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道德与审美的圆融——论朱光潜哲学美学思想的传统反思与现代建构

朱亚坤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认知、道德与审美的圆融
——论朱光潜哲学美学思想的传统反思与现代建构

朱亚坤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与哲学思想是交融在一起的，既是在用美学的话语来诠释哲学的思想，又是在用哲学的理论来提升美学的理论高度。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承袭了中国传统思想整体性的思维特点，认知深化、审美自由与人的道德完善具有一致性，进而肯定哲学、美学与伦理学在历史发展中也具有方法上的一致性，并通过对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独立性和方法规范性的建构，从审美的维度印证了中国哲学思想方法的科学性。

关键词：哲学；美学；思想方法；审美；科学;朱光潜

朱光潜作为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建构者之一，对中国美学由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型,以及现代美学走向自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美学思想的价值和地位是毫无争议的，但其思想并不单单表现在美学领域，冯契在编写《中国近代哲学史》时曾专辟章节讨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正是出于其思想对于中国近代哲学的价值和意义的发现。朱光潜的思想是借助美学学科的特殊地位呈现对古今中外文化的反思，从方法上来看,是借美学观照哲学，又借哲学来反思美学；从思想内容上来看，既有对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的继承发展,也有对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的借鉴改造，并通过融合艺术、伦理和哲学的相关理念，在反思和超越中将中国现代美学导向了哲学的美学、人生的美学和科学的美学。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不仅注重面向生活实践，而且还强调在审美自由中完成人的知识诉求和道德完善。

一、基础：哲学的美学

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虽然是针对艺术领域提出的，却在理论建构上超出了艺术领域的范围。“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1]“以技近道”，“以美论理”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艺术创作以及其作品所特有的方式已经不再能满足我们最高的要求；我们已经超越了奉艺术作品为神圣而对之崇拜的阶段；艺术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一种较偏于理智方面的，艺术在我们心里所激发的感情需要一种更高的测验标准和从另一方面来的证实。思考和反省已经比美的艺术飞得更高了。”[2]在西方知识话语体系中，美学与哲学关系的密切性不亚于美学与艺术，艺术在实践上为美学提供直观经验，哲学则在理论上给予美学理性提升。从整体发展上来看，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是沿着由认识论、经验论、实践论发展而来的，虽然不同时期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和判断，但都是在哲学和美学的回环往复、观照互动中生成的。其正是以哲学为理论基础，融合中国哲学侧重包容性、整体性及西方哲学注重明晰性的特点，在审美经验、道德言说与理性思辨之间找到了共同的语义场，使美学反思在艺术、伦理和哲学的维度展开。朱光潜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中国哲学对真善美的整体性追求是其美学思想的底色。而西方费希特、谢林将美学定位为艺术哲学的观念，对朱光潜美学体系的形成具有启发性意义，使其美学思想的展开立足于艺术实践。认知和审美发生时形成的“物”的观念是朱光潜透视中西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物”的观念主要集中在对意象理论的发展上。朱光潜前期对意象理论的改造主要集中在《诗论》和《文艺心理学》中，其间融入了距离、移情和直觉等相关西方理论来弥补中国古代意象理论明晰性和逻辑性的不足，而对意象理论的哲学路径的思考却集中体现在其后期思想中提出的物甲和物乙的区分上。“物甲物乙说”的提出在方法上借鉴了康德对物的二分，用物甲和物乙来区别经验界“物的形象”和超验的“物本身”的不同。“‘物的形象’是‘物’在人既定的主观条件(如意识形态、情趣等)的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所以只是一种知识形式。在这个反映问题的关系上，物是第一性的，物的形象是第二性的。但是这‘物的形象’在形式之中就成了认识的对象，将其做为对象来说，它也可以叫做‘物’，不过这个‘物’(简称物乙)不同于原来产生形象的那个‘物’(简称物甲)，物甲只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3]就概念的变迁来看，物乙是物的艺术形象，也就是意象。朱光潜虽然肯定现实经验中存在的心物的二分，但又立足于超越主客二分的高度，对此命题进行分析。心物二分是西方思想在理论上的逻辑预设，在西方美学理论中也有对审美经验中“移情”的认知，却是“以人与外在世界的那种圆满的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密切关联为条件”[4]，具有厚重的宗教情结。而在中国语境下，心-物虽然也是中国思想界关注的命题，但从主流思想上来看，都是从人的整体性出发，从人与物、人与自然的齐同性出发，是在天人合一的总命题下萌发的不同表达。心物的齐同与合一却是人道德修养上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人应世观物心灵的理想状态。象虽有物象(物甲)与意象(物乙)之分，但这种分类并不是意味着意象与物象的分离，而是彰显物象的实体性、呆滞性与意象的抽象性和灵动性的不同。物的背后虽然有“象”，但这个“象”不是康德用于区别现象界的“物自体”。康德认为现象界是通过人们的知解力能够被认知的，但现象界不是真实的存在，现象界背后还有“物自体”，“物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只能通过理智直观才能达到，但这种能力只有上帝具有，人是无法认识物自体的。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所谓的物象和意象只是借用不同的概念来区别思想中的不同样态，并没有实质上的物象和意象之分，也不存在人们常识中的现象或表象，认识现象就是认识本质。在朱光潜看来物甲作为客观物质基础，物甲对物乙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通过对物乙的意象的呈现才能达到对物甲的认识。物甲与物乙的区别在思想方法上，对于物乙的认知，除遵守社会普遍的认识法则之外，还必须发挥思维个体各自的独特性，需借助一种不同于科学分析、逻辑推理的方法——审美直观、艺术直觉的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百姓日用而不知”，但却是一种独立的思辨形态，也正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赖以建立的思想方法。物甲物乙说这个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将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与中国传统象思维、直觉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既借助中国传统直觉整体思维方法模糊物甲、物乙二元界限，又克服了中国传统思维笼统的物甲物乙不分的局限，最终通过情趣意象化和意象趣情化(境界)化掉物甲物乙的分别，使物甲和物乙都成为可以认识的存在，而朱光潜的物甲物乙区分的现代哲学价值的意义就在于此。

