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底层逻辑——基于山西太原数字治理的案例分析

刘 栩

(桂林医学院 人文与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199)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与智慧社会”是“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举措[2];而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党委领导……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3],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3],要推动解决“数字鸿沟”[3]等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描绘出“十四五”时期数字社会前进的方向为“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4]。

据此,杭州、上海、成都、太原等地都各自展开了数字社会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在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随着“健康码”与“行程码”的普及,普罗大众与数字治理之间有了一次最密切的接触。至此,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从20世纪“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5],到本世纪5G、大数据、云计算及区块链等数据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时移世易,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化趋向对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出新的需求。正如古语“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在数字社会中探讨基层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首先要回应的问题就是数字社会中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有哪些变化,本文即以此为题结合太原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实践展开分析。

一、缘起:数字社会的未来已来

从刀耕火种到蒸汽电力,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会带来社会的变迁。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明与普及发端于工业社会的后期,自此以信息技术为支点,人们开始探讨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应是怎样。

显然,“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6]1,“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6]569,“这是一个新存在的开端,事实上也是新时代的开端,即信息时代,其独特之处乃是文化相对于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获得了自主性”[6]578。

据此,在经历了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后,世界将迎来信息化社会的第三次浪潮[7]。信息化社会对于传统的工业社会而言,将“对所有领域中最重要的领域——人类的思想,发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总之,所有这一切变化,变革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改变了我们理解世界的能力”[8]180,它将“带来各种不同层次的革命性的自强不息的变革。这结果不仅是旧社会的崩溃瓦解,而且为新社会奠定了基础”[8]390。于是,信息社会“需要新的政治机构,就像需要新的家庭、教育机构和公司组织一样。它与寻求新的能源基地、新技术、新工业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它反映了通讯方面的剧烈变化,反映了重建与非工业世界的关系需要。总之,它是所有这些不同领域的加速变化在政治上的反映”[8]484。显然,从传统的现代社会到数字社会,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如何创建一个新的治理结构”[9]。

时至今日,数字社会的未来已来。在技术层面,它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支撑;在经济基础层面,数字经济对传统的线下实体经济发起挑战;在上层建筑层面,它正在逐步消解建基于工业文明之上的现代性权威,并逐步重塑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这些变化的出现必然会导致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由此,如何治理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二、解读:数字社会中的治理研究

从计算机的出现,到互联网的兴起,再到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成熟,托夫勒与卡斯特所设想的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显露真容,一个数字化的社会已然到来。相较于数字社会的各种议题,数字治理无疑是社会各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见图1)。

图1 数字社会研究相关主题汇总(1)本图根据中国知网搜索相关内容制作而成。

追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围绕数字治理这个议题有两条主要的研究径路:一是从理论到实践,即以现有的理论提出一种新的治理理论来解释数字社会的治理实践,如Carol Soon等基于角色理论分析了数字媒体在选举中的作用[10];二是从实践到理论,即从数字社会建设的实践出发归纳出相应的理论成果,如Luis等从地方群体出发所做的研究[11]。由此,沿着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反思理论的这个逻辑,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整理。

(一)数字治理的理论问题:从治理到数字治理

自世界银行于1989年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后,“治理”与“善治”便成为学术界的时髦词汇[12]。引入国内后,治理被诠释为国家治理或社会治理,是指“由执政党和政府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问题的管理,在范围上相当于传统的国家管理的概念”[13],围绕治理的模式理论界形成了三个流派。(1)“善治”模式。从治理的目地着眼,俞可平首倡“善治”模式[14],陈广胜进一步将其诠释为主体上的“善者治理”、目地上的“善意治理”、方式上的“善于治理”和结果上的“善态治理”[15]。(2)合作治理模式。基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有学者将社会治理模式归纳为统治型模式、管理型模式和服务型模式,并认为合作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变革的最优方案[16-18],持此观点者多认为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是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19]。(3)协同治理模式。基于当前的社会发展现状与未来数字社会的走向,认为我国未来的治理模式应是“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20]。在此三种模式中,协同治理与数字治理的关系最为密切,多数学者认为数字治理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协同治理[21]。

而“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治理形态始终与经济基础与信息传播结构匹配,并随其变化而变化,达到两者之间的耦合”[22],因此,当时代进入数字社会后,数字治理也被称作“电子治理,是产生于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之后的概念,是数字时代全新的先进的治理模式”[23];在实践层面数字治理被理解为“政府、公民及其他各主体依托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的参与、互动与合作,构建融合信息技术与多元主体的一种开放多元的社会治理体系,其主要体现在:现代国家治理通过引入信息技术来更好地提升自身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效能,同时国家的管理技术、治理手段变得越来越‘数字化’‘网络化’与‘技术化’”[24]。

