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匾额中的企业家精神:内涵、价值与转型

张旭光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晋中 030801)

一、问题的提出

匾额在古代被称为“门楣上家国，梁柱间文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标志。一块块匾额不仅承载着世事沧桑和书法工艺的精美，更蕴涵着丰富的处世哲学、精神寄托等人文思想，故此又被称为“不掺水的史料”。“见门即见匾”是晋商民居院落的建筑标志，晋商民居匾额蕴含着丰富的经营理念和为商之道，是晋商尊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一代代山西商人在其深邃厚重的商业思想指引下由行商成长为巨贾，铸就了五百年辉煌的商业丰碑。明清晋商商业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源头活水。晋商匾额作为反映晋商商业思想和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不仅具有重要的传统文化研究价值，而且对于传承与发展晋商商业伦理精神、建设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通过对匾额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学者们围绕古建筑匾额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学术成果日益丰富，为探索晋商匾额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有益的文献支持。经过文献梳理，可将相关研究成果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关于匾额史证文物研究。王钰、王琳琳、李明月等认为匾额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史料考证、历史分析研究的重要物质资料。王钰等在对畅春园匾额的研究中提出，匾额对于研究皇家园林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1]；王琳琳则认为匾额具有订正历史的功能，通过对匾额内容的研究有助于印证史料记载的正误[2]；李明月通过研究清代国子监赦谕的匾额，提出了匾额是历史记忆且体现文化内涵的观点[3]。

第二， 关于匾额伦理教化功能的研究。李惟佳、舒利燕、张留见等学者则从匾额伦理教化功能角度对匾额进行了深入研究。李惟佳认为匾额具有教化子孙、彰显特色家族文化的功能[4]；舒利燕则从国家治理角度对匾额的功能进行了研究，他提出匾额生而为治国，匾额中融入了国家意志，具有治国之效能[5]；张留见认为匾额文化倡导儒家主流思想，提出匾额是政府宣传工具的观点[6]。

第三， 关于地域匾额文化的研究。许多学者将研究旨趣聚焦于地域特色匾额文化，对特定地域的匾额进行了探究。雷颖认为赣南祠堂匾额既起到了美化的作用，又蕴含丰富文化内涵[7]；张昕认为山西晋中的王家大院匾额是儒道思想与家族后辈教育理念的凸出表现，匾额内容均可看出其秉持的儒商理念[8]；何庄认为北京老字号匾额是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个宝库，具有地域色彩鲜明、保存零散、口述为主的特点[9]；窦贤鹏认为匾额是奠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并结合地域文化与环境因素而形成的文化现象[10]。

第四，关于晋商匾额文化的研究。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关于晋商匾额文化的文献数量很少，而且几乎全部集中在民俗文化、艺术审美、史证档案等方面。其中，高凯从晋商民居匾额艺术审美角度探索了晋商匾额的美学特征并提出立体化、系统化的保护策略[11]；郭胜溶则从档案学视角对晋商大院的匾额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对晋商匾额档案进行了文化建设方面的深入思考，实现对其地域性档案记忆的深入挖掘，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记忆的档案化探析[12]；雷琳佳认为平遥晋商门匾突出反映了义利并举、商学传家、诚实守信、开拓创新等思想内涵[13]；段艺专认为晋中古民居建筑中的匾额遗存不仅对研究地方民俗、艺术和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而且有利于改善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14]。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关注研究匾额文化的重要性，并且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匾额的功能分类、民俗文化、艺术审美、史证研究等方面逐渐形成共识。综合来看，既有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首先是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偏少，现有研究成果中直接以“晋商匾额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不足六篇，而从企业家精神视角研究晋商匾额文化尚属理论空白；其次，现有文献大多从匾额的书法、文学、艺术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视角狭窄导致研究成果碎片化，不同研究相互之间缺乏借鉴、比较和积累，对晋商匾额文化的有效传承发展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思考。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企业家精神为切入点，对具有代表性的晋商大院匾额进行深入调查，挖掘整理晋商匾额文化蕴含着的企业家精神内涵，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晋商企业家精神进行当代价值研究和历史反思，进而实现晋商匾额中的传统商人精神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守正归一。