二、线索：“人学”的美学

美以审美主体为中心，美学以审美经验为出发点，而审美离不开人，美的主观性决定了美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人学”。中西文化对美学的不同理解和定位，关键取决于对于人的不同理解和定位。西方知识话语体系中的人是科学方法分析下存在的人，知、情、意有着明确的区分，并在研究上形成了专门的学科。而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样态中，人虽有圣人、君子、小人和大人等区分，但主要是基于伦理道德的维度对人修养层级的划分，作为“以身载道”的主体的人同时也是审美和认知的主体，知识的追求和审美的追求都是“成人”过程中不同维度的发展，就如《荀子·解蔽》载：“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成人”成就的是圆满的人，是集真善美于一体的人，这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上没有分门别类的研究，在发展中也没有明确的哲学、美学和伦理学的学科划分。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朱光潜发现了康德把审美判断力作为调节知识理性和实践理性、沟通自然和自由的理论对于中国美学的意义，把美学作为一种沟通调节其他相关学科的学问，在强调美学学科的科学性和独立性的同时，更强调美学对于其他学科的意义。“我原来的兴趣中心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美学成为我所欢喜的几种学问的联络线索。”[5]这一美学定位不仅契合了美学自身特质，也使美学有了广阔的发展和对话的空间。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正是以此学科定位为原点，集传统反思和现代建构于一身。这一反思是在西方美学理论和中国美学理论的对比下进行的，既表现出中国传统思想注重对心灵实践和精神表现的特质的承袭，又试图借助中国美学理论来解决西方近代美学理论现实中的发展困境。西方文明的起源是在知识论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文化在初始发展阶段却以家族伦理道德为中心，相对于西方强调美真的统一，中国更重视真美善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朱光潜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反思最终落实到了人生美学这个命题中，在使美学面向人学发展，也改变了审美在成为知识话语中居于感性阶段、初级阶段和低级阶段的定位。在“美学是人学”[6]的命题下，人生美学成为朱光潜整个美学体系的核心，这既是对西方美学强调审美经验中人的主体性的吸收，同时又是在审美经验中将先验超越的审美自由落实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本位，在美学的人文精神中构建善与美共存的思想空间。

朱光潜美学体系的建构基于对艺术的探讨，却离不开当时艺术学、美学、伦理学和哲学的发展走向。从其整体发展来看，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的重心经历了由对美的本质的关注向审美经验和审美对象的转移和变化，但“美学是人学”始终是其美学体系建构的线索。在人生美学的命题下，朱光潜弥补了中国美学在发展上对经验现象界的忽视，将美学的发展与生活实践联系，提出“人生艺术化”，“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等命题，使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既立足于本土文化的精髓，又在伦理向度下使中西文化有了会通的平台。人生艺术化命题的提出，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发展，既回归了艺术面向人、“美学是人学”的主旨，也在善与美的结合中实现了艺术直觉与道德实践理性在方法路径上的统一。这种直觉和道德实践理性的统一突出反映在他对克罗齐的艺术观的改造上。克罗齐的艺术就是直觉，是不包括道德实践的，而朱光潜则将艺术活动明确地进行了阶段划分，肯定在直觉(朱光潜称美感经验)前和后是有名理思考，有道德实践对形成直觉和反思起作用的，这扩大了克罗齐的艺术概念，使得审美和道德统一起来。而这种扩大的艺术概念和人生很自然地联系了起来，并成为人生美学得以生成的契机。人生美学的建立，旨在实现人的现世自由，这种自由既是审美自由，又是道德自由。在“美学是人学”的向度下，道德的完善在审美经验的生成中实现，审美自由在道德完善中圆满。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承袭了中国传统思想整体性的思维特点，认知深化、审美自由与人的德性提升具有一致性，但并没有否定艺术与道德的矛盾。某种意义上而言，他肯定的是哲学、美学与伦理学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方法上的一致性。实际上，朱光潜通过借助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美学学科发展和科学建构的方法价值，承袭了西方费希特、谢林将美学定位为艺术哲学的观念，借鉴了黑格尔对心物二元对立的消解，发展了克罗齐直觉的理论，通过改造康德的“物自体”，从而从一个超越的高度出发将美学、伦理和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既为中国哲学注重审美和伦理的文化特质提供科学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又借美学维度来对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进行现代诠释，这正是在西方美学思想方法参照下，将中国哲学的艺术精神与西方的艺术哲学思想进行会通。