作为一种信息的技术赋权模式,有学者高度评价了数字治理对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技术层面,它能“实现对线下传统政府的升级”[25];组织层面,它“可以撬动政府向内的力量整合及向外的资源获取”[25];权力层面,它“使政府继续在信息网络中成为关键节点,以此维持其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影响力”[25]。

总之,从治理到数字治理,数字治理的研究“发轫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衰微之际,强调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对公共管理的影响”[26],被认为是“数字化技术与治理理论的统合”[27]。其要义在于“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能以数据形式留痕,于是形成了海量的数据存储,面对这些‘休眠数据’,需要利用数字技术所包含的算法机制进行激活,深度发掘海量数据的价值,使之成为政府分析公众需求特点的重要依据,以此推动公共服务的精准化,提高治理效能”[28]。

(二)数字治理的实践问题:数字鸿沟与权力重构

站在理论的角度,对数字治理这一新生事物不少学者持乐观态度,认为这一新事物将有助于基层治理成果的共享[29],将有助于社会服务水平的提升以达到善治的状态[30];但从数字治理的实践出发,也有学者注意到数字鸿沟与权力结构的重构是数字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

数字鸿沟是数字治理内生的主要缺陷。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质疑的声音出现,如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名为《Many Voices,One Word》的报告就指出“计算机的普及应用是否会引起个体与个体、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等”[31]。之后,这种基于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普及所引发的社会不平等的现象,被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命名为数字鸿沟。至于数字鸿沟为何会产生,多数学者将其归因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32-34]。郝大海等的实证研究证实我国社会中数字鸿沟的真实存在,指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高收入、高职业地位人群在使用网络帮助个人职业发展方面的投入程度最高,将网络用于娱乐最少;而经济发达地区的低收入、低职业地位人群将网络用于个人职业发展最少,用于娱乐最多,考虑到互联网巨大的外部效应,这一差距势必将进一步深化经济发达地区现有的社会结构性不平等”[35],这既是数字社会发展中治理议题面临的最大困境,也是数字治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权力重构也是数字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数字社会中“数据资源和大数据算法的价值将会获得全面释放”[36],它意味着在传统的权力之外会产生一种新的权力,即“数据权力”。围绕数据的管理与使用,政府—企业—社会三者的权力结构必将重置,“谁掌握了数据和数据的使用规则,谁就拥有了相应的权力”[37]。由此，如何在分权自治及控制协调之间实现平衡是数字治理要解决的关键议题[38]。隐藏于其后的风险又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在数字治理的过程中“重数轻人”的倾向明显,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数字化的普及,但治理的过程忽视了对人的关照[39];(2)数据的流动性意味着数据可能被泄露和滥用[40];(3)面对国家与企业对数据的控制与支配,普罗大众有可能无法有效运用数据技术保护自己,同时数字社会中权力的扁平化取向也有可能导致权力向匿名的大众群体转移,从而削弱政府对社会的治理效果[41]。

(三)数字治理的理论反思:数字治理向何处去

尽管数字治理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却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于是,数字治理的完善也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议题。走技术路线者认为可从“数据链接、流程驱动和结构再造三个层次建构‘政府即平台’方案”[42]来提升数字治理的效能。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看,主张“技术维度上搭建高效网络平台,提升数字治理能力;制度维度上建立数字化参与机制,完善社区治理顶层设计;社会维度上培植广大社会力量,助力数字治理领跑”[43]。在实践层面,则主张“全方位深化政府数字化转型,未来需要实现从信息化普及到智能化应用的理念创新、从数据孤岛到数据流通共享的数据创新、从职能驱动到社会需求驱动的服务创新,以及从单向决策到共商共建共享的决策创新,最终提升数字政府的治理绩效”[44]。此外,关于数字治理的讨论还有很多,但提出的对策建议主要围绕“理念共享”“顶层设计”“技术赋能”“制度赋权”“组织保障”等关键词来展开(见图2)。

图2 数字治理对策词频图(2)根据中国知网搜索相关文献应用NVIVO11.0软件,以“对策”为关键词编码制作。

(四)本文的方向与任务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于数字社会的想象就已经被作为未来学的重要内容而提出,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关于数字社会中的治理议题逐渐成为讨论的热点。国外,数字治理同电子政府的研究是统一起来的,关注的是数字社会中的权力构成与权力运用;国内,多是对国外理论与观点的介绍,以及对北京、杭州、上海等地智慧城市与数字政府建设的案例剖析。