二、晋商匾额中的企业家精神内涵分析

马克斯·韦伯指出：驱使着新教徒企业家勤奋劳作的并非物质利益，而是一种名为“天职”的工作伦理精神[15]。商人内在的价值观念、伦理精神是驱动商人行为的巨大精神动力。无独有偶，美国学者乔治·吉尔德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在《贫困与财富》中说：“财富大半是思想的产物，而不是金钱的产物”[16]。晋商之所以能跃居明清十大商帮之首，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晋商在几个世纪商业实践中形成的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企业家精神。梁启超先生对明清晋商的商业能力颇为首肯。他曾经说，中国的商业能力唯一能让他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就是山西商人。能让梁启超先生自夸于世人的不仅仅是晋商的“海内最富”，更重要的是推动山西商人由行商成长为巨贾的企业家精神。精美的晋商匾额不只是一块刻有文词雅句的物质载体，而且是彰显晋商企业家精神的固化档案。通过一方方精美的匾额，晋商得以叱咤商海五百年的商业思想得到了固化和记忆。

(一)勤为本，敬业自律

敬业自律与勤奋在明清晋商商业规范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其不仅是晋商商号选拔人才的必备条件，也是晋商富族教育子弟的重要内容。山西各地的晋商民居商号所悬挂的匾额多体现敬业自律的商业思想。王家大院王氏十七世孙王汝诚的堂号匾额为“敬业堂”(1)语出《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辩志，三年视敬业乐群。”朱熹曰：“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乐群者，乐于取益，以辅其仁也。”、“慎终如始”(2)语出《老子》：“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意为做事从头到尾均应始终如一，不忘初心。。祁县乔家大院乔贵发次子乔全义的堂号匾为“宁守堂”，强调敬业坚守的意思溢于言表。另外，各地晋商以“笃为业”“笃行”等为内容的匾额更是常见。

阿尔伯特·哈伯德曾经说过：“与一流的能力相比，一个人拥有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更能获得社会的尊重。”具有敬业精神才会全身心投入所从事的行业并且积极进取、自强不息，敬业自律是事业成功的基本前提。正是在勤奋创业、敬业坚守的精神推动下，晋商从白手起家由贩盐而商贸百物，经营范围扩大，“下至葱蒜，上至绸缎”；经营地域由内商边贸发展到海外贸易；业务领域由单纯经商到开创票号金融业务。晋商中流传的一首铺规就鲜明表达了晋商对敬业自律的严格要求：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3)参见《北方快览》，民国22年(内部资料)。

(二)讲诚信，以义制利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对“义利”关系曾经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经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争鸣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义利思想成为官方学说而占据统治地位。儒家义利思想基本可以表达为“义在利先，以义制利”。如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亦可求之”。曾子在《大学》中明确提出自己的义利观：“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可见，儒家并不排斥求利，反对的是谋取不义之财，因此儒家主张义为根本、以义制利的义利观。

晋商思想滥觞于中国儒学思想，在义利观上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明代晋商王文显认为：“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4)参见李梦阳的《空同集》，卷44《明故王文显墓志铭》。在晋商民居商号的门庭堂室里以推崇“义”为主题思想的匾额随处可见，如“义和”、“敦孝崇义”、“思礼行义”、“仁义渊薮”(5)渊薮语出《三国志·魏高柔传》：臣以为博士者，道之渊薮，六艺所宗。渊，鱼所生活居住的地方；薮，兽所生活居住的地方。渊薮比喻事物聚集之处，仁义渊薮意为这里是藏仁聚义的地方。、“捐资尚义”(6)王兴旺系静升王氏第13世孙。他以业贾起家，性格醇厚，敦睦乡里。康熙八年乡里遭灾，乡民生机难继，王兴旺大义捐资百五十金为民解忧。为表彰其善行义举，邑侯李迪霖为其立匾“捐资尚义”。、“义高三世”、“敷经说义”、“义隆乡井”等等不胜枚举，晋商自古重义由此可窥一斑。 明清晋商创造性地提出“士商同心”的商业价值观，将“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买卖不成仁义在”等经营理念奉为圭臬。晋商重义的直接表现就是“诚信不欺”。晋商认为诚信不欺是保障商家长远利益的生命线，判断一个商人是否义商，首先考察的是他的经营行为是否诚实不欺。因而，诚信不欺在明清晋商伦理价值体系中毫无疑问地居于核心地位。晋商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经营中无论对待顾客、相与还是店内员工都能以诚相待。晋商的诚信不欺首先要求教人进德修身，其次才是获利。在此理念指导下，晋商秉持“经商有道，做人有德”的信条，往来交易常常仅凭简单的口头承诺就可以完成，凡是口头应允过的交易，无论盈亏绝不反悔。因为晋商恪守诚信经营信条，由此赢得巨大的市场声誉和社会信赖，进而成为推动晋商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

