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纳粹化的非理性因素与战责国家的历史反思

卢晓娜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德国纳粹化的非理性因素与战责国家的历史反思

卢晓娜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美学者关于纳粹主义起源、发展的研究从未中断。在德国纳粹化的诸多因素中，德国民众普遍接受纳粹主义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以汉娜·阿伦特为代表的学者注重从社会心理层次，尤其是从非理性因素角度来解释该问题。从非理性因素解释德国纳粹化亦为战责国家的战争反思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因非理性因素发动战争给自身和其他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民族；当其面临历史审判之时，绝不能摒弃理性，任由非理性继续主宰人们的意识，选择“遗忘”来逃避事实，通过篡改粉饰自身，这必将引发新的灾难。

纳粹主义；非理性因素；战责国家；历史反思

1932年7月，纳粹党发展成为国会第一大党，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组阁，次年8月19日，德国公民举行投票，90%的合格选民赞成希特勒接替兴登堡之位。自此，德国在纳粹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跌入了战争深渊。对此，希特勒本人当然应负首要责任，而将他奉上神坛的德国民众对此亦难辞其咎。“二战”结束后，困扰欧美学界的一大问题便是德国普通民众在纳粹崛起及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在20世纪60年代初“费舍尔争论”及1986-1989年“历史学家之争”中均有涉及该话题，最终在1996年的“戈德哈根争论”中达到顶峰。除却罪责，仍有一个问题引人深思：尚未走出“一战”阴影的德国民众为何会广泛接受纳粹主义，成为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1]。除“流氓本质的民族性”解释[2]外，学者们亦尝试从社会心理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即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非理性因素尤其值得深思。

(一)恐惧心理

从非理性因素来解释德国纳粹化的代表者是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德裔犹太人汉娜·阿伦特。1951年，阿伦特出版《时代的重负》一书，将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并列为20世纪两大极权政治；她从反犹主义、新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角度对二者的产生及运作机制进行了追溯和分析。

1958年该书再版，阿伦特增加了堪称全篇精髓的最后一章《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并将书名改为《极权主义起源》。在极权形成的诸多因素中，阿伦特见解独到地强调了恐怖的作用，将之定性为极权主义实质。她认为，制造大规模恐慌对实现极权统治尤为关键；甚至就连大屠杀也是一种恐怖政策，其目的绝非仅仅是灭绝犹太人，而是“夺取与行使权力”，使“全人类服从于它的统治”[3]579。她说，力量来源于人的共同行动；而恐怖瓦解了公共生活，使人们产生隔阂，沦为孤立个体，从而致使他们陷入政治生活的无能状态。更重要的是，恐怖还摧毁了私人生活。借助“逻辑暴政”(tyranny of logicality)使人们出于对自相矛盾的恐惧，产生“思维顺从于逻辑”的自我强迫[3]588-590，使个体不仅放弃了行动自由，更放弃了思考自由。这样，恐怖便斩断了人与人、人与现实的联系，同时，也失去了思维能力。人的多元性就此丧失，每个人都成了“大方向中的一个人”[3]581。对他们而言，“事实与虚构……真与伪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3]590。这正是普通民众取代纳粹党人，成为第三帝国理想政治主体的原因。

从恐怖政策寻求答案，并非阿伦特首创，她很可能是受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卡尔·考茨基的启发。早在1919年，考茨基便出版了《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将俄国共产主义同恐怖主义相提并论；批驳托洛茨基“必须使用无情暴力，将反抗者转变成效忠于新政权的服务员、技术员、管理员”[4]201的论调。在他看来，这种借助恐怖强权的统治并不会引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同过去的封建官僚政治毫无本质差别，暴利、投机、腐败均在其间滋长。工业资本主义至此已然发展为国家资本主义[4]202。阿伦特早期师从海德格尔与雅斯贝斯，受存在主义哲学训练；但之后亦与马克思主义学者有较多联系。1933年纳粹上台后，阿伦特辗转捷克斯洛伐克与瑞士，后流亡法国。在巴黎，她与折衷主义哲学家兼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本雅明建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其后她嫁给了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海因里希·布吕赫，然而，阿伦特并未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尽管都是以“恐惧”“恐怖主义”为核心，但阿伦特与考茨基的观点有本质上的不同，后者的理论仍是以唯物主义为支撑，前者则截然相反。