遍观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可知,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的选择上，或是采用实证的研究范式,针对数字社会中某个治理的个案实践展开分析;或是采用诠释的研究范式,通过对数字治理的描述性阐释来寻求数字社会与数字治理间的因果关系。显然,在方法论的视角,现有的研究缺乏对数字治理实践的批判性分析;在观点上,对于数字治理是否等同于基层政府实践中所提出的数字化管理缺乏分析,换言之就是对于数字治理的底层逻辑缺乏探讨。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批判的研究范式,以历史的批判的方法对太原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数字治理的实践与摸索进行考察,以求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底层逻辑转换进行一个总结。

三、实践:太原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

(一)为什么选择太原?

谈到数字治理的实践,“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及上海等发达地区和城市已经率先启动了数字化城市建设,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无线通讯技术、GIS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数据库技术等构建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实现城市治理的数字化建设,大大提高了政府服务的能力和水平”[23]87。显然,关于数字治理这些城市已然取得了不少经验,那为什么要选择太原作为分析的对象呢?

两个原因：一是已有的这些成功经验多是基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践,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弱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可以借鉴,不能照搬。基于这些发达城市的典型案例所得出的结论其普遍意义须被质疑。相反,太原作为中部省会城市,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情况恰处于中间水平,对于绝大多数城市与地区而言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二是太原被列入全国“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试点城市”,在数字治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具有可用来研究的实践基础。由此,本文选择中部省会城市太原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

(二)数字治理的太原实践

细数太原数字治理的发展历程可知,随着时间的推进太原数字治理的思路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治理+数据”阶段、“互联网+”阶段及“大数据治理”阶段。

1.数字治理=数据治理?

太原数字治理的初次尝试始于2008年，当时数字城管工程成为太原城市管理的“一号工程”，并作为城乡清洁工程的长效保障措施来启动[45]。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方面数字城市管理平台“整合了电子政务网、劳动保障网和12345便民服务热线,共享了公安、交通视频图像监控系统及规划部门电子地形图、国土资源局正射影像图,实现了城市信息资源最大化的应用,节省了建设和运维经费,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城管问题的采集量。环卫部门还配备了移动视频车,用于处理城市管理应急事件和重大节事活动现场及周边的移动监控”[46]；另一方面“还聘用了180余名城管监督员,每人配备一部‘城管通’(无线监管数据采集器),并在其负责的20至30个网格(示范区被划分为一小块一小块独立网格)中,对城市管理部件和事件问题信息进行实时巡查采集,实现全覆盖、无盲点监管,对城市管理问题实现精确定位和快速反应,进一步提高了城市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46]。随后,2009年5月太原市正式下发了《“数字城管工程”运行管理工作方案》,从制度上对“数字城管”的实践进行了完善。

显然,太原对于数字治理的最初尝试的特征是将数字治理等同于数据治理。电子政务网、劳动保障网、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及180余名城管监督员均作为数据收集工具而存在,收集的数据是政府决策和管理的技术指标,管理和治理的行为仍然在政府的内部形成闭环,企业及社会的力量尚未得到发挥。

2.数字治理=“互联网+”?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与微博的出现贯通了政府与社会间的“最后一公里”。特别是在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后,以“互联网+”为特色的治理方式成为太原数字治理的拓展方向,形成了“互联网+社区治理”“互联网+宣传引领”及“互联网+民生服务”等模式。

(1)“互联网+社区治理”。数字社会的到来必然会重新塑造社区权力的结构,传统的“我说你听,我管你从”的社区治理模式存在着诉求难、诉求慢的沉疴,很难满足新时代社区治理的现实需求。于是太原市柳巷街办首开“互联网+社区治理”的先河,其下辖的柴市巷、宁化府、铁匠巷等社区先后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作为社区治理的平台与工具。尽管各个社区的微信公众号在界面设计上各具特色,但在功能设计上基本涵盖三方面内容:一是社区办事指南,包括党组织服务、社保服务、计生服务、为老服务、扶残助残等;二是社区的通知公告,如社区活动通知、征兵政策、天气及安全方面的温馨提示等;三是各种类型的微课堂,如廉政微课堂、微党课、党员学习和同心桥等。

时任街道党工委专职副书记G谈到“传统的社区管理中,咱们面对的难题是和群众之间的信息渠道不够畅通,一些惠民的政策措施没有办法及时传达到每一位居民的耳中,另一个就是街道和社区组织一些活动参加的基本都是退休在家的老人,年轻人工作忙基本不关注街道和社区的事情……现在几个社区开了微信公众号,这种形式就把年轻人也吸引进来了,还能更快地将各种政策信息从这个渠道传下去,从原来的点对面,到现在的点对点,效率提升了好多……”(3)访谈资料:LX/LZ/YJ/G/2013-07-12.。由此,一个“互联网+”的社区治理模式初步显现。它的优势在于贯通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更在于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开始关注社区生活。