三、方法：科学的美学

朱光潜对传统美学的反思是在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对现代美学的建构却是以科学的方法规范为起点的。方法的规范对于美学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美学的哲学本位和哲学的审美反思中，朱光潜曾明确提出“美学的特殊任务是对它的特殊对象找出种差，找出艺术掌握现实的方式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掌握现实的方式，不能以哲学代替美学”[7]，他虽然强调美学的哲学基础，但又坚持美学自身的独立性和科学性。朱光潜通过对中国哲学与艺术实践活动中的思想方法进行比较，发现了中国哲学与美学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中国哲学与美学相同之处是在思想方法上都强调直观，无论是对宇宙奥秘的探寻还是个体的道德完善和对审美自由的追求上都讲究方法上的直接性。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没有泾渭分明的哲学、伦理学和美学学科的区分，认知和审美中也常伴有价值取向，而在思想方法上，无论是认知还是道德修养和审美，都不重视方法和过程。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直觉与理性往往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无所谓高级和低级之分，直觉同样是一种本源性的能力。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先秦时期思想上就达到了令人瞩目的高度，但却没有过多的过程分析，讲究的是“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荀子·解蔽》)。这也形成了中国美学一直处于“有美无学”的窘境。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思想方法作为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最根本的条件，中国传统思想在方法论上的薄弱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一个非常大的障碍。相对于西方的理性认知、逻辑建构，中国传统思想在方法上强调的是“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里仁》)；“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及“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目击道存”(《庄子·田子方》)等对主体精神的张扬。直觉的思想方法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一直具有合法的地位，为中国传统思想提供了审美维度的反思和诠释的可能，这种直接性的本源认知能力在审美经验中虽然被肯定，但在思想认知领域，尤其是在西方系统性、科学性等自然科学方法的对比下更是备受质疑。这种直觉的思想方法，依赖于人们的直觉与体悟，除了遵守社会普遍的认识法则之外，还必须发挥思维个体各自的特殊性，不同事物之间在外部形态上的不同往往会因为不同的思维主体、不同的思维条件而发生变化。

朱光潜生活在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对中西文化都有着充分的了解和认知，又看到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方分析方法的参照下呈现的窘迫，并发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在审美维度反思的科学性，从而试图借助哲学的向度建构美学的理论基础，借助伦理向度彰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借助科学向度对中国美学、中国哲学进行科学规范，在世界文化语境中既营造了中国文化独立而合法的语境，同时又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美学思想一直被认为影响着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朱光潜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美学命题都能看到受克罗齐美学思想影响的痕迹，他也被称为“中国的克罗齐”。克罗齐将心灵作为真实界，但心灵活动是有阶段性的。在知解和实践两个维度下，知解阶段分为直觉和概念，直觉所达到的是个别事物形象的知，概念是对诸事物关系的知。克罗齐承袭了知识论中对概念的认识同时又将直觉提升到与概念相同的地位，将美学理论完全独立起来，将其定位为知的来源之一。整个的真实界就是心灵界的知行两阶段，直觉、概念、经济、道德四度循环生展的，美学的出发点是直觉，克罗齐将美学置于与哲学同等的地位，将美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构，并将直觉定位为一种本源性的认知能力，使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获得了真正的独立性。朱光潜借鉴了克罗齐对直觉的定位，但也发现了克罗齐直觉表现理论中存在的不足，克罗齐将直觉与理智完全对立，试图消解黑格尔没有完成的对心物二元论的消解，但朱光潜认为克罗齐依旧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其根本之处就是没有区分哲学直觉和艺术直觉。艺术直觉与哲学直觉的不同在于艺术直觉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是熔知觉、直觉和概念于一体的。审美经验中艺术直觉与精神表现具有同一性，这也从侧面验证了肯定艺术直觉这种思维方法的科学性。同时，这一命题的证实又是借美的本质的问题展开的，“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但这种关系并不如康德和一般人所想象的，在物为刺激，在心为感受；它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在美感经验中，我们须见到一个意象或形象，这种‘见’就是直觉或创造；所见到的意象须恰好传出一种特殊的情趣，这种‘传’就是表现或象征；见出意象恰好表现情趣，就是审美或欣赏”[8]。朱光潜在诠释中国哲学美学作为一种心灵实践的历史结论时，通过对美的本质的探讨，借助审美经验作为精神表现为知识理性和价值理性建立的统一提供了理论支撑。他在后期提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借助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索，不仅指出了心物在审美经验中的同一性，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方法的直观性借助美感经验中的艺术直觉的方法论证，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依据。“朱光潜的美学研究方法可谓是情感经验与科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具体又表现为经验与逻辑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结合、艺史结合(从艺术经验出发，以史为纲的整体观照)等方法。”[9]