(三)和为贵，团结互助

不同的文化形态往往具有自身特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居于最高位阶的价值原则是儒家的中和之道。这一价值原则是中华文明处理不同事物关系时所秉持的一种哲学理念，具体表现为“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多元一体”的综合智慧和“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17]。中和之道强调的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在承认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各部分的交融共存，主张和睦友善，倡导团结互助，讲求推己及人。明清时期，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晋商对中和之道往往能自觉认同并一体遵行，在经营活动中崇尚和谐，济困扶危，主张同舟共济，重视发挥群体的力量。通过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各地晋商匾额中反映“中和”思想的匾额最为常见，这些匾额尽管形制多样、匾文各异，但都体现了晋商信奉中和之道，具有以和为贵、团结互助的商业格局。“理和”“义和”“履中蹈和”(7)语出汉焦赣《易林·蛊之兑》：“含和履中，国无灾殃。”履中蹈和意为躬行中庸中和之道。等这种注重群体利益的和谐意识主要体现为内外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内注重家族和谐。晋商大院中几乎都建有本族祠堂，它不仅是祭拜祖先、商议宗族群体重大事件的地方，也是家族传统教育的地方。通过上述活动，使得众多家族成员不忘祖宗遗训，上下同心同德，形成家族合力，共同致力家族的繁荣永固。祁县乔家大院的“光前裕后”“绳其德”，王家大院的“木本水源”等匾额，就是告诫子孙要牢记先祖创业艰辛，传承祖宗德行，团结一心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对外团结互助，注重行业整体利益。晋商主张团结互助，以“己好利，人亦好利”的推己之心提倡在商业活动中践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合思想，体现出患难与共、合作共赢的商业风格。对待竞争对手遵循“交相利”的人文精神，讲究争而有和，甚至以和助争，避免出现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同时，晋商早在明朝发展时期就开始注重建立行业自律，组织维护行业的整体利益，各地晋商组织行帮、订立行规、建立会馆、相互扶持，合法维护商业秩序和经营权益。可以说，山西商人“贵和”的群体精神是晋商商业品质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慎俭德，崇尚简朴

勤劳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晋商民居匾额中相当多的匾文内容反映的是勤俭美德。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劳动品质和淳朴节俭的生活方式塑造了中华民族克勤克俭的民族性格。无论是儒家的“温良恭俭让”，还是道家的“治人事天，莫若啬”(8)语出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九章:“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抑或是释家禅宗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等思想，均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贵勤尚俭的精神。由于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地少、气候干燥，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农业生产难以保障人的正常生活，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山西自古以来尚俭之风尤甚。艰苦的生存环境磨砺出晋人“艰苦创业，俭朴守业”的商业思想。贫苦农民为了改变命运，不畏艰辛，万里行商，通过艰苦创业、勤俭持家终成富商巨贾。明清晋商素以勤俭修身的精神而天下闻名，正史和方志对当地崇尚勤俭的社会风气也多有记载，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记载“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清康熙皇帝对山西勤俭之风颇为首肯：“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手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益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9)语出《东华录》，康熙二十八年八月，第255页。

尊奉“奢则不孙，俭则固”的儒家教诲而富裕起来的晋商为了警示训诫宗族子弟，往往将“勤俭视为黄金本”的商业思想以匾额的形式悬挂于门庭，提醒宗族子弟不忘“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在晋商腹地晋中一带，晋商民居大院中随处可见反映“勤俭”思想的匾额，“慎俭德”、“法司马训”(10)司马训是指司马光留给儿子司马康的著名家训《训俭示康》，其基本内容是告诫儿子崇尚节俭，力戒奢侈。、“勤为本”、“师吾俭”(11)语出《汉书·萧何传》：“萧何为相国，置宅田必居穷巷僻处。为家不修垣屋，曰：‘令后代贤，师吾俭；不贤，无为势家所夺’。”意思是让后代效法先祖俭朴无华，并且一直向下传。若不贤，陋室不会被人所夺。、“慎俭永固”、“寅宾”(12)语出《尚书·尧典》：“分命義仲宅嵎夷，曰阳谷，寅宾出日。”意为恭恭敬敬导引日出，喻为日出而作，辛勤劳作。、“司勤”、“劳朴可钦”、“勤俭和缓”、“无逸”(13)语出《尚书·周书·无逸》：“周公作无逸，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托，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这是周公戒成王无耽于享乐之辞，要知农事劳动之苦，勿好逸恶劳，才能巩固王位。、“谦俭德”等等。晋商的勤俭和吝啬有着本质差别，晋商崇尚先义后利，在面临义利选择时，他们往往一掷千金以行义举。因此，晋商勤俭体现的是道德自律和生活美德。这种勤俭的观念不仅是晋商教化修身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明清时期山西商业精神发达的文化因素，进而成为许多山西商人努力赚钱致富的文化驱动。