将德国纳粹化归结为恐惧心理的学者还有西德历史学家兼新闻工作者约阿希姆·菲斯特。1973年，他出版《希特勒》[5]，是继1952年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之《希特勒：暴政研究》后，20年来首部希特勒传记。20世纪70年代正是西德史学界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方面，西德左翼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的学说独领风骚，不仅引发波及全欧的学术论战“费舍尔争论”(Fischer Controversy)，亦引发德国民众集体对战争的反省；另一方面，主流话语体系开始出现一种“保守主义转折”，即从“解放”转向寻求“国家认同”[6]。《希特勒》便是应后一种潮流而生。菲斯特反驳了左翼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不应将德国纳粹化归结为经济因素。在他看来，真正促使德国民众接受纳粹主义的是“大恐慌”(Great Fear)，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早已使德国中产阶级成为惊弓之鸟；飞速的现代化进程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未来的忧惧。他们殷切希望回到过去，故而对异族尤其是犹太人心怀怨怼，认为正是犹太人开启了现代化的潘多拉之盒。因此，当德国民众发现希特勒理解这样的诉求且将之列为政治目标时，便狂热地加入了纳粹主义阵营。

虽然都是从恐惧心理这一非理性因素解释德国纳粹化，但阿伦特与菲斯特的观点却不同。阿伦特认为恐惧磨灭了个体的理智，使其淹没于集体之中，完全不自觉地接受了纳粹主义；而菲斯特则认为个体是在恐惧心理驱使下，自觉自愿地接受了纳粹主义。

(二)平庸与愚蠢

1960年，逃亡阿根廷的原纳粹党卫军陆军中校阿道夫·艾希曼被摩萨德特工秘密逮捕并押回以色列。次年4月，审判开始，阿伦特作为《纽约客》(TheNewYorker)特派记者，前往耶路撒冷听证了全过程。1963年，她出版了另一经典力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论平庸之恶》。在这本书中，阿伦特以艾希曼为个案，对德国纳粹化进程中普通民众的心态进行了分析[7]。

在审判中，艾希曼借助康德“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原则[8]，申辩自己只是遵循命令履行职责[7]135-137。对此，阿伦特驳斥道：艾希曼曲解了康德的理论。首先他忽略了“绝对命令”中的黄金准则，仅仅断章取义地强调“个体立法等同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8]402。其次他也未能正确认识“个体”内涵。康德对“个体”的界定是道德自我(Moral-self )；而艾希曼却将之理解为希特勒本人，唯其命是从。审判期间，以色列政府曾委托至少六位心理学家对艾希曼进行检查，结果显示其并无精神疾患或变态人格。其中一位学者甚至认为，艾希曼唯一的异常便是他极其平庸[9]25-26。阿伦特认为，这完全能证明纳粹主义绝非是所谓“与常人无关的精神病人的变态心理”。她坚称：即使在极权制下，个人的道德选择也可以存在。尽管个人在政治上无能为力，但其选择亦能在很大程度上挽救危局。艾希曼自愿追随“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却仍试图用“我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我无力扭转乾坤”等话语为自己开脱[7]136。阿伦特据此判定：艾希曼有罪无疑，并不是因为他丧心病狂，而是由于丧失了自我理性。“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至此提出。

阿伦特将此概念推广至全体德国人之间，用以解释普通民众接受纳粹主义的心理。她认为，极权政治下的个体不再发挥理性，未曾思考自己的行为或不作为会招致什么后果；而是俯首帖耳地顺从于强权或大众，随其流扬其波。阿伦特将此大而化之，指出正是这种个体理性的丧失导致了20世纪道德大崩溃，罗马尼亚等国在希特勒下发驱逐犹太人命令后自发残杀犹太人；而犹太领导人哈依姆·卢特考斯基不但无所作为，反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助纣为虐。阿伦特写道：“犹太领袖亲手将自己的同胞送至屠刀下。对犹太人而言，这实在是整个事态中最黑暗的一页。”[7]至此，阿伦特将理性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她在之后的两部著作中都提出：重建瓦解的道德，其关键在于反抗平庸之恶——个体在任何政治环境下都不放弃思考与判断[10-11]。如果说《极权主义起源》是在社会历史层面剖析德国纳粹化根源，那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则是从伦理角度解释了普通民众对纳粹主义或是自主支持或是逆来顺受的心理原因。1964年9月，在接受菲斯特的采访时，阿伦特再次提及此问题时，颇具感情色彩地将“平庸之恶”的根源由个体不思考上升为“个体彻头彻尾的愚蠢”[12]。