(2)“互联网+宣传引领”。相较于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数字社会中信息的传播往往是“在整合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的基础上,通过以互联网为主的各种渠道,借助日益多元化、便利化的终端将传播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用户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47],这必然对传统的报刊、广播及电视媒体的信息传播与意识引领能力造成冲击。据此,***总书记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48]。为了进一步提高新闻传播的引导力,太原探索出一条“互联网+宣传引领”的路子。

其具体做法:“太原日报报业集团通过‘内融外联’打造‘全媒体指挥中心’这个新媒体矩阵,更加有效、快速、准确地传播太原声音。所谓‘内融’是指,通过全媒体中心的建设,打通太原日报社报、网、微、端、屏各单位、各终端的接口,实现资源共享与互通,实现日常报道和重大报道的‘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全天滚动、全网覆盖’。所谓‘外联’,是指通过全媒体中心有效整合全市各方面的新媒体资源,相互协作,优势互补,共同打造一个高效率、全覆盖的新媒体协同平台。平台目前联系的各类微信、微博公号有500多个”[49]。“互联网+宣传引领”的成功案例就是太原市委宣传部挑头推动的“担复兴大任,做时代新人”活动。自2017年11月开始,在“互联网+”的思维指导下,太原市借助融媒体战略,使活动在各媒体上的传播精彩纷呈,形成了太原的特色文化品牌“时代新人说”[50]。

由此,形成了一个“互联网+”的媒体治理模式。它的优势在于打通传统主流媒体与网络新兴媒体间的通道,形成了新时代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阵地。

(3)“互联网+民生服务”。“互联网+民生服务”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医疗健康领域，如太原市阳曲县人民医院推出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尝试。为实现“医疗运营和服务的一体化管理”及“以居民为核心的全程连续性健康管理”的目标,阳曲县人民医院以信息化平台建设为助手,让人工智能助力县域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发展。目前,已建成的集团信息化平台包括有远程影像中心(PACS)、家庭医生手机APP等四大中心六大系统,为集团同质化管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特别是多学科远程联合门诊,延伸了集团技术触手,基层可以“一键呼叫”上级医生协助、随时现场联动解决问题,通过信息平台的高度融合,达到了“让信息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同时,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家庭医生的签约及随访,都可以通过专门为村医研发的个性化手机APP实现,既提高了村医的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作强度,又能使健康档案随建随调,为诊疗提供参考,让居民健康档案“活起来”,避免了过去的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率先在全省实现了居民健康档案与医疗的高度融合。

由此,形成了一个“互联网+”的健康治理模式。它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互联网互融互通的特色,大大节省了就医成本。

3.数字治理=大数据治理?

面临新冠疫情的考验,我国政府所推行的健康码“不仅为防治疫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成为数字社会治理的重要尝试”[37]。在疫情治理这个大前提下，“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数字抗疫本应该由政府主导,但现实中反应最快的却是互联网企业……政府首先是让渡了部分公共管理的权力,其次是允许平台获取了国民的健康数据等信息”[37]。这个过程所呈现出的特质就是一个“融”字,是政府与企业的协同合作,是“举国体制”之下各种资源的破壁融合。

同样,在太原市数字治理的实践中亦有关于破壁融合的尝试。如太原市小店区城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将12345便民热线、数字城管等各类举报信息统一纳入办理。借助大数据统计分析功能,建立‘多个渠道收集、一个系统交办、一套标准考核’的运行管理模式,有效减轻了部门和街乡工作负担,提升了城市管理的效率和精细化水平。在市、区两级双向联动、信息互通的基础上,小店区发挥部门、街乡、社区的积极作用,全力推进‘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执法体制改革。通过建立‘一级监督、二级指挥、三级考核、四级闭环’的案件处置机制,以扁平化管理模式派发处置案件,大大提升了群众诉求处置的质量和效率……”[51]。此外,借助此平台实现了对施工工地与占道经营的可视化监控,同时市民亦可通过数字城市微信公众号、志愿随手拍系统参与到城市综合管理的过程中。

据此,数据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资源,大数据成为一种数字治理的思维与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企业与市民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基层社会治理不再是政府体系内的闭环运作,而是政府—企业—社会的有机融合与协同治理。