(五)慕书香，教化修身

慕书香、育英才是晋商的重要商业思想，在见门即见匾的晋商民居商号中，随处可见以劝读、教化、修德为核心思想的匾额，这类匾额遗存数量颇多，一方方匾额用它的微言大义宣扬了社会主流价值观，警示人们要发奋读书，进德修身。王家大院就有“映奎”(14)映，照耀。奎，奎星。古人认为奎星主文章，故又用于指文章、文字、文事之类。映奎，意为奎星光辉照耀着书香门第，文事兴盛，科考顺利。、“探酉”(15)探，探讨研究。酉，小酉山，在湖南省沅陵县西北。《太平御览》卷四十九记载：“小酉山上石室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后以酉室指书斋，这里的探酉是指研究学问，探讨知识。、“汲古”(16)语出韩愈《秋怀》诗之五：“归愚识夷途，汲古得修绠。”意为钻研学习古书，如汲水于井，一桶一桶提取。、“青箱世望”(17)青箱，收藏书籍字画的箱子。世望，社会名望或者时代期望。青箱世望指的是以学文学为传家瑰宝，世代相传。、“缥缃世业”(18)缥，淡青色的帛。缃，浅黄色的帛。古时候人们常用这两种颜色的丝帛作书囊书衣，因而缥缃指的是书卷。缥缃世业则为书香门第，世代传业。、“奎壁腾辉”(19)奎，奎宿，主文章。壁，壁宿也称东壁。语出《晋书·天文志》：“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敦诗礼”、“圣教化俗”、“仁礼传芳”、“息游藏修”(20)《礼记·学记》：“君子之学也，藏也、修也、息也、游也。”郑玄注曰：“藏，谓怀抱之；修，习也；息游，休息闲暇无事也在学习。”意为君子胸中常常想着学习，连闲暇时也在学习。等匾额；无独有偶，乔家大院的“笔锄斋”“书田历世”“会芳”“学礼典书”等匾额也强烈表达了晋商注重学习教化、进德修业的商业思想。在这一价值观推动下，许多晋商争相重资兴学，使得山西一度成为“西北邹鲁”。

中国儒家文化认为教育本质是修身向道，强调知行合一的教育观，不仅注重道德伦理的培育教化，而且追求道德践履。儒家经典《中庸》开篇语即提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21)《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本，卷12，第248页。。可见，儒家认为人要提升自己的生命品质，就必须使自己思想言行与“率性之道”相向而行，进而主张通过“修身为本”“慎独”“三省吾身”等手段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晋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家族商号内部注重运用儒家经义教化子弟、员工，在家族商业活动中践行儒家伦理道德，强调商业经营要“信义为本，利而不污”。大德通票号经常要求员工诵读《大学》《中庸》以正心修身，要求子弟、员工们独处时也要严格管束好自己的起心动念和言行举止，做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22)《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本，卷12，第248页。，很多晋商大院悬挂的“慎独”“三省居”“三省四勿”“退思补过”“学吃亏”等等匾额正是晋商注重教化修身的例证。