阿伦特除痛斥卢特考斯基为虎作伥外，亦抨击了普通犹太人：“犹太证人在法庭上不厌其烦地重复自己的血泪史，向全世界大倒苦水，这是整场审判的一大错误！”这样的激烈言辞引爆了舆论，阿伦特一时间也被视为犹太人的公敌。她的故交肖勒姆*肖勒姆(1897-1982 )，以色列历史学家、哲学家，出生于德国，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首位卡巴拉教授。就认为其观点背后深藏着对身为犹太人的耻感。因此，他指责阿伦特缺乏对本民族的认同与热爱。阿伦特确实曾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有较大认同困难，这在其处女作《拉赫尔·瓦伦哈根：一位犹太女性的生活》中便早有体现。相似的身份与气质使阿伦特对拉赫尔有极深认同[13]27-44。拉赫尔在绝境中“生为犹太人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耻辱与不幸”的悲叹亦是阿伦特内心挣扎的写照。因而阿伦特对此种指斥亦不否认，在给肖勒姆的回信中，写道：“你说得对，我并不为这类‘爱’所动。终我一生，我从未爱过任何一个民族或集体……我所爱的，唯有朋友。我所认可、所信仰的唯一之爱，便是爱人”[14]109。论战就此开始，最终，愤怒的肖勒姆宣布与阿伦特决裂。

可以看出，阿伦特的观点闪现着超乎民族情感的客观精神，令人惊叹。这亦是她所企盼的境界。然而，诚如当代法国女性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所言，深藏在此种客观精神背后的是阿伦特“精神双性恋”的特质(Psychic Bisexuality)——虽然她选择了最需客观精神的哲学与历史学科，但其观点却同时呈现出政治理论家应具备的冷静睿智，以及政治理论家在著述中不该带有的个人情感[15]。美国文学批评家亚当·基尔希更是进一步认为，阿伦特的观点充斥着“德意志性与犹太性的纠结”[16]，在他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源于阿伦特同海德格尔融合了师生、恋人、朋友的复杂情谊：书信为证，大时代中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数十年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相当程度上影响、塑造了她的观点[17]。1950年，阿伦特去往西德追寻战时失落的犹太文物，见到了阔别十七年的海德格尔。虽然她此前曾多次公开批评海德格尔支持纳粹，但这次会面却令她将之全部推翻。她满怀感情地在信中尽诉衷肠：“昨夜今晨之后，我的余生再无犹疑。”[17]正是基于这种重燃的爱意，阿伦特开始为海德格尔辩护，认为其哲学理念与纳粹主义无关；他为第三帝国效力实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被卷入政治洪流，无法脱身”[16]。直到十年之后，该观点才被攻破——美、德两国学者发现，海德格尔的哲学理论与其同情纳粹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种推导阿伦特自己原本可以完成，但她对海德格尔的爱使她自愿放弃了。

尽管如此，正是这种“德意志性与犹太性的纠结”使阿伦特的观点自成体系，没有流于其他任何一个学派。20世纪60年代正是费舍尔论战进展如火如荼及冷战高潮迭起之时，整个欧美学界围绕德国的罪责问题聚讼纷纷。费舍尔一派认为纳粹主义根植于德国的民族野心。格哈特·里特尔一派则认为纳粹掌权完全是国际环境压力所致。阿伦特此时另辟蹊径，从“理性思维的丧失”来寻求答案，这种答案本身便折射出理性的光辉。

(三)战责国家的历史反思

作为“二战”策源地之一，纳粹德国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但令世人钦佩的是，德国人在战后本着“克服历史”的理性思维，对自身的黑暗历史进行了彻底清算。1985年5月8日，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联邦众议院发表的反思演讲便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他告诫德国保守主义政客及民众“不要回避与美化本民族的黑暗历史，也不要片面地只强调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无视历史是非与因果关系，无视给其他民族带来的灾难。诚实地对待自我的不堪回首的罪恶历史，才是德意志民族摆脱历史噩梦、获得内心自由的唯一途径”[18]。在理性精神的引领下，战后德国的历史反思虽然经历了保守主义回流，但最终仍步入正轨，沿着中正、客观的方向前进。正是这样的态度使德国重新获得了欧洲以及世界的谅解与认可。