四、反思:数字治理的逻辑转换

从最初的憧憬,到2021年“我国网民规模突破了10亿人大关,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1.6%。我国网民中,手机网民占比常年超过98%,截至2021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10.07亿,较2020年12月新增手机网民2092万,占比99.6%”[52]。结合太原的实践可知,数字社会的未来已来,社会的治理日益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与网络化的趋势,数据成为个人日常生活的构成性要素,算法成为社会权力的构成规则,数字治理与传统的社会治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

(一)治理策略:从整体治理向碎片治理转变

数字化社会的一个特质就是碎片化,“毕其功于一役”的整体性治理逻辑已然无法应对数字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数字治理所面对的问题与对象也呈现出碎片化与网络化的特征,如何选择适当的基层治理策略,是街道办、居委会乃至地方政府在基层治理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如前文提到的铁匠巷与宁化府两个社区开通社区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对这个现实问题的回应。

显然,基层社会的数字治理需要治理的主体根据基层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结构及网络硬件设施的不同进行综合评估,设置不同的治理议程,切忌盲目跟风,不能太超前也不能太滞后,针对性的治理策略的不足必然导致服务的使用率低下,结果非但没有便民,反而会造成了人、财、物的浪费。如考虑到数字鸿沟的存在,对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偏远地区或以老年人为主的传统型社区，其数字治理的策略应当与经济水平发展较好或以年轻人为主的社区有所区别。

(二)治理结构:从科层结构向权力网络转变

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现代社会的基层治理是建立在科层体系上的“精英治理”模式,并由此衍生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体系。在这个治理体系内,从信息到权力资源的分配均是从上至下的。进入数字社会,互联网塑造了一个扁平化、去中心化的基层权力网络,它对传统的科层权力结构造成颠覆,改变了基层社会的权力法则。如2021年安阳发生的狗咬人事件[53],就充分显示出在基层治理的具体案例中多元化的网络权威的力量。因此,基于扁平化的社会权力结构,数字社会的基层治理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承认多元化权威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构建“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如太原日报报业集团通过“内融外联”将500余家微信、微博公众号吸引纳入并打造出一个新媒体矩阵;二是面对数字社会对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重塑,社会治理的所有参与者均需在新的权力网络中重新定义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及其规范。

(三)治理秩序:从领导型秩序向合作型秩序转变

太原推进数字化治理的初期采用的是“治理+数据”的模式,意图在政府内部的闭环中完成对社会的治理,这个策略映射出的秩序逻辑仍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领导型秩序,即在一个治理的时空范围内由某一占优势的领导力量来决定治理的秩序。但在数字社会中,随着权力结构的扁平化、信息发布的多点化、信息传播的网络化，政府与企业之外的普通大众将在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数字治理的推进要倡导一种合作型的治理秩序,要鼓励更多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局中人”参与到治理的过程当中来。

(四)价值理性:从追求工具理性向追求价值理性转变

在治理的价值选择上,基于太原与全国各地的实践不难发现,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各地都努力将互联网运用到社会治理的基层实践当中——从电子政务到民生服务,从社会保障到医疗救助,讲的是“技术赋能”,实质上这仅是将数字技术视为社会治理的一种辅助性工具,体现的是一种对工具理性的追求。但对于数字社会而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技术背后的价值,因此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真正结合,需要社会治理的主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打破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壁垒,积极引导居民科学合理地利用互联网与算法，有效地参与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来,而不是简单的设立一个政务网站或开通一个政务APP。

五、结论

通过文献的回溯与太原市的实践,本研究认为从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基层社会数字治理的底层逻辑体现在治理策略、治理结构、治理秩序及价值理性四个层次,即从整体治理向碎片治理转变、从科层结构向权力网络转变、从领导型秩序向合作型秩序转变、从追求工具理性向追求价值理性转变。但限于资料的来源主要为新闻报道,未能对城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展开近距离、长时段的考察,因而对基层社会中数字治理的全貌未能予以全面展示;同时,限于疫情原因,未能在近期深入田野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者与参与者展开访谈,对于数字治理对经济社会发展最新的推动作用同样无法做出精准评估。因此,对数字治理的认知、作用及作用发挥的模式还需进行深入研究。

但毋庸置疑的是,围绕数字治理,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从最初的电子政务,到“互联网+”思维的提出,再到面对新冠疫情健康码实施所推动的以大数据治理为特质的治理体系与治理技术的破壁融合,已然证明简·芳汀所设想的“当制度的、技术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逻辑相碰撞相协商的时候,虚拟政府将得以建立”[54]89。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已经证明数字社会不再是一种憧憬,数字社会的未来已来;数字治理必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