(六)怀天下，经世济民

晋商饱受儒家文化浸润，他们认为“士商异术而同心”，把商业活动作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故此，明清晋商能自觉认同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他们“信义”高于一切，不以赚钱作为商业经营的根本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动因，晋商自明清以来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忠君爱国、扶危济困、造福苍生，体现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晋商积极参与捐输捐饷、赈灾济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义商形象，实现了“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精神境界追求。据《介休县志》记载：“康熙六十年至康熙六十一年间，西征准噶尔，道远粮运。范氏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且省国费以亿万计。”《清史稿》作者赵尔巽曾高度评价范氏义举为“求诸往史，所未有也”。清人徐继畲有说过：“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逾千万。”[18]岁月无语，唯匾能言。随着岁月流逝，明清晋商的善行义举渐渐远去，但“乐善好施”“敦睦仁里”“修桥济众”“捐金修堡”“为善最乐”等一方方精美的匾额仍在默默诉说着晋商心怀天下的可贵品质。

三、晋商匾额中企业家精神的时代价值体现

(一)有利于实现企业家精神的文化传承

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在深层次都有支撑其事业成败的文化机理。作为制约社会运行的内在文化机理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其价值理念、文化习俗、道德规范等会在相当长时间稳定发挥作用，影响着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人的生活样态。从这一点意义来讲，“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任何社会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总书记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19]。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够为构建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提供有益思路。匾额是我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形式，是对中国特定社会阶段历史文化的记忆与展现。晋商匾额中体现的商业思想滥觞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其所蕴含的家国情怀、诚实守信、勤俭敬业等商业思想，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培育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读史使人明智，晋商的成就奠基于其发达的企业家精神。晋商匾额是明清晋商商业文化与社会记忆的图谱，虽然我们距离历史上的晋商辉煌已经渐行渐远，但晋商“做人有德，经商有道”的企业家精神以文字形式转嫁到一方方精美的匾额之上得以记录传衍，为我们探寻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和文化记忆。透过晋商匾额，我们可以对过去的商业思想进行挖掘整理，同时也可以对其进行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思考，既回归历史反思，立足当下问题，又面向未来建构。

(二)有利于构建企业家精神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个生生不息的社会文化体系，企业家精神应当具有鲜明的民族内涵和时代主题，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必然会有不同的企业家精神特质，中国企业家精神必然也会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记忆[20]。从历史性角度考察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当下提倡的企业家精神均有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内容，如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仁爱、和谐等思想，因此在商业思想上主张同行之间互利共赢，反对零和博弈；个人与社会关系上主张以义制利，不局限于一己私利得失。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晋商匾额秉持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晋商匾额中的企业家精神对传统文化特色有着集中鲜明的展现。在晋商大院悬挂的“仁义渊薮”“捐资尚义”“学吃亏”“履中蹈和”“修身为本”等一方方古匾，把“士商同心”的主体意识、“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修身正己”的自律意识和“同舟共济”的群体意识等独特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彰显了明清晋商企业家精神独具特色的中国气派和中国智慧。晋商匾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现象，其蕴含的商业思想无疑是构建当代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层次的文化动因，而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要素。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变革时刻，全社会亟待培育起尊重、丰富和发展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氛围，晋商匾额中蕴含着的开拓进取、诚实守信、勤俭进取、以义制利等商业伦理思想，不仅为当今企业家们确立了道德标尺和行为规范，而且为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

(三)有利于开发企业家精神的本土资源

本土资源是指本乡本土地方区域内自然景观、历史传统、发展成就、典型模范、精神文化等资源的总称，具有地域性、历史性、文化性、开放性等特点。“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企业家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企业家在企业经营实践中形成的。因此企业家精神只有从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本土资源才能找寻到其生存发展的源头活水。在晋地这片贫瘠土地上孕育出的晋商匾额文化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更是对企业家精神内涵的补充和镜鉴。这种独特的文化资源不仅是三晋大地的文化资源，也为培育晋地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文化资本。通过对明清晋商匾额进行企业家精神向度方面的研究，梳理现代“当下”对历史“当下”文化记忆资源的知识，以符合历史原貌、文化传承的形式对晋商匾额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和保护，以当代社会价值视角对晋商匾额商业思想进行解读传衍；不仅体现了明清晋商匾额资源的开发价值，而且凸显出企业家精神培育中深厚的文化自信，有利于深入开发利用晋商匾额资源在企业家精神构建意义上的新价值、新功能，能够为企业家精神与晋商匾额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研究维度。从本土资源实际出发，在挖掘本土资源与企业家精神构建结合点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具有本土特色的、顺应时代要求的企业家精神本土资源开发模式，建立地方本土资源的基地，对地方本土资源整合提炼，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家精神思想体系。