朱光潜美学思想的现代价值不仅表现在比较中西哲学和美学的观点上超越了传统认识，更表现在对中国美学、中国哲学的学科科学性和方法规范性的建构上有着积极的建设意义。中国哲学的审美特质在西方将美学定位为感性学的背景下，科学性饱受质疑，在朱光潜看来“严格地说，美学还是一种知识论。aesthetic这个词译为美学还不如译为直觉学。因为美字在中文中是指事物的一种特质，aesthetic在西文中是指心知物的一种特殊活动，其意义与intuition极相近”[10]。感性在西方知识话语体系中，意味着低级的、有待理性提升的阶段，感性经验虽然作为知识的来源，获取的经验却是粗糙的，只能作为理性经验的材料。在这种语境中将美学定位为感性学则有否定审美和艺术活动的真理性的嫌疑，而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样态已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在方法上，科学认知和审美活动有所不同，科学认知重理性分析，审美活动重直观，但在认识论领域，科学认知与审美活动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审美活动比科学认知更具有独立性，科学认知的进行以审美经验中直观的方法所获取的认知判断为出发点，科学认知与审美活动只存在认知维度上的不同，而不存在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本质差别。“在人类经历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可能找出审美经验：它开辟通向科学和行动的路径。原因是：它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与万物混杂的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的这一点上；自然向人类显现出真身，人类可以阅读自然献给他的这些伟大的图像。在自然所说的这种语言之前，逻格斯的未来已经在这相遇中着手准备了。创造的自然产生人并启发人达到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哲学偏重选择美学的原因，因为这样它们可以寻根溯源，他们的分析也可以因为美学而变得方向明确，条理清楚。”[11]中国哲学思想是多维度的，美学维度、价值维度、反思维度、科学维度、实践维度是交织在一起的，其中美学维度是最具中国哲学精神特质的方法路径。朱光潜通过中国哲学在思想方法上与美学的相似之处，承袭了哲学美学的西方美学学科定位，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反思中国哲学，通过中国哲学思想方法的美学维度的诠释来获取中国哲学思想方法的科学性，这在中国哲学方法的现代建构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2]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3.

[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五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43-44.

[4]沃林格.抽象与移情[M].王才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4.

[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八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399.

[6]陈继法.朱光潜的美学——及其悲剧命运与悲剧精神[M].台北：台北晓园出版社，1992:299.

[7]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十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183.

[8]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346-347.

[9]宛小平，张泽鸿.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71.

[10]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三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403.

[11]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M].孙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8.

(编辑：陈凤林)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Cognition, Morality and Aesthetic——On the Reflection on Tradition and Modern Construction of Zhu Guangqian’s Philosophical Aesthetics

ZHU Ya-kun

(DepartmentofPhilosophy,AnhuiUniversity,HefeiAnhui230039,China)

Abstract：Zhu Guangqian’s aesthetic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blend together, which means using aesthetic discourse to interpret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philosophical theory to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height of aesthetics. Zhu Guangqian’s aesthetic thought inherits the holitic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among which cognition deepening, aesthetic freedom and human’s moral perfection are consistent and positive philosophy, aesthetics and eth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lso enjoy consistency in metho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independence and method standard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Zhu Guangqian confirms the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aesthetical dimension.

Key words：philosophy; aesthetics; way of thinking; aesthetic; science；Zhu Guang-qian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6)01-0048-05

作者简介：朱亚坤(1981- )，女，安徽阜阳人，安徽大学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朱光潜与克罗齐美学思想比较研究”(yfc100096)；安徽大学素质教育精品课程“哲学方法与思维智慧”(J18540013)

*收稿日期：2015-12-08