政客没有调查就意图歪曲和抹黑中国，公开发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观点，而一些没有中国生活经验的外国人民则容易相信这种的言论，致使中国的国际形象被妖魔化、危险化。他们认为中国的隔离是反人类的，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中国的抗疫措施成了他们攻击中国意识形态渗透、中国模式输出的一个借口。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掌握了话语就掌握了权力[20]3。在这一场关乎人类命运的斗争中，中国模式急需打破西方诋毁和质疑，详细系统构建中国的国际疫情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世界人民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解和认同。中国在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之中，首先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模式是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当下的具体国情而做出的应对之策。中国抗疫在国际合作中一方面应体现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在国际抗疫中的基本要求，是中国建构国际疫情话语体系的核心；另一方面在传播中国抗疫模式的时候应同其他国家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求相互理解，打破意识形态的对立，达成价值共识，为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提供保障。其次是讲好中国故事，回击恶意言论。信息世界的舆论导向至关重要，中国必须把握好正确疫情舆论方向，在国际社会中讲好中国抗疫的故事和传递中国抗疫正能量的声音，使世界人民感同身受。以全方位、全层次的角度阐释好中国的抗疫经验，在医疗卫生领域兑现给予世界人民的国际承诺，为国际抗疫合作展现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于“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意识形态渗透等不当言论，中国应坚决给予准确的反驳和相应的制裁，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把握疫情舆论的主导权。再次是讲实际、有效的方法。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语境、范式及意义都是用汉语提出的，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因此，在传播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时候需要将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和听得懂的语言阐释其理论依据、基本原则、丰富内容和现实意义，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在传播方式上，要将传统的传播方式和新媒体相结合，不断地更新传播话语的载体，有理有据地讲述中国抗疫的真实性，实现传播媒介在空间和时间的立体结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为世界人民理解和相信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增加信心。

(四)健全全球公共卫生体系

放眼望去，中国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最强音，亟须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守望相助，共同健全全球公共卫生体系。

首先，健全多边合作机制。新冠疫情的应对一方面需加强双边共同体、区域共同体之间的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这些共同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目标和意义有着一定的共识，所以应当首先建立公共卫生合作机制；另一方面是打破意识形态的对立，加强世界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世界各国之间的二元对立观念依然存在，只有放下偏见，理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和丰富内涵，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多边合作机制才有坚实的基础，这也是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需矛盾解决的现实需求。

其次，建立健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长效融资机制。国际组织的运转需要资金，世界卫生组织的运转资金主要来自成员国的会费和自主捐款。而自主捐款的资金一般用在该笔资金的指定用途上，一旦遇到成员国不交会费，甚至成员国直接退出的情况，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会使世界卫生组织的运转难上加难。美国的“退群”和“断供”，可以看出健全一个具有多元化、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公共卫生安全长效机制是刻不容缓的，同时该机制也能为国际组织领导和协调全球公共卫生产品提供坚实的保障[21]。

再次，建立健全国际公共卫生预警响应机制。这次疫情的发展充分暴露出这一机制的明显缺陷。世界公共卫生风险预警先由经受的国家发现，再通报世界卫生组织，最后由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一起评估这次风险等级并判断是否构成世界公共卫生风险。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通力合作，及时给世界卫生组织汇报相关情况。但相关国家非但没有预警，反而无视这些预警，导致了中国以外的疫情大规模发展。建立健全国际公共卫生预警机制是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时代之需。

最后，建立健全国际公共卫生资源储备机制。从这次疫情来看，世界范围内的应急公共卫生产品严重不足。一些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的医疗资源和设备基本依赖进口和捐助，自主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公共卫生产品储备几乎没有。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在疫情初期也出现了医疗资源不足的现象，虽然这些国家生产能力较强，但其卫生产品还是难以抵消疫情大规模发展和病例持续上升的需求。可见世界公共卫生产品严重不足是这次疫情迅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建立健全国际公共卫生产品储备机制是紧迫的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