(四)有利于彰显企业家精神的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文化自信就是对奠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的各类文化要素的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终都根源于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容并蓄、源远流长，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不仅涵育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同时也为培育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有益思路。

在企业家精神培育中坚持文化自信最重要的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挖掘提炼那些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同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为构建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提供新的元素。作为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匾额以其内容的经典、精粹和精致获得了“门楣上家国，梁柱间文脉”之雅称。晋商匾额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不仅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元素，而且晋商匾额以其多元化的社会功能给人以文化自信的原动力。以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契机，深入研究晋商匾额商业思想，赋予晋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使晋商精神“满血复活”，可以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和源源不断的文化驱动。

四、晋商匾额企业家精神的特点与当代转型

回眸晋商匾额企业家精神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文化反思催生变革转型，实现企业家精神由传统走向现代。奠基于小农经济和权力经济形态上的晋商文化，必然带有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局限性，晋商匾额在固化记忆明清晋商优秀商业思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文化中先天固有的沉疴痼疾，在面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转型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不适，在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晋商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反思。

(一) 晋商匾额企业家精神特点

1.儒商结合

儒商结合就是在商业经营活动中遵循儒家之道，把儒学思想融入商业经营活动。如前所述，晋商民居悬挂的匾额将对儒家“仁义”“和谐”“诚信”等思想精髓表现得淋漓尽致，“仁礼传芳”、“履中蹈和”、“仁义渊薮”、“三省四勿”、“仁周义溥”(23)“仁周义溥”是李鸿章在光绪四年为祁县乔家书写的的牌匾，悬挂于乔家大院中堂。、“志成信”(24)“志成信”是太谷县晋商票号名称，其票号院落是一所俄式风格建筑，至今仍然屹立在太谷古城西大街上。等等匾额在晋商民居院落中比比皆是，反映出明清晋商商业文化中蕴含着浓厚的儒商结合的特点。其中“志成信”票号旧址大门上的一副楹联对晋商的儒商精神作了精准解释，上联是“秉公而贸易货真价实”，下联是“守义以经营玉积金堆”。晋商主张“士商异术而同心”，在商业经营中讲究“义利统一”，将商品经济“逐利”的客观要求与商人行为的道德自觉结合起来，在肯定“利”的合理性的同时又强调“利而不污”“仁中取利”，商业经营活动中讲究“和而不同”，注重竞争与合作、个人与群体、物质与精神的协调与统一，展现出晋商商业思想中的道德自觉性和义利辩证性。儒商结合的商业精神对明清晋商的商业行为不仅起到了导向、激励的作用，而且规范、升华了明清晋商的商业人格和道德境界，成为推动晋商五百年辉煌的深层次文化机理。

2.政商结合

在晋商五百年的兴衰变迁史中，权力因素对晋商事业成败始终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权力本位的封建社会中，权力是配置资源的唯一手段，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垄断性给国民经济运行打上了权力经济的印记。在权力经济的逻辑下，资本同权力的亲疏远近直接决定着资本利润率的大小。因此，在权力本位的封建社会中，处于四行之末的商人为了谋求生存发展，往往通过依附强权来争夺社会资源，商人们千方百计地攀附朝廷官员，与官员形成了“亦步亦趋、如胶似漆”的亲密关系，在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之间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依附性政商特点。

从晋商匾额的视角考察，晋商政商结合的商业特点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向度：对外晋商不断攀附结交政治势力；对内晋商则格外重视培养家族子弟科举入仕，经营家族政治势力，为其家族商业构筑政治保护伞。明清以来，一方面晋商不断致力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统治者逐渐放宽商人科举和纳资拜爵的限制，晋商全面向官场渗透，构筑起政商结合、权贵一体的商业风格[21]。据榆次车辋常家《常氏家乘》记载，仅仅在清朝咸丰至光绪年间，常氏族人就有132人入仕。许多晋商大院门楣上悬挂着“进士第”“郡伯第”“大夫第”“武德第”等匾额就是“政商结合”商业特点的鲜明体现。正是由于有了政治势力的护佑，晋商能够进入官盐行销、茶马互市、票号金融、国际贸易等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获取了积山盈海的财富。同样，也正是由于依附型政商关系导致晋商未能形成独立的商业人格，最终随着封建王朝的瓦解，失去权力萌荫的晋商也逐渐走向了衰落。