在经历了非理性带来的苦难之后，21世纪本应是理性、和平的时代。然而，日本作为“二战”东方战场首要责任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却与德国大相径庭，令人失望、担忧。在政府层面，战后日本在重新获得国家主权后随即推行大赦，相当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重新获得政府要职。这一点虽然在德国亦有发生，但日本的情况更为极端。同时，政府在教科书编纂方面或公然篡改史实，或在重要问题上闪烁其词，绝少秉笔直书。相反，以个人身份批判国家教科书政策的日本学者却得不到任何发言权。在学界与公众领域，战后的日本人民并未主动对那些发动战争的狂人进行追责；而是在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中讨伐那些他们认为对战败负有责任的人。就连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左翼知识分子研究的侧重点都更多集中于对天皇政体的分析，绝少涉及日本鲜血淋漓的近代殖民史；更遑论直面“二战”期间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残害。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渐呈复兴之势，近年来更是愈演愈烈。一直以来的“皇国史观”在新时期演绎为“安倍晋三史观”[19]，军国主义色彩愈加浓厚。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此历史性时刻，安倍晋三却于3月10日出席“东京大轰炸70周年”纪念活动，意图强调日本的受害者身份以淡化战责。这种狂热的非理性极大威胁了亚太区域的安全，使和平愿景变得缥缈脆弱。

(四)结语

德国纳粹化的进程充满了恐惧与拒绝思考的非理性因素。然而，战后的德国却秉持道义与勇气，重拾理性的火炬，烛照着自身的黑暗历史。正是在这种理性反思中，非理性的黑暗渐次退却，自由、和平的光芒再次普照。理性反思使德国获得了欧洲以及世界的谅解，这不仅给欧洲带来了和平，亦推动了德国自身的统一与经济腾飞。

在70年后的今天继续讨论德国纳粹化问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诱发战争的机制，反思对待历史的态度。“理解意味着有意识地检视和承担起本世纪压给我们的重担——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压下卑躬屈膝。简言之，理解意味着无论面对何种现实，总要坦然地、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3]2这样的论断为战责国家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污点提供了理论依据。背负历史包袱的国家如果再度拒绝理性，掩耳盗铃式地将污点与黑暗面视为“一种已死的重负，会被时间埋葬在遗忘中”[3]3，任由非理性因素继续主宰人们的意识，这必将再度引发灾难。

[1] 丹尼尔·约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2] 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Black Record:Germans Past And Present[M].London:Hamish Hamilton,1941.

[3]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M].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 Karl Kautsky.Terrorism and Communism: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M].Trans.W.H.Kerridge,London:National Labour Press,1920.

[5] Joachim Fest.Hitler[M].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trans.).California:Harcourt,1974.

[6] 范丁梁.复杂语境中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J].史学理论研究，2013(1):72-83.

[7] Hannah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M].New York:Viking Press,1963.

[8] Immanuel Kant.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s of ethics[M].Trans Thomas Kingsmill Abbott.Mineola:Dover Publications,2005.

[9] William Leonard Langer.The Next Assignment[J].In 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1958(63)：59-71.

[10] [美]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责任与判断[M].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1] 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p[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12] Hannah Arendt.Eichmann was Outrageously Stupid[C]//In The Last Interview:and Other Conversations,New York:Melville House Publishing,2013.

[13] 丁卫真.汉娜·阿伦特和她的〈拉赫尔·瓦伦哈根：一个犹太妇女的生活〉——思想的探索之路[D].开封：河南大学,2011：27-44.

[14] [法]克里斯蒂娃.汉娜·阿伦特[M].刘富成,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5] Julia Kristeva.Female Genius:Life,Madness,Words:Hannah Arendt,Malanie Kein,Colette:A Trilogy[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16] Adam Kirsch. Beware of Pity:Hannah Arendt and the Power of the Impersonal[J].The New Yorker,January,2009(12):1-89.

[17] 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Letters:1925-1975[M]//Ursula Ludz(ed.),Andrew Shields(trans.),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4.

[18] 景德祥.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的反思演讲[J].世界历史,2015(4):16-19.

[19] 乔林生.“安倍历史观”的特征及其影响[J].世界历史,2015(4):20-23.

(编辑：陈凤林)

The Non-Rational Factors of German Nazific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Reflection of the War Responsibility Countries

LU Xiao-na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Lanzhou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00,China)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Nazism by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lars has never been interrupted. Among the many factors of German Nazification, Nazism is generally accept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by the German people. The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Hannah Arendt focus on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levels and explain the problem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rational factors. Explaining German Nazification from the non-rational factors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war reflection of the war responsibility countries. A nation that launches a war due to the non-rational factors will bring disasters to itself and other countries; when faced with historical judgment, it should never abandon the nous and continue to have people’s consciousness dominated by the non-rational factors. If it chooses to escape from the fact by "forgetting" and whitewashes itself by tampering, a new disaster is sure to be induced.

Nazism; non-rational factors; war responsibility countries; historical reflection

2016-07-2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含中国抗战)档案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6KZD020)

卢晓娜(1991- )，女,山西河津人，兰州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外文明交流史的研究。

K516

A

1009-5837(2016)04-006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