3.学商结合

就教育目的这方面，晋商从科举入仕向发家致富实用主义教育观念的转变是其匾额商业思想的又一特点。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实施后，开科取士是平民百姓进入官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学也，禄在其中矣”，“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在科举制度和功利性教育观念等因素影响下形成了“天下四行，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士”与“商”分属四行首末，“商”的地位远低于“士”。无数人为了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华丽转身而皓首穷经，“学”成为“仕”的主要途径，而“仕”则成为“学”的终极目的。“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直到现在依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然而，在明清时期的山西民间却突破“学”“仕”结合的世俗教育观念，创造性地形成了“学而优则商”的新教育观念。晋商并不因其身处士农工商四行之末而忽视教育，相反历来重视对宗族子弟的教育培养，只是在教育目的上晋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商结合”的价值理念。在当时的山西商人看来，“士与商异术而同心”，通过经商同样可以实现“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再加之科学之路坎坷艰难，而经商业贾相对容易成功，于是形成了“以学保商”的实用主义理念。在“学而优则商”的理念推动下，大批饱学之士弃儒从商，汇集了优秀人才锐意经营，整体提升了明清晋商群体的商业能力。学商结合的商业文化特点为明清晋商开创“海内最富”提供了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最终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创造出几个世纪的商业奇迹。

(二) 晋商匾额企业家精神的当代转型

1.政商关系特点：由“依附性”关系转向“亲”“清”的新型关系

在各地晋商民居院落中，以“文魁”“进士第”“郡伯第”“大夫第”等为匾文内容的匾额比比皆是。这种匾额文化反映了明清晋商浓厚的科举情结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这种情愫在政治权力至上的封建社会又得到进一步的放大。由于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封建社会国家强化了对工商业的控制，权力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在权力强于资本并且缺乏有效约束的制度下，资本是永远的弱者。为了改变自身市场地位，明清晋商在其商业经营活动中热衷于结交官府、追求商业特权，晋商资本与政治势力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依附型政商关系。基于此，晋商是辉煌的，也是脆弱的。靠官府维护市场垄断地位进而谋取巨额利润的理念背离了市场竞争原则，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限制了晋商商业主体的独立性和商业经营的灵活性，未能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商业人格，一旦朝代更迭，缺乏改革意识的晋商最终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迅速败落。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要摒弃传统官本位思想，构建以“亲”“清”为特点的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政商关系强调的是政商之间要交往有道，把握分寸，防止出现“清而不亲”和“亲而不清”两种错误倾向。为此，企业应当建立以独立、创新、法治、平等为核心的市场导向型企业经营理念，而政府部门则努力实现由“干预管制型”向“协调服务型”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和企业交往过程中确立服务意识和底线意识，使政商交往既真诚服务又清白纯洁。

2.价值理念：由“群体利益”本位转向“集体主义”本位

明清晋商秉持以义制利的理念，在经营活动中崇尚和谐，济困扶危，主张同舟共济，重视发挥群体的力量，可以说晋商具有群体价值本位思想，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注重家族利益、同乡商会的行业利益。“敦睦仁里”“捐金修堡”“修桥济众”等匾额反映传统晋商精神提倡服务社会扶贫济困的社会价值含义，但是这种追求和谐、注重群体利益的观念距离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价值本位还有实质性差异。晋商提倡的群体价值本位产生于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群体利益多以血缘关系和乡里情谊为纽带，导致其内涵半径总体上未能超越个人或乡族利益，其本质还是没有超越个人价值范畴，由此其商业决策、商业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小群体”的局限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精神提倡的“义”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发展，满足最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可见其价值本位立足于社会利益[22]。传统晋商文化要实现现代化重构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以共同富裕消解经济个人主义，完成由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群体”价值本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价值本位的转变，有利于形成公正、健康、和谐、文明的社会共同体。

3. 企业家精神培育：由自发机制转向“知行合一”的自觉机制

纵观明清晋商五百年兴衰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一部晋商发展史就是晋商企业家精神的兴衰史。正如蔚泰厚票号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在《同舟忠告》中的反思，晋商票号最终破产固然有天灾的因素，但主要原因在于票号同仁们玩弄权术、争名夺利，缺乏同舟共济的精神(李宏龄《同舟忠告》)。明清晋商前辈以“开拓创新，敬业进取、同舟共济”等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在晋商的代际传承过程中逐渐消减，这种代际消减使得后期晋商财东们的视野无法越过深宅大院的高墙，未能使自己的商业活动融入社会变革大潮，最终与宝贵的变革机会失之交臂。

晋商企业家精神的代际消减现象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强烈的农本意识是其衰落的深层次根源。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农本意识构成晋商商业伦理的思想基础。作为脱胎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落魄农民，明清晋商对土地农耕怀有深深眷恋。富丽堂皇的晋商宅院屡有“耕读传家”“观稼阁”“躬耕立德”等匾额出现。这些匾额客观记录了经商致富后的晋商仍然在骨子里守望着农本意识。晋商虽然在商业活动中主张士商异术而同心的伦理，但始终将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本商末”的价值观奉为圭臬，其商业人格呈现出“以末求之，以本守之”的矛盾逻辑。晋商虽然依靠“四行之末”的商业发家致富，但各地晋商赚取的巨额利润多数又回流于土地，用于盖房产、置田地等生活消费，很少用于产业资本的转化，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作用有限。另一方面，“以末求之，以本守之”的奇怪逻辑最终导致晋商企业家精神在晋商家族的代际传承中逐渐淡化，而由农本意识催生出的保守封闭思想更对明清晋商企业家精神形成极大的消解。明清晋商企业家精神培育处于自发状态，缺乏“知行合一”的自觉机制。虽然明清晋商企业家精神有注重教育的“学商结合”特点，但是这种教育存在两大缺陷，一是缺乏对企业家精神的理性认识和系统培育，二是缺乏企业家精神“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企业家精神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内涵品格，而且其精神的培育也具有实践品格。只有在“知行合一”的社会磨砺中，才能培育出敏锐捕捉商机和应对风浪挑战的企业家精神。

4.风险防控路线：由“片面调节”转向“德法互济”

“仁义渊薮”“志诚信”“履中蹈和”等反映儒家教义精髓的匾额在晋商民居院落中最为常见。晋商讲究“经商有道，做人有德”，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奉行“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注重运用“和谐”“仁义”“诚信”等儒家伦理思想调节家族内部利益关系和对外商业关系。在传统社会稳定发展时期，这些商业道德有力地帮助晋商迅速崛起并成就其“海内最富”的梦想。然而，在社会激烈动荡和转型变革的年代，晋商仍然泥古不化、不思革新，继续恪守基于道德伦理规范而构建的无限责任制、无限经营权、无抵押贷款等片面商业调节机制。这种片面调节机制的缺陷表现在调节手段和调节对象两个方面：一方面，调节手段片面依靠道德自律；另一方面，调节对象只能顾及商家自身，无法有效约束对方，尤其在信用半径超出地域亲缘的熟人社会外，显得软弱无力。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商业调节机制，以讲究信义著称的日升昌票号在后期屡屡发生伙计、经理携款潜逃事件，而日升昌财东竟然无计可施，最终导致百年老号破产倒闭[23]。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代，一味泥古不化，单纯依靠道德自律约束商业行为，忽略利用契约精神构建“德法互济”的双向商业调节机制，在风雨如磐的年代进一步放大了商业风险，最终给后期晋商发展带来了致命打击。新时代条件下，防范企业风险必须营造以“诚信、法治、责任”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生态，将诚信意识、责任观念和法治精神贯穿于企业文化建设全过程，教育企业员工树立“德法互济”的风险防控思维，保障企业顺利健康发展。

五、结语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文化传统和信念体系是制约一切的根本因素[24]。因此，现代制度必须与传统文化相调适才能有效运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内涵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水乳交融、一脉相承。明清晋商匾额作为地域性历史文化记忆的活化石，不仅蕴含着明清晋商的商业智慧，更是对明清晋商商业文化的固化记忆，一方方匾额就是记录晋商由行商成长为巨贾的一本史书。因此，晋商匾额为研究中国企业家精神历史渊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有责任将其进行妥善的保护和开发。匾额有形，匾意无垠。挖掘、梳理、解读晋商匾额商业思想的目的是要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其时代重构。晋商匾额中的企业家精神的重构不仅应当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而且要坚持用***总书记提出的“两有”“两相”“两创”的方法对其进行烛照和筛选，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市场经济法则为价值引领，对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沉疴痼疾要科学鉴别、果断抛弃，在继承企业家精神民族特色的同时进一步丰富我国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进而实现晋商匾额的传统商人精神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